第二章 广东社会与留学美国

广东人留学美国，开始于1847年1月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人容闳。

留学美国起先只是由美国传教士临时起意，教会学堂学生响应的偶发性事件。19世纪70年代，随着派遣幼童留美运动的兴起，留学美国逐渐向制度化转变，但亦属昙花一现。庚款留美运动的促成使得官派留美制度基本成型，与自费留美、各省公派留美、各学堂公派留美彼此相合，经过晚清、民国几届政府调整变化，到民国中叶留学美国最终完成其制度化的过程，成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制度。广东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地区，是近代留美运动的发源地、示范地、兴盛地。无论是幼童留美、庚款留美，还是省费、部费留美，自费留美，广东人的身影始终络绎不绝。广东留美运动是中国近代留美运动最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广东留美运动的蓬勃发展显示了近代广东敢为人先、尚新图变的文化内涵。广东留美运动的蓬勃发展锻造了一个数量庞大、人才济济的留美学生群体，他们是近代岭南先进文化的代表，对广东地方社会、中美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广东人美国留学教育概述

无论从绵延的时间还是从历史影响看，广东的留美运动无疑是广东留学教育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以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为标志，广东的留美教育正式翻开了第一页。1872年开始的幼童留美，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美国的先河，84名广东幼童加入了漂洋过海的行列，创造了留学史上的奇迹。19世纪80年代以后，幼童被撤回国内，赴美留学一度中断。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留美教育陷入低潮，除了少数官派生外，留美教育主要靠自费生支撑。广东买办、侨商众多，自费留学此起彼伏，在低迷不振的留美情势中格外引人注目。20世纪之后，在庚款留美倡议的引导下，留美教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广东由于在庚子赔款的摊派中所占份额较多，自然持有较多的留美学生名额，自1909年广东6名青年考取庚款留美资格到1943年最后一次全国考选，广东共选派187名留美学生，人数居全国前列。另外在北洋初年的稽勋留学、中央部费、地方省费等各种形式的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中，广东省继续积极探索与总结，形成了此后广东留美教育的基本格局。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留美教育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留美教育经历了曲折复杂、高潮跌宕的过程。

晚清广东留美教育的产生和推进遵循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广东作为一个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具有自身社会历史发展特征和自成系统的历史地理单位”，独特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征使广东的留美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对近代广东留美教育历史的深入了解和认识，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清晰展示广东在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承担的独特历史使命，以及源远流长、意蕴深厚的岭南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势下开创的新格局。

1．珠江口岸的美国梦：广东人留学美国的时代背景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国际战争中屡遭败北，“创巨痛深”，朝野上下纷纷主张变法图强，培育人才。国人有感于中西方文化形势的逆转，开始走出国门，竞习西学。政府迫不得已，也派遣留学生，留学深造，学习西方科学。这是留学教育在近代中国兴起的时代背景。

从历史上日本留学生、新罗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唐文化，直至当代世界范围内的留学交流，其中隐含的留学目的基本一致，即希望留学生“在出国之后，能够尽量观察别国富强康乐的原因所在，学习其优良学术和技能，以期在将来回国服务时，能斟酌自己国家的民情、风俗、环境，提出最妥善的改进办法，使自己的国家蒸蒸日上，与他国并驾齐驱，以增进国家民族之幸福”。

出国留学与国人了解留学目的地和对西学的认识积累是分不开的。中国早期的留学人物多出自广东，最早的自费、官费留学生都是远赴美国，这可从广东与美国的历史交往探究原因。

广东自古是中国海上贸易和移民出洋最早、最多的省份，早在1788年，广东就有一批华人船工，木工、金工和海员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招募到美洲西部海岸，利用那里的森林木材造船，这是目前所见广东人抵美的最早记录。1815年，又有一个来自广东的厨师在美洲西海岸皈依基督教。1820年，美国移民委员会第一次记录到一名中国人到美，在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大约有十多名广东人到美，其中包括容闳等三名留学生。总之，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人已多次踏上美洲的土地。

近代以来，中美之间交往逐渐增多，广东出现了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这为彼此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桥梁。除了办教育外，传教士还在广州、澳门等地创办中外文报刊、开办新式医院，这些直接、间接的文化活动刺激岭南地区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开眼看世界，同时也在岭南造成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社会心理氛围。鸦片战争前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我们从广东地区的知识分子、思想家的著作中可以了解时人对美国的印象和认识。

广东著名学者梁廷枏是近代史上最早倡导“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先驱之一。鸦片战争后，他采集海外旧闻和外国人写的有关资料认真进行研究，先后编写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图说》、 《合省国说》、《兰仑偶说》，这四部书后来合编在一起为《海国四说》。其中《合省国说》是中国第一部介绍美国国情的专著，在书中，梁廷枏对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的德行和能力非常看重，说华盛顿“为人公正自矢，不事福威，不辞劳瘁”，即使卸任，也仍旧“常以暇日率官绅人士与农并力耕作，国人传为美谈”。梁廷枏对美国的民主体制也自有观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香山人郑观应在1875年所撰《易言》中进一步主张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他认为：“美国秉信守礼，风俗庞厚，与中国素无猜嫌，当相与推诚布公，立敦和好，有事则稍资臂助，无事亦遥藉声援。”尽管他们对美国的认识明显带有理想化的想象成分，但是其思想和学说表明鸦片战后中美文化交往即将跨入一个新阶段。

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教育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密切相关。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更注重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对中国教育的渗透。在他们看来，“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是受到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在中国，“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在社会上所能起的影响极其有限。而一个精通地理学、物理学、植物学、化学和天文学知识的人将取得良好的声誉和影响”。如果能培养一批亲近美国的知识分子，它可能比“迄今为止任何陆海军事力量，或最兴旺的商业之刺激，或所有其他手段联合起来在特定时间里所产生的效果还大得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美国采取吸收学生到美留学和在中国办学堂参与中国教育两种方式，传教士在此过程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1830年2月，美国传教士稗治文在广州创办了贝满学校，这是美国传教士在华建立的第一所学堂，但由于学校规模小，开办不久就关闭了，没有发挥什么影响。1839年，由英商、美商赞助的马礼逊教育会为纪念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办了马礼逊学堂，来自美国的布朗长期担任学校校长兼教师，学生多来自澳门周边地区。1842年学校迁到香港，学生人数逐渐增加，生源也日益广泛。作为一所有着宗教背景的学校，其不言而喻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但学校也为中国提供了西方文化的教育。1844年，美国通过《望厦条约》取得了在通商口岸设立礼拜堂的权利，美国传教士借机在华开办若干学校。1868年中美签订《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七条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打开了美国传教士在中国自由办学的道路。从此，美国教会学校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据统计，到清末，美国传教士在广东创办的教会学校已有35所。

继美国传教士在广东沿海地区设立教会学校、参与中国教育之后，广东沿海零星出现了若干青年到美国留学的现象，起初留学的青年都是得到美国教会资助的。1868年中美签订的《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为中国留学生赴美提供了条约依据，也是清政府派遣首批官费留学生去美国留学的重要原因。

除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欢迎态度外，美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也是其能吸引中国学生前去留学的外因之一。

美国高等教育起步并不早，在殖民地时期，全美只有九所高校，且多是教会学校或私立学校。独立后，美国高等教育逐渐摆脱英国和教会的控制，州立大学纷纷出现，到内战以前，全国27个州已有25个建立了州立大学，大学的教学内容也开始削减古典科目而重视实际知识。南北战争后，美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为适应社会需要，高等教育渐渐重视实用的农工科学技术，理工大学、农业大学纷纷涌现。同时，向德国学习，美国大学开始重视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研究生的培养，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模式。据统计，到1870年，美国的高等学校已达563所，到1910年发展到近1000所，入校学生总数有33万人。而相比之下，中国除了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少数语言学堂、技术学堂、军事学堂外，到19世纪末，教育系统的主体仍然是各级府州县学，教授的内容仍然是脱离实际的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896年才出现，而真正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公私立大学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

由于前述各方面条件的促使，晚清岭南地区的留美教育成为中国近代留学运动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2．广东人留学美国的历史过程及分布情况

在近代广东的留美运动中，有三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点。

第一个是1847年容闳、黄宽、黄胜在教会资助下，赴美留学，开启了中国人留学美国的新篇章。其中容闳在美国完成了大学教育，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取得学士学位的东方人。尤其意义重大的是，为了让下一代中国同胞享受到和自己一样的教育权利，容闳策划并最终实施了四批中国幼童官费留美，奠定了中国学生赴国外留学、研究高深知识技术的教育基础，开创了我国新教育的先声。

第二件是在1872～1875年的四年间，84名广东幼童先后考取官费留美资格，在美国接受正规教育，由于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及美国排华风潮的影响等，1881年全部幼童中断学业凄然回国，但他们当中涌现了中国最早的工程师、铁路家、电话工程师、矿冶及海军专才，成为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的早期桥梁。

第三件是1909～1929年，广东籍学生考取庚款留美资格，大多数获得了美国大学硕士学位、学士学位，还有少数是博士学位获得者。他们学业出类拔萃，满怀爱国之情，积极宣传民主、科学思想，为国家建设和中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幅员辽阔，以东西论，可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南北而论，可分为南部、北部。东部是美国的文化中心，大学最多、中国留学生最多；西部距离中国最近，有中国学生最早。随着中国学生到美人数逐渐增多，在中部求学的人也日益增加。

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多选择著名学校，美国东部著名学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都是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光绪年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记录21名广东籍留学生，其中3人就读于位于纽黑文的耶鲁大学，10人就读于旧金山附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人就读于斯坦福大学，1人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还有数名散居在芝加哥、哈佛、费城等地，入当地的中等学校。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课程高深，声誉卓著，我国留学生肄业于该校的不乏其人，据统计，1914～1915年，有13名学生毕业，其中包括3名广东籍学生：陈焜、方御友、卢维溥。庚款留美持续时间长，经费充足，人数众多，是广东留美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美国多习理工科，广泛分布于美国各大高校，除了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外，还有凯斯西储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鲍登学院、阿尔弗雷德大学、阿勒格尼学院等专在某一领域的中小学校。总之，随着留美人数的增多，美国的大小学校均能看到中国留学生的身影。虽然分布分散，但留美生素有团结精神，大学内会社众多，如“哈佛大学的会社就有百数十计，文学有会、运动有会、出报有会、专门有会、演戏有会、宗教有会，以至同省及旧同学等皆有会”。会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沟通联络、交流感情、互相帮助的作用，也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凝聚力精神。

3．广东留美教育的特点及产生的影响

广东留美教育在近代留学教育史上地位显著，影响深远。

首先，广东是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原发地，涌现了众多近代留学的先锋。“海禁初开之时，广东值交通之冲，故求新学最早”，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广东香山人。1847年他赴美留学时，中美两国还处于对彼此极不了解的状态，在耶鲁大学毕业时，容闳确立了用西方文化振兴中国的政治追求，即说服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接受美国的教育。容闳不仅为大洋两岸相互隔绝的两国架起了沟通的桥梁，而且奠定了中美文化沟通的基础。容闳从美国回国后，为振兴中国，全力促成了幼童留美。幼童留美是中华创始之举，古来未有之事，它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河，为接下来的留学教育，尤其是间隔五年后的留欧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化交流史上，幼童留美加强了中美文化交流，留美幼童在中西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下，形成了半中半西的文化人格，在此过程中，中美文化在相互选择、冲突与碰撞中，实现着彼此的交流和传递。在对西学的吸收上，他们是承受者和集成者。在对中学的新建中，他们又是先驱和开山者。他们身上，既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烙印，又承载着先进资本主义文化的精华，所以或多或少发挥着西学东渐使者的作用，为中国教育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对教育近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广东在这一开天辟地的留学活动中大放异彩，四批留美幼童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创造了留学史上的奇迹。尽管由于这一计划的中途夭折，幼童在学业上留下了半途而废的遗憾，但他们都在近代中国的时代变迁中找到了各自的人生位置，促进了自然科学思想的高涨，推动了近代工业建设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美文化的沟通。

其次，广东留学生涌现出了众多近代中国社会的伟人和风云人物。孙中山是广东籍的历史人物中，对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贡献最大的人，他是中国的民主共和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被称为“国父”。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他制定的政纲是全面推进中国近代化的理论和方案，他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中国献出了全部精力和智慧，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的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唐绍仪是第三批留美幼童，留美回国后，一度在封建宦海中随波逐流，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投身于缔造共和的伟大事业中，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内阁总理，是民主共和的功臣、反对专制复辟的护国志士，创造了人生最辉煌的事业。此外，内阁代总理蔡廷干，外交总长及交通总长梁如浩，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高级顾问容星桥，铁路总办钟文耀，外交官欧阳庚，大学校长唐国安、蔡绍基，著名律师张康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及金融家宋子文，对20世纪中国具有不可思议影响力的宋氏三姐妹，著名政治学家陈之迈，在近代学术界取得卓越成就的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兄弟等，形成了广东近代历史上的人才群，他们无一不在各自的领域里，以出色的成就诠释着站在时代前列的近代广东文化内涵。

最后，广东是近代留美教育的大省，留美生人数众多，成绩骄人。20世纪之前，留学美国者，广东人十之八九。新政以后，江浙人渐渐增多，但总人数与广东相比，仍逊色很多。民国以后，因为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公费留学逐渐衰落，自费留学成为主流。广东社会经济发达，华侨众多，是自费留学生的主要输出地。总体看，广东留美教育远超其他地域，持续保持相当规模，始终是中国留美教育的重心。留美学界素有好学之风，除幼童留美中途夭折外，其后到美国的留学生多入大学，入大学者皆术有专攻。根据1917年、1918年所汇编的《游美同学录》，有35人获得博士学位，其中广东籍学生有7人，他们的留学学校和博士论文题目分别是：司徒尧在康奈尔大学，论文题目是《警察权及市区规划》；梅华铨在纽约大学（无论文）；刁庆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论文题目是《近世医学之急需》；徐墀在哥伦比亚大学，论文题目是《铁路问题》；陈锦涛在耶鲁大学，论文题目是《社会流转货币论》；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论文题目是《孔门理财学》；陈兆焜在哥伦比亚大学，论文题目是《中国赋税沿革考》。众多留美生回国后部分回归家乡，部分活跃于祖国各地，他们是近代中国经济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推动者，显示了广东作为近代留美生的模范区域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和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