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融合”是当前描述媒介系统特征和发展趋势最为重要的关键词。“媒介融合”所指涉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媒介技术、媒介形态和传媒产业的领域。更值得关注的，是媒介融合的外部性所带来的媒介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系统关联和互动方式的深度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催生着新的制度和政策需求，推动着媒介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本研究尝试借助制度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博弈论等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我国媒介融合的相关制度和政策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本研究以对媒介发展与媒介制度演进规律的分析为逻辑起点。技术和制度是媒介系统演化的关键要素，媒介自身的发展又是媒介制度演进的内生动力。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驱动着媒介融合及媒介系统的一系列变化，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引发了既有媒介制度和政策的不适应。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力量的主导下，我国媒介制度经历了三次较为重要的改革。目前，形成于大众媒介时代的制度体系成为制约媒介融合发展的制度困境和障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英、日、韩等国家先后从转变治理思路、调整监管机构和建设法律体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媒介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尝试，并普遍采用了放松管制、融合监管的措施。但“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协调市场利益与公共利益？”仍是各国媒介融合制度设计所面临的难题。

从主体间博弈关系变化的角度来看，媒介融合打破了既有媒介制度下形成的相对均衡状态，改变了利益群体的主体构成及其制度偏好，从而引发主体间围绕利益分配格局展开新一轮博弈。政府、媒介、企业、公众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过程是权力与实力的较量和成本与收益的反复权衡过程，其“策略解集”对中国媒介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具有决定意义。

基于对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媒介融合现状及其他国家实践经验的分析与判断，本研究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进入矛盾凸显期、经济发展进入结构调整期的现实环境下，中国媒介融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应以“平等”“安全”“效率”为价值取向，以合理媒介体系的建构、公民媒介素养的提升和有效治理模式的探索为目标。通过厘清政府部门的结构与职责、制定技术和服务标准、建设法律和自律体系等多层次的制度安排重新设定融合时代中国媒介运作的规则，并通过政策的调整与创新对媒介发展进行行动指引。

关键词：媒介 媒介融合 媒介制度 媒介政策 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