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媒介融合的端倪始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发展过程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撒切尔、里根时代形成历史性的耦合，这就使得媒介融合在世界范围内呈现类似的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特征。

美、英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率先进行了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制度设计和改革，有效地释放了传媒及信息行业的市场活力，成为许多国家参照和效仿的典型。然而，在此凸显“效率”的制度框架下，资本力量与政治力量迅速结合，媒介资源、信息资源的集中度，意识形态话语的单一性问题不减反增，不同阶层、利益群体所期待的公平性、多样性的媒介信息服务并未实现。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借助超大型传媒集团和ICT 公司的力量，利用宽松的政策环境，在全球媒介和信息资源生产、分配的新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持续加强对他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干预度。21世纪以来，对“放松管制”政策的反思和检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经历“9·11”“次贷危机”“棱镜门”等涉及多个国家政治、经济、信息安全的重大事件后，“重回监管”的趋势也开始显现。

今天，中国的媒介融合进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信息传播技术驱动下媒介系统与社会政治、经济系统整体演进的宏大图景。中国媒介融合制度选择与设计的困难不仅在于媒介融合所涉及利益主体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更在于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经济改革和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当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引起的诸多矛盾开始聚焦于社会公平时，媒介资源和权利在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媒体之间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也日益突出，媒介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性集中显现。中国既有的媒介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媒介融合的制度选择又发生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初始制度选择的强大惯性和制度改革成本、收益的不可预知性导致中国的传统媒体体制改革谨慎而艰难，新媒体制度建设无力而迟缓，以至于目前尚无一部法律能够作为处理和应对新媒介、新问题的依据。当前，涉及媒介所有权、系统结构的深层融合仍然有待制度层面的破题，政府、媒介、企业、公众等不同主体越来越强烈的权利主张正在持续转化为明确的制度需求。能否建构合理的媒介融合制度体系，不仅关系媒介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更涉及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王润珏博士的著作《媒介融合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在政治学、社会学的框架之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和思考。全书以媒介发展和媒介制度演进的基本规律为出发点，充分关照了中国媒介融合及社会经济改革的现实，并以开阔的视野对美、英、日、韩等国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比较与分析，集中讨论和研究了中国媒介融合制度和政策的需求与供给、价值取向、基本框架和实现路径，正面回应了我国媒介发展的现实需求。逻辑推理与事实论证的结合使其研究兼具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

媒介融合是一项涉及多主体、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且仍然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媒介融合的制度研究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而更具复杂性。学者对此类问题研究的目标往往不在于对真理的追求，而是以独立的视角对现实问题给予思考和回应，并期待激起更多思想的火花，以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

胡正荣

2014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