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上的塔吉克斯坦：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

文丰

摘要：在塔吉克斯坦的权力结构中，“权力分享者”日益沦落为“少数派”，引起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而伊斯兰复兴党近期出台的社会帮扶计划似乎有与执政党争夺民心之嫌。塔吉克斯坦是中亚唯一的伊斯兰政党拥有合法地位的国家，这也成为拉赫蒙总统试图走“世俗—伊斯兰”中间道路的支撑点，同时也可能是伊斯兰激进主义重新崛起的支点。

关键词：塔吉克斯坦 世俗化 伊斯兰化

中亚国家或多或少地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影响，而塔吉克斯坦近期则遭遇了内战结束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挑战：腐败导致的贫困驱使人们通过宗教寻求公正，日益腐败的政治体制使得政府对整个塔吉克斯坦社会的控制能力日益弱化。塔吉克斯坦现存的权力结构正面临解体，拉赫蒙总统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拉里·巴达赫尚之间的矛盾时隐时现，导致了塔吉克斯坦国内伊斯兰化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激进主义可能成为这个国家的主要问题。贫穷、腐败、基础设施的匮乏、被边缘化的前军阀和精英分子将会为伊斯兰的激进化大开方便之门。

一 塔吉克斯坦日益浓厚的伊斯兰氛围

伊斯兰教在塔吉克斯坦通常也被分为多数的逊尼派（95%）和少数的什叶派（3%），而两派又可进而细分。逊尼派包括哈乃菲派和瓦哈比派，以哈乃菲派占多数。什叶派包括伊斯纳·阿沙里斯派和伊斯玛仪派，前者是原教旨主义派别。伊斯玛仪派信徒集中分布在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瓦哈比派信徒集中在加尔姆州科希斯坦地区的卡拉特钦。哈乃菲派信徒和伊斯纳·阿沙里斯派信徒散居全国。

塔吉克斯坦大多数人信仰逊尼派。“二战”以前，他们是苏维埃政府进行反宗教、建设“无神论社会”运动的目标。战争期间，苏联的反宗教运动略有松动，穆斯林们被允许处理自身事务。当时的宗教人士都是政府选派的，用于管理宗教事务，作为国家推行共产主义的补充。赫鲁晓夫时期反穆斯林运动达到顶峰。“苏维埃化的”穆斯林成了主流，而激进分子则采取一些手段掩饰他们真正的特性，以拒绝同化，等待着机会打击、报复那些“将伊斯兰出卖给共产主义”的人。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认为，1992～1997年塔吉克斯坦内战的思想根源事实上是共产主义、伊斯兰、民主主义三种竞争的意识形态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

独立以后的近20年里，塔吉克斯坦的宗教复兴势头日甚，兴建了大量的清真寺，每年都有数千穆斯林赴麦加朝觐，许多宗教节日成为合法的公共节日。这个国家至少有20个官方的宗教学校和1所伊斯兰大学。另外数以百计的学生远赴伊朗、巴基斯坦、埃及、沙特等国的宗教学校学习。

2010年8月底，塔吉克斯坦教育部撤销了派遣10名学生去巴基斯坦宗教学校学习的任务。9月8日，塔吉克斯坦政府禁止国民因宗教原因赴伊朗、巴基斯坦等国。9月4日塔吉克斯坦政府暂停了一架飞往德黑兰的航班，这架飞机中有一些塔吉克斯坦学者以及学生准备去伊朗进行宗教教育交流活动。教育部官员声称，政府的决定源于对此次活动目的的怀疑。这71名乘客是塔吉克斯坦驻伊朗大使馆举报的，塔吉克斯坦教育部官员质疑道，“如果他们确实是参加教育计划，为什么不向教育部报告呢？”。官方声称有2000名塔吉克人经政府批准在海外学习宗教。而据当地媒体估计，数以千计的学生私自出国学习宗教。据估计，仅在巴基斯坦宗教学校中就有近4000名塔吉克斯坦学生。官方一再声称，目前活跃在东部地区的外国武装人员多数是非法宗教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塔吉克斯坦驻巴基斯坦大使多次敦促关注那些在地下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已经受到了极端组织的控制。

盖洛普（Gallop）2010年8月的一份调查显示，85%的塔吉克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只有12%的人表示宗教不重要。这一数据显示，塔吉克斯坦已经成为中亚对伊斯兰教最为虔诚的国家。在北方的苦盏等地，穆斯林对教法的依赖程度也迅速加大，而在政府控制力较弱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沙里亚法的影响已远超世俗法律。据塔吉克斯坦学者分析，伊斯兰教法在塔吉克斯坦的普及原因有二。其一，政府机构的官僚作风和腐败行为猖獗，使得民众处理问题的成本大幅提高。其二，很多人认为教法比法律更接近于人的天性，处理方式更为温和、灵活。

2010年9月7日，“塔吉克人越来越倾向于用沙里亚法处理家庭事务和解决分歧”，2010年10月6日自由欧洲网站报道，伊斯兰教名成为塔吉克斯坦的新时尚。民众对宗教的热情正在高涨，6～12岁的儿童也常常出入附近的清真寺。塔吉克斯坦政府感受到了来自宗教的强大压力。9月，塔吉克斯坦伊斯兰乌里玛委员会（亲官方的独立宗教组织）敦促伊玛目不要在清真寺里向学生和儿童传道。

拉赫蒙总统认为，从外国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敦促家长们让在国外宗教学校学习的孩子们回国。“我们要开办自己的宗教大学，培养自己的毛拉。”“否则他们（在国外学习宗教的学生）中的大部分将在5～10年内变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他们不仅在那里学习宗教，他们还会在国内给政府和国家制造麻烦。”2010年12月，为了制定一部名为《父母抚养子女责任法》的法律，拉赫蒙总统号召国民参加全民大讨论。

然而拉赫蒙总统的世俗政府却因近年来限制宗教活动而面临西方媒体的强烈指责。安全部门经常对清真寺和一些私人住宅进行突击搜查，意在阻止毛拉们的非法宗教活动。官方已经宣布在公共机构和学校戴面纱、裹头巾违法。

二 伊斯兰复兴党的“群众路线”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是中亚唯一的获官方认可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复兴党作为抗衡塔吉克斯坦共产党的力量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崛起。塔共在90年代控制着苦盏和库利亚布。而伊斯兰复兴党的基地则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加尔姆州和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这两个地区在政府里的代表属于少数派，并不能从这些职位中获得利益。伊斯兰复兴党的目的是推翻塔共统治而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迫于政府的强大压力，伊斯兰复兴党与其他一些反对派组织在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组建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争取政治经济权利。1992年年初的反政府游行之后不久，内战爆发。拉赫蒙总统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的支持下对反对派联盟的武装组织施加强大压力。反对派武装被迫遁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保存实力，一部分遁入地势险要的塔伊边界地区。1997年，执政党与反对派联盟签署和平协议实现和解。根据协议，反对派联盟将获得30%的政府职位。然而，自协议签署以来，拉赫蒙总统逐渐被他视为潜在权力竞争者的前反对派领导人边缘化。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于总统办公室，而办公室人员多为拉赫蒙总统所属的库尔雅比部落成员。

2010年2月28日，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下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总数为63席的下议院中，执政的人民民主党（PDPT）获得了55个议会席位，其中人民民主党获得43席，人民民主党支持的独立候选人获得12席，而亲政府的农业党（APT）、共产党（CPT）、经济改革党（PERT）各获得2席，伊斯兰复兴党（IRPT）是唯一的进入议会的前反对派政党，仅获2席。民主党（DPT）、社会民主党（SDPT）、社会主义党（SPT）没有获得席位。

2006年，45岁的穆希丁·卡比里（Muhiddin Kabiri）成为伊斯兰复兴党领袖，他是一名很有宣传头脑的商人。与其他政党不同，伊斯兰复兴党通过“脸谱”和You Tube等社交网站，有效地利用社会媒体扩大影响，试图获得青年人的支持。

2010年议会选举前，复兴党建立了青年事务部。复兴党领导人经常在一些城市的大学里接见大学生。复兴党的很多志愿者是年轻人和大学生，帮助复兴党组织政治活动和实施一些社会计划。

在塔吉克斯坦，塔吉克人只有在重要选举的前后才知道有政党的活动，“我们直到选举时才知道还有其他政党，一些党的领导人通常在国外非政府组织运作的研讨会上才能见到，然后在会上抱怨他的党多难”。但伊斯兰复兴党例外。尽管复兴党在96席的国会中只有2个席位，该党却坚持推动一项社会工作计划，这项计划在该党的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认为“党除了在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上继续开展工作外，还应该在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上做出规划”。在普通民众中扩大其社会影响，宣传其宗旨，改善其社会形象。

杜尚别独立学者帕尔维兹·穆罗尤诺夫认为：“他们并不是偶然去做一些慈善活动，而是有一套明显的精细的战略方案，这是一项提升复兴党社会影响的长期计划。”而卡比里坚称，党的社会工作与政治毫无关联。“人们来到党的总部寻求帮助，包括经济资助，听取我们在不同问题上的建议”, “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帮助，我们将之视为我们的宗教责任，我们相信人们对一个伊斯兰政党的期待远超于对一般政党的期待。”“我们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正的复兴党，我们希望消除对复兴党的偏见，在当前的环境下，任何与伊斯兰有关的政党很容易被误解。”

2010年5月，塔吉克斯坦南部库洛布市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复兴党党员迅速前往该地区为灾民捐钱、捐物。他们在库洛布待了多天，帮助市民清理街道和住宅。阿赫迈德·伊布罗西姆，一名库洛布的居民说：“我以前认为伊斯兰复兴党是瓦哈比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的政党，但当我们看到了复兴党领导人和党员来帮助我们抗灾，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近距离地帮助人们比（与）在讲台上演讲所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当党员们满身泥泞帮助我们时，人们认识到那些诬蔑复兴党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谣言并不真实，曾经有人说复兴党还在挑起事端并给人们发武器，现在人们知道这些都是假的。”

卡比里曾经说过，伊斯兰复兴党不寻求在塔吉克斯坦建立伊斯兰国家，他的党致力于在这个国家建立“伊斯兰社会”。虽然复兴党再三强调它的最终目标，但许多塔吉克人对此表示怀疑。一些专家称复兴党在掩饰其真实的妄图掌权的目标。复兴党从一些伊斯兰国家和组织获得资金支持，也备受诟病。卡比里坚称党的经费大多来自近4万名党员的党费和一些商人的捐助。

三 戈尔诺·巴达赫尚问题与穆罗·阿卜杜罗

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位于帕米尔高原，约占塔吉克斯坦领土的45%，人口却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1925年由苏联建立，1929年并入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该地区是反对派联盟伊斯兰主义者的根据地。

（一）帕米尔人与拉里·巴达赫尚运动

尽管被官方定为塔吉克族，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21.3万居民中，绝大多数却是操帕米尔语的什叶派伊斯玛仪派信徒，而非操塔吉克语的逊尼派信徒，因此一些学者将其称为帕米尔人。

帕米尔人由于帕米尔高原这种极端的地理环境保留了自己更多的历史，他们在帕米尔生活了数百年。戈尔诺·巴达赫尚是帕米尔人的世居地区，帕米尔人信仰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教派，目前阿迦汗四世是该教派的精神领袖。塔吉克斯坦独立初期，帕米尔人曾要求从塔吉克斯坦分离，遭到政府镇压，故其是反对派联盟的忠实拥护者。

1992～1997年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塔吉克斯坦约有10万人丧生，100万人无家可归，民主改革派和伊斯兰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来自北部苦盏和库利亚布地区的苏维埃精英们，这些苏维埃精英试图继续他们在塔吉克斯坦的统治。

1991年3月4日，帕米尔民族主义政党拉里·巴达赫尚（巴达赫尚的红宝石）成立，阿托别克·艾米尔别科夫被任命为该党主席。1991年下半年，该党控制了戈尔诺·巴达赫尚，有效地保证了帕米尔人的权利，在政治参与和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2年拉里·巴达赫尚公布了一份独立宣言。虽然在巴达赫尚连续发生反政府游行之后这份宣言随即被收回，但却奠定了其作为反对派政党的政治地位。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在首都杜尚别和塔吉克斯坦西部地区许多帕米尔人丧生，因为他们被认为大多数加入了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该党宗旨是保护帕米尔人权利，巩固戈尔诺·巴达赫尚的自治地位。1991年11月塔吉克斯坦独立后的第一次大选期间，该党支持反对派候选人达瓦拉特·库多纳扎罗夫。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拉里·巴达赫尚的党员支持反对派，1993年，拉里·巴达赫尚正式加入塔吉克反对派联盟（UTO）。1994～1997年，该党参与了塔吉克斯坦和平协议的谈判。1999年该党退出反对派联盟。

1993年，塔吉克斯坦政府提出一项和解政策，与戈尔诺·巴达赫尚当局签订了协议。然而政府随后对戈尔诺·巴达赫尚实施经济封锁，并出台一些惩罚性措施，拘禁了戈尔诺·巴达赫尚的领导人。作为回应，“与地方当局和反对派有关联的带有自卫性质”的巴达赫尚议会成立。戈尔诺·巴达赫尚是1994～1995年军事行动的主要战场，由于反对派武装频繁在该区域发动攻击，迫使政府军加大了在塔维尔达拉的打击力度。1993年以后，尽管名义上仍属于塔吉克斯坦，戈尔诺·巴达赫尚成了事实上完全独立的自治区域。外部的援助主要来自于阿迦汗基金会。

戈尔诺·巴达赫尚之外的帕米尔人不断抱怨着其所遭受的歧视，被排挤出公共生活和重大政治生活之外的遭遇。2006～2007年杜尚别一度出现多起塔吉克人针对帕米尔人的暴力活动和恐吓。

2007年2月5日，塔吉克斯坦下议院出台一项关于戈尔诺·巴达赫尚地位问题的法律草案。草案建议给予这一地区设置贸易区的权利，保护帕米尔语的发展。

塔吉克斯坦经济学家乌马罗夫建议，应该给予戈尔诺·巴达赫尚更多的权利以解决其贸易和经济问题。由于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与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接壤，“该区域应该获得与这些国家独立进行贸易的权利，在这一地区建立自由经济区”。

但“巴达赫尚自治的水平”却在塔吉克斯坦引发争论，总统战略所副所长萨弗洛·萨法罗夫表达了他的一些担忧，他担心自治权利的扩大会加强分离势力。“共和国宪法规定塔吉克斯坦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故而没必要加强这一地区的自治，这有可能导致未来的分裂主义”。

但当地的局势依然紧张，仍然有一些为获取更多自治权的帕米尔游击队组织在活动。同时，由于宪法的模糊以及总统拥有任命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议会议长、最高法官的权力，使得中央对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区的控制有所增强，侵蚀着该地区的自治权利。

（二）穆罗·阿卜杜罗

2010年8月23日，杜尚别发生25名囚犯越狱事件。9月3日，在塔吉克斯坦北部的苦盏，一个警察局发生自杀式袭击事件，4名警察丧生。9月6日在杜尚别的一个迪斯科舞厅发生炸弹爆炸，7人受伤。9月19日，在拉什特山谷（Rasht valley）的库玛罗伯谷地，又发生武装人员袭击搜寻越狱者的巡逻队事件，造成28名士兵死亡。10月4日，4名受伤士兵在被直升机运回杜尚别的途中，直升机坠毁，官方声称4名士兵死亡，但据非官方消息，实际死亡人数有28人之多。与此同时，超过6名士兵在拉什特地区遭遇地雷死亡。塔政府指责穆罗·阿卜杜罗策划了9月的袭击事件，政府军抓获的武装人员供出穆罗·阿卜杜罗是策划者。据塔吉克斯坦内务部消息，参与此次袭击的另一股武装人员，从属于阿罗武丁·达吾拉托夫（阿里·别达基）。包括达吾拉托夫在内的8名武装人员在2011年1月4日的鲁诺博被政府军击毙。

拉什特谷地的加尔姆地区作为伊斯兰武装据点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巴斯马奇运动就曾在此设立据点。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加尔姆人站在伊斯兰分子一边，为其提供了很大支持。拉什特山谷在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也曾经是穆罗·阿卜杜罗武装组织的主要根据地。

被称为“塔吉克斯坦本·拉登”的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领导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已经重返中亚。

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现年61岁，前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的指挥官，其组织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英文简称IMU）有着紧密联系，装备精良。1992～1997年塔吉克斯坦内战期间，穆罗是一名重要的军事指挥官，为塔吉克斯坦反对派联盟这个自由民主分子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分子联合起来的尴尬的联盟作战。塔吉克斯坦内战前，穆罗·阿卜杜罗生活在家乡——杜尚别附近的卡蒙加洛尼珀延，迄今为止，其妻子和孩子仍然居住在那里，但1999年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

1993年，加尔姆人和帕米尔人组成的反对派武装在战场上遭到了政府军的重创，被迫逃离塔吉克斯坦，逃亡至阿富汗成为难民。在那里，他们获得了阿富汗北方联盟塔吉克族武装领导人马苏德的支持，得以重新武装，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受了宗教训练。

当1997年和平协议签署之后，穆罗·阿卜杜罗与伙伴决裂，因为他们要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穆罗·阿卜杜罗重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与政府继续作战。

穆罗·阿卜杜罗作为众多拒绝接受协议的伊斯兰武装指挥官之一，以阿富汗作为基地，不断越境向驻扎在拉什特山谷的政府安全部队发动袭击。多份证据显示穆罗·阿卜杜罗作为乌伊运的地区指挥官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突袭行动。2000年9月，40名武装分子在塔吉克斯坦的巴班地区被抓，穆罗又回到了塔吉克斯坦，但他的组织被摧毁。据称穆罗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抓，被送往杜尚别，但随后被大赦释放。他利用这来之不易的自由离开塔吉克斯坦，前往阿富汗，阿赫迈德·马苏德任命其为北方联盟的指挥官。一些报告称，他加入了塔利班，于2002年在坎大哈省被政府军俘获。此后就再也无法获得他的消息。塔吉克斯坦当局也无法确认穆罗·阿卜杜罗是否被阿富汗政府拘禁。

2010年10月，塔吉克斯坦内政部部长诺玛托夫说，“穆罗·阿卜杜罗的武装组织已经被摧毁，他领导下的这些人试图搅乱塔吉克斯坦东部，但事实上已被打垮，一些人被击毙，另一些投降”。“据我们的情报，拉基莫夫武装组织现在正在拉什特地区，他们大约10～12人，内政部正在全力确定这些武装人员的位置，否则他们将会再次搅乱这一地区。”俄罗斯的报告称，2010年9月穆罗·阿卜杜罗穿越边境回到了东塔吉克斯坦，并在拉什特山谷游说当地长老们获取支持。原来的100名战士已经迅速扩大为300人。

四 十字路口：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由于毗邻政教合一的伊朗、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充满敌意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能否在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找到“交集”，抑或成为继阿富汗之后该地区的第二个“失败国家”。

（一）脆弱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是塔吉克斯坦“失败”的最大隐患

据亚洲开发银行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的通胀率由2009年的5%上升到2010年的9.8%，主要是由粮食价格的飙升引起的。据塔吉克斯坦官方公布的数据，2010年塔吉克斯坦失业率为2.2%。美国联邦统计局称，11.5%的适龄劳动力没有工作。而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塔吉克斯坦失业率接近40%，有5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亚洲开发银行驻塔吉克斯坦代表2010年12月22日在杜尚别举行新闻发布会说，亚洲开发银行不排除2011年因塔吉克斯坦负债率过高而拒绝向其提供贷款的可能。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塔吉克斯坦2010年负债率高达34.4%。这对于一直靠外部资金建设基础设施的塔吉克斯坦而言，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遇到了巨大挑战。塔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上已经失败，机构职能的缺失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由于内战的血腥记忆犹新，民众短期内可能会采取街头抗议的形式表达其不满。

（二）伊斯兰教：社会的稳定器还是激进主义的摇篮

在人们聚焦“基地”等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伊斯兰教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著名伊斯兰研究专家约翰·L．埃斯波西托在《谁为伊斯兰讲话？——十几亿穆斯林的真实想法》一书中，说“伊斯兰教可以作为让恐怖主义者失信，限制恐怖主义蔓延的有效武器”，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正确的公共政策去赢得穆斯林的头脑和心灵”。

作为一个允许伊斯兰政党活动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宣示了它是一个包容的国家。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实质上是由对现实生活极度不满的、愤怒的、绝望的穆斯林组成。如何平息他们的情绪、改善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信仰才是拉赫蒙政府应该做的，而不是相反。

（三）外部的地区环境变化对塔吉克斯坦国内局势影响巨大

随着北约联军的攻势日益增强，阿富汗塔利班、“基地”组织及一些外围极端武装组织或被迫化整为零，从巴阿边境的一些地区撤出，实施战略性转移。据国际媒体报道，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可能迫于塔利班的压力，实施“战略性转移”，重返中亚，开始向塔吉克斯坦东部地区、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地区以及费尔干纳谷地地区转移。

2011年4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穆罗·阿卜杜罗·拉基莫夫及10名武装分子被塔吉克斯坦安全部队击毙。无论此消息是否准确，穆罗·阿卜杜罗的出现可谓是带有双重意义的象征，一是说明塔吉克斯坦的“内战后遗症”远未康复，贫穷、失业、毒品、部落与地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等等。每一个问题一旦突破了临界点都可能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二是中亚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回归”浪潮已经开启，塔吉克斯坦政府可能有能力阻止小股武装的渗透，但是否有能力阻止有上千名战士的IMU，政府是否有实力和资源有效地迫使伊斯兰激进主义者放弃暴力活动，这些都有待观察。

总之，塔吉克斯坦的稳定及未来既取决于塔吉克斯坦政府消除贫困、发展经济、打击腐败和恐怖主义的决心，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和组织向塔吉克斯坦提供物资援助的决心。

本文摘自《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