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率先发展的轻纺工业

一 榨油业

民国时期，辽宁地区的榨油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最初的营口拓展至辽宁各地，少则数家，多则数十家，工厂规模日渐扩大，机器生产开始采用。营口在1914～1915年共有20余家油坊，后因亏损而大多歇业，到1919年仍有9家。

在这8家中，表3-7中左4家是清朝时期开设的，右4家是在1912～1915年开设的，其中以源成昌的规模最大。1926～1929年，营口地区中国人经营的油坊增至23家，资本金总额为113.5万两炉银，从业人员829人，日产豆饼能力为16.24吨（32480斤）, 代表企业东永芪，到1931年其资本金额达10万两炉银，有水压式机器60部，工人69人。到九一八事变前，营口有新式油坊23家，资本总额为110.5万两炉银。

1913～1927年是大连油坊业的繁荣和鼎盛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财阀联手美国资本家，将大连的豆油转输往美国，美国资本家利用欧战机会，把进口豆油加工精制成军火原料，再转手售给欧洲各参战国，以赚取高额利润。因此大连港输往美国的豆油猛增，1913年为3950吨，到1916年猛增到301610吨。

日本殖民当局实行刺激油坊工业发展的政策。中国民营资本大举进入大连，开设油坊企业。1912年开设新顺洪、信昌东2家油坊；1913年又开设5家油坊；1914年新开设8家；1915年新开设4家，这时大连的民营资本油坊增至50家；1921年新开设13家；1922年开设8家；1923年开设3家，这样到1923年大连的民营油坊企业竟达到78家。各家资本金在十万元以上（见表3-8）。

大连油坊年产豆饼量，少则数万片，多则数十万片。如成裕昌油坊年产84.4万片，晋丰年产73.8万片和泰年产67.6万片。如果以1908年指数为100, 1913年则增为594, 1918年更增至1377, 1923年增为1751, 1928年为1451, 1930年为1695。当时油坊业流传着“白喝油”的说法，意思是“卖了豆饼白赚油”，说明大连油坊业利润之大。大连油坊业虽然获得相当利润，但受惠最大的还是日本财阀和美国资本家。

1924～1925年，东北大豆遭水灾，同时因“奉票”贬值，大豆价格暴涨，大连油坊业的发展受阻。但1926年后，因日本国内豆饼需求量大增，大连油坊业又得到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大连油坊业广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使豆油、豆饼产量骤增。1927年，大连油坊业的总数为87家，豆饼产量4050万片，比1925年增长45%，占东北全地区豆饼总产量的56%, 1927年成为大连油坊业发展史的鼎盛时期。

192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同时日本国内已经能够生产低价化肥替代豆饼，在这两大因素影响下，大连油坊业遭受沉重打击，出口锐减。油坊户数由1927年的87家减少到59家，豆饼总产量1929年比1926年下降了50%以上，行业出现危机。日本殖民当局立即寻求对策，一方面以新工艺提高出油率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扩大大豆产品的其他用途，促使油坊业得以恢复。总的来看，20世纪大连油坊业得以发展壮大，除了“满铁”实行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外，优越的港口条件、交易和金融方面的便利也都是有利条件。

沈阳的榨油工业，民国年间发展也很快。1916年，沈阳县有豆油作坊49家。1918年1月，奉天城内共有10余家油坊，多是旧式油坊，新式的机械油坊只有永丰庆一家。当时奉天城内大西关的三畬油坊系张作霖所经营，也采用旧式榨油法，资本金却有10万元之多，豆饼产量4万片。到1919年，奉天油坊企业达到20家。1924年，奉天城内有22家油坊，从业人员588人，人最多的油坊有42人，资本金共为227.9万元。年产豆饼198.65万片，价值496.63万元；豆油993.25万斤，价值248.31万元。

安东的榨油工业发展也很快，1915年和1916年拥有较大的民营机器油坊11家，其中拥有资本3万元的有5家，拥有资本2万元的有2家。1919年，安东油坊企业增至15家。到1921年，安东油坊企业进一步增加到25家，年产豆饼由30万片增加到500万片，增长16倍多。安东油坊业创始时，生产设备和方式都很落后，以后各家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不断得到改进和提高。到1926年，安东全市油坊业均废除了木制榨油机，完全用柴油螺旋和水压式榨油机。

此外，铁岭、辽阳、盖平、海城等奉天省其他城镇乡村也开设有不少油坊。1917年，铁岭县加入“商会”的豆油作坊有16家；到1919年，当地民营油坊有7家；1924年，辽阳有民营油坊16家；盖平有4家油坊，每日豆油产量10.8万斤至18万斤不等；瓦房店4家华商油坊，豆油产量为37.5万斤。

总的来看，民国时期辽宁省榨油业的兴盛主要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各国因战争原因，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豆油和豆饼，大部分靠中国东北（主要是辽宁）油坊供应而起。因此辽宁省大力发展榨油工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全省共有榨油工业及作坊593家，豆油产量达到12144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各国为了恢复本国工业，采取鼓励大豆进口，限制豆油、豆饼进口的新政策，即鼓励进口原料，限制进口成品，辽宁的榨油业发展趋缓。1923年所谓的“水豆事件”（黄豆水分过大），使辽宁的榨油工业受到打击，油坊数减少，生产下降。其后1926年，由于日本国内豆饼需求量猛增，辽宁的油坊业又开始复兴，直到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才又进入萧条状态。到1931年，大连、营口、安东3个市的油坊生产额为5729万元，占全东北7645万元的74.9%。其中：大连为4188万元，占全东北油坊生产额的55%，营口为829万元，安东为651万元，分别占全东北的10.8%和8.5%。表3-9至表3-11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辽宁榨油业发展的上述变化趋势。

二 酿酒和面粉加工业

1．酿酒业

民国时期，酿酒业在沈阳、新民、海城、铁岭、西丰等地仍有某些发展。1913年，西丰县有14家烧锅。1919年，奉天有15家烧锅，新民县有3家，海城县有4家烧锅，铁岭县加入商会的烧锅有3家。

1921年，奉天八王寺啤酒汽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923年沈阳烧锅为19家。1924年，新民县有3家烧锅，号内人数200人，同年海城县有4家烧锅。

其中前六家设于清末，广合源和大吉顺分别设于1923年和1927年。

2．面粉加工业

1916年，沈阳县有磨坊201家，碾坊164家；1915年，南满有机械磨粉业5家，1920年增为9家；1924年，奉天城内有75家磨坊，资本金共为42.9万元，从业人员356人。在总计75家磨坊中，光绪年间开业的有36家，从业人员165人、资本金18.6万元；宣统年间开业的有19家，从业人员95人、资本金12.1万元；民国年间开业的有20家，从业人员96人、资本金12.2万元。1924年共加工苞米面988万斤、高粱米137075石。

1930年，绥中县李守田、张恩霖、彭化邦、洪敬民、马绪坡等人集资20万元（国币），在北镇县沟帮子建长城面粉公司，收购德国生产的圈套加工设备，日产面粉600袋（每袋40斤），有50名工人。

三 棉纺织业

辽宁地区的棉纺织业，兴起于清末民初，初步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集中在沈阳、辽阳、营口等地。

民国时期，营口、奉天等地是东北的主要棉纺织品产地，但大部分仍是家庭手工业和作坊。1912年，奉天有99家纺织厂，从业人员为1471人，资本金为19.53万元，占全国纺织厂资本金1951.6万元的1%。在这99家中，有棉织业41家，从业人员522人；制线业8家，从业人员66人；织物业50家，从业人员883人。1914～1915年，因国内掀起排斥日货高潮，使得辽宁地区的纺织业逐渐走向兴盛，并开始由手织转为机织，个人组织发展为公司，人力发动发展为电力驱动，有广集成、惠工公司等大小企业百余家，有织机达7400余架，年生产大尺布、花旗布335万匹。

1913年，营口有5家织布厂，年产量近4万匹；织袜厂1家，年产量约为2000打。其后，营口织布业因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而有所发展，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布价高涨，纺织业利润丰厚，民营资本群起创办工厂。1916年，李永五在营口建华盛机器织带工厂，资本金为1万两; 1917～1918年成立的工厂较多，到1919年，营口有资本金在1000元以上的棉织厂15家，如果包括1000元以下的小厂，共有23家。到1922年，营口织布厂发展到98家，织机1322台。1925年，有120家织布厂，织机2000余台。1927年减为87家，织机1200台。

1915～1927年，营口使用电力铁制织布机的有22家，织布机481台，1340名工人。规模最大的是1922年开设的利亨织布厂，有60台织布机， 200名工人。其次是分别于1920年和1922年开设的永聚昌和广顺西2个织布厂，各有36台织布机、110名工人。1929年织布厂有89家，织机12000台，其中使用电力的有24家，织机500余台。

1917年以后，营口的织带工业发展也很快，有织机230多台，1925～1926年产量都达10万打以上。1925年有织袜厂120家，1926年减为75家。合计生产量1925年为26万打，1926年为20万打。1929年，有40家大小织带厂，织带机230台，每台每日织带子300～400尺。各厂规模都不大，每家拥有织机多者不过20台，有的15台，特别以5台以下者为最多。1925～1926年营口有11家毛巾厂，织机100余台，大厂年产1.3万余打，小厂年产2000～3000打。

沈阳的手工纺织业历史悠久，1676年山东黄县单氏在中街创办天合利手工丝作坊，19世纪50～80年代，手工纺织业和农业密切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发展到独立进行商品生产的城镇工场手工纺织业，以及为宫廷服务的官府手工纺织业。1861年，营口开埠后，手工纺织业因受到帝国主义大量倾销的机制棉布、面纱的打击而衰落，“洋布”充斥沈阳市场。但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民间手工织造的“土布”在满足人们生活需要方面，仍占有一定地位。沈阳机器纺织工业始于1918年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刘尚清创办的奉天纯益缫丝公司，该公司拥有资本25万元奉票，这是为出口的需要而兴建的。

辽宁奉天纺纱厂的建立是辽宁现代轻工业发展壮大的标志。奉天纺纱厂创建于1919年，1923年正式开工，它是20世纪20年代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纺织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民生凋敝，实业萧条，产品供不应求。而东北百姓所需纱布主要依靠进口，百姓负担沉重而企盼国货。有鉴于此，为了稳定民生，张作霖决定以政府之力开办纱厂。王永江秉承张作霖意旨，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拟定资金450万元奉大洋，由官商合股兴办。官股由奉天省财政厅支出250万元奉大洋，“商股”的绝大部分也属于官僚资本，包括和东北各大银行的股份和辽宁各县地方政府的股份。全厂占地面积280余亩。1920年6月，在美国订购纺机1万锭、织机100架。1921年3月，续购纺机1万锭、织机100架及电机全部。1923年7月，奉天纺纱厂正式开工生产。1930年，又向美国慎昌洋行订购纺机1万锭、电机全部、锅炉1台，总价额为134149元。拥有捻线机888台、宽幅织机500台，月产棉纱210件、棉布4000匹。

纱厂投产后半年，即获纯利奉大洋30万元，1924年共获纯利奉大洋56万余元，1925年共获纯利奉大洋143万元, 1927年共获纯利奉大洋713万元，到1929年达到奉大洋5200万元，利润增长惊人。其产品畅销省内外，供不应求。所产纱布仅批发而不零售，辽宁省内代卖商号达50余家，代卖条件还颇为苛刻，即各代卖商号必须先找可靠铺保，写明取货的最高限额，取货后限30天内交款，所有买卖损益归各商号自己负担，而因为该厂产品质地优良，销路日广，从来没有压货之说。

奉天纺纱厂建厂初期有500多名职工，1924年增加到700～800人， 1926年又增加到1300余人（男1000余人，女300余人），每月每人工资最高者50余元，1930年曾达到2000余人。该厂1928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改称为辽宁纺织厂。

从1914年至1915年，受国内掀起排斥日货运动影响，辽宁各地区掀起建厂高潮。个人组织公司的布厂相继成立，约有100余家，有织布机7400余台。最盛时期，年产花旗布、大尺布等335匹。到1927年，辽宁已经有大小织布厂300余家。1916年沈阳有机坊14家。1917年沈阳有4家机器织布厂，1918年发展到11家。1923年沈阳有23家棉织厂，其中20家有职工2546人、织机1824台，年产棉布64.25万匹（1匹长度：大尺为60尺、小尺为104尺）。每台手工操作织机有2名工人，每日午前6时开织，到午后4时收工，可织2匹粗布，如用电力织机，1名工人每日能织1.5匹。

1927年7月，新民有织布厂259家、织布机900余台、工人2000余人。1922年，海城县城有织布厂85家，其中织洋线布的工厂3家。牛庄有用机器织洋线布的工厂35家。虎庄屯有用木机织洋线布的工厂48家。同年，辽中县城有6家织布厂，另有其他纺织业2家，除1家有2台新式机械织机外，余者皆为一般机具。在花牛沟、双山子各有1家机房。1928年，西丰县有33家织布厂。1922年，宽甸县有机器织布厂，年产粗布6000余匹、大布5000余匹。

民国年间，除中国人自己办的纺织厂外，日本人还在辽宁省境内建3家大纺织厂。第一家是“日本富士瓦斯纺绩株式会社”和“满铁”1923年在辽阳建的“满洲纺绩株式会社”；第二家是“日本福岛纺绩株式会社”于1923年4月在大连周水子建的“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第三家是“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于1923年10月在金州建的“内外棉株式会社金州支店”。

四 缫丝业

民国时期，辽宁地区的缫丝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特别是机器缫丝工厂发展迅猛。1915～1916年，安东有7家缫丝厂和1家织布厂。资本金达18万元；1919年安东有丝厂和茧梭20余家；1922年，安东有柞蚕丝工厂64家，其中本厂丝34家，杂牌丝30家。到1928年，安东有柞蚕丝厂33家，纩机6448台，资本金10210两，年产丝6911箱，值银250万两（安东银）；次品（乱丝头）253吨，值银28.8万两。安东所产柞蚕丝除少量在本地销售，大部分输出日本。

1913～1916年，盖县有7家专业缫丝工厂，拥有资本金3000元的有恒盛德和永兴盛，拥有资本金2000元的有聚成福、源记号和利源长，拥有资本金1000元的有富记和裕厚成。其中有6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建设的。1922年，盖县有缫丝厂22家，共有资本金53.5万元，拥有4820台机械设备，年生产1880捆丝。1924年盖平县有10家缫丝厂、7家丝绸厂。缫丝厂共有1243名工人，日产丝573斤；丝绸厂共有160台机械，日产绸10560匹。1928年，盖平县有17家缫丝厂。

1918年11月，刘尚清集资奉钞25万元，在沈阳开设奉天纯益缫织公司。主要生产花素绸及纯丝，有提花电力织机40余台；1922年9月续招新股奉币22万元；1923年、1924年，又先后在安东、海城建缫丝分厂；1927年春，恰逢奉币毛荒、资金周转不灵，同年3月1日归东三省官银号接办，改定资本金额为国币25万元，并在安东建缫丝厂1处、丝站1处，在海城增建第二缫丝厂和茧站各1处，年共产灰丝2000余箱（合20余万斤）、药水纯丝300余箱（合3万余斤）、花素奉绸8000匹。

随着缫丝业的发展，部分爱国民族资本家看到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日本绸、德国绸，很多是用我国产的蚕丝织造的，而售价高出丝价几倍乃至十几倍，他们对此深感痛心，于是奔走呼吁发展丝绸工业，安东的大小50余家织绸工厂，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最大最早的和聚正和最新最全的义泰祥最具代表性。

和聚正 1913年山东人张守业开办的缫丝织绸漂染联合厂。他聘请同乡人杜梦九为经理，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发展，杜梦九的儿子杜筱泉颇有经济头脑，他看到柞蚕丝卖到日本后，被加工织绸而获得厚利，于是杜筱泉便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开始涉足织绸业，后来进一步将业务扩展到丝绸的漂白和染色生产，产品畅销一时，效益显著，在当时安东丝绸行业曾名列榜首。

义泰祥 1925年，浙江商人罗坤祥开办的缫丝织绸联合生产厂。他聘用山东人韩心田为经理，电力铁木织绸机100台，年产柞丝绸140余万米，产品远销英、德、意、瑞士和印度等国，从而跻身国际丝绸行业，“单鹿”“双鹿”商标的柞丝绸信誉卓著，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名。

五 窑业

以烧窑、制砖为主的窑业，是辽宁的传统手工业，海城黄瓦窑是清代东北著名官窑。主要生产用于宫殿及陵寝建筑用各种“龙砖彩瓦”，即琉璃瓦。黄瓦窑在清入关前已有窑工600余名，各种能工巧匠尚未计算在内。到20世纪初，辽宁各地仍有许多瓷窑和砖瓦窑。1910年，日本“满铁”开办陶瓷器工厂，1920年，以此为基础成立大华窑业公司，生产各种瓷器，大华窑业规模宏大，基本占据了东北市场。

1931年，辽宁省境内共有20家陶瓷厂，资本金为171.5万元，生产额为75.7万元，有职工699人。

1931年，辽宁省境内生产砖、瓦的工厂有338家，生产额为162万元，多数为小的砖瓦窑。其中，红砖生产额为88万元（日本人经营的为58万元）、青砖生产额为31万元（日本人经营的为2万元），生产耐火砖的有6家，其中日本人经营的5家，中日“合办”的1家，年生产额27万元。其中较大的如“大连窑业株式会社”，主要是生产耐火砖，年产能力为7.5万吨，也生产黏土砖、硅石砖、菱镁砖、缸砖以及各种灰浆等。“奥野制陶所”“营口砖瓦制造所”“日华窑业所”“小林耐火砖瓦工场”“川崎窑业株式会社福井组石河工场”等也生产耐火砖。

民国时期，自主建设的最大陶瓷厂是奉天肇新窑业公司。1923年，民族资本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在沈阳创办了肇新窑业公司，资本金为奉大洋10万元，烧制青、红砖瓦、瓷器等。1928年秋，资本金增为48万元（国币），制砖部分销售数在8000万块以上，制瓷部分生产50万件。1929年生产300余万件。1930年1～8月生产530万件（全年可生产800万件），物美价廉，颇为社会所欢迎。

杜重远自幼家境贫寒，但他本人刻苦好学且聪慧过人。青年时代，受日商在大连创办大连窑业公司的刺激，决心实业救国，1918年他考取了公费留学生，留学日本，专攻陶瓷业，1923年学成回国，便着手创办实业，经过艰苦努力，于1923年在奉天城北约10里的小二台子，买地百亩开始建厂，最初生产青砖和红砖。

经过三年发展，肇新窑业公司度过了初创时期的种种艰难，三年共获利7万余元，股东十分满意，杜重远一时声名鹊起。1926年杜重远任沈阳市商务会副会长。1928年他又领导了反抗复加警捐的斗争，深得工商界的信赖和赞誉。

为扩大生产，杜重远致力于发展机器陶瓷业，在张学良将军的赞助下，先后解决了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诸多问题。产品精美，成本仅为外国瓷器的1/3，销路遍及东北。1930年末，可制瓷器800万件，平均每件价值现大洋4分钱，仅为日瓷的一半。在1928年上海中华国货展览会上，肇新窑业的机器制造瓷器参展，被评为优良产品。1929年该厂又建筑烤窑，其产品将日本初瓷挤出东北市场。最终，日商大华瓷厂不得不改做耐火砖。

到1931年，肇新窑业公司共有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为筑窑14座，机械26台，瓷器生产能力1200万件。“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劫收时也认为其设备完善，在本省还是少见的。肇新窑业公司不仅有现代化的设备，而且还有先进的技术和最完善的经营管理，该公司的创设和发展凝结了许多爱国有识之士的心血及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创造性劳动，并得到了东北地方当局的大力支持，成为当时东北民营企业发展的典范。

六 其他轻工业

1．造纸工业

1912年，辽宁省有18家纸局（厂）。各家年产纸数百匹，多者年产6000匹至7000匹。1914年，田庄台建大兴纸厂，有1台美国制造的机器，生产申报用纸。这是辽宁第一家近代造纸厂。

1924年，沈阳有14家纸坊（见表3-14）。其中，光绪年间开业12家；宣统年间开业1家；民国年间开业1家。资本金共为20.75万元，从业人员570人，当年生产纸51.36万刀，产值为122.98万元。纸的品种多为包装纸、毛头纸。到1929年，辽宁民营资本经营的纸坊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奉天有10家，辽阳6家，锦州7家，营口5家，安东3家，共31家，生产额在60万～70万银元。

1931年，辽宁共有造纸厂57家，生产额为233.6万元。在57家中，日本人经营的4家，生产额为167万元；中国人经营的9家，生产额为1.6万元；纸坊44家，生产额为65万元，资本金为15万元。

2．盐业

民国时期，辽宁省黄海沿岸有庄河盐场，渤海沿岸有营盖、复县、兴绥、锦县、盘山等盐场（见表3-15）。

营（口）盖（州）盐场：有6个滩务所，1152个盐田，盐田总面积为99304亩，南北约30公里，东北1～3公里。年产盐量，最高年份350余万担，最低年份200万担，为当时各盐场之首。

复县盐场：有8个滩务所，940个盐田，盐田总面积为69029亩。年产盐量，最高年份240余万担，最低年份40万担。1912～1931年，平均每年产盐114.2万担，仅次于营盖盐场。

庄河盐场：有12个滩务所，300个盐田，盐田总面积为39658亩。年产盐量，最高年份50余万担，最低年份20余万担。

锦县盐场：有6个滩务所，224个盐田，盐田总面积为10824亩。年产盐量，最高年份50万担，最低年份8万多担。

兴绥盐场：有9个滩务所，181个盐田，盐田总面积为13548亩。年产盐量，最高年份45万担，最低年份5万担。

盘山盐场：有5个滩务所，239个盐田，盐田总面积为11440亩。年产盐量，最高年份30余万担，当时三年平均仅产盐5.8万担。

3．食品工业

清末辽宁省境内已有粮食加工和榨油的手工作坊。民国时期增加调味品、罐头、制糖以及水产、盐的加工等工业。1931年，辽宁省境内有5人以上的食品工业企业560家，其中，中国人经营的498家，日本人经营的62家；资本金为3045万元，其中，中国人经营的1648万元，日本人经营的1397万元；生产额为2526万元，其中，中国人经营的1960万元，日本人经营的566万元；共有从业人员13652人，其中，中国人13628人，日本人24人。

这期间，辽宁民族资本相继开办饮和汽水公司和八王寺啤酒汽水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最早生产汽水的企业是1912年开办的饮和汽水公司， 1917年有资本4000元，汽水机1台，工人10名，年产量8万瓶。

1921年，由张惠霖、王振恒、金哲忱发起，集资25万奉票筹建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早在20世纪20年代，八王寺汽水就以水质甘洌、制作技术出众而远近驰名，素有东北第一甘泉之称，其金铎牌果子蜜汽水、柠檬汽水多次在商品交易会上获奖，分布在东北各大城市及京津各地的代销店达120余家。1923年，八王寺啤酒厂正式投产，产品为金星牌啤酒，由于采用八王寺清泉水制造啤酒，又聘用德国技师做指导，金星牌啤酒远近驰名，曾畅销天津、上海和东北各地，最高年产量达到1382吨。九一八事变后，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所需要原料全部依赖进口，成本高，经营亏损。产量逐年下降到1934年的31吨，1935年日本侵略者以低价强行收买该公司全部股票，令其改产汽水和清酒。与此同时，日本财阀于1934年、1935年筹建满洲麦酒株式会社第一、第二工厂。1936年，日商又筹办伪满洲国亚细亚麦酒株式会社。3家日资啤酒厂共有资本500万元。1940年有职工708人，1944年生产啤酒297980吨，完全垄断沈阳市场。

糕点糖果、果露酒、卷烟等工业也开始兴起。与此同时，日资也在辽宁投资办厂。1916年，在沈阳开办南满制糖株式会社，日处理甜菜500吨。1919年，开办满蒙酿造株式会社，次年产清酒9万公斤。1919年10月，开办满洲制冰株式会社，年造冰4.5万吨，饮料水2.5万箱。九一八事变前，日资在沈阳开办的食品酿造、卷烟企业已经达到7家，其中，制糖业1家，酿酒业4家，卷烟业2家。

4．皮革、皮毛业

民国时期，1929年沈阳城内有制革工厂82家，共制成革36万余斤。当时沈阳城内的主要皮革工厂，除清末时期开办的王皮铺、庆祥店、全顺成、永和皮店外，还开设有12家制革厂。

东北地区的皮毛工业主要集中在辽宁的沈阳、锦州、阜新等地区，尤以沈阳、锦州为中心，锦州的皮毛业兴起于汉代，发展于清代和民国初年，锦州因其交通便利、原料充足、销路通畅等诸多有利条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民国初年，锦州皮毛业共有大小店铺138家，工人2600人，年产皮货130万张，产值500万元左右，这一时期，锦州皮货畅销于关东三江、内蒙古、直隶等地，有的远销海外。

1915～1931年，这一阶段是锦州皮毛业的鼎盛时期。从业户数有160户之多，从业工人有7千多人，当时，锦州皮毛业在锦州的地位举足轻重，承担了锦州商务会费用的三分之一，占有当地银行存款的最大比重。

5．火柴制造业

辽宁民族火柴工业产生晚一些。1879～1903年，我国民营资本先后在广东、四川、上海等地创办18家火柴厂，这一时期辽宁未建1家。1905～1913年，全国共开设民族火柴工厂50家，辽宁仅创办1家。辽宁民族火柴工业产生虽晚，但发展非常迅速。1913年建立的营口关东火柴公司开创了辽宁民族火柴工业的先河。1913～1922年关内各省新建火柴工厂28家，辽宁省就创办了6家。

1913年7月，王灏、郭渭等人在营口创办关东火柴有限公司，资本额2.5万元。1915年，该公司资本额增至5万元，拥有15台机器，日生产能力为120箱（每箱240包）。到1925年，该公司已经能够生产三个品种的火柴，年产量为3万箱，产品除了行销本省外，还进入山东、河北市场。

1915年，赵寿卿、施雨亭在营口创办了志源火柴公司，资本金为2万元，拥有12台机器，1917年后停业。1918年关内著名火柴公司——丹华火柴公司在安东设立分厂，资本达15万元。该分厂利用安东临近林区之便，专门生产火柴盒、杆和箱板，供应关内总厂的需求。1925年后，改变生产方向，成为以制造火柴为主的厂家，产品为硫化磷火柴和安全火柴。

1922年1月，张惠霖以“纯华商为限”，招集其他7人募集奉票18万元，在皇寺附近创办惠临火柴公司，资本额为奉票18万元，生产麒麟牌红头火柴和双鹤牌黑头安全火柴，因质优价廉，投放市场后很受欢迎，生意日渐兴隆，而日本东亚磷寸株式会社则因经营不善，生产每况愈下，为挽回败局，遂与另一日资火柴厂奉天磷寸株式会社合并，以图最后挣扎，但惠临火柴以质优价廉取胜，迫使对手于1924年宣告破产倒闭。随后，张惠霖以日元18万接买了日商奉天磷寸会社财产，组建了总厂和分厂，工人近600人，日产火柴100箱（每箱240包，2400盒），年产火柴5万箱左右，每箱售价8元，年产值25万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民营资本火柴主要生产厂家，打破了日商对东北火柴业的垄断，使日本进口火柴由1921年的48564箱，锐减到1925年的945箱，日本火柴基本被赶出了辽宁市场。

1923年8月，在营口成立生生火柴股份公司，资本金为现大洋10万元，经理是孙家树，年产能力为4.3万箱。1927年11月，在安东建日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安东分厂，资本金为120万元现大洋，日产能力为150箱，年产能力为4.2万箱。

这一时期，辽宁民营火柴工厂的资本和规模在全国居于中上水平，关内民营火柴工厂的资本金规模，万元以下的小厂占总厂数的13%，资本1万～5万元的几乎占了一半，辽宁各厂的资本多数在十万元以上。本省火柴工厂的资本较为充裕，生产规模也较大。奉天、营口、安东三地火柴产量很大， 1928年达到57.47万箱。这一时期，辽宁民营轻工业的生产水平总体还处于半机械半手工的程度上，生产效率不高，火柴工业也不例外，生产的各个环节，诸如调药、排轴、蘸药、卸轴、包装等，或采用机器生产、或以手工操作，生产水平处于机器生产和手工操作之间，这种状况，直到九一八事变前，近20年基本没有改进，关内各厂也基本如此。

在日本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民营火柴工业也占据了主导地位。1931年，这一地区有火柴厂6家，其中，中国人经营的有5家，资本金共205万元。

1925年惠临火柴公司与营口中国人经营的关东、生生、三明3家火柴工厂组成奉天火柴同业联合会。会址设在惠临公司总厂内。同业联合会各厂对火柴的生产、销售、价格都做了约束性规定。奉天火柴同业联合会的成立，对于维持市场稳定，防止“生产过剩”的加剧，联合民营资本的力量同日本资本进行斗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26年，辽宁火柴工业受到瑞典资本的沉重打击，瑞典火柴公司先后收买“大连磷寸（火柴）株式会社”及长春“日清磷寸株式会社”，在东北市场低价倾销火柴，辽宁火柴工业面临绝境。在此情况下，1931年4月东北政务委员会颁布了《东北火柴专卖条例》，火柴专卖实行后，限制了瑞典火柴公司低价倾销和妄图吞并东北民营火柴工厂的活动，缓和了民族火柴工业的艰难处境。

6．卷烟

沈阳卷烟工业始于20世纪初叶，1907年英美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进入沈阳，1931年大英烟草公司在吞并民族烟厂永泰和烟厂后，改名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在沈阳建立大安烟厂，与英美卷烟业争夺东北市场。1921年日本人烟波至二郎直接经营大安烟厂，并改名为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奉天工场。九一八事变后，沈阳卷烟业已经形成三大体系：一是英美卷烟业的启东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二是日本开办的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奉天烟厂；三是以奉天烟草公司为主的沈阳、远东、兴盛、胜利等10余家民族卷烟厂。这些厂在资金和制作技术上难以与外资烟厂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