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营口开港及辽宁最初的进出口贸易

营口地处辽河入海口，辽河横穿城区，西临渤海湾，自古以来就是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重要河港和海港。营口市区在三国时期叫辽口，西晋时候称历林口，明初称为梁房口，清代改为没沟营，1866年正式有营口之名，延续至今。

明朝初年，梁房口（营口）作为海河交汇点，是运粮船必经之地，为保护粮道，明军在此地正式设防。由此，梁房口（营口）成为明代的海防屯兵要地。其后，这一代逐渐发展成为辽宁著名盐场，当时辽宁额盐377万斤，梁房口盐场盐产量占辽东额盐的1/3强。明末清初，由于战乱，海运停止、盐民避难，营口一度成为“极目荒旷”之地。此后，随着辽河沿岸地区农业和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辽河沿岸地区先后出现了一批大小城镇，海城、盖平、营口、田庄台、牛庄等。19世纪20年代，商业资本首先进入营口。一是盖平商业资本；二是牛庄、田庄台商业资本；三是关内资本渡来营口。截至1840年，营口共有商号6家。营口贸易对象主要是关内各地，输出品是粮食和大豆、豆饼，输入的是棉花、杂货等。随着大豆产量的提高和商品化的增强，山东商业资本创办了油坊；随着输入商品数量的增加，出现了装卸业兼营商业。关内商业资本的入殖和广东商人控制营口商业资本，是营口民族商业资本开始期的重要特征。到1861年开港前，营口已经是“商船云集，日以千计”，凭借入海口优势，逐渐形成国内粮豆贸易港口。贸易地位已经取代牛庄、田庄台和盖平。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西方侵略者要求开放辽东湾沿岸离辽河口最近的地方。于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开放牛庄作为商埠。牛庄位于辽河入海口，是东北与内地最早的通商口岸。明朝为辽海卫所治，清初设章京驻防。康熙年间，始称牛家庄。牛庄被迫于1861年5月开埠，是年因辽河暴涨，在下游又冲出一条新的入海口，把原来的河道南移了90里。于是1861年6月，英国第一任驻牛庄领事密迪乐（后死于牛庄）在与负责牛庄通商事务的山海关监督瑞麟交涉时，辩称英国本拟在营口开埠，只因地图上标为牛庄是离辽河河口最近的港口，所以“很不经意地把营口错当了牛庄”，现在牛庄“停泊不便，需设立领事馆改在营口”。1864年，英国迁领事馆于营口，营口港便在这一年正式开港。营口开港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东北打开了南大门，其后，列强接踵而至，纷至沓来，营口开始沦为东北第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成为东北地区直接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掠夺的起点。

营口开港后，清政府并没有在营口设立港务管理机构，而是由英国代管中国海关。1864年，赫德任命英国人杰·马基为营口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控制下的海关擅自扩大本不属于海关职权范围的港口船舶调度权、港口装卸管理权、航道管理权、船标设置权以及港务人员的使用调度，形成海关独霸营口港的局面。

英国人控制下的营口港随即开始大规模的鸦片进口贸易。据粗略统计，营口开港后的26年间，共输入鸦片3581吨，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按当时的物价计算，一两鸦片价值白银一两，3581吨鸦片总价值716.2万两白银，这相当于营口港三年的总贸易额。鸦片贸易打破了营口暨东北的长期贸易优势和结构，造成了白银大量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劳动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营口港既成为外国商品涌入倾销的门户，又是外国侵略者将原料掠夺运出的桥头堡。经营口港出口的主要是大豆“三品”、柞蚕丝、毛皮、人参、鹿茸等，特别是大豆、豆饼、豆油，占输出（包括输往关内的，下同）总额的70%～80%。尽管大豆本身属于农产品，由于其是制油与炼油工业的原材料，故此在某种程度上亦属于大工业的范畴。

随着营口的开港，西方列强的商品也大量输入。棉纺织品的输入，是仅次于鸦片输入的第二大宗商品，1866年输入棉纺品42297件，1867年输入118014件。1868年，西方商人采取棉纺织品降价销售的办法，使输入的棉布、棉纱在东北市场上销量上升，随之通过营口港输入的棉纺织品的数量也随之迅速上升，输入量达299909件，比前一年增长了1.5倍，比前两年增长了6倍。开港之初，英国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西方商人1869年输入棉纺织品208346件，1870年输入257298件，1871年输入243450件，1874年输入306367件，1875年输入451459件，1876年输入803473件，1877年输入594645件，1878年输入1050065件，1879年输入681942件，1880年输入513497件，1881年输入436446件，1882年输入477720件，1883年输入514824件。

1882～1894年，经营口港进口的外国纺织品数量激增。1890～1891年两年间输入最多，每年在70万匹以上。从1882年始，英国被美国所代替。美国来港的粗布由1882年的55350匹，增加到1894年的290165匹，增加了4.2倍，美国粗布所占的比重由69.1%提高到95.7%。美国的斜纹布由1882年的90240匹，增加到1894年的141250匹，增加56.5%；美国斜纹布所占份额有所下降，由80.4%减少到79.3%。

在营口开港的头十几年，主要是英国鸦片输入。从1882年开始，进港的外国商品主要以轻工业产品为主。外货充斥市场，排挤了本土产品。

营口港输入的外国棉纺织品大部分销往东北各地，另有一部分通过东北商人再转销朝鲜。除了棉纺织品大量输入外，火油、火柴、金属制品、染料、玻璃也大量输入，其中东北地区居民用火柴全部是从外国输入，火油主要来自美国。列强的商品输入，冲击了营口和东北市场，使洋货遍地，成为西方列强商品销售的场所，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族工商业不得不在这种挑战面前奋发图强，从而卷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与此同时，发展缓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日趋严重的摧残。

营口不仅是外国商品的倾销市场，而且成为外国侵略者掠夺原材料的主要场所。东北一向以盛产大豆、粮食、貂皮、人参著名。大豆成为东北出口的大宗商品，也成为外国侵略者掠夺的主要目标。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对东北的掠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大豆及其制品——豆油和豆饼为大宗。

从营口港输出大豆“三品”开始，东北的经济便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联系。作为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项目，不仅在东北出口总额中占70%以上，而且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1874年占2.6%, 1884年占4.9%, 1894年占5.2%。输出的数量增长极为迅速。以累计输出额1872～1876年为100%, 1877～1881年为163.1%, 1882～1886年为186.8%, 1887～1891年为274.4%。1892～1894年平均输出额为1872～1876年平均的387.1%。

1867～1872年，营口港平均每年对外输出大豆、豆饼、豆油190万担。1871年，营口港大豆、豆饼、豆油的出口贸易额占营口港出口贸易总额的87%（1867年大豆、豆饼、豆油出口142024吨，1868年三品出口为85662吨，1869年为144330吨，1870年为111702吨，1871年为82899吨，1872年为115206吨）。大豆及其制品在开港之初，外商经上海、香港两地再转销东南亚及澳大利亚（多为英国殖民地）, 1869年又转运至锡兰。同年又转销日本。初步统计，大豆、豆油总量为139913担，至1871年增至8561182.5担。从1870年起，日本开始对东北资源大肆掠夺。1880年，营口港输往日本的大豆、豆饼、豆油占营口全年输出该项总额的1/3，两年之后，日本成为东北大豆的第一“买主”，资源掠夺的元凶。东北产的大豆、豆油逐渐成为日本人生活的必需品，豆饼也成了日本水稻生产不可缺少的肥料。此后，东北成为日本所需大豆、豆饼、豆油原料的唯一来源，营口港成为日本进行掠夺的重要港口。

19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英国将大豆誉为天然营养食品，于是日本及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争购”东北大豆及其制成品，从1889年至1892年增长迅速。1892年“出口”日本大豆价值767019海关两，豆饼396277海关两，大豆、豆饼对日本出口额占营口港大豆、豆饼直接外贸出口额1172813海关两的99.1%。同时，大豆、豆饼由营口出港经上海、香港运往亚洲、欧洲、美洲各国。1893年，营口港出口大豆3339826担，价值4392648海关两，出口豆饼2327214担，价值2327215海关两，出口豆油89085担，价值7065228海关两。豆类三品（大豆、豆饼、豆油）出口贸易额占营口港出口贸易总额的75.88%。

仅次于大豆“三品”输出的另一个品种是蚕茧和生丝。辽宁柞蚕的饲养于1800年左右由山东传入，先由盖平、复县，其后逐渐传播到海城、辽阳、庄河、岫岩等辽南一带；继而又有凤城、宽甸、桓仁等东部山区相继发展；北部以西丰为中心，开原等地也都有农民大量放蚕。1894年前几年每年产茧20亿～25亿粒。经由营口港出口的大茧及生丝（每百斤生丝包括挽手折成大茧177777粒）每年有18亿～20亿粒，占当时大茧生产量的80%～90%。

东北人参闻名全国，在营口港的输出货物贸易总额中，人参占第二位，是仅次于大豆、豆饼、豆油出口贸易额中的重要商品，作为土特产品和商品的人参，出口数量和贸易额不断增长。据统计，1867年人参输出186担，1868年输出354担，1869年输出307担，1870年输出539担，1871年输出664担，1872年输出增加到763担（价值127277海关两），占营口港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8%。1866年经营口港输出的鹿茸49.24对；1867年输出254.62对，另有小鹿茸146对；1868年输出174.37对，另有小鹿茸81对；1869年输出88.65对，另有小鹿茸102对。

随着营口的开埠，民族商业资本大量流入营口，多以山东输入为主，其次是广东、上海输入的资本。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混合生长，形成许多联号商铺。这些商铺仅豆油就年销600万～700万两，是原资本额的55.6倍，平均每年增资5.56万两，等于原资本额的2.53倍。

伴随着营口开港、商业贸易的发展，外国棉纱、纺织品源源不断地流入营口，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营口有布庄、丝绸庄57家，其中以东益盛、茂瑞成为最大。

五金、交电、化工原为三个自然行业，五金、化工形成较早，1890年，营口拥有大小铁业48家。随着“洋铁”“洋钉”“洋工具”等洋货的大量输入，五金行业迅速扩大。1898年，营口第一家五金专业商店——慎记五金行开业，经理张墨卿，职工15人。此后，祥泰五金店、泰长号五金店、盛合公司、祥记五金店、双发祥五金行先后开业。

烟草业发展迅速，营口开港后，东北各地生产的烟叶云集营口，通过海陆远销关内，外国的香烟也通过营口转销东北各地，营口成为东北重要的烟叶中转和生产中心。当时，营口57个行业中，烟叶资本平均规模占第二位，平均资本为3.5万元。

商业资本的后劲与支柱是大豆、豆饼的集散。东北大豆产地主要是长春、吉林、四平、海龙、郑家屯、铁岭、奉天以及辽河沿岸。1900年以前，辽河运输达到鼎盛时期，仅登记簿记载的船只就有3500艘。在铁路开通前，马车运输是仅次于辽河水运的唯一陆上交通工具，每逢农历十二月、正月、二月，每天到达营口的车辆达1000辆以上，进市的谷物六七十万石，其中大豆占80%～90%，为马车住宿和豆谷服务的季节性大车店就有30多家。从1894年营口港对外直接贸易额看，在全国当时的上海、天津、广州、汕头、厦门、营口、福州、烟台等主要港口中，营口港占第六位。至1908年，营口港已经与世界上二十几个国家或地区直接通航贸易。至中东铁路开通后，俄国采取新的税收政策全力经营大连港；日俄战争后，日本对大连港又采取“自由港”的政策，使得东北对外贸易口岸重心开始南移，1912年之后营口的商业资本霸主地位完全为大连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