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路线图

文 Nicholas R. Lardy and Nicholas Borst 编译 陈博

经济再平衡的迫切性

在过去的数年间，中国领导层一再强调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平衡而且不可持续的。他们正确地意识到过往的发展模式建立在投资的过度增长以及对消费的压抑之上。资本密集型的增长造成了经济体的严重扭曲，这将带来资本分配的失衡以及资产泡沫。

但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要求新一届政府拿出切实的行动，其中包括消除价格管制、开放金融市场等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同时，大量的资源必须从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转移到私人消费者和服务业上。市场必须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挑战是严峻的，但并非不可克服。行动越快越好。

再平衡的政策措施

要想改革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注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幸运的是，大致的方向是清晰的。目前的经济体存在三个方面的严重价格扭曲，分别是利率、汇率和能源价格。社会保障体系的不足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又加剧了这方面的失衡。由于经常账户失衡在近几年已经逐步改善，因此利率改革有着更高的优先级。

利率改革

利率问题和汇率息息相关。2004～2011年，央行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大量干预，导致货币超发。为了应对由此带来的通胀压力，央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进行冲销，同时出售央票以回收流动性。央行对商业银行存放在账户中的存款准备金会支付一定的利息，但这个利息通常低于市场水平，这使得商业银行不得不承受一个隐形成本。为了确保银行的利润率并且避免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大规模坏账事件，央行对借款利率设定了上限，同时为贷款利率设定了下限。这个存贷差将流动性冲销的成本转嫁到家庭头上。自2003年以来，中国储户面对的实际利率基本上为负。

另一个维持低利率的原因在于阻挡热钱的流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

利率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存款利率。银行不得不相应提高借款利率。这将使得中国的投资收益下降，有助于改变过分依赖投资的局面。

另外，存款利率的增长还能提振消费。首先，更高的存款利率提高了居民收入。其次，高存款利率有助于降低储蓄率。这一点和直觉相反。Lardy曾经论证过，大部分中国储户的积蓄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而提高存款利率能促进他们降低存款金额。最后，更高的贷款利率有助于降低投资密集型的企业生产，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创造更多就业。

但目前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仍然较为蹒跚。一旦借贷成本上升，可能会伤害到中国的企业。目前企业的总负债水平达到GDP的100%。但好处是，一些难以借到资金的中小企业在利率改革之后可能会有所改善，因为银行会更有动力借贷给他们。但一些效率低下的企业将不得不被淘汰出市场。

汇率改革

人民币升值有两个好处。首先，出口增速将会下降，同时进口将提高。出口企业的利润下降将有助于更多的资源流入服务业。其次，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意味着央行的外汇市场干预可以放缓，也就为利率市场化创造了条件。近期央行减小了外汇干预幅度是一个较好的信号。

但问题是央行可能会重启大规模的外汇干预。之前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困于欧债危机的西方经济体使得中国的外需下降。商业银行的外汇存款上升。2011年第三季度到2012年第二季度期间，外汇存款增长了58%（1490亿美元）。但这个趋势在2012年下半年骤然停止。在未来，对人民币的需求可能会进一步回升，从而促使央行重新大幅度介入外汇市场。

能源价格

人为压低的能源价格成为中国对工业企业的一种隐性补贴。中国国家发改委是主要的价格调控机构。当国际油价上升到80美元/桶时，国内零售价格封顶，使得炼油和售油利润开始下降；当油价超过130美元/桶时，炼油厂也呈亏损状态。两大油企在2007～2008年，2011年至2012年上半年都出现了亏损。同样，电价在煤炭价格上升时也会受到管制。如果考虑资金成本的话，这种隐性补贴的数额就更大了。因为大多数能源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非常低。以五大电力企业为例，其资本回报率仅为0.61%。

这样的价格扭曲鼓励了工业企业的发展，并抑制了服务行业。服务业在2002年占GDP的比值为41.5%，但此后就停滞不前，增长缓慢，在2002～2011年增长不超过2个百分点。目前的占比比其他同等发展中国家低了约10个百分点。

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

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降低家庭的应急性储蓄水平，并助推消费增长。尽管中国政府宣布在2020年前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但目前中国的社保、养老和健康支出只占GDP的5.7%。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一般都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如果新社保体系的支出是由更多的税费来资助的话，那么家庭的消费模式不会有太大改变。更可行的办法应该是国有企业进行更多的分红。但现在的情况是除了分红较低以外，大部分的分红又被注入企业中，进行回报极低的投资。

改善收入不平等也有助于经济的再平衡。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7左右，意味着不平等较俄罗斯和美国为高，大致与尼日利亚和墨西哥相近。在上一届政府执政期间基尼系数实际上有所扩大。

改善收入差距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进一步市场化，减少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提升工资水平。工资收入占GDP水平在2003年经济结构大规模扭曲后不断下降。合理的水平应该为55%左右，而目前这个数字低于50%。

再平衡的算术

一方面，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常年保持在40%的水平，2011年已经达到48%的巅峰。没有哪个经济体能长期保持这样的态势。另一方面，外贸净出口的增长也已经逐步放缓。有鉴于此，私人消费必须快速增长以保持一个合理的整体增速。日本、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在投资高峰时期的GDP占比大约为39%、40%、43%和39%。中国的合理水平应该为38%。但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较高的投资水平。一旦户籍制度放开后，城市移民将正式成为居民，那么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有助于将投资保持在GDP 35%～40%的水平。

由于将生产要素从一个产业转向另外一个产业必然带来摩擦和损耗，因此更合理的转型应该是渐进式的，并且允许服务业增速超过工业增速而不是将现有的工业生产要素转移到服务业上。投资占比下降10个百分点是一个合理的预期，这意味着在10年内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房地产投资尤其需要放缓以避免房地产泡沫。2011年房地产实际投资占GDP比重为9.4%，站在了一个脆弱的高点上。7%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做一个简单的算术。如果要保持经济7.5%的实际增长率，同时将投资占比减少到38%，那么投资的增长在接下来几年需要从现在的13.9%降低到8%，最终在10年内降低到3%。为了抵消投资减速的影响，消费必须得到提振。为了保持总体增速，消费必须以9.7%的速度增长，意味着比GDP总增速高2个百分点左右。2007～2011年，实际GDP增速为10.5%，而私人消费增速为9.5%。为了达到保增长的目的，这说明私人消费需要从落后于GDP整体增速转为高于整体增速，中间大概有3个百分点的跨度。

可行与否

一个挑战在于，这种转型会导致就业和工资的下滑，从而影响消费的增长。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直觉。在每一单位的资本投入下，服务业比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带来的就业要更高。2011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服务业平均工资也较工业为高。

另一个担忧是消费增长难以达到预期的增速。但事实上根据Barnett, Myrvoda and Nabar在2012年的测算，中国在长期压抑消费的基础上，消费在过去10年里每年实际增长仍然保持在8.5%的水平，并自2007年以来平均每年增长9.5%。

中国台湾的经验也显示提振消费不是不可能的。台湾的早期增长同样是不平衡的，消费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的75%下降到1986年的47%。20世纪80年代台湾开始了再平衡过程，消费占比在之后再次回到60%。再平衡期间，消费增速快于GDP整体增速1.6个百分点。同时，投资也保持了原来的增速。但台湾的投资本身占GDP比重仅为22%，而对大陆来说，投资增速必须放缓才能提高消费的占比。

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也实行了利率和汇率自由化，并且进行了国企改革等措施，这将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再平衡的有力参考。

本文原题名为“A Blueprint for Rebalancing the Chinese Economy”。本文作者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