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思考

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金元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决定》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观点。这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探索，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创新是提出了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是依照历史理性，面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实际，不冒高、不空想，也不菲薄，有自信，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西方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文化评论家对中国的预测、 “指导”、评估和“断言”，大多被证明或是不切实际的、或是别有用心的、或是肆意污蔑的。

今天的中国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大幅度的一次变革，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急剧变化的转型期，一个21世纪全球最大的城市化变革大潮，有问题是正常的，没问题才是不正常的。改革是一系列问题倒逼产生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第一前提是“问题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根据中国现实提出问题、发现问题、找准问题，特别是依据什么来判定这些问题，选择什么样的问题为核心问题，它的理论设计和前设架构是什么。换言之，用什么样的思路、体系和原则去确定何者为真问题、大问题、主问题。

《决定》最重要的特色是整体把握，宏观设计，全面推进，点上突破。在治理方式上采取辩证施政、稳步推进的战略，在文化理念上兼顾中西，通古开新，努力寻找发展产业经济与普惠人民大众之间的平衡点，以及历史与现实、速度和效率、发展与公平，乃至大和小、内与外之间相平衡的执政风格。

从文化的治理体系来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决定》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决定》吹响了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进军号，将对我国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是党和国家新一代领导集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的角度看，如何从五位一体的宏观整体上进行文化改革，顶层设计是全面把握的关键。如何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发辩证施政，把握全局，是新一代领导集体推进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这就为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大框架、大格局。

在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进一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他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让13亿人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

我国文化及其发展是巨大的系统工程，它决定了国家的治理也必然是一个巨大的体系。我国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文化产业的设计、决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以及文化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它是中国共产党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综合改革的重大举措，是我国大踏步赶上全球化时代发展潮流的关键选择，也是我国进入并参与国际高端竞争重要领域、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实现文化复兴的“中国梦”的重大战略。

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国家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获得了重大突破。按照中央“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在文化领域大力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增强国有文化单位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培育骨干文化企业，打造一批走向世界的、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同时，鼓励民营文化创意企业快速发展，以及非公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文化创意产业领域。这些举措优化了文化产业结构，推动了一批企业在规模、档次和效益上的提升。这种努力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方式是转变文化发展方式的现实途径。只有全面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完成二者均衡发展的任务，才能实现文化改革创新的新发展。也只有文化发展方式转变了，文化体制才可能得到改革。

《决定》对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在“管”字上下功夫，以制度管人。规范管理的方式、内容和重点，坚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进一步理顺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抓好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犯罪防范和打击等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网络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

《决定》的一个重要突破是要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的管理方式。在过去10年改革的推进方式上，以行政推动为主，自上而下采取了政府决策、政府推动甚至直接办文化企业的方式，导致企业的行政色彩浓厚，市场主体地位难以确定。随着国有文化单位的分类改革基本完成，如何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加快公司制改造，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成为改革全面深化的难点。《决定》高度关注对新闻媒体的管理，面对当前新兴媒体的高速巨量发展，要求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严格新闻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重视新兴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

二

《决定》的重大突破在于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过去一直存在非公文化企业受歧视、发展难等问题。《决定》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非公有制文化企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决定》特别强调了给民营企业、各种形式的非公企业的发展以更好的环境、更低的门槛，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不仅允许和鼓励它们在电影电视拍摄等领域继续发挥作用，还要允许它们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等领域，允许它们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的改制经营。

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是各种形式的小微文化企业，大量的创意工作室以及广大的青年创业者是文化市场的主体，决定着产业发展的未来。国内外经验证明，很多创意大师、设计大师、传播大师和营销大师，往往在他们还在学校就读时就开始了创业之路。培育原创力、突破陈规旧习，要从青年人开始。

《决定》强调，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要尊重经济规律，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式的发展，在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中实现增长。

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扩大政府文化资助和文化采购，加强版权保护。健全文化产品评价体系，改革评奖制度，推出更多文化精品。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

从市场出发，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增长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文化产业作为经济改革转型升级的高端产业形态，应当成为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产业形态。发展服务业，应该发挥文化产业的“领头羊”作用。

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弱的一极。这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主要实行外向型经济和投资拉动战略有密切关系。我国的文化消费，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文化消费引领首先要将消费者置于市场主体的位置，从市场的角度探讨消费者的文化需求，以文化消费的需求来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

作为赶超型后发国家，中国敏锐地把握了世界文化产业、文化经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大趋势，看到了“弯道超车”的重大机遇。在我国文化发展理论界的研究与呼吁下，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最终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大政方针。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在党和中央政府战略决策（特别是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的大力推动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战略决策、规划布局、党政督办、政策引导、财政鼓励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举措，而政绩冲动、匆忙上马、贪大求速、短期效应往往是不少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态势，地产为本、大项目牵头、政商协作、各得其所是一些地方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式。

三

我国正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创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也是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不仅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吸引社会广泛参与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保护国家民族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保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包括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维护低收入和特殊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内容。它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出发点、依据和最终目的，是满足广大公民对公共文化权益的普遍需求，提高民生文化福利水平，加强全民人文精神培育；其重要特征是非赢利性、公益性。所以，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首要原则是要坚持公益公利，公平公正，公众参与，普惠于民。公平公正是现代文明社会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人权的确认而坚持的重要价值理念。它强调公民获得公共文化服务的“平等权”。

基于我国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尊重、维护和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族别公民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坚持普遍参与、多样发展的原则；要特别关注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保护他们的文化权益不受侵害。兼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形成实用、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先进文化理论研究服务体系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其余部分则具有更多的实践性和功能性。

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提升国民素质，培养公民良好的文化修养，塑造文明开放的崭新国民形象，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安定团结、文化认同和各民族团结和谐具有重大作用。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可谓成效显著，尤其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各级政府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的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决定》进一步明确了不同文化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要求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实现社会化发展。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调整发展模式和向内生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现。其实质是从GDP唯一模式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转变。政府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时主要负责提供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而不是所有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对于超出基本文化需求的服务（特殊的、高档的、流行的需求），公民可以通过文化市场获得。

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大潮、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关节点，在发展产业经济与普惠人民大众、速度和效率、发展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决定》针对新形势、新变化和新需求做出了重要决策：要在全球市场的环境下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同时要关注民生，利民惠民，以民为本，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二者辩证的对位性发展。一方面，它体现了我党审时度势，能够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态势做出战略选择；作为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当前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走向全球市场。另一方面，它又从我党的根本宗旨出发，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以公共投入和规划建设的方式，满足公民进入小康时代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基本需求。这一创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实施以人为本、以均等化的方式保障每位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提升公民文化素养，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形式；是适应当代世界潮流，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途径；也是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重建文化中国国家形象的根本措施。总之，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的强大推动力量。

发展市场导向的文化创意产业将为我国公民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不同档次的文化产品，以适应不同层次公民的多样化的个性化需求。产业在市场化的发展中不断壮大，文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全面提升，并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累资金，培育文明，开拓道路。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协同和配套是文化全面发展的必要构成部分，缺一不可。文化创意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间不是截然区隔，而是相互支撑、交融互补、相需为用，共同发展的，二者相辅相成。文化创意产业要为文化繁荣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要为文化发展提供良好的设施和环境；文化创意产业要为消费者的更高、更特殊的需求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四

《决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指出，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光荣历史，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来考虑并予以承认和肯定。

要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传播弘扬，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积极承担人文交流项目。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另一方面，要从国际市场出发，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培育一批外向型的文化跨国企业，使其作为“国家队”参与全球文化市场的红海竞争。

交流、沟通、交往、对话是当今时代文化、国家、民族之间合作共赢的必由之路。以中国和合文化为参照的执两用中的中国思维，作为21世纪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参照。从根本上讲，中国文化的和合理念、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文化间性本位，是即此即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第三生成物。它是世界各共同体间相互协商、谈判、让步、融合的结果。这一结果就是全球文化的公共领域与空间。

和而不同，同则不继。文学范式与话语的多样化引发对话与竞争，而对话与竞争进一步催生了创造的多样性。没有对话，就没有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没有竞争，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就没有了张力关系或张力结构；没有张力，也就没有创新的动力；没有创新的动力，实际上也就没有了创新。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学术文化要通过竞争发展，竞争是优化发展的基本途径，而创新则是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因此，在多样化现实中，当对话建立了同一性基础时，竞争就会倏然降临。

保证伟大的民族集体记忆得以传承、交流和发扬的条件是提取该民族意识的精华，并不断创造新的经典。因此，我们要把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观念、文学、艺术，伟大的人物，最好的故事以及最好的声音传达给这个世界，并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