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农民工

“我们”与“他们”：农民工城市认同分析

☉ 石向实

【内容摘要】 农民工的城市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问题，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如何使农民工从 ‘他们’成为 ‘我们’? ”目前关于农民工城市认同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不清楚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本质，二是以西方的社会认同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中国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本质不是文化认同问题，而是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公平问题。城市认同是农民工对身处社会关系的体验，反映的是当前现实的社会关系。农民工城市认同的研究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应当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民工的心理影响为内容。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是农民工最看重的东西，也是“我们”与“他们”的差别最大之处。“让他们成为我们”，应当是市民和农民工共同的行动方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使更多的“他们”成为“我们”。

【关键词】 中国城市化 农民工 城市认同

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以杭州为例，在2000～2009年的10年间，2009年杭州市登记人口数量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311.24万人，增长31.02%。在增加的人口中，杭州市户籍人口只增加了61.80万人，外来人口增加了249.44万人，外来人口占人口增加总数的80.14%。如果杭州市人口按照这个趋势和增长率发展，2020年杭州市人口总数将超过1500万人，市区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现实情景。

在城市的外来人口中，大多数是农民工。近年来，国务院提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要求，杭州市则用“新杭州人”的称谓表示对农民工的认同和接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和“城市认同”，成为当前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热点问题。

但是，关于农民工城市认同，目前是一个有不少模糊认识的问题。对此，我讲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 认同的概念

在涉及农民工城市认同的研究文献中，经常可以看到“社会认同”“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心理认同”“城市认同”等概念，这些概念名称不同，意义有所差别，但是也有共同的内容。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Tajfel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概念：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

身份认同（status 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指的是一种群体文化认同的感觉，是一种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认识，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城市认同是指农民工对城市地域、市民群体的接纳感和归属感，以及对市民态度观念的内化。

心理认同是指人们在情感及认知方面对事物的接受程度，这种接受程度会影响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态度和行为。

在这几个概念中，文化认同是最基本的和抽象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归属，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是谁？”社会认同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它强调的是个体的归属。身份认同比社会认同具体，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是谁？”城市认同是更加具体、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社会认同。而这些认同都是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的，都是人们的心理体验，广义上讲，都属于心理认同。

认同（identity）的原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事物是相同的或同属一类。美国社会学家Richard Jenkins指出，认同概念包含人际关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即同一性的关系和差异性的关系。一方面，认同概念揭示了“我们”是谁；另一方面，又区分了“他们”是谁。作为“我们”，人们彼此相互接纳；作为“他们”，人们彼此相互隔膜。“我们”还是“他们”，是认同最基本的内容。

所以，农民工的城市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问题，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如何使农民工从 ‘他们’成为‘我们’? ”

二 农民工城市认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农民工城市认同进行了量化实证研究。有人编制了农民工城市认同问卷，从地域认同、态度认同、群体认同三个维度对农民工城市认同进行了测量和研究。还有人构建了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模型，从市场能力因素、制度压力因素、社会网络因素来探讨珠三角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空间认同。这类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着眼于农民工自身特质，把城市认同分解为若干维度或因素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后来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是，目前关于农民工城市认同的研究，存在着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不清楚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本质。

作为科学研究，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因素进行研究，是普遍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但关键是要抓住问题的本质。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本质是什么？是农民工具有的心理特质，还是农民工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感受？很少有研究者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对农民工城市认同本质的不同理解，会使研究呈现出不同的问题取向。这就导致了在目前的研究中，学者们用各式各样的维度和因素去研究农民工城市认同问题，研究成果缺少交集，缺乏共识。

第二个问题，以西方的社会认同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框架。

许多学者在研究农民工城市认同问题时，将国外学者的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框架。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理论发端于西方，它们的产生背景是西方学者对种族主义、群体偏见、移民等问题进行的理论解释。主要有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它们都试图将错综复杂的社会融合问题化约为文化融合问题。这些理论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西方学者提出社会认同理论的社会背景与中国大不一样。西方国家人口自由流动，不存在城乡对立。而中国是在城乡严重对立的二元社会结构下进行城市化的。中国有把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的户籍制度，有几千年形成的高度同一的中华文化和民族心理。中国基本没有种族歧视。中国的移民问题主要不是文化的差异而是户籍所附加的种种限制。所以，把西方以文化融合为核心的认同理论，用于研究农民工城市认同是不一定适合的。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研究的理论框架有问题，会阻碍找到问题的本质。而不清楚问题的本质，就会盲目地套用理论。进而导致研究工作的碎片化、各说各话。

三 “我们”与“他们”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来到城市，作为外来人口，相对于城市居民，农民工是“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在城市生根安家，渴望从农民变为市民，渴望从“他们”成为“我们”。这就是“他们”所渴望的城市认同。

我对此稍做一些展开说明。

第一，中国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本质不是文化认同问题，而是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公平问题。中华民族是有共同语言文字和历史文化的民族。农民工跨省、跨地区流动，文化不是认同的主要问题。造成中国农民工城市认同问题的根源，是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对农业人口的种种限制。

第二，城市认同是农民工对身处社会关系的体验，反映的是当前现实的社会关系。因此，从群体或个体的心理特质来研究农民工城市认同，揭示不了农民工城市认同的规律。研究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应当从“我们”与“他们”关系的视角，分析“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分析“他们”对收入、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社会管理的心理感受。“他们”对当前现实社会关系的感受，才是真正的城市认同体验。研究者可以做市民与农民工的比较、国内不同地域的比较、中国与外国的比较，等等。这样的研究，不仅有重要的心理学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社会学价值、历史学价值、决策参考价值。

第三，研究农民工城市认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应当以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农民工的心理影响为内容。研究者编制测量问卷、筛选题目不仅要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而且要能够反映现实的社会关系。这样，“我们”对“他们”的研究，才能引起社会的关注，才会有助于推进中国的社会建设。

第四，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是农民工最看重的东西，也是“我们”与“他们”的差别最大之处。

我们在2011年底做的一项关于杭州农民工的调查，有两组数据很有典型性。

根据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杭州市区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235元。而我们所调查的500名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2427元，比杭州市职工平均月工资少808元。具体数据见图2。

我们让农民工评价自己的经济地位，有27.0%的人觉得自己的收入在当地属于中等水平，63.8%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在当地属于中等以下水平（见图3）。

当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多数人感到无助，只有不到30.0%的人向社会寻求帮助，反映出农民工在生活中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见图4）。

在中国当前，推进城市化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就是要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保障农民工的社会权益。同市民相比，如果农民工有了平等的经济权益，有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他们就会认同所在的城市。

四 让“他们”成为“我们”

中国的农民工大都很淳朴，他们很实际。工作和生活境遇好，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就强，反之则变差。

农民工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制度性和非制度性障碍。农民工市民化之路为何这么难？不少专家学者强调现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提出的建议多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改革户籍制度等。这样的建议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缺少可行性。

其实，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是如何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问题。在当前的制度体系里，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的和可行的途径，就是将农民工户籍问题与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分开，在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尽量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农民工能够在城市安心就业和生活，生活方式逐渐城市化，自然而然地实现市民化的过程。到了一定时候，市民化了的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解决起来就会水到渠成。

近年，杭州市提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城市发展理念。“我们”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概念，所有在杭州生活、工作的人都是“我们”。所以，“我们”包含了“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应当是市民和农民工共同的行动方向。这样的发展理念与行动方向的结合，就是充满生命力的、坚实的城市发展实践。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使更多的“他们”成为“我们”。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政府要想在农民工市民化上有所作为，就要积极做好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这篇大文章，努力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逐步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逐步减少和取消附加在城市户籍上的社会资源配置功能，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市民。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断充实了新鲜血液，增加了活力，获得了发展。今天，中国哪个城市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明天，这个城市将成为中国最有活力和发展前途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