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老陆

汝信

同志们，今天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参加这个会，特别是看了刚才的纪念陆学艺专题片和陈锡文同志的讲话录像，使我回想起过去与陆学艺交往的很多事情。

我跟他交往半个世纪，从他1962年进哲学研究所，我就跟他编在一个党小组。当时他搞中国哲学史，研究宋明理学，我在西方哲学室，搞黑格尔研究。还有金岳霖先生领导的逻辑组，我们三个组的党员编在一起成为一个党小组，叫“中西逻”小组。从那个时候跟他就很熟，当时很多运动和活动都是以党小组为单位来进行。

1964年我们一起去搞“四清”，那时候是他作为学者转型的开始。他本来是搞宋明理学研究的，搞明代思想史研究，他的导师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明史专家容肇祖先生。后来怎么转到研究“三农”问题？我想1964年我们下去搞“四清”，又在那里劳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段时间是他从研究哲学向研究农村问题转型的时期。

我认为，以他的勤奋努力，以他的头脑敏锐和深刻的思考，他要是研究宋明理学也会取得很大的成就。但是我觉得他研究“三农”问题更合适。他自己总是讲，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到农村参加“四清”，虽然那时候我们经常下去，但是跟他完全不一样。我们都说你下农村就像如鱼得水。他是农村出生、农村长大，少年时到上海，那时候叫当学徒，现在叫打工，他完全深刻地体会了丰富的农村问题。我们去搞“四清”，当时工作队的队长是哲学所的副所长陈冷，是一个老同志。陈冷一眼就看上了他，说陆学艺对农村问题熟悉，所以让他搞研究，搞情况通报、经验总结，他是我们当时工作队的笔杆子。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深刻地了解到农村的情况，他本来出生于农村嘛。

那时候，我们在研究所工作时下去调研，当时叫“滚泥巴”，现在叫“接地气”。他是从中国的泥土里面生长起来的，不是“滚泥巴”，他本来就是泥土里面产生的专家，他确实跟我们不一样。他研究“三农”问题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他对中国几亿农民兄弟有一种非常深厚的感情，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学者所不能体会的。他后来研究农村问题、支持农村的改革，向中央提出很多建议，如支持包产到户等，他确实是为广大农民群众讲话，为广大的农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而努力，这种真挚的感情是我们很难体会的，这是我体会最深的他的一个优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时有一位基层干部向中央反映农村的情况，给朱镕基同志写信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我们两个议论此事，他讲的时候非常带感情。后来他也写了建议，他说农民可以说是革命的主力军之一，结果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现在农民的处境还是这个样子。他是非常动感情的，他把改善农民基本状况、加强农村的建设作为他毕生的事业来看，跟我们把农村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是不一样的，这是他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点。

第二点，他到社科院工作以后，长期地扎根在基层，下去在陵县挂职三年，那时他跟我讲了很多故事，谈他在农村里做实际工作的具体情况。

现在党中央强调要深入群众、要接地气，我不敢说他是我们社科院学者中间下基层调研最多的，但是他肯定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很多研究都不是在书斋里头想象出来的，而是真正扎扎实实从实际中间、从亲身的调查研究中间产生出来的，我认为这一点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做学问的人学习的。

还有一条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他有非常大的理论勇气，这往往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一个弱点，就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讲老实话、敢不敢冒风险，这一条他表现得非常突出。当时他主张搞包产到户的文章出来之后，并不是一片叫好啊，而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他后来提了几次意见，如对形势的看法、对农民发展前途的看法，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意见都是正确的、都是及时的，但当时多数人都不是这样看的。包括后来，他对中国社会分化和阶层的分析，也不是大家都赞成。我认为有这样的理论勇气才是真正的学者，就是敢讲真话、讲老实话，敢于承担政治上的风险。

现在有人把广大农村群众叫“弱势群体”，我始终想不通。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领导阶级，农民是最重要的同盟军，是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基础，怎么成了“弱势群体”了，我是不赞同用“弱势”这个说法，但是有一点我赞同，农民是我国改革开放中间得益比较少的群体，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农民阶级，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最大贡献的，但是他们得益并不是最多，这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觉得他有理论勇气，能够研究这些敏感的问题，能谈出自己的看法。当然他不是完全凭感觉，他是有非常深的理论思考，一方面他是为了一定群体的利益来说话，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严格地遵守了严谨的科学精神，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突然离世的消息令人震惊，他比我还年轻两三岁，但他比我先走，这个我是没有想到的。平常他的身体很好，我看他在理论界、学术界很活跃，精力非常旺盛，他去世那天下午还要出差，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会发生。5月13日上午，我们共同的一位老朋友从南京打电话给我，说老陆出事了，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网上看到的，我赶紧打电话给社会学所办公室，他们说确实出了事，院里、所里的同志们都在忙着料理这个事情。我听到这个突然的消息真是感到心碎，我是没有想到他走得这么早，而且是在他的精力非常旺盛、创作能力很强的时候走了。

今天大家一起开会，这么多同志来纪念他、怀念他，说明他在理论界的贡献很大。我觉得他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说，都有很多优点、很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谢谢各位！

（本文系作者2013年8月31日在“社会学与社会建设暨陆学艺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