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陆学艺先生二三事（代序）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前所长、中国社会学会前会长陆学艺研究员，2013年5月13日因突发心脏病溘然长逝，享年80岁。转眼到了他的周年祭日，窗外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他的音容笑貌，仍然不时萦绕脑际。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遂追忆先生二三事，权作诔文代序。

关于“老陆”的称呼

邀请我为纪念陆先生的这本文集作序，大概是因为我继陆先生之后，也曾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社会学会会长。陆先生是1933年生，是社会学所的第三任所长，我是1955年生，是第五任所长，中间的第四任所长景天魁教授，是1943年生。按说我与陆先生有一代人的差距，但我们这些社会学所的人，都叫他“老陆”。他有很多忘年之交，都没大没小地叫他“老陆”，他也毫不在意，让人感到很亲切。有时他在接待客人，所里的人推门就叫“老陆”，弄得客人诧然。有次在餐桌上大家开玩笑，说费孝通先生当所长时大家都叫“费老”，看来做学问的道路，就是要把“老陆”变成“陆老”，他听后一笑，说还是叫“老陆”好。“老陆”有时也会因工作上的事发脾气，生气时板起脸一吼，大家马上改称“陆老师”了。

关于社会学调查

老陆本来是学中国哲学史的，后来研究农村经济，到50多岁才改入社会学研究之门。他在学界的声望，远超社会学领域，他更多的是被视为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但他对社会学所社会调查学术风气的传承和发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1988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老陆那时刚从农村发展研究所调到社会学所任副所长。一天他请我到他家里吃饭，做的是他拿手的红烧鱼。饭后他送我一套他参与编写的中国哲学史资料集，说，做史学研究，拼的是资料的丰富扎实；做社会学研究，我看拼的是社会调查的深入扎实。然后说所里现在困难，没有房子给你住，但在山东陵县的调查点，有一排平房都空着，你先带一些新进所的人员，组成一个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组，到那里去蹲点调查一年。我一听，心想这不是“鸿门宴”嘛。陵县当时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农村观察点，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农村调查基地。我从巴黎到陵县，感觉天壤之别，反差很大。冬天生炉子取暖，晚上又封不好，第二天用报纸、木材、煤块重新生炉子，弄得满屋烟熏火燎。我那时还心有旁骛，为《读书》写一组文章，他说你要尽快从书本走出来，到农民中去。后来我走遍了陵县的每一个村庄、50多个县局。对中国基层民众生活和政权运作的了解，让我终身受益。

最难忘的是他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陵县在黄河以北，一直比较贫穷，改革开放后农民改种棉花，生活发生很大变化。有的材料总结说，从1980年到1988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20多倍。老陆曾在陵县挂职3年任县委副书记，对陵县情况了如指掌，他觉得农民生活改善很大，但不可能提高20多倍。他说我们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但也不能像“大跃进”那样放卫星。他让我认真调查研究一下。我从口粮水平、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食品结构、营养水平等多项指标进行了测算，最后的结论是陵县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了约4倍，并且受到很强的短期价格补偿因素的影响。我在社会学研究方面最早的社会调查文章，就是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评价农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及其应用》和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我国县社会的职业群体结构》。从巴黎到陵县，我完成了一种蜕变，找到了汲取学术营养的根。老陆也曾说过：“至今，我对 ‘三农’问题有一点发言权，也是靠着在陵县打下的基础。”

关于敢于担当

老陆做学问，有很强的政策取向，就是一切都志在让农民普遍富裕起来。他当人大代表，很多人说他实际是农民的代言人。有了这种志向，他在很多关键时刻都表现出不随大流、敢于担当的精神。他说他有一个做学问的窍门，就是民间观察，不轻信统计数据。他对我说，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农业形势的判断，往往是根据黑市的粮食价格，黑市粮食价格一旦飙升，说明农业生产出现了严重问题。改革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村发生巨变，粮食连年增产，中国实现从粮食进口国到粮食出口国的转变。但1984年后，农业生产突然出现徘徊，当时主流的声音认为，这是农业生产“从超常规发展转入常规发展”。但老陆根据自己的调查，写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要报》，引起高层重视。邓小平同志1986年6月10日在与中央几位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老陆后来的阶级阶层研究、住房制度改革研究、社会建设研究等，都有很多敢于担当的故事在学界传扬。

关于“问题”意识

老陆生前组织了很多社会学研究的大项目，如“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百村调查”“社会阶级阶层分析”“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等，有些项目持续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我与老陆配合，发布《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年度报告，到他生前连续发布了20多年。这项研究是从什么是“社会形势”的概念开始，他的学术路子就是询问最终能解决什么问题，所谓的“学理”都要让位于这种“问题意识”。有的朋友私下说，老陆做学问是野路子，有一种霸气，让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目的就是让一切学理都服从他的“问题意识”。我后来想，他的这种“问题意识”，是来自渗透到他骨子里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的精神。

我和他也有过分歧，就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风格。他担任《社会学研究》主编的时候，就开始推动社会学文章的规范化。所谓规范化，就是与国际接轨，要有反映学术积累和学术进步的文献综述，要有第一手的实地调查资料和数据，要有分析的框架和模型，等等。但我知道，他内心里是看不上这些东西的，他写文章大都不屑于搞什么一长串参考文献。我担任《社会学研究》主编后，这种趋向更加严重。他几次对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搞成了“洋八股”，文章晦涩难懂却毫无思想，我们这些人的文章都通不过匿名评审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又不愿完全改变风格，怕影响《社会学研究》已经名列前茅的排序地位。现在想起来，他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中国社会学要形成自己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恐怕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在社会巨变背景下的“问题意识”。

在陆学艺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让我再说一声，老陆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