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领域的开拓性研究

王永平

陆学艺教授是社会学大家，也是“三农”问题名家。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为党和国家的有关决策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他在学术界特别是社会学界和“三农”领域有着重要地位，其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近20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他从分析社会结构入手，把社会建设作为研究的重点。他率领学术团队，在社会建设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出版和发表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创新的理论观点和可操作的政策建议，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建设理论体系。陆学艺的社会建设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独立完成的著作和咨询建议之中，而且体现在其主编的研究报告和理论著作之中。他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很多建树，在实践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令人痛惜的是，陆学艺在其社会建设研究计划还未全部完成之时就溘然长逝了。倘若假以天年，他一定会带领其研究团队取得更多的成果。他的逝世，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是一个重大损失，他的道德文章，不仅赢得了学界和政界人士的广泛尊重，而且在众多的平民百姓中，尤其农民和农民工中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学术思想，尤其是他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开拓性研究，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树立了榜样，也为人们继续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可以相信，他带领过的团队，他所教的学生，乃至更多的学者，将继承他的遗志，沿着他指引的方向，不断探索，继续前行。

本文是笔者最近学习陆学艺的有关著作的笔记，试图概述他的社会建设思想。

一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社会建设研究乃至社会学研究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搞清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做了长期调查和深入研究，并做出了这样的判断，“从这些年的实践来总结，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应当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年来，他在许多文章和发言中，都阐述了这个观点。他反复强调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例如，2002年他曾指出：“现在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社会没有协调发展，一个是城乡没有协调发展。所以我想往后的这几年，要在这两方面，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城乡也要协调发展。”尽管近年来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新进展，协调发展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

他认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这个主要矛盾，是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这种不协调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经济发展成就显著，社会问题相对突出。②经济总量扩张迅速，发展成果共享不足。③经济活力有效释放，社会活力仍受抑制。④经济组织化水平较高，社会组织化程度偏低。⑤经济结构日益现代化，社会结构处于初级阶段。⑥市场经济规则日渐成熟，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建立。⑦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尚未破题。

陆学艺非常重视形势分析，特别是高度关注社会形势的变化。他说，根据形势来决定我们的方针和任务，进行各项工作，这是我们党几十年来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就的一条基本经验。我们研究社会建设问题，首先要对当前形势有一个科学判断和明确看法。他经常和团队成员讨论问题，谈他对形势的看法。在2011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了四句话：“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文化繁而未荣，社会矛盾凸显。”他说，社会矛盾凸显，就是社会形势不太好，社会不和谐、不安定。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还有劳资关系紧张，思想道德滑坡，贪污腐败严重、群体性事件频发；等等。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是比较重视社会建设的，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社会矛盾凸显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变化，陆学艺归纳为“两个没有预料到”。他指出：“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是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与此同时，中国也产生了种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也是许多人没有预料到的。”当今中国，一方面，活力四射，光彩夺目，成就辉煌，吸引全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群体事件多发，民工跳楼事件多起，消极信息频传，盛世中国有大量的人向国外跑，许多有钱人纷纷移居国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呢？对此，他带领团队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主要采取了实证研究和结构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还运用对比和测算的方法。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社会结构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一般说来，经济结构变动在前，社会结构可以稍稍在后，但这种滞后应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超过了这个限度，社会结构将严重阻碍经济结构的持续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就会集中爆发，从而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必须协调，相辅相成。他们研究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而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整体性转型，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于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这就是说，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

陆学艺指出，社会结构分析是新形势下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新视角，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方法。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比较集中地表现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不协调，从而导致“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尴尬状况。据研究和测算，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滞后这么多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开放前就滞后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滞后进一步扩大了。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的第二、第三产业在GDP中已经占了72%，但1978年在第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只占29.5%，而农业劳动力占70.5%，城市化率只有17%。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仅没有扭转这种状况，反而是更加严重了。例如，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45.7%，比国外工业化中期阶段的60%以上差了至少14.3个百分点。2008年，我国中产阶层只占23%，比国外工业化中期阶段的40%差17个百分点。如果每年中产阶层规模增加一个百分点，从2008年开始，要花17年时间才能达到国外工业化中期阶段中产阶层的比重。总之，当前我国存在的这种严重的结构差，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它是产生当今中国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而且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但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行，而且开始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产生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也有一些主观上的原因。他还尖锐地指出，在一段时间，政府的口号喊错了，政策出了问题。这些年“社会报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方针喊错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不争的事实。他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一经提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就提出异议。有学者指出，这样的口号，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政者都不敢公开提。我们这样一提，后患无穷啊！他认为，根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针对当前“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特殊国情，尽可能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尽可能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提出“公平优先，注重效率”是比较合适的。

作为“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当然一直关注这个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陆学艺指出：“‘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解决不好，说到底也是个结构性问题。”他说，我们搞工业化，但没有按社会发展规律搞城市化，用种种办法把农民封闭在农村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调整了，而社会结构没有调整。他算了许多账，举了不少例子。54.3%的农村人口，占有全国11.3%的财富，农民岂能不穷？我国“三农”问题实际上都属于结构问题，而结构问题都是体制问题引起的。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不进行社会体制改革，“三农”问题就解决不了。

总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当前的主要矛盾，统筹社会经济发展、使经济社会平衡协调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大事情。

二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应重点研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既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那么社会建设就应当重点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不协调，或者说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会出现“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现象；二是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或者说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陆学艺近20年来的研究，是围绕为什么我国经济社会不协调以及如何促进协调发展这条主线展开的。他带着这个问题，组织团队，广泛调查，深入研究，精心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陆学艺写道：“有位经济学家讲，中国的经济搞得这么好，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套用他的逻辑，我想中国在经济发展得这么好的背景下，出现这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而且愈演愈烈，屡解不决，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还有哪些重要的应该做的工作还没有做。”“我这些年来，调查研究，读书思考，主持课题，编书写作，就是想较好地回答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想弄清楚在经济发展得这么好的背景下，我们还有哪些很重要的事没有做，或者说，我们做错了什么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之所以要重点研究上述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十分紧迫。事实表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直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究其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社会现代化。他的研究，贯穿一个宗旨，就是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做学问。陆学艺先生的一生是勤勉的一生，是不断攀登的一生，是精彩的一生。近20年来，是他出成果最多的时期，而这些成果大多在社会建设领域。

客观地说，社会建设研究并不是近年来才开始的，近年来对社会建设进行研究的也不光是陆学艺及其团队。实际上，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当时的中国政界和学界都曾经提出过社会建设问题。例如，孙中山1919年将他1917年撰写的《民权初步（社会建设）》收入其《建国方略》中。在书中，孙中山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其社会建设思想。20世纪30～4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就写了不少社会建设的文章，他还于1934年创办了名为《社会建设》的刊物。在旧中国，其他社会学家也对社会建设问题做过一些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有不少专家学者开展了社会建设研究，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可以说，在社会建设研究领域，陆学艺及其领导的团队是出类拔萃的，他们所做的系列研究是具有开拓性的。

事实上，陆学艺对社会建设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动手了，但大规模系统化的研究是从1998年开始的。纵观陆学艺近20年的社会建设研究成果，可以看到，他是从分析社会结构入手的。他认为，社会结构历来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关键所在，也是研究国情的重要途径。他曾多次讲过，社会建设是个大概念，其核心是社会结构调整，研究社会结构的本质就是研究社会建设，也就是研究中国社会。他说：“关于社会结构问题，80年代中期，我们社会学研究所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1990年社会学所出版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在总论里就专门论述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问题，1993年我和景天魁同志主编出版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1995年，他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长篇论文《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分析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结构，展望了21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社会的重要观点。

1998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交给社会学研究所一项重要任务，接到任务后，时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陆学艺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召集课题组同志开会讨论。大家认为，这项重点课题的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同时还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并且要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从1998年秋开始到2013年5月逝世，前后15年，他带领团队到全国十多个省区市做城乡社会调查。例如，他率队到江苏、浙江、广东、福建、西藏、湖北、四川、河北、安徽、上海、北京等地开展实地调查，特别是在浙江宁波、福建晋江、江苏太仓、北京延庆、四川成都、广东深圳等地做了蹲点调查。在长期的社会调查中，他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以及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许多时候是与当地合作调查，共同研讨。用陆学艺的话来说，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大家多年合作的结果，凝聚大家的劳动和智慧。

在研究过程中，他带领课题组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到研究社会阶层，再从研究社会阶层，最后落脚到研究社会建设。不断推进，逐步深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学界、政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有些成果还引起热烈的讨论。

据笔者所知，20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例如，出版了由他任主编的四本研究报告和两本个人文集。四本研究报告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当代中国社会建设》（2013）。他本人出版文集有《社会建设论》（2013）和《陆学艺文集》（2005）。他还主编了《北京社会建设60年》（2008）、《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从1990年开始至2012年），等等。

除了身体力行、率队研究以外，陆学艺还呼吁社会学工作者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他常说，社会学的春天到了，我们要努力工作。近年来，他经常援引时任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话，引导和鼓励社会学工作者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研究，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他指出，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时代，正是我们社会学家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我们当代社会学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把现在社会的变迁记录下来。社会学家要参与到现代化过程中去，现在我们的改革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学家有责任、有义务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如科技怎么改革，教育怎么改革，宣传又要怎么改革，城市化怎么搞，城市应当怎么管理，但切勿研究得过大过空，要实事求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具体地进行研究，拿出改革的措施和方案来。他强调“社会学家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是关乎国计民生、社会主义现代化成败的问题。我们要深入社会调查研究，把握好社会学的春天。我们要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提出我们社会学家的看法，研究出解决的方案”。在他的影响下，研究社会建设问题的队伍逐年扩大，成果逐渐增多。

三 我国下一步重点战略任务应该是加强社会建设

这是陆学艺反复强调的观点。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战略重点，把社会建设作为重点战略任务，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化建设不可逾越的阶段。他建议，国家应当从宏观战略出发，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并重，把社会建设摆到重要战略地位，推进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

陆学艺认为，进入21世纪后，我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现阶段社会建设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新阶段，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要把社会建设作为重点，并且要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以陆学艺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述了加强社会建设是现代化必经阶段的理由。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他们研究了党的十六大后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六大类23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完成的情况，发现总体经济指标已超额完成，但社会指标不仅没有完成，有些还出现倒退。他们指出，如不抓紧加强社会建设，好几个指标就会落后，进而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他们认为，转变方式，仅仅靠调整经济结构是不够的，必须努力调整社会结构、切实加强社会建设，这是实践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再现市场活力的根本途径。③解决当前社会突出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需要。他们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必然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完善公平、公正配置资源和机会的新社会体制。④为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做好准备的需要。在分析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们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搞，事实上我国现在也在搞，但要全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现在还不是时机。为此，他们建议在目前社会矛盾相对突出的时候，应加强社会建设，如把社会组织发展起来，人民就能够在基层和社会组织中得到锻炼。就是说，先搞社会民主，再搞政治民主，先做好准备，再全面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这样做，既是积极稳妥的，又是现实可行的。

此外，陆学艺还率领课题组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往往注重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到了工业化中期，经济高速发展，社会问题增多，因而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成了重要课题。到了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则是整个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因此，中国应当认真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尽量少走弯路，把社会建设作为新时期新阶段的战略重点。

四 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

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什么？陆学艺作了非常明确的回答：“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社会建设重点应关注什么？一言以蔽之：“社会建设要关注民生”。

那么，什么是社会建设？怎么定义社会呢？

陆学艺指出，社会是个多义词，有三种含义：一是大社会概念，即等同于国家整体。二是中社会概念，即把国家发展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领域之外都归于社会发展。三是小社会概念，即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并论的社会。陆学艺主张，社会建设中的社会是小社会概念。他提出，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他认为，社会建设可以分为实体建设和制度建设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实体建设包括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环境建设等。制度建设，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构建、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社会实体建设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建设则使社会更加有序与和谐。

因此，社会建设的涵义应是：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其中，社会建设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社会组织与民众等；社会建设的原则，是公平与公正；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社会建设的保证，是社会安全运行，包括社会安全阀构建；社会建设的动员机制，是建立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充分动员民众参与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是社会管理，主要是在社会运行方面科学管理，保证社会良性运行。

社会建设的重点任务是什么？陆学艺概述了目前学术界的四种论点。一是民生事业论，即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发展民生和社会事业，主张社会建设要以民生为重点。发展民生事业，就是要统筹协调城乡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使改革发展惠及全体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二是社会管理论，即认为社会建设主要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主张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基础条件和社会环境。三是社会结构论，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构建中层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阶层结构。主张社会建设主要是调整和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四是社会重建论，主张在社会建设中促进社会的发育，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良性关系格局。认为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是要建设一个能够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制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体。陆学艺认为，这四种论点既有差异，又有相同之处。他认为第三种论点更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实际上，近20年来，他一直主张“社会结构论”。可以说，他是我国社会学界的“社会结构论”的代表性学者。

陆学艺强调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实践和认识。一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就是要实现现代化。二是，国外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表明，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将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从国内情况看，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不仅要实现经济现代化，而且必须实现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他强调，在四大建设中，经济建设是最重要的，是基础性的、决定性的，是第一位的。但是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应适时地重点加强社会建设，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现阶段中国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是目前很多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他作了这样形象的比喻：“好比一幢大楼，地基很好，已经是钢筋水泥的，四梁八柱也是钢筋水泥的，但房顶和上层建筑还是木板和塑料的。一有刮风下雨，这幢大楼就会进风漏雨，如遇狂风暴雨就不可设想了。”他指出，我们在社会建设方面是晚了一些，当前我们应当抓紧补上社会建设这一课。他认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是一举托两头的大事。一头是，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需要；另一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衡较快发展的需要。

从国际经验教训看，拉美有些国家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很快，有些人很快富裕起来了，但是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特别是社会政策没有搞好，社会结构没有调整好，社会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最终陷入了拉美陷阱。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前苏联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位，军事、科技等都很强，在世界上称霸，是超级大国，但它的社会结构没有调整，经济和社会体制没有变革，社会建设没有搞好，最终垮下来了。苏联的剧变和分裂，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建设没有搞上去。

五 社会建设要明确主要任务和发展阶段

社会建设的任务究竟有哪些，要经历哪些发展阶段，陆学艺一直在探索，在不同时期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表述。在2013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新书中，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和发展阶段有更全面的阐述。概括起来讲，就是社会建设有“九大任务”“三个阶段”。

社会建设“九大任务”如下：

——着力改善民生。民生事业主要包括就业、收入分配、住房社会保障等。这是社会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也是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

——加快推进社会事业。社会事业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这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服务能力的必然选择。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完善资源机会在政府、企业、社会三者间的公平分配制度和体制机制，实现劳有所得、藏富于民、发展成果人人共享。这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也是协调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的战略举措。

——加强城乡社区自治。城乡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成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改善基层社区自治机制，提升居民自治能力，达致睦邻友好、相扶共照、和谐相处。这是加强社会建设的基础工程，增强社会活力的内在要求。

——加快发展社会组织。要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降低准入门槛，规范社会组织运行，淡化行政色彩，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功能，促进其健康发展。这是加快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依托，也是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的必然要求。

——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要通过改革创新，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这是加强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建立健全社会规范。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现代社会文明建设，建立并遵循社会规范，法治为准，德治为本，强化他律，完善自律，理性平和，积极向上，诚实守信。这是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础。

——加快社会体制改革。重点要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破除结构性障碍，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合力。这是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也是增强社会活力的必由之路。

——调整优化社会结构。这是社会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任务，也是我国第二轮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质就是社会阶层的调整和优化，重点是要壮大中产阶层，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长远大计，也是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情况，陆学艺认为，中国社会建设将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即目前正处的阶段，主要做两件大事，一是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二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第二阶段，即到2020年前，重点是两项任务，一是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二是构建一个合理开放的工业社会中期的社会结构。第三阶段，即2020年以后，基本目标是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陆学艺指出，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未来的实践过程将会是互有交叉地进行，只是某一阶段凸显某些方面的工作。搞社会建设是一个新领域，也要“摸着石头过河”。“相信伴随着社会建设的深入实践，社会集体化终会实现，从而最终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可以预见，通过这三个阶段，到2040年前后，我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现在看来，经济建设方面的趋势很好，国内国外的预测都比较乐观，虽然还有一些难题，但我们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道路，这些难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强调指出，关键是能不能搞好社会建设，能不能过好社会建设这一关，这是我们今后5年、10年、20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六 现阶段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调整社会结构

关于社会结构的定义，不少社会学教科书这样概括：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诸要素间的构成方式与状况。陆学艺的研究团队认为，这一概括没有充分反映出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和机制。实际上，社会结构是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配置，以及社会成员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即公平性）的结果。这样来认识问题，对于社会结构状况以及调整更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因此，陆学艺指出：“所有社会结构，概括地说，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的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社会结构既是对社会作静态分析的终点，也是对社会作动态分析的起点。从认识上把握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就可以从根本上认清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变迁的原因和趋向。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由若干个分结构组成。这些分结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在社会结构系统中，社会阶层结构是内核。调整社会结构，最重要的是壮大中产阶层，缩小贫富分化。

1998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交办的课题后，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这十大阶层是：①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拥有组织资源）; ②经理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和组织资源）; ③私营企业阶层（拥有经济资源）; ④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拥有文化资源）; ⑤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 ⑥个体工商阶层（拥有少量经济资源）; ⑦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 ⑧产业工人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 ⑨农业劳动者阶层（拥有很少量三种资源）; ⑩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基本没有三种资源）。事实表明，凡是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现阶段中国已具备，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已经在中国形成。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中产阶层年均以约900万人的速度增加，但中产阶层内部的关系趋向复杂化，中产阶层自我社会认同普遍偏低。

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他作过这样的分析和评价。第一，中国已经形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但只是一个雏形，而且还正在发展变化之中，正在继续成长。第二，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以“后致性”为主的社会流动机制正在逐渐代替以“先赋性”为主的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第三，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体制滞后的背景下自然、自发形成的，还不合理，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不相适应。第四，一个国家要形成一个合理有活力的社会阶层结构，不仅要靠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的带动，靠“无形的手”的推动使之自然地演变和成长，还要靠国家在恰当的时机采取恰当的社会政策，也就是还要靠“有形的手”加以调控和引导。

虽然近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已经有了调整，但是仍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经过持续深入的调研，他们发现，社会流动机制不够公正合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现是：当前中国社会流动机制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就是说，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尚未形成。因此，要通过改革创新，加快形成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

既然已经形成现代化社会阶层，为什么要强调现阶段社会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调整社会结构呢？陆学艺研究团队指出，现在的这个阶层结构还只是一个雏形，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甚至存在着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该缩小的阶层没有小下去（指农业劳动者阶层规模应该缩小）；二是该扩大的阶层没有大起来（中层阶层产生比较晚，规模比较小）。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经济现代化发展必将面临困难。即使有所发展，或者有很大的发展，那也是不稳定不巩固的，甚至会有倒退的危险。他认为，比较理想的结构是要通过改革创新，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而这种结构比较稳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七 社会体制改革是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

我国的社会体制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计划经济时期逐步形成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有些取得了一定成效，有些则并不成功，有些还没有破题。通过调查研究和长期思考，陆学艺指出，整个社会体制还带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本改变过来。他说：“对于计划经济，我的总结是，第一，它把人养懒了；第二，它把人养傻了。”“当前的经济问题单靠经济本身来调整是不行的，应该依靠调整社会结构来改善经济状况。”

事实表明，在社会运行中，两种体制并行的矛盾很大，社会成本很高。他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户籍制度、就业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制度等弊端很多，都需要改革。只有这样，社会建设才能顺利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这项改革难度很大，会触及某些群体和某些既得利益，阻力会很大。这实际又是一场革命，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科学策划，周密安排，逐步推行。他相信，社会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也一定会成功。

当前社会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国家吸纳社会、社会运行行政化以及资源配置二元化现象没有根本改变。二是社会组织发育低，作为社会主体参与社会建设不够。三是中央地方财政体制不顺，地方政府推进社会建设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四是户籍制度改革正在试点和推进，但涉及城乡利益格局等深层次问题日益突出。五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步履维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难度很大。总之，社会体制改革，既很重要，又很艰难。

为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陆学艺带领团队做了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①抓好顶层设计，明晰改革的抓手。②构建“政社分开”体制，积极培育社会建设主体。③改革和优化社会资源分配体制，构建和谐的利益关系。④以机制建设为保障，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

社会体制改革要确定重点，寻找突破口或入手处。陆学艺认为，重点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突破口是着力解决农民工问题。

作为社会学家和“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一直非常关注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潜心研究，大声呼吁。据初步统计，我国现有狭义（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的农民工1.2亿人左右，广义的农民工（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大约为2亿人。就人数而言，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些行业农民工已经是主体了。一方面，农民工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为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另一方面，在城市里他们与城市职工往往同工不同酬，不能像城市职工那样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实践表明，这种农民工制度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他指出，农民工问题是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大问题。所以，应当从体制和机制入手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为此，他提出了如下思路和对策。一是改革户籍制度。这一改革的目的是解决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问题，本质是要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难度很大，但迟早都要解决，早解决比晚解决好。由于户籍制度涉及全局，因而这项改革应由国家审时度势，做出决策，逐步在全国推行。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二是改革劳动人事制度。现行的劳动人事制度，不能做到农民工和城镇户口工人一视同仁，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技术培训、职务升迁等许多方面差异极大。从近期看，对用人单位有利，但从长远看，既不合理，又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必须抓紧改革。三是加强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要抓紧制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总体规划，出台若干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在实际工作中，可选择若干个城市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全国实施。四是把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强化各级地方政府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责任主体意识，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农民工问题。通过绩效考核，实行奖优罚劣，把党和国家有关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还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新思路和新办法。总之，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城市内部户籍一体化，进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八 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好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不仅要高度重视，而且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根据长期的调查研究和多年的实际经验，他指出：“现成的经验，就是要像抓经济建设，抓好社会建设！要把社会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去对待，去抓好落实。”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结合起来，有计划、有组织、有人抓、有人管。他强调社会建设也要从娃娃抓起，切实做好基础工作，从具体事情入手，出实招、求实效。

在陆学艺看来，要抓好如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真正把社会建设放在重要议事日程，摆到突出位置上，改变经济建设孤军独进的状态，真正树立起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面意识。二是要抓发展。发展必须是包含社会发展在内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是经济发展，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一句话，是科学发展。三是要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体制改革实际上又是一次革命，必须精心策划，周密安排，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好在我们已经有了经济体制改革并取得伟大成功的经验做基础，社会体制改革也一定会成功的。四是社会建设要有组织领导，从组织上落实。真正做到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成立专门的机构，有队伍，有职责，有权力，有保障。五是社会建设要加大投入，包括人力、财力的投入。加大财力投入，就是要落实中央有关决定精神，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社会建设领域。同时，还要采取相关政策，运用利益杠杆，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社会建设。人力投入就是要选择、培养和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同时，要抓紧解决从事社会建设的领导干部严重缺乏的问题。六是要把社会建设的位序排前，并召开社会建设工作会议。他建议，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位序由第四位摆到第二位，即调整为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他建议党中央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前后，召开一次社会建设工作会议。这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成功经验，社会建设工作也很有必要这样做。每到年终，召开全国社会建设工作会议，确定社会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任务、总体要求和工作重点，意义重大而深远。

九 社会建设要放手发动群众

社会建设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事业，也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工作。它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必须走群众路线。因此，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社会体制改革为主要动力，以城市化为主要载体，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社会建设伟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他认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政府进行宏观统筹和协调，是搞好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我国搞社会建设，需要加强和改善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建设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建设需要建立的体制。各级党委要把社会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政府要统筹协调，加大投入，特别是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供更多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为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环境。总之，党委要重视，政府要负责，组织要保证，投入要加大，工作要落实。如果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停留在会议、文件上，那往往就是落空。

他同时指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包揽了经济事务，也包揽了社会事务。实践证明，政府包打天下是不行的，要尽可能少管。他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放手让老百姓去干，我们管得少了，经济大跨步前进了。社会事务更复杂，我们也要像经济改革一样，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放手让老百姓去干，放手让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去干，社会建设也一定会成功的。

他总结了近年来社会管理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政府仍然管得太多，管得太宽，管得太细；政府负责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结合得不够好。他强调要重视研究如下一些问题：如何使政府的调控作用顺应社会发展规律逻辑运行的方向（像经济调控要顺应价值规律一样），如何使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相结合，如何使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相结合，如何使政府调节的力量同社会民间组织的调节力量相结合，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的社会管理机制体制的新体系。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着力推进社区自治，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建设。

一是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为此，要加快发展社会组织，改革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降低准入门槛，简化成立程序，全面推行登记、备案双轨制。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管办分离的机制。要淡化社会组织的行政色彩，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实行自我管理、自我发展。有关部门要依法监督，提供服务。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可选择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地方性立法的探索，从而为制定全国统一的社会组织法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培育公益市场，建立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和第三方评审监督机制。

二是要积极推进城乡社区建设。社区建设，是我国现代社会的基本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实现社区自治。社区自治，就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社区群众自己去管。实现社区自治，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一些地区，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在探索现阶段如何建设民主自治的新型社区中，做出了很多努力，积累了很多经验。一些多种形式的社区自治模式正在涌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建设一定要持续进行下去，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完善。适合国情、民情的中国特色社区自治体制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众多企事业单位和各类人民团体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

抓社会建设一定要遵循规律，这是他一直主张的观点。首先，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要优先发展；其次，经济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进步，要有社会建设作为支撑，要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证，否则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再次，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与服从于人的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才是最终目的。

在研究社会建设过程中，陆学艺非常注重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2011年，他对形势作了这样的概括：对目前的形势，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经济高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文化繁而未荣，社会矛盾凸显”。关于社会矛盾凸显，贫富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收入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有很大关系。我们的经济大发展了，蛋糕做大了，做得比原来想象的还大，但现在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问题突出了；劳资关系、官民关系紧张；贪污腐败；等等。比如说群体事件，1994年以前没有这个词，现在一年就是几万起。加强社会建设，就是要化解这些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协调发展。

十 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和世界现代化大背景下来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行的，也是在世界现代化大背景下来推进的。它不仅要受到上述进程和背景的影响，而且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作用。因此，把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和分析，既能拓宽研究视野，也能深化研究层次。陆学艺及其团队把历史的观点和全球视野结合起来，并自觉运用于课题研究中，使他们的研究站得很高，看得很远。

1995年，陆学艺在研究21世纪中国社会结构时指出：“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史，实质上是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国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建成现代化社会，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是中国几代人的理想。”虽然中国近现代以来，许多志士仁人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许多探索，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实践是从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的。

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探索和实践，经历了三次重大历史转折。第一次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从1949年到1956年。这一时期，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了”。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确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基础。第二次重大转折时期，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党的十三大召开。这一时期，通过拨乱反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步走”的战略，初步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让人民“活跃起来了”。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次重大转折时期。这一新时期是以党的十六大召开为标志，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是，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实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重的战略方针，遵循社会规律，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让社会更加“和谐起来”。应当看到，从全党、全国的理论认识和现代化实践来看，这一过程目前还没有完成。

他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型期，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深刻的变化。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的社会结构转型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特有现象，而是所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都经历过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经济背景、资源背景等方面的特殊性，使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表现出若干不同于一般社会转型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目前我们在实现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时候，同时要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首先要进行一系列体制性的改革。

这个转型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世所罕见。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结构转型和体制改革同时进行，使得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冲突，体制摩擦，多重利益矛盾，角色冲突，价值观念冲突交织在一起，使得情况更加复杂，增加了转化的难度，何况，这场变革又是在拥有12亿人口、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中进行，所以进行这场变革的困难、复杂、艰巨程度是可以想象的。这也是我们在实现社会结构转型、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的作用的原因所在。如前所述，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实际上是“社会转型病”。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出现过“社会转型病”。虽然中国的国情与外国不同，但是应当研究和借鉴他们的经验。

陆学艺领导课题组研究了世界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社会建设方面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以及对中国的启示。例如，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其前期主要是实行经济复兴政策，后来逐步实行社会改革政策。主要是：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工会建设，促进劳资谈判，提高底层工人的待遇，恢复再分配体系，等等。这些政策措施，缓解了社会矛盾，扩大了中产阶级，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促进了社会进步，为“二战”后美国繁荣和强大奠定了基础。又如，日本于20世纪60～70年代推行社会改革，如实行“教育机会均等”，加强工会建设，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建立“全民皆年金，全民皆医疗”的社会保障体制，保护就业和传统家庭制度等。这些改革举措，为维护日本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陆学艺课题组认为，20世纪90年代前，有些拉美国家推行出口替代战略，政府有效干预，一度实现经济繁荣。后来，在社会发展领域无所作为，分配严重不公，政治腐败盛行，治安每况愈下，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些国家的教训非常深刻，值得我国汲取。在研究世界现代化的基础上，他们指出，在经济建设基础上适时加强社会建设，是现代化国家的普遍性规律，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原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