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与领路人
——记陆学艺教授二三事
谢寿光
陆学艺早年的研究重点是“三农”问题。他曾解释自己转行的原因：“我是农村出生的，看到农民吃不饱饭，心里就不明白。我们跟着党走，党又是先进的，1960年为什么还会饿肚子呢？我就想弄明白这个问题，这是我学习和研究的动力。我一辈子都关心三农问题，一有机会就下乡。”
2012年，陆学艺获得首届“费孝通社会学学术成就奖”，评委会认为，陆学艺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家庭承包制实践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农村形势的判断，显示了他的学术勇气和社会担当，对社会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的研究、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研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扩大社会学在中国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结缘
我与陆学艺教授，可以说是先天有缘。或许因为我与他有一段类似经历的缘故（生长于江南农村，上大学都是学哲学），促成我们之间的交往大大缩短了年龄差距（我与他的实际年龄整整相差23岁）。在交往中，我也十分自然地将自己置于学生的位置上，受益匪浅。
感动：哲学与现实结合
早在1982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因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关系，有幸与陆学艺先生相识。当年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早已走出学术的深宅大院，置身于山东德州等地农村，实地考察遍及全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建国门内5号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内，基本上见不到他的身影，但却不时可以从有关报刊和供决策部门参考的内部资料上，看到他所发回的有关农村改革情况的调查报告、论文和建议。
对于他的更多的情况，我主要还是从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同志口中了解到的。因为，在云集数千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这座大楼里，能长期自觉深入基层从事调查研究的科研人员，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这当然不能不使他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
然而，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他的一件事是：1983年元旦，哲学所在国际俱乐部举行迎新茶话会，我有幸被邀请出席。在会上，哲学所的一位负责同志宣读了陆学艺从山东陵县发回的一封信，信中谈及他在农村的切身感受，使包括我在内的在场的许多同志大为感动。我第一次深刻地体悟到：哲学作为一个基础理论学科，竟能如此直接地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指导现实生活，并推动社会前进。陆学艺教授作为一个学者，一位哲学家，能够驻扎在基层农村实地调研，并且一干就是好几年，着实令人尊敬。
此后几年，陆学艺教授的工作多有变化。结束挂职后，他就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任职。1986年，我开始全力投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编纂工作，组织全国社会学界的专家调研，设立整个写作框架并进行审稿。可以说，那时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作为编辑，我感受着学者的科研热情，也对社会学事业充满了激情。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陆学艺教授的一个电话，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因为有了前期的铺垫，我和陆学艺教授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至交。当时，陆学艺教授已基本明确了他将从农村发展研究所调任社会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社会学所）担任副所长并主持工作，他向我全面了解了社会学界的历史、现状以及各研究机构和研究者的一些基本状况。
介入：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直到1987年，陆学艺教授正式由农村发展所副所长调任社会学所副所长，而我则继续完成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任务。因工作上的联系，我与他的接触开始多起来。当时，我组织了社会学界三个科级主任在北京人定湖公园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审稿，陆老师带着科研处的同事来看望我们。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雅林提出要召开一次全国社会学的学术研讨会，适逢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研讨会主题就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学”。当年，全国300位社会学工作者在伊春参加了研讨，可谓是学界的一次盛会。此次会议也标志着社会学界在陆学艺教授的主导下，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团结合作的时期。
1988年，陆学艺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工作后，我几乎每周都和他见面，即使不见面也要通个电话。这年秋天的一个中午，他打电话对我说：“你来一下，有个事情要商量。”我吃完午饭，骑着自行车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党的十三大会议精神给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研究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拓展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根据小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摸准、摸清国情”的指示精神，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首的社会科学界要组织一项大型的国情调查项目，准备以100个县（包括县级市）为调研对象，就叫做“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
陆学艺教授告诉我，这个调研成果准备出版，让我拿一个方案。但同时，这个调研成果没有出版经费，需要自筹。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抽烟一边讨论怎么做书，晚上又转战陆学艺教授家中继续讨论。这个项目得到了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的支持。至少100卷的书，出版经费全部自筹，顶着重重压力，我接下这个任务，深度介入这场大型调查的出版工作中。包括丛书名称、写作框架、写作规范等整体设计，我都全程参与。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专门成立了国情图书编辑部，实际上成了这项大型国情调查项目的日常办公室。最终，陆学艺教授、何秉孟教授和我三个人为共同的社会学事业紧密地走到了一起，成为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主要组织者。
在陆学艺教授的主持下，我参与编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两书，尤其是1989年他作为总协调人之一的全国百县市情调查成果确定以《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为总名，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后，我作为具体负责这套大型丛书编辑出版的人，与先生的交往日渐深入。
阅读陆学艺
陆学艺教授曾经说过，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他前前后后调研走过的县市超过百个，走访调研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即便在退休后，陆学艺教授也没有停止忙碌的脚步。他用数据去调查社会，用脚步去丈量乡村，用眼睛去感知变化，用学术热忱与社会担当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社会学研究者。
情怀：富有乡土情结的观察者
陆学艺原初是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之所以中途改变研究方向，走出学术的深宅大院，把研究的视点聚集于当代中国农村的实际之中，绝非是他一时的冲动或受到某种灵感的激发，而是其学术生涯使然，甚至与他的出生地和早年生活史也不无关系。陆学艺生长在无锡农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联系。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学者陈翰笙、薛暮桥等人就曾对无锡农村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也对同处苏南的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考察，以期通过解剖具体的农村社区来统观中国社会。这些无不给陆学艺以极大的启迪和示范。60年代初，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就学期间，就曾利用学校放寒暑假的机会去河南、安徽等地农村做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有关“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状况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即便在他考上中国哲学史研究生并在其后专事这一领域研究期间，对农村的研究兴趣也未曾减弱。
1978年那场曾率先在哲学界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正由哲学界而及至整个思想理论界、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还在从理论上进行全面的探讨之时，陆学艺却已由理论而实践，深入到安徽、山东、甘肃等地，对当时这些地区少数农村悄然兴起的后来引发为一场全国农村深刻变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实地考察，连续在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的内部资料上发表了《关于加速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问题》（1978年10月）、《部分调整农村所有制关系有利于农业发展》（1979年4月）、《当前农村形势和农业调整的几个问题》（1979年9月）等调查报告和建议。
他是最早从理论上探讨并肯定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之一，曾得到当时分别主持中共安徽省委和甘肃省委工作的万里、宋平等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自那时起，他对农村的考察和研究越发不能止步，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各地农村做实地调查，从1983年开始到1986年，则定点在山东陵县做实地研究，并兼任中共陵县县委副书记。从1985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所副所长、所长职务。繁重的学术领导工作客观上使他难以再像以往那样，有较充裕的时间蹲在农村，但其研究的视点却始终如一。
这些年来，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有志于农村调查研究的学术群体，其中有的是从实际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有的是从事农业或农村实际工作的干部，有的是兄弟研究单位的同仁，有的是他的部属、学生。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不同渠道与各地农村建立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而使他能不断获取来自农村的大量真实信息、资料。即便如此，他自己每年也要挤出时间，至少去农村两三次（每次15～20天）作实地调查，搜集直接的感性资料。
从具体研究方法上看，他所主要使用的是社会人类学的实地研究法亦即田野工作法。但与许多社会人类学者不同的是，他并不仅限于微观层面，对某一或某几个具体的农村社区进行考察、研究，而是通过微观考察把握宏观，即从社会学的宏观研究角度借用社会人类学方法，旨在考察和了解当代中国农村与农民。
调研：深入中国现实
1988年，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摸准、摸清国情”的指示，拓宽、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认识，在党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组织实施“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是一项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调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仅次于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少数民族识别调查的一个大型调查项目，从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选定了100余个不同区域类型、不同发展程度，具有代表性的市（县、区）作为调查对象。调查涉及近5000人，历时10年8个月，自1991年起陆续出版，到1998年10月出齐，共104卷，5000多万字。陆学艺教授是这次调查总协调班子的核心之一，他自己亲自带队参与调查，奔走于田间地头。“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记录了20世纪80～9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伟大变革，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基础性的资料和数据。
在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中，我从以陆学艺教授为代表的这批学者的言传身教中，学到了社会学调查的方法，也学到了怎么做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的年轻学者们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大批中青年研究骨干从此脱颖而出。陆学艺教授本人也因为负责组织这样一个项目，进一步奠定了他作为社会学实证研究者的重要学术地位。
随着调查的深入，陆学艺教授觉得仅仅进行县市调查，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国情的。县市调查属于中观层次，需要村落调查给予充实和完善，村庄的变迁是中国社会变迁中更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所以，那时他已经开始积极设计关于全国百村的调查。在百县市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对村庄的大型调查，可以对县市村形成系统的、全面的认识。“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可谓是“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姊妹篇，我也是策划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现在，我们已经把百村调研转化为一种常态性的调查，不做时间限制，滚动进行，使其成为一个持续性的乡村研究课题。到目前为止，“百村经济社会调查”已出版了将近20项成果。
2003年，我们发现当年“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这支队伍，还有很高的热情。除了启动“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之外，一部分人觉得百县市的调查成果需要追踪，并且价值更高。随后，“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得到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的支持，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批准立项，这成为陆学艺教授主持的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意义重大。我们在第一次百县市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部分县市进行追踪调查，作了深入翔实的比较研究。这个项目2011年正式结项，出了20多项研究成果。
即便在退休后，陆学艺教授也没有停止忙碌的脚步。他依然每年坚持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到农村去做大量的调研，深入县、乡、村、户和农民聊天。他用数据去调查社会，用脚步去丈量乡村，用眼睛去感知变化，用学术热忱与社会担当感染着一批又一批的社会学研究者。
成果：学者与出版人共同担当
陆学艺教授对学术出版有着非常精到的理解，对出版人也非常重视与推崇。关于学者和图书出版者的关系，陆老有一句让人记忆深刻的名言。他在临卸任社会学所所长前的一次社科院工作会议小组讨论时说：“我们这些学者今天的名气实际上很大程度是靠编辑培养出来的。”陆老谦逊至此，让出版者感佩至深。除了在各种社会调查项目中合作外，我和陆老在学术图书的出版方面也结下了很多不解之缘。
陆老对社会科学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为决策服务，为时代担当，应该像每天清晨第二遍报晓的公鸡。鸡第一遍报晓时，离天亮还很早，所以肯定会招人厌烦；鸡第三遍报晓时，天已经基本亮了，报晓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这就表明社会学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要想真正起到智库的作用，就必须既恰逢其时、踩到点上，又要先于决策半步，早了没效果，晚了没价值。所以，他做任何一项研究都会把我叫去，在课题设计之初他就考虑到出版的问题，总会和我商量怎么让研究成果以最佳的方式、在最好的时机出版，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我在跟陆学艺教授合作做“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期间，陆学艺教授对农村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演讲，他的夫人把这些论文和演讲稿收集在一起，我担任责任编辑，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进行学术规范和内容整理，当时我建议取名叫《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这本书是陆学艺教授“三农”问题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从20世纪70年代关注包产到户开始一直到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对农村问题研究的巨大成果。通过编这本书，我更进一步感受到陆学艺教授深邃的思想、高贵的品德和谦逊的为人，也充分认识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路径。我主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工作以后，陆学艺教授出版了“三农”问题研究的第二本著作——《三农论》，随后又出版了《三农新论》。
陆学艺教授担任社会学所所长时，组织一批社会学学者编写了一部社会学的教科书《社会学：中高级读本》。这是一部在国内社会学界颇具特色的教科书，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做了全方位的梳理。通过编写教科书，陆学艺教授进一步夯实了自己在学理和方法上的基础。
早在20世纪90年代，陆学艺教授敏锐地感觉到，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化。所以，那时他就开始关注农村的社会分层，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文章，把农村的社会阶层分成八个。后来，他对社会分层的研究从农村推演到城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组建了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开始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变化，以及社会阶层的流动状况进行深入调查。他选择了不同的地区，设立了一些调查点，并于2001年年底发布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这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学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影响力首屈一指，到今天为止这份报告的引用率仍然名列首位。这个报告出版之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质疑。即便是在面对各种压力和干扰情况下，陆学艺教授也从未动摇过，仍然坚持他的判断和研究方法，继续潜心于他的研究。
在2003年世界社会学大会上，陆学艺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发布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这一研究成果。完成阶层流动的课题后，他的研究继续往前推进，开始深入到当代中国阶层关系的研究中。阶层关系这个课题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难题，不把社会结构搞清楚就无法理顺社会关系。因此，陆学艺教授关于阶层关系的初稿虽然写成却并未出版，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反过来先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了研究。2010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正式出版。他的每一个阶段的研究，都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都紧跟当时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决策。
党在十六大召开以后提出了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概念，陆学艺教授觉得社会学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为社会建设提供学科支撑，于是他怀着巨大的担当和学科的责任，对社会建设的内涵、社会建设的外延、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系等做了大量深入的调研。他提出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方面和支柱之一，在五大建设里，应该把社会建设摆在经济建设之后，至少和经济建设是并列的。他组织课题组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这一研究成果。这部著作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宣部选定为80种进一步深入学习十八大精神的重要参考读物之一。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改革思路，尤其是对社会领域的改革，我相信这部著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跟陆学艺教授认识到他离去这几十年间，他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我曾服务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我现今任职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今天，陆学艺教授突然离开了，斯人虽逝，思想永恒。悲恸之余我们更应继其衣钵，我们相信，他的研究团队和他的事业会一直延续下去。接下来，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五本著作将继续修订出版，同时，我们也已经开始启动陆学艺文集的编辑工作。计划在三五年内，全面地把陆学艺教授的著作整理出版，从而进一步展现他对社会学学科发展和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情系学科
陆学艺教授推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细节不胜枚举。
在中国社会科学体系里，他感觉到社会学的学科力量，相较于经济学、法学甚至新闻传播学都太薄弱。所以，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进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每到一地，他都向当地的政府领导甚至省级主管领导提出在高等院校设立社会学系的建议，鼓励成立社会学研究所。
最为典型的是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就是在陆老师与当时的副省长汪洋和省委书记回良玉的建议下建立起来的。广西大学的社会学系也是在陆老师的建议下建立的。陆学艺教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的职位上卸任后，担任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为该校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包括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硕士点和北京市社会建设研究基地建立都耗费了巨大的心血。
2008年，陆学艺教授联络了一批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名家给中央领导写信。一是建议增加社会学研究所数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相关的研究机构。二是建议增加全国社会学博士点数量，增加社会学招生人数。三是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社会学大会，由中央领导出席讲话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这封信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两次批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为社会科学中一个学科的发展做批示，这还是第一次。
回望陆学艺教授的学术成就和社会贡献，可以说，他是这个时代比肩费孝通的学者。他对中国当代社会以及农村问题的真知灼见，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他对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的长期关注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农粮方面一路平稳与他的呼吁密不可分。
他提出中国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已经分化成十大阶层，这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变化最早的描述和分析，到今天为止这个十大阶层的划分也没有过时，仍指引着一代代的社会学研究者及社会工作者；他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社会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无人可及。他用哲学的方法思考，用社会学的方法实践，勇敢地成为这个时代“三农”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探索者、实践思路的设计者和实践进程的参与者，也终将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学学者的精神导师。
（本文原载2013年11月9日《新京报》时有删节，本书收录时作了恢复与局部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