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出真知

何秉孟

陆学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我和他从相识，到相知、并肩战斗，前后已近30年。30年来，目睹他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耕耘于书桌方格之间，真知灼见纷呈，学术声望日升……陆学艺同志的学术历程，让我不止一次地感慨：真是脚下出真知！

我同陆学艺同志合作共事始于1986年的夏季。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调研处任处长，兼《要报》编辑部主任，负责《要报》的编辑工作。陆学艺时任农发所副所长，并在山东陵县开展县级体制综合改革调研，兼任中共陵县县委副书记。一天上午，他风风火火地来到我的办公室，寒暄几句后便拿出一份稿子，对我说这是他近年在部分农村地区调研后写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心思想是近年来相当多的地区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导致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农业形势不可过分乐观，农业生产很可能陷入新的徘徊。我说，现在从上到下不是都在说农业已基本过关，形势大好吗？他说这一判断脱离实际，这种盲目乐观情绪不扭转，十分危险。也正因如此，这份调查报告曾送多家公开或内部刊物，希望不论以什么形式反映一下，但均被婉拒，不愿与莺歌燕舞之声唱反调。他希望我院的《要报》能力排众议，刊发上报。陆学艺同志的这股不唯上、只唯实的劲头非常对我的脾气。我一向认为，科学研究只能从实际出发，服从真理，便欣然收下了这篇文稿。

陆学艺的这份调研报告洋洋两万余言，实证资料极为丰富，足见其判断、立论是有根有据的。而《要报》是送请领导同志参阅、供决策咨询的，当然其文字不能太长，且标题必须观点鲜明，能吸引人的眼球。于是，我亲自动手，在将文字大大压缩的同时，分三期（上、中、下）《要报》摘报。不久，传来邓小平同志对这几期《要报》有批示的信息，1986年6月10日，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工作时说：“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由此可见，陆学艺同志的这份调研报告，对于中央决策是起了重要的咨询作用的。

1987年初，陆学艺同志调任社会学所副所长，翌年任所长。我于1987年夏调科研局社会政法片任学术秘书，次年初任科研局副局长。由于主要岗位职责是科研组织管理工作，此后，我们在工作上的交往逐步多了起来。

1987年底，为拓展、深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央指示社会科学界开展国情调查，“摸准摸清国情”。为落实中央指示，次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手策划“百县市情调查”项目，科研局委托时任科研局副局级学术秘书的李兰亭同志和陆学艺同志，结合山东陵县实地调研的经验，草拟县市情调研提纲。1988年春“百县市情调查”报请中宣部批准后，于同年夏在郑州召开了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会议，正式部署、启动百县市情调查工作。

“百县市情调查”，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人文地理等方方面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情调查。为了确保这一大型的国情调研项目高质量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由时任副院长的丁伟志同志牵头，陆学艺和我（后来又根据调研资料结集出版发行需要，加上谢寿光同志）等人协助的课题总协调组。从此，我和陆学艺同志并肩战斗整整10年。在这10年之中，我们除完成各自在院所内的本职岗位职责外，每年抽大量时间深入各省市农村第一线，同兄弟省市社会科学院及部分高校、省市委党校承担百县市情调研具体任务的同志一道，调查县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分析、研究实地调查和撰写调研专著过程中出现或存在的问题，以确保百县市情调研工作顺利推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财政尚不宽裕，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紧张。直到9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度的院重点科研项目的经费，约1000万元。“百县市情调查”如此巨大的实地调研项目，中华社科基金资助150万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配套经费100万元，共计250万元，平均每个县市情调查的经费仅2万多元。这250万元经费，绝大部分分拨给各县市情调查组，总协调组掌握使用于组织协调的经费不足20万元。因此，无论是每年一度的协调会议，还是总协调成员深入第一线调查情况，乃至后来的调研成果的审改、编辑出版等，总协调组均精打细算。总协调组的几位成员，均一向对钱财看得很淡，在长达十年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从未分发过国家中华社科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划拨的“百县市情调查”课题经费。所以，当时社会学所和调查组的相关同志戏称：“跟着陆学艺忙死，跟着何秉孟穷死！”尽管清苦，但总协调组成员之间及总协调组和各分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共事极其愉快。在组织协调第一线的陆学艺、谢寿光和笔者三人之间，配合十分默契：陆学艺同志主要负责调查点的选择及调查分课题组队伍的组织与发动，我主要负责调研专著撰写的规范、各调查组报送的调研专著文稿的审改、定稿，谢寿光同志主要分管调研专著的出版、发行，三个人实行“一条龙服务”，推动全国四五千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实际经济工作者参与的县市情调研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其间，我们总协调组三人，被从事百县市情调查的战友们称为“三驾马车”。在我们三人之中，陆学艺最年长，学问也最大，是学兄。他为人谦和，心胸豁达，从善如流，极好合作共事。在一定意义上，他是“三驾马车”的灵魂。1998年10月，随着《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临河卷）面世，“百县市情调查”项目完满结项。十年零八个月，调查104个县市，推出调查专著104卷，总字数5000余万……这项重大课题的圆满完成，当然应首先归功于全国社科界的团结协作，但同时，陆学艺同志也功不可没。

一种理论、一个学科的生命力和活力，取决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陆学艺同志长期担任社会学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职务，他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有独到见解。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议论社会学的发展，他总是强调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中国社会学要发展，不能一头扎进纸堆，单纯搞什么“基础理论研究”；更不能沉溺于西方的社会学“大家”，而必须在不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将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作为大课堂，关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强实证研究、田野调查，服务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否则，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几十年来，他在这方面身体力行。20世纪末，也就是“百县市情调查”课题结项后，他已年近古稀，但他并没有放慢深入大江南北农村基层的脚步，他的许多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真知灼见，不是闭门造车造出来的，而是来自年复一年的农村调查。我想，这大概也就是陆学艺学术之树常青的真正奥秘！

（本文系作者2013年8月31日在“社会学与社会建设暨陆学艺学术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