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革激活“后人口转变”

1．厘清“后人口转变”概念

一个时期以来，在原来词语、命题、概念前面加上一个“后”字，为一些现象和事物赋予新的含义，颇为流行。诸如后工业化、后现代化、后金融危机时代等。还有将“后”字加到后面的，像80后、90后、博士后一类。“后人口转变”同其他“后”字加到前面的新词语一样，是相对原来已有的命题、概念而提出并被赋予新的含义的。因此，要弄清带“后”字新词语、新概念，首先要清楚不带“后”字原词语、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不带“后”字和带“后”字二者联系起来、区别开来进行考量，方能厘清来龙去脉，准确把握。

一般认为，传统人口转变是由法国学者兰德里（Adolphe Landry）在1909年的《人口的三种理论》一文中提出的，人口转变（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是带有规律性的人口变动。其后，主要是美国学者诺特斯坦（Frank W. Notestein）提出“三阶段”的人口转变，布莱克（C. P. Black）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五阶段”人口转变，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柯尔（Ansley Coale）等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考察和研究。一致的共识是，人口转变理论是在总结欧洲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人口变动基础上，抽象出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演变的规律的一个概念。在阐述上，共识较高的是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着重点放在“转变”上，从“转变”角度阐述出生率和死亡率变动的规律，故曰“人口转变”理论。另有一种是把“类型”与“转变”结合起来，主要从“类型”上区分“转变”的进程，总结出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转变的“三种类型”；加上较高、较低中间过渡状态，变成转变的“五种类型”。还有一种划分法，是将高、高、低作为转变前的自然状态类型，不作为转变的一种类型而成为转变的“四种类型”。尽管从“转变”和从“类型”的角度区分有所不同，但是以高、高、低开端，以低、低、低终结则是共同的。

我国提出“后人口转变”概念并对其进行研究较晚。网上的王珂日记《罗淳与后人口转变》称，罗淳最早提出和阐述了“后人口转变”，并且认为是他学术生涯中“最为耀眼”的一笔。1992年《人口》杂志发表朱国宏的文章《苏南模式：后人口转变时期》，文章标题即含“后人口转变”字样，内容着重于“后人口转变”的人口学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后人口转变”研究的文章多了起来，并有质疑的文章发表。综合起来，“后人口转变”相对前人口转变，或一般意义、传统意义、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而言，是在完成了传统人口转变之后的新的人口转变。其标志是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再生产步入“三低”类型以后的人口转变。显然，“后人口转变”亦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因为某总体人口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和“三低”类型以后，可能有三种情况：震荡、反复、单边下跌式不同的变动趋势或转变。如果是有升有降的横向震荡，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方能达到或接近人口的零增长，因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渡期；如果是触底反弹，不管是政策原因还是其他原因，生育率重新回到更替水平以上，人口零增长一天的到来将变得遥远，需要从传统人口转变走出来并重新过渡到“后人口转变”；如果是单边下跌式转变，就会缩短人口达到或接近零增长的进程，提前过渡到“后人口转变”后期。一般情况下，震荡并伴随单边下跌式转变居多；然而不论哪种情况，都应当注意到“后人口转变”前期一定程度的波动性质。这个波动要多长时间？笔者认为，至少需要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的时间，即25年左右。因为进入“三低”类型以后，经过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即处于更替水平以下新出生的人口成长到进入婚育年龄并将陆续通过生育旺盛期，“后人口转变”便有了延续下去的坚实基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人口的零增长，以及零增长以后一定程度的负增长的转变。

2．改革激活“后人口转变”

中国步入“后人口转变”20年后，迎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如前所述，贯彻落实《决定》将掀起新一轮改革浪潮，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的改革，必然创造出有利于“后人口转变”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使转变得以顺利进行。人口转变何以发生？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经济发展以后，总体人口生活水平提高了，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了，预期寿命延长了，人口死亡率下降了，导致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着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转变。处在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的“后人口转变”也是一样。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步伐的加快、孩子成本—效益发生改变，人们的选择偏好由追求孩子的数量转变到追求孩子的质量，遂使生育率和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新一轮改革浪潮强调稳中求进、转方式、调结构，提升了对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的要求，人力资本被强化了，提高城镇化质量被强化了，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就业结构调整被强化了等，对“后人口转变”提出了新的需求，给出转变的方向和重点，从而提升了转变的质量。

《决定》还直接指出当前的人口形势和转变的任务。在人口数量控制方面，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际上，1980年中央发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时，即指出既非权宜之计，不是实行三年五载就可以收场的事情；也非永久之计，不是可以搞50年、100年的不变政策。而是一定时间，主要是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即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的一项特殊政策。因为控制住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控制了下一代做父母的人口数量，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如果时间过长，例如50年以上，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家庭代际结构等问题就会突出、严重起来，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不应有的负面影响。然则后来的实践表明，并没有在25～30年时间节点上做出承诺初衷的政策调整。这次《决定》终于给出生育政策调整的具体意见，其意义和作用将载入史册。不过需要明确，调整生育政策并不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终结，而是适应人口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的政策调整，因而是积极的。

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涉及《决定》多项条款。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提出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体制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等。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提出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化学生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的意见。还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拓宽终身学习通道等改革意见，以及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等改革意见。不难看出，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提高实践能力，是改革强调的重点和方向，也是当前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所在。

在适应人口结构变动改革方面，突出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城镇化涉及的领域。养老保障改革方面，提出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以及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改革。城镇化改革方面，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总方向和总目标。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通过改革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具体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整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如此多方面、多视角的改革，为构建全国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开辟了道路，向城市化输送了足够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