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之总称

1928年，“五四”运动后的新派历史学家常乃悳发表了《中华民族小史》，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新的论说：“中国，世界之著名古国也；中华民族，世界之著名伟大民族也。……五千年来，经许多哲人志士之苦心毅力，惨淡经营，乃得将此许多各不相关之异民族搏结融会而成为一大民族，而后中华民族之名出焉。中华民族，非一单纯之民族也，中华民族非尽黄帝之子孙也。”[48]虽然此说沿袭了历史融合的观点，但是非“单纯之民族”、非“尽黄帝子孙”的看法，较之“皇汉民族”等种族-民族主义之论，显然具有高于伦辈之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浪潮。中国人民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危亡形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激荡着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意识也随之增强，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说也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学术界也再次兴起了有关“中华民族”的讨论。当时，“西学东渐”以来的多学科知识传播，使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民族学、人类学、民族历史学、边疆政治学等学科，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边疆民族”“国族”等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应用，也成为继“五族共和”以来的思想影响为学人所关注。

1937年，民族史学家江应樑曾对“中华民族”之说提出了看法：“能对于中国领土中全部民族的各个分子均有一个彻底的明了认识，方能说得到了解我们自己，方能说复兴中华民族之道。”[49]而自“五族共和”以后，苗、瑶、番、夷等确指性的群体称谓也渐次见诸国共两党的政治纲领，并导致孙中山“我们国内何止五族”的认知。但是，在关涉民族主义和自决、自治等现代政治议题中，承认现实中的多民族结构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则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对汉族吸收、融合和同化诸多古代少数民族，学术界似无争议，早期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式微。但是，中华民族等于汉族的观点，则依然流行。而江应樑的观点，显然是建立在现实中国多民族结构和多民族组成中华民族基础上的认识。

当时，在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争论中，1938年杨松发表的《民族论》提出了近代民族的中华民族说，“中国人是一个近代民族，这是否说：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呢？不是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就对外来说，中华民族代表境内各民族，因而它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它团结中国境内各民族为一个近代的国家”[50]。这段论述的新意首先在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次则是“中华民族”对外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就中国而言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代表是中华民族。但是，问题出在这一代表性对国内而言只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核心”——汉族，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指汉族，汉族在国内是各民族的核心，对外以中华民族的名义代表了中国各民族。但是，无论如何，该论中有关“就民族来说，是各自不同的民族。但是就国籍上来说，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共同祖国的同胞”等论说，使“中华民族”在理论意义上更接近国家民族（state nation）概念。

在有关中华民族概念的讨论中，以历史学家顾颉刚和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进行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战最具代表性。[51]1939年，顾颉刚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从历史上民族同化和融合的视角，针对当时流行的“中国本部”“五族共和”等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从秦朝开始就逐步在血缘和文化上融为一体的观点，反对再划分满、蒙、回、藏、苗、瑶等，论证了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实际上就是历史上不断融入少数民族成分的汉族。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中，则从概念入手，分析了“民族”的含义，承认中国人由不同文化、语言、体质的群体组成，为此列举了苏俄国家的多民族结构和政治上的统一。总之，前者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单一性，后者强调了中国民族的多样性。围绕这一问题的学术讨论，特别是历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对话，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52]

对中华民族的概念之争，并非简单的学术话题。这对当时中国各政党、各阶层、各民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地区的肢解和分裂，激发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对敌和国家认同意识而言，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因此，无论中国的政治领域是否关注到学术界有关“中华民族”的争论，这一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危亡的话题也必然迫使政治家对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作出思考。

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其中以中华民族为题，专章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新解释：中国“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53]。这一阐释，是对中国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客观把握。由此，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民族观。[54]

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之总称，是中国的国家民族。从民族国家的观念出发，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并非指多个享有国家民族地位的民族（nations），而是享有统一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的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各个民族（nationalities）。[55]“一个人必须有一个族籍（nationality）”之说[56]，就是指国家民族话语范畴的身份归属。形成这一国家民族的认知，与清末民初以及之后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面对的内忧外患形势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多民族的互动、自觉、认同找到了共同的归宿——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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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礼记集说》卷三，“王制”，陈澔注，《四书五经》（中册），第75页。

[2] 参见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第116页。

[3] 《礼记》，“王制”，第五，《十三经注疏》。

[4] 即汉文化在周边“四夷”中的传播和影响与历史上泛称为“胡人”文化的传入和吸收。

[5] 《晋书》卷五十六，《列传·江统》，中华书局，1974，第1531页。

[6] 《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顾欢》，中华书局，1972，第931页。

[7] 参见郝时远《清代台湾原住民赴大陆贺寿朝觐事迹考》，《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 石介：《中国论》，《徂徕集》卷十，《四库全书》本。

[9] 〔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哲译，渠东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78、8、108页。

[10] 参见郝时远《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

[11]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第734页。

[12] 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2001，第161页。

[13]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141页。

[14] 参见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第422、604页。

[15] 周策纵：《原族》，《读书》2003年第2期，第99页。

[16] 《周易正义》卷二，“同人”，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9页。

[17] 《辞源》（二），商务印书馆，1984，第1393页。

[18] 《周礼注疏》卷十，“大司徒”，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06页。

[19] 陆云：《陆士龙集》卷三，《答吴王上将顾处征》，《四库全书》本。

[20]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缀之以“族”的词语，可谓名目繁多。仅《御定佩文韵府》所收录的“族类”词语就达160余个，如血缘亲属关系方面的“家族”“宗族”“父族”“母族”“舅族”“姻族”“亲族”“九族”；区别社会地位的“皇族”“帝族”“王族”“公族”“贵族”“豪族”“强族”“世族”“国族”“权族”“望族”“庶族”“贱族”；区分华夷和姓氏的“氏族”“部族”“种族”“异族”；归类动物的“水族”“龙族”“毛族”“鸡族”“鳞族”“虫鱼族”；还有其他“衣冠族”“方雅族”“轩冕族”“高阳族”“钟鼎族”；等等。可谓不一而“族”。这种分类传统至今仍在延续，诸如“打工族”“上班族”“追星族”之类。

[21]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四，《列传·顾欢》，中华书局，1972，第934页。

[22]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192页。

[23] 李荃：《太白阴经》，广西民族出版社，2003，第1页。

[24] 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一，《忧赋》，《四库全书》本。

[25]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26] 嵇璜、曹仁虎等编撰《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〇六，《封建考》，《四库全书》本。

[27] 郑之侨：《农桑易之录》卷三，《农桑善后事宜·重保甲》，清乾隆郑氏刻本。

[28] 〔日〕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陈多友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第142、149～150页。

[29] 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30] 参见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第401页。

[31] 参见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263页。

[32]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59页。

[33] 诸如康有为《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大同书》，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变法通议》，章炳麟：《序种姓》《訄书》，邹容：《革命必剖清种族》《革命军》，陈天华：《人种述略》《猛回头》等，均为华夏出版社2002年出版。

[34] 《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第250页。

[35]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第2页。

[36] 守常：《新中华民族主义》，《甲寅》日刊，1917年2月19日。

[37] 《三民主义》（1919），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第240页。

[38] 《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第260～262页。

[39] 《中国国民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第1、3页。

[40] 《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24页。

[41]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第394页。

[42] 《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第2页。

[43] 《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第26页。

[44] 《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第34页。

[45] 《民族主义》（第三讲），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第53页。

[46] 蒋中正：《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九，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第216页。

[47] 蒋中正：《中国之命运》（1943），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四，第2～6页。

[48] 常乃悳：《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第1页。

[49] 江应樑：《广东瑶人之今昔观》，《民俗》（第1卷），1937。

[50] 转引自〔日〕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第225页。

[51]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1939年2月13日第4版；费孝通：《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益世报》1939年5月1日第4版；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1939年5月8日；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益世报》1939年5月29日。

[52] 这是几十年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命题的历史背景。

[53]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2页。

[54] 《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808页。

[55] 英文nationality一词，具有国籍、民族、民族性的含义，它本身就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因此，对中国来说，具有历史原初意义的各个民族（ethnos），在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享有共同的国籍和民族性归属，在需要用英文表达时使用nationality一词，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也符合英文表述规则。

[56]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