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华文明多源多流与“五方之民”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古老文明的大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经历了多次疆域变迁、朝代更迭，其间虽伴随着难以尽数的内忧外患、政权分立，但是中国的统一大势并未因此受到阻遏，最终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建构了文化多样、国家统一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不仅由于中国在亚洲大陆具有广阔的地理学版图，而且在于这一历史地理范围具有相当广泛的古人类遗迹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渊源。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古人类遗迹最多的国度之一，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迹数以百计。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址数以千计，其中大部分遗址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同时在珠江、闽江水系，北方、西南和青藏高原地区也多有分布。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在全国各地的广泛分布，表明中国旧石器文化在北方与南方分别都有连续发展的脉络。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与域外人群发生过少量文化交流的证据。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中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从现已发现分布广泛、数以万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可以看出，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由于自然地理和环境气候的差异性，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正如世界其他文明产生于江河流域一样，中国的黄河、长江也孕育、滋润了中华文明的开创者。
这些人类文化遗迹，在中华大地上从东到西、由南至北，或依山，或傍水，在中原、边陲，平原、山地，草原、森林，高原、盆地和沙漠、绿洲等不同地理区域和不同生态环境中，形成了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如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如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区；狩猎采集游牧经济文化区，如东北、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这表明中华文明自古就形成了文化多样性的格局，表明了这些多样性文化的创造者多源多流、交汇发展的历史脉络。这种历史格局及其发展脉络，在中国进入有文字的历史之后，也成为推动“五方之民”及其后裔持久不懈、互动交融的历史动能。
中国远古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时期，是从部落、部落联盟逐步向国家过渡的时期，也是社会组织逐步从血缘关系到地缘关系转变的时期。夏、商、周的传承成为统合天下“万邦”“万国”的法统轴心，其所辖制和鞭及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之地，既反映了其统治力量所及之地的臣服程度，同时也反映了对“天子共主”统治的认同程度。周礼王制的驭民思想，有“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的教化规范。[1]实际上这也就是国家力量对“国民”进行同一性塑造的基本要求。所谓“诸夏”即为主动或被动按照“教”之“礼义”和政之“刑禁”来建构“同俗”的邦国藩属。因此，周克商于牧野，进而征伐四方，至有伐99国、服652国之胜绩，统辖了约百万人口的东部平原地区之说。[2]事实上，这是一个由分化到整合的过程，也是人类群体形态从血缘组织向地缘结构发展的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血统、世系观念的丧失，只是由于这些观念被脱离了氏族、部落组织的国家统治者提升到了“同人于国”的层面。而对于所谓“五服”中远离统治中心的“要服”“荒服”之地的民众（氏族、部落等群体），则为“四夷”“五戎”“六狄”“七闽”“八蛮”“九貉”等“族类”之属。
公元前8世纪展开的春秋战国时期，展示了一幅东方思想极其活跃、各类学说争鸣发展的图景，诸子百家、各有专长，是为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繁荣的时期。在汇集儒家学说先秦思想的《礼记》一书中，“五方之民”概念及其描述，开启了中国古典民族志的先河，对当时中国大地上承载着文化多样性的人类群体及其互动关系作出如下记述。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3]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们的资质才艺，必然因其所处的气候和自然地理环境而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性情、观念和行为方面，而且表现在饮食、器物、工具、服饰、居所等方面。“五方之民”语言不通、观念不同，相互沟通需要翻译。以中原文化之礼仪观念教化四方，需随其风俗习惯；以中原文化之政令法律统一四方，需因地制宜。
可见，在中国先秦文化的思想观念中，不仅形成了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及其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而且产生了在礼教、政令、法律统一条件下的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观。而这种观念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和而不同”观念在族际关系方面的集中体现。这种思想观念蕴含的“天下统一”之大道，“因俗而治”之方略，“和而不同”之目标，贯穿了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懈的内在逻辑。“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共同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