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种方法论，无所谓孰优孰劣。人文主义方法论认为，研究社会现象和人们的社会行为时，要发挥研究者的主观性。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要“投入理解”，或者是赖特·米尔斯所说的“人对人的理解”。理解派的方法似乎最适合于对复杂现象做探索性研究，特别是在那些现象不为人所知的时候（风笑天，2001: 7）。目前，就搜索到的文献而言，社会学界鲜有产业转型方面的经验研究，相比较于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更适合做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

关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同样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虽然人文主义方法论决定了本项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但笔者也注意定量研究方法的合理应用。在做“探索”、“深描”和阐释性研究的同时，笔者合理地运用统计年鉴和有关统计报表中的数据，对有关问题进行量化研究，力图做到综合性的分析。同时，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力图在“小社区”研究基础上透视“大社会”，关注产业转型和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社会机制。

（一）理论与经验的嫁接

首先交代本书写作中理论与经验的嫁接问题。这个问题是困扰本书写作的重要现实问题，也属于研究方法的范畴。一方面，很多学人常常因担心学位论文没有理论框架的支撑而苦恼。另一方面，如何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进行嫁接其实更为棘手。为了体现“理论”，很多论文喜欢动辄以某些流行的理论或范式为研究框架，很多源于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已经被滥用。而仔细阅读那些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论文就会发现，“两张皮”现象十分明显，即作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理论并不能有效地支撑其所研究的经验问题。

这种社会现象具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正如曹锦清（2010:13）指出的那样，社会科学的理论，近代以来全部来源于西方。没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我们无法观察中国自身的事物，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又常常使我们误读中国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历史背景是造成学人产生“学术不自信”的重要原因。迄今为止，这种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郑杭生有关“学术话语权”的阐述深刻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在现代社会科学的世界格局中，欧美社会科学处在中心地位，垄断了学术话语权，中国则处在边陲地位和被支配地位。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专家”是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出身的。他们往往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边陲思维”，即对国外理论照抄照搬、亦步亦趋，拔高甚至神化之，还自以为站在社会学前沿，习惯用西方概念来裁剪中国社会现实，而不擅长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郑杭生，2009, 2011）。忙于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经验，自然涉及中国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但首要议题还是西方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理论，是否可以解释中国社会？但现实恰恰是，西方理论产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看起来虽然很华丽，但是运用到中国本土实际中，常常遭遇“削足适履”的困境。曹锦清（2000）提出了“从外向内看”与“从内向外看”的研究视角。其中，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在中国社会学界，“从外向内看”相当普遍。曹锦清本人也经历了由“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

1988年前，我曾一头钻入“译语”。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

理论源于实践而高于实践，用源于西方实践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实践，发生“水土不服”也就不难理解。

简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理论材料与经验材料的关系问题。在本书的写作中，笔者没有以一种既定的理论体系为框架解释本土社会。在研究设计阶段，笔者计划用生态现代化理论统领全书，但后来发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用之统领全书显得生搬硬套，遂放弃现成的理论框架。最终，笔者忠于田野调查中的发现而展开研究，并在此过程中试图与已有的理论进行对话。

（二）田野研究路径

1．“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各有利弊。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将这两种研究视角紧密结合，以求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自下而上”所获取的资料具有“点”的属性，“自上而下”所获取的资料则具有“面”的属性。①纯粹的草根调查所获取的资料是孤立的、零碎的，往往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而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能够获得具有宏观性和完整性的资料，有助于对调查区域的系统认知。②政府部门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工作总结和媒体的报道资料，虽然能提供相对完整的背景性知识，但未必全部真实可靠。通过“自下而上”的访谈和观察，有助于辨别“自上而下”所获资料的真伪。③二者的紧密结合，有助于对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资料。不管是社会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其所提供的资料都是经过其个人或所在单位/社区情感加工后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情境性。社会学的调查关注草根的意见，但也需要对这方面的材料加以辨别。而且，这两种视角的有机结合能够帮助笔者顺藤摸瓜，进一步挖掘研究主题。在研究过程中，很多新的研究主题都是在调查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的。

2．农村快速评估与扎根田野研究

如何深入且有效地开展调查研究是一项重要的议题。因为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所要调查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实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调查者永远不可能穷尽调查对象，永远也不可能将调查对象一览无遗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为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综合了农村快速评估法和扎根田野研究两种方法的优点。

农村快速评估（Rapid Rural Appraisal，简称RRA）对于快速把握调查区域的基本社会背景和经济发展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田野调查中，效率非常重要。如果只是“下田野”，难以快速入题，那么，进入田野后很难“出来”，也很难找到有价值的学术话题和主题。所以，带着问题下田野非常重要。这要求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对所见、所闻、所感要特别“敏感”——唯有如此，才能及时发现研究问题，并不断修正和完善研究主题。究竟调查多长时间合适，这恐怕是困扰很多学人的问题。一般而言，人类学学者在写博士学位论文时，至少需要在调查地生活一年时间。这种长期参与式观察是撰写民族志所必需的。但是，在一个社区生活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一定就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既要能够“进得去”，也要“出得来”。也就是说，研究者既要能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也要能够快速理出头绪，找出线索和主题。就一个小型调查主题而言，时间过长反而事倍功半，时间过短则容易走马观花，流于形式。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更不能囫囵吞枣，草率下结论。笔者在研究中，每次都带着问题下田野，但每次的问题都不一样。即每次调查时，都有一个相对系统的研究框架，每次调查都要完成一个小型主题研究。而在特定的小型主题研究中，笔者发现星期制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时间单元。归根结底，调查质量如何，并不是由调查时间所决定的，而主要取决于调查者的问题意识。

扎根田野是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所必需的研究方法，也是博士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所必需的治学精神。虽然农村快速评估法具有速度快、效率高的特点，但是所获取的信息往往只是一个断面，并不具有系统性和深入性。而深入的学术研究，需要深入持续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跟踪研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以专题的形式围绕具体问题开展研究，这样能够事半功倍地完成研究主题的既定任务，另一方面，为了研究的深入，对研究区域和研究主题进行持续性的观察研究。①根据河蟹产业的季节性特征，笔者于春夏秋冬不同时令分别前去调查，以期获得对产业发展中的问题的系统认知。这样的调查也增添了很多生活感受。比如，2008年1月，笔者在调查期间，突遇70年罕见的冰雪灾害，当时，从村和乡镇开往县城与市区的车辆都已停运，私家车也不愿冒险出行，笔者差点未能从调查点赶回。②回访研究。笔者前后数次回访一些村落，一是观察、对比其在不同时间段的发展变化，二是对前期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并围绕新问题搜集资料。比如，笔者曾先后7次对兴村进行回访研究。本书交付出版之前，笔者于2013年7月底再次到当涂县和相关蟹村开展调查，一是收集最新的研究资料，二是更新相关数据。同时，笔者也对关键的信息人开展了多次的回访。比如，笔者前后3次对生态养殖精英于先生进行了专题访谈。③通过对当涂县人民政府网、县农业信息网以及大公圩地区乡镇政府网站进行信息跟踪，及时把握生态产业的最新进展。政府部门网站的信息虽然不是研究的基本素材，但是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当地产业发展的历程，所提供的背景性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自2009年9月开始，笔者每周至少登录上述网站一次，以期系统地把握产业发展轨迹。

（三）研究资料的收集

1．文献法

文献法是收集资料，获得背景性、基础性信息与知识的重要渠道。一般而言，文献法的信息来源主要包括官方统计资料、大众传媒资料以及被研究对象记载的信息资料（如日记、信件）。在本研究中，笔者重点收集了以下几类文献。

（1）地方志文献。地方志被誉为“一地之古今总览”、“一方之百科全书”，是系统了解一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系统收集了省、市、县以及大公圩地区的方志类资料，如《安徽省志：水产志》、《马鞍山市志》、《马鞍山市文化志》、《马鞍山风物志》、《当涂县志》、《当涂揽胜》、《当涂谈》、《当涂饮食文化》、《兴永乡志》、《吴语研究》等。另外，一些散文类资料，比如《水上湖阳》也是笔者了解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

（2）统计类文献。统计资料有助于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有关指标的数据比较和分析。这类文献主要包括近年来的《当涂统计年鉴》，大公圩地区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县水产局、大公圩乡镇以及渔业公司和水产协会关于河蟹生态养殖方面的统计报表，如关于生态养殖效益以及水面承包费的统计数据，关于科技示范户责任主体的年龄、性别、文化水平等方面的统计报表，等等。

（3）生产日志。生产日志是重要的第一手研究资料，其全称是《当涂县河蟹生态养殖生产日志》。自2006年实施农业部“渔业科技入户项目”以来，渔业科技示范户需要根据生态养殖的实际情况填写生产日志。生产日志记载了近年来养殖水体中的水产品投放（品种、数量和苗种规格）、饵料投入（品种以及投入量）、用药记录（病害情况、处方以及用药时的气象、水质情况）、水质监测指标记录（监测时间、水温、pH值、溶解氧、亚硝酸盐、氨氮、硫化氢）以及捕捞记录（品种、捕捞量、平均规格、单价以及销售额）等。此外，在《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技术指导员论文和科技示范户典型材料汇编》中，也有技术指导员和生态养殖精英对不同养殖方式的试验数据及养殖水体环境指标的记录。

（4）其他文献。首先，生态养殖方面的专业技术性文献。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河蟹生态养殖涉及很多的专业术语和技术知识。虽然笔者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如果缺乏基本知识，缺乏对专业术语的了解，无疑是难以开展深入研究的。2007年夏，笔者初次进行田野调查时，访谈对象经常说到“大眼幼体”、“扣蟹”、“土池”等术语，笔者不知所云，内心惶惶然。所以，回到住处后“立即充电”——在电脑中仔细阅读、理解实地调查前收集的河蟹养殖常识和基本概念（笔者每次调查前都会预先收集未知领域的专业资料，以备不时之需），之后调查时，这些便不再是大问题。其次，当地生态养殖产业的媒体报道资料。《人民日报》等媒体关于大公圩河蟹生态养殖方面的报道，是笔者了解河蟹产业历史和发展进程的重要信息来源。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和河蟹产业方面的工作总结。比如，当涂县和大公圩乡镇的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发展报告、“十一五”工作总结、“十二五”规划，以及渔业公司/水产协会的工作计划、总结与专题报告等。

2．观察法

笔者所采用的观察法是开放式的，并不严格遵照事先设定的某些假设或观察路线。因为经常前去调查，笔者和有关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人员以及养殖精英结成了比较亲密的朋友关系，能够参与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在生活体验中获得翔实的材料。在观察过程中，也通过相机拍照或录制短片，记录第一手资料。

在田野调查中，每到一处，笔者都会特别关注以下情况：①当地社区的水面（湖泊、河沟以及集镇周边的水塘）。观察水面有三个目的。首先，了解当地的水域系统和水系情况。其次，认识、了解养殖水域的各种水生动植物。笔者不是水乡人，对江南水乡的水生动植物特别是养殖区域的人工“生态结构”并不熟悉，通过观察水生动植物，笔者增强了对生态养殖的感性认识。在这方面，水乡人都是笔者的良师，他们教笔者认识各种水草，如轮叶黑藻、扁担草等。最后，水域观察能够了解当地生态养殖的效果。因为水质是生态养殖效益的基础，也是养殖效益的一面镜子。养殖效益究竟如何，看看水质便能知道一二。②养殖户居住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情况。房屋、家具、家电等方面的信息可以反映家（户）的经济收入，是一项重要的可观察到的经济指标。这样，不需要询问具体的经济收入也可大致了解该家（户）的一般经济情况。③观察养殖户在河蟹生产中的饵料投喂、用药情况。④集镇和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餐饮等情况。这些能反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面貌，有助于从侧面了解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

3．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法并不依据事先设计的问卷和固定的程序，而是只有一个访谈的主题或范围，由访谈员与被访者围绕这个主题或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交谈（风笑天，2001: 254）。深度访谈是获得丰富的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渠道。当然，访谈时，应当以“悬置”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进入现场，并要随时保持反省。访谈过程应以日常生活及生活史为核心内容，发现并追究问题，最后讨论个案的普遍性意义（杨善华、孙飞宇，2005）。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往往有着明确的访谈主题，因此能做到访谈之前和访谈过程中有的放矢。但是，调查中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访谈提纲。在访谈中，根据访谈进展情况以及遇到的新问题，笔者会随时调整访谈的主题。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预设的访谈主题或者假设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调整；二是访谈过程中可能会涉及更有价值的主题，考虑到将来难以对提供这一信息的被访者进行回访，所以必须抓住机会获取关键信息。

访谈中也需要适当引导和控制。因为访谈过程中随时可能有他者进入，并可能因此而转移主题。当然，他者的介入并不一定是坏事，也可能因此有机会将来访者聚集在一起，召开小型座谈会或者专题小组讨论。在农村社区，左邻右舍或者亲朋好友之间串门是很正常的，频率也是很高的。所以，在农村调查过程中，对外来者的进入，笔者一般是进行适当的引导，然后以在一起唠家常的形式与他们交流，尽可能获取丰富的信息。如果是在养殖水面调查，笔者也会将池塘、河沟边的养殖户聚集在一起“聊天”，获取信息。另外，在访谈过程中也需要对关键信息加以适当的反问、重复以及向他人进行佐证，以确保所获取的信息是客观的，而不带有被访者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

（四）研究资料的分析

1．资料分析中的客观性

资料分析过程中应尽量保持客观与中立的立场，这涉及研究者的科学精神。但是，如何保证所获取的资料是绝对客观的，如何保证绝对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研究者所能做到的是尽量接近真实。

韦伯提出了“价值相关”与“价值中立”这两个命题。在他看来，问题的选择总是“与价值有关的”，即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准则和兴趣。“价值中立”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一旦研究者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停止使用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二是不能从“实然的陈述”中抽出“应然的陈述”（刘易斯·科塞，2007:194—196）。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根据兴趣等因素确定研究主题后，根据研究发现展开“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要做“学术预言派”。虽然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是一种真空状态，但在调查中，研究者要力求“实事求是”，克服自己的感情色彩，不能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兴趣偏好，对所收集的材料进行主观臆断，妄下结论。同时，研究者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要有质疑和求证的精神。特别是，对在政府部门收集到的资料以及网络资料，研究者需要有质疑和不断求证的精神。这是因为，不同部门的统计标准可能不一，甚至存在因宣传需要而对某些数据进行“修饰”，进而导致不同部门的统计数据出入很大。

在本书写作中，笔者在遵循上述一般原理的同时，使用了当地老百姓的很多语言，包括一些方言、顺口溜和民间谚语。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民间语言本身具有很丰富的内涵，如果转换成书面语可能失去本来的意味。另一方面，这些语言生动形象，直接运用这些民间语言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访谈资料的原貌。

2．“小社区”与“大社会”

虽然本研究聚焦于大公圩地区河蟹产业转型这样的具体问题，但真正的研究意图是要超越具体的研究区域，从对“小社区”的深入研究中透视“大社会”，探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一般机制。所以，案例研究的背后是“国家的视角”，力图探究具体产业转型背后的类型学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虽然事件或发展过程有异，但其运作的逻辑机制大同小异，从中能够找出某些具有规律性和趋势性的东西。在资料分析中，笔者一方面自始至终关注着生态产业发展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等宏观社会背景；另一方面，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对比，并结合在太湖和淮河流域的田野调查，对生态产业/社区和污染产业/社区进行了比较，看看这些不同的背后有什么共同的内在机制或一般性特征。最后，力图在此基础上探索生态产业的一般运行规律，并研究当地的发展经验可为其他区域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