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非和：核阴影下的朝鲜停战

〔美〕布鲁斯·柯明思 著 桂涛 译

摘要：无论是朝鲜战争仅以停火的形式使战争双方陷入僵持局面，还是朝鲜半岛自停战之后始终处于战争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的状况，都是美国对朝鲜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核武器威胁和讹诈所造成的。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就考虑在朝鲜战场投入核武器；并且艾森豪威尔政府相信，正是美国的核威慑才使得战争结束（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朝鲜战争结束后，由于朝鲜半岛的另一方没有核武器，韩国成为美国战术核武器运用的首要试验场。不晚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就确立起在任何一场新的朝鲜半岛冲突的较早阶段使用核武器的常规计划，开始在韩国布置防御性和进攻性核武器。此后，美国在韩国的防御策略中，核武器被列入标准作战程序。在这个背景下，朝鲜所进行的包括核试验在内的大多数行动，都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核讹诈而做出的积极反应。然而，美国媒体几乎总是选择忽略这段漫长的历史，代之以把焦点集中在朝鲜如何挑衅、危险，以至于疯狂。

关键词：朝鲜战争 停战协定 核讹诈

Abstract: Both the ceasefire of the Korean War that led to a stalema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armistice which threatens to unleash war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t any moment resulted from American nuclear threats and blackmail to North Korea that have lasted for over fifty years. The U. S. had contemplated on the use of atomic bombs in the Korean War and the Eisenhower government believed it was American nuclear deterrence that ended the war（which was untrue）. After the Korean War ended, as North Korea did not possess nuclear weapons, South Korea became the primary test field of tactical nuclear forces for the U. S.. By the mid-1960s, the U. S. had established routine plans to deploy nuclear weapons very early in any new Korean conflict and positioned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nuclear weapons in South Korea. Later American defense strategies in Korea included nuclear weapons in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most of North Korean maneuvers, including their nuclear tests, were active responses to American nuclear blackmail. American media, however, almost always choose to ignore this long history and focus instead on how North Korea has been recalcitrant, dangerous and even crazy.

Keywords: Korean War Korean Armistice Nuclear Blackmail

201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进入它的第60个年头。它只是一个停火的协定——并非和平条约，所以决不能给战争带来最终的结束。因此，停战的首要后果不是和平，而是美国、朝鲜、韩国间再次开战的持续威胁使得这场战争异乎寻常的暴力得以延续。2013年4月，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派遣B-52、B-2隐形轰炸机前往韩国上空，在五角大楼确认所有人都知道这些轰炸机是“核能”的情况下，在韩国沿海投下仿制炸弹（dummy bombs）。大约同一时间，在首尔的军事首脑们告诉新闻界，他们拥有能够射入平壤任何一个窗户的巡航导弹——一个潜在的除去朝鲜领导层的恐吓。

像往常一样，这些威胁是回应接二连三来自平壤的激烈言辞和主张，它在其他事情上威胁要向美国发射核导弹。当然，朝鲜是非常令人恼火的：他们严厉谴责他们的敌人，对我们嗤之以鼻，并且进行猛烈的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们试图表现出来的形象。博弈论告诉我们，在双方都有核武器的僵持状态中（因此不冒着相互间自取灭亡的风险就不能使用这些武器），关键是至少要在敌人的内心中造成你仍然可能愿意使用它们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疯狂的姿态相当有用。同样的，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美国媒体期望立即宣传的形象。他们总是吞下朝鲜的诱饵，并且伴随着盲从的士兵、挨饿的孩子、躁狂的领导人、严重夸大的平壤的军事能力这些没完没了的形象，大肆宣传朝鲜的威胁。好莱坞现在也发现把朝鲜描绘成残酷的、疯狂的敌人很有用。从《赤色黎明》（Red Dawn）续集开始，最近几部电影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中的一些电影中，早期剧本最初是以中国为敌人。但是，由于好莱坞要在中国销售如此多的电影票，朝鲜成了指定的替代者，尽管朝鲜入侵美国可能是荒谬绝伦的想法。）

从这场可怕的战争的暴行及其后果中浮现出一幅不同的画面：在2006年第一次核试验之前，朝鲜是世界上唯一一直遭受美国核武器威胁和讹诈的无核国家。这开始于战争期间——1951年，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现象的讨论在美国媒体中是如此之少，就像它不存在似的。绝大多数美国人包括最为见多识广者都对它一无所知。然而，60年来在朝鲜，一道象征性的但永久的“红光”（red glow）遍及人们的视野——被美国瞬间核毁灭的幽灵反复出现。因此，停战是在美国核威胁的背景下达成的，并且被同一手段一直维持着。

实现停战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亚当·马里克（Adam Malik）提议，交战各方展开讨论，以安排停火。杜鲁门表示同意，建议代表们找一个适合的地方会面，最终选定在被“三八线”等分的朝鲜古都开城（Kaesong）。停战谈判开始于7月10日，最初由海军中将特纳·乔伊（C. Turner Joy）代表联合国一方，南日中将代表朝鲜一方。谈判冗长乏味，进展缓慢，几度中断，并且谈判地点迁移到叫作板门店的村庄（今天协商仍然在此进行）。双方就恰当、公平的军事分界线进行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但是，拖延了谈判的关键问题是各方人数众多的战俘的处置问题。重点在于有关遣返时自由选择的问题，该问题在1952年1月由美国提出。同时，韩国拒绝签署任何保持朝鲜半岛分治的停战协定。1953年6月中旬，李承晚（Syngman Rhee）突然释放25000名战俘——此举导致美国制定发动政变罢免李承晚的计划[“常备作战”（Operation Everready）]，如果李承晚再试图阻挠停战协定的话。李承晚也威胁让他的军队脱离联合国指挥，这导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下令切断给韩国军队的燃料、弹药供应，并且表示他准备让所有美国军队撤离朝鲜，切断一切军事财政援助。李承晚从未将他的这个威胁付诸实践。然而，跟往常一样，李承晚一意孤行：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战后防御条约和巨额“援助”来收买他，他还是拒绝签署停战协定。

朝鲜虐待许多美国和盟国战俘，不给他们食物，特别是剥夺他们的睡眠；并且和中国人一起，对许多人进行政治思想改造，这在美国被谴责为“洗脑”（brainwashing）。同时，尽管美国一再声明他们对个人权利、人的尊严和日内瓦公约的尊重，但是一场实质的战争继而在韩国战俘营中发生了，亲朝、亲韩、亲中、亲台的战俘团体相互打起来，并争取其他战俘的忠诚。与美国人的假设相反，共产党在对战俘使用暴力时是区别对待的；然而，韩国惯常性地杀死俘虏，对活下来的人则进行拷打和精神上的折磨。右翼青年团体——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动乱时期——试图把反共的战俘组织起来，但是他们做出来的往往是随意的暴行。双方都谋求在政治上“改造”（convert）战俘，但是共产党有积极的主张，似乎真的相信他们自己所说的，而青年团体的领导者却只是简单地要求自动服从[这方面最好的资料仍然是《迪安将军的故事》（General Dean's Story）]。即便在战俘营待了数年，韩国还是要对被释放的战俘进行六个月的“改造教育”（reeducation），才遣散他们回家。有60个人仍遭到扣押，因为他们尚未摆脱共产党的“洗脑”。

战争本来可以更早结束，但是由于朝鲜不再有爆发大战（general war）的危险，战争继续下去对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都有利。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使得热战（hot war）最终结束；然而也有人认为战争在1951年极有可能结束。3月28日，周恩来和金日成（Kim Il Sung）呼吁正式返回板门店谈判，并且在战俘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都认为是明显的核打击威胁使得战争结束的。

核讹诈（Nuclear Blackmail）

在当时，美国挥舞它弹药库中最强大的武器。1953年5月26日，《纽约时报》登载了第一次以大炮发射核弹的报道，这次核爆在内华达试验场完成，有1万吨爆炸力（广岛核爆的一半以上）。几天后，又进行了内华达试验场发生过的“最大的原子弹爆炸”；有人怀疑那可能是一颗氢弹。内华达的试验对于美国的核讹诈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它向敌人传达了一个信息：最好签署停战协定。解密资料也说明，1953年5、6月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表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结束战争。5月中旬，艾克（Ike）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将会比常规武器更合算。几天后，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提议对中国发动核打击——事实上，他们给出了几个以核打击升级战争的方案，这些方案彼此间没有多大不同。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艾克提出的核威胁在共产党准备结束战争的决定上发挥了作用，共产党的决定在3月份就做出了，在这一全副武装的威胁（this panoply of threats）之前。

再者，艾森豪威尔对于是否使用核武器的态度极为矛盾，其程度肯定远甚于国务卿杜勒斯、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成员和顾问。1953年5月，艾克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几次讨论，探讨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但是，最终他们更愿意虚张声势——运用美国可能使用它们的迹象和警告，而自始至终不真的去做。与此同时，他的将军们升级了空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轰炸朝鲜的大型水坝。1953年5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涉及对朝鲜和中国使用“数百颗原子弹”。但是，几天后中国和朝鲜同意了令美国满意的条款，在此过程中没有证据表明核讹诈导致它们做出决定。艾克和杜勒斯仍然试图维持公开的解释：透过第三方传递的核威胁终结了战争。但是，艾克的儿子约翰（John），为艾克整理回忆录草稿，承认“我是在猜测”。简·爱德华·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在新书中援引艾森豪威尔的话说，他没有采纳杜勒斯或者国务院关于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并且告诉他们“打消这些使用它们的愚蠢念头”。当我在1986年为了一份朝鲜战争档案采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时，他告诉我，当他在1961年成为国务卿时，让他的职员翻查文件，看看核策略（atomic diplomacy）是否给战争的结束带来什么不同，结论是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是后来在朝鲜半岛引入核武器的关键。

艾克威胁之前：麦克阿瑟的疯狂举动？

1950年12月9日，在中国参战之后，麦克阿瑟要求指挥官在朝鲜有使用核武器的自行决定权。两周后，他提交了“一份延迟攻击目标的清单”，为此他需要26颗原子弹。在他去世后被公开的访谈记录中，他说他有一个在10天内赢得战争的计划：“我将在横穿满洲的狭长地带……投下30～50颗原子弹”，然后他将在鸭绿江增加50万国民军，这样，“在我们的背后——从日本海到黄海——展开一个放射性钴的地带……它有60～120年的有效期。至少60年从北方不会有针对朝鲜的陆路入侵”。他肯定地说俄国人什么也不会做：“我的计划很容易得手。”

如果这是疯狂之举，麦克阿瑟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在中国参战之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个委员会说，原子弹可能是阻止中国进入朝鲜的“决定性因素”；最初，它们可能有助于“在靠近满洲边界以北的狭长地带上联合国可能会建立的‘警戒线’”。几个月后，艾伯特·戈尔（Albert Gore）抱怨说“朝鲜变成美国男子的绞肉机”，并建议以“什么能够带来巨大改变的事件”结束战争：一个分隔开朝鲜半岛的放射地带。尽管李奇微将军（Gen. Ridgeway）没有说过什么有关钴爆炸的事，但是1951年5月他重申了麦克阿瑟12月24日的要求，这一次是38颗原子弹（这个要求被否决了）。

1951年秋，美国实施哈德逊港行动（Operation Hudson Harbor），该计划谋求确立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能力，并且为了追求这个目标，1951年9月和10月B-29轰炸机从冲绳起飞前往朝鲜，模拟原子弹爆炸的状况投下“假”原子弹（“dummy”A-bombs）或者重型TNT炸弹。该计划要求“实际操作涉及核打击的所有活动，包括武器装备与测试、导航、炸弹瞄准的地面控制”等等。结果表明炸弹可能不太有用，这是纯技术上的原因造成的：“大规模的敌军的及时确认几乎是不可能的。”平壤领导人看着6年前摧毁过广岛、长崎的B-29轰炸机沿着模拟进攻路线飞来，而每一次都不知道它投下的炸弹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想象这要求他们必须具有如钢铁般的意志。

1951年年初，在国防部的一次秘密任务中，一个名叫塞姆·科恩（Samuel Cohen）的年轻人观察了再次夺回汉城的战役，并认为应该要有一种消灭敌人、同时又不毁灭城市的办法。他成了中子弹之父。同年，作为“计划前景”（“Project Vista”）的一部分，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前往韩国，打算对战术性运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进行评估。战后，韩国成为美国战术核武器运用的首要试验场，理由很简单，与欧洲前线不同，在这里另一方没有核武器——因此，在军事演习和实际作战计划中核武器的运用成为标准作战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朝鲜战争结束带来的巨大影响

为了给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以达成停战，美国空军最初设想打击朝鲜的20座大型水坝，以此破坏25万吨即将收获的稻谷。结果，1953年5月中旬，就在水稻刚刚种下的时候，轰炸机攻击了三座水坝：德山（Toksan）、慈山（Chasan）、旧院里（Kuwonga）。稍后，又攻击了南市（Namsi）、泰川（Taechon）两座水坝。这些水坝在文献资料里通常被称为“灌溉水坝”（irrigation dams），但是它们实际上是与美国许多大型水坝相类似的。在鸭绿江上的水丰大坝（the great Suiho dam）是仅次于胡佛水坝的世界第二大坝，它在1952年5月第一次受到轰炸（尽管从来没有被毁掉，这是由于担心激怒北京和莫斯科）。赴战水坝（the Pujon River dam）设计蓄水量达6.7亿立方米，压力梯度（pressure gradient）为999米，大坝水电站发电量达20万千瓦。根据美国空军的官方历史，1953年5月13日，59架F-84“雷电喷气”战斗轰炸机在德山水坝高耸的拦水墙（containing wall）上打开缺口，汹涌的大水冲毁了6英里铁路、5座桥、2英里公路，以及5平方英里的稻田。德山水坝第一次决口“冲毁”了27英里河谷，大水甚至冲到了平壤。战后，重建水库耗费了20万人次的劳力。1953年6月20日的《纽约时报》公布，被控为苏联间谍的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堡（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夫妇在辛辛监狱（Sing Sing Prison）被处决；在不太显眼的每日战报中，美国空军表示它的飞机轰炸了朝鲜的龟城（Kusong）水坝、德山水坝；只有在更不显眼的位置才提到朝鲜的无线电广播承认这些大型水库遭到“巨大破坏”（这些水库为朝鲜粮食生产提供75 %的用水）。这些在国际法上显然是严重的战争罪行，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评论出现在“我们的权威报纸”上。

就像另一部美国官方战史所说：

因此，我们杀害平民、友善的平民，轰炸他们的家园，投下汽油弹烧毁有人居住的村庄——其中妇女、儿童的人数是隐藏其间的共产党士兵人数的十倍，飞行员返回他们的军舰，被自己的所作所为震惊，禁不住神经痉挛，呕吐出来。

接着作者问道，这比“用重磅炸弹和原子弹杀害数以千计看不见的平民”要更糟吗？他们会说，那不一定，因为敌人“对人民的暴行”甚至要比“纳粹在波兰和乌克兰的恐怖行动”更加恶劣。除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歪曲外，请注意它的逻辑：他们是野蛮的，因此授权我们对无辜平民投下汽油弹。

事情的真相是，在朝鲜，美国白人对他们的敌人没有丝毫尊重。它的对手是亚洲人、共产党以及“野蛮人”，因此一种明确的种族仇恨深刻影响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行为。不仅冷战的设计者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称中国人“野蛮而自大”；对于李奇微将军来说，共产党是“狡诈的野蛮人”；海军上将鲁思文·利比（Ruthven Libby）告诉杜鲁门，他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和“会说话的动物”谈判。来自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在那儿没有亚洲人会向白人顶嘴，仅仅是和这样的人进行谈判的想法就是令人作呕、无法容忍的。

朝鲜和中国在当时没有得到美国和联合国的承认，朝鲜至今仍没有被承认。因此，他们（尤其是朝鲜人）试图通过唤起他们自己的尊严——以他们的穿着、他们的外表、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对美国人的傲慢——来扭转局势。记者总是称朝鲜谈判代表南日“衣冠楚楚”“冷漠”“态度轻蔑”。美国人永远不会让朝鲜人领头，白善烨（Paek Sunyop）将军通常是个孤零零的韩国代表，只是联合国代表团的陪衬，在接下来的50年韩国代表一直被美国领导着。我想他们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看起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一位给韩国方面做翻译的朋友告诉我，他觉得当朝鲜代表团露面并直接与美国人打交道时，白善烨很不起眼。

“野蛮的”南日经常挫败他的美国对手。有一次，美国人提出如果划定分界线，应该以领空和领海主权为基础，而不是仅考虑陆地上的战线，因此分界线应该向北移20英里。南日回答说，他们的提议是“天真且不合逻辑的”，“不值得考虑”；“你在陆地上的战线集中体现了你陆海空军事力量的有效性”。

美国：令人失望的结局

战俘问题最终在1953年6月8日解决了，共产党一方同意把拒绝被遣返的战俘置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为期3个月的看管下，在这段时间结束时那些仍然拒绝被遣返的战俘将被释放。1953年7月27日，四个主要交战国中的三个签署了停战协定（韩国仍然拒绝签字）。它需要一条2.5英里宽的缓冲带，该缓冲带呈波浪形横穿朝鲜半岛中部，部队和武器均必须撤出该地区。7月27日晚10点，在停战协定生效前大约20分钟，一架B-26轰炸机投下它负载的雷达导航炸弹，就此美国的空中打击最终结束。今天，这个布满防御工事的“非军事区”仍然按照1953年停战协定规定的那样，维持着朝鲜的和平。和平条约始终没有签署，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朝鲜半岛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朝鲜战争在美国变得非常不受欢迎。杜鲁门离职时，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为27%。在盖洛普民意调查的历史上，直到乔治·W．布什才触到更低的点——2008年的22%。在大众的想象中，美国人从未输过一场战争。就像罗兹玛丽·福特（Rosemary Foot）说的，“从1776年一直到1950年，美国在使用武力方面极其成功，因此并不特别需要发展外交和妥协的技艺”。所以，它争取让在朝鲜的战争进入停顿状态，避免以任何重要外交手腕取得持久和平。在战场上可能是僵持局面，但是美国人普遍将之视为一次失败。

记者写道，首都以“集体漠不关心”迎接战争结束。在纽约，电视台摄制组来到时代广场，发现四处闲逛的市民被劝诱去为和平欢呼。由于地铁票刚刚涨到15美分，街上几乎没有人。第二天，爱荷华州一个法庭裁定在朝鲜不再存在战争状态，这是由于国会从未做出过存在战争状态的声明。

对于朝鲜人来说，3年来战争如影随形、夜以继日，一天也没离开过他们。根据美国空军的评估，战争结束时，美军轰炸对城市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对德国和日本的空袭。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org Friedrich）估计，1942～1945年皇家空军在德国投下65.7万吨炸弹，英国和美国投下的炸弹总吨位达120万吨。相比于二战期间在整个太平洋战区投下的50.3万吨炸弹，美国在朝鲜投下了63.5万吨炸弹（32557吨汽油弹没有计算在内）。相较于60座日本城市平均毁坏程度在43%，朝鲜城镇的毁坏程度“在40%～90%之间”，朝鲜22个主要城市中的18个毁坏程度至少达50%。部分统计数据如下所示：

平壤，75%

清津，65%

咸兴，80%

兴南，85%

沙里院，95%

新安州，100%

元山，80%

1954年，一个旨在解决朝鲜和越南（在奠边府战役之后）和平协议问题的会议安排在日内瓦举行。但是，杜勒斯并不打算与朝鲜和中国签订和平条约。1986年，为拍摄有关朝鲜战争的电视纪录片，我采访了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首席谈判代表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 Alexis Johnson）。约翰逊告诉我们，筹划以持久和平代替朝鲜停战的日内瓦会议，对于美国代表团来说只是想要获得理想结果的徒劳之举。“一个人会为会议做出怎样的准备……当你对谈判会改变什么事情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我问他。“噢，你做你自己的发言，也试图确认韩国外交部长官卞荣泰（P'yon）是获得认可的，弄清他打算做什么……并且防止李承晚，呃，搞破坏。”

朝鲜半岛的核化

1957年1月14日，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指示下，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计划委员会“准备对在朝鲜的四套替代性军事方案进行评估”。关键问题是“各类核武器的引进，以及核弹头在朝鲜的存放问题”。在接下来6个月的讨论中，国务卿杜勒斯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观点：这类武器应该被送往朝鲜。然而，存在两个问题：停战协定和李承晚。停战协定中的一个条款（第13d项）限制双方在朝鲜战区引进新型武器。雷德福（Redford）简单地想单方面中止第13d项，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条不能被“解释为”允许核武器进入。作为条文主义者的杜勒斯要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提议是需要一定条件的：“确认共产党违反了停战协定的公开证据足够充分，以使这一行动在我们的盟友和联合国面前被认为是正当的。”问题是“公开的证据”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共产党方面没有严重违反第13d项。它引进了新的喷气式飞机，但是美国也这样做了；双方的新变动都不能被视为军事力量的彻底升级。核武器则另当别论。这让英国感到不安，但是美国人不顾他们的担忧就开始做了，并且在1957年减轻了自己对第13d项负有的义务。

还剩下李承晚的问题，美国人认为他随时可能重新开战。1953年副总统尼克松“试图从李总统那里获得书面保证，‘他不会拿把我们卷入他武力统一朝鲜的努力作为赌注再次开战’”。尼克松没有得到这样的保证，但是美国的指挥官奉命确保“对李做出发动攻击的任何决定及时给予警告”，并防止它发生，或者防止韩国战地指挥官接到命令。1955年2月未经核实的情报“提及，在一些会议上，李告诉韩国的军政领导准备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10月传来消息，他下令策划重新夺回开城和翁津半岛（Ongjin Peninsula），这两个地方自停战以来确定处于朝鲜的版图内。1956年传来了更多的警报和佯攻的消息。与此同时，无疑是背着李承晚，1957年8月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NSC5702/2，对朝鲜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批准在朝鲜部署核武器，并且考虑到“美国支持韩国对朝鲜发生的匈牙利式的群众暴动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表述。它可能是对萦绕于当时的谣言，即朝鲜的一位将军试图率领他的整个师越过隔离区叛变，或者只是随后导致在古巴猪湾事件中惨败的想法的预兆（小的挑衅可能触发反对共产主义的总暴动）。然而，这正是李承晚和他的支持者所乐意看到的。谁知道他们是否听到什么风声，但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肯定听到了风声。

杜勒斯将因为他在战争开始前一周从“三八线”对面盯着金日成的著名举动而被世人铭记。从那个突然的星期日开始，他似乎把他的余生尽耗在令人不安的谣言上，就像班柯的幽灵摇着他血淋淋的头发。在1954年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他担心朝鲜可能会再次发动战争——并且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杜勒斯）认为共产党很可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动他们的进攻：共产党会渗透到韩国部队中，组织起一次向共产党分界线的进攻，这样使战争看起来像是韩国主动挑起的。

在其他几次高层会议上，杜勒斯担忧地说美国将不知道一场新的战争在朝鲜是怎么打起来的，并且说李承晚会有可能发动战争。在1953年10月第168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警告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必须是预防李承晚重新开战。1957年，在第332次会议上，他仍然担忧李承晚可能会“发动战争”。两周后，他说“如果战争在朝鲜打起来……将会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方先开的战”。

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杜勒斯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朝鲜布置核武器的愿望。艾奇逊（Acheson）致力于遏制内战爆发，在战争爆发前他申请前往朝鲜，想要抑制双方。像李承晚、金日成这样急躁的人在发动战争之前将要仔细考虑一番，战争会给半岛带来核毁灭。李承晚并不回避主张以他自己的方式使用氢弹；1954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演讲，他要求使用氢弹，这甚至让他在共和党中的支持者都感到震惊。但是，杜勒斯的核武器将被置于美国人绝对的控制下，并且只有在朝鲜发动大规模且无法遏制的进攻时才会使用。

1958年1月，美国在韩国部署了280毫米核炮（nuclear cannons）和诚实约翰核导弹（Honest John nuclear-tripped missiles）；一年后，空军“在朝鲜永久地布置一个配备核弹头的斗牛士巡航导弹（Matador cruise missiles）的中队”。由于射程范围达1100公里，斗牛士导弹瞄准了中国、苏联和朝鲜。不晚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的防御策略保持了在任何一场新战争的较早阶段使用核武器的常规计划。就像1967年五角大楼的一次军事演习的文稿所说，“在韩国的12个韩国师和2个美国师……让他们的防御计划几乎完全与较早使用核武器相配合”。美国的假设是这些东西不能在欧洲前线使用，因为对方也有核武器——但是它们能在朝鲜用，因为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不会使用核武器反击。

1968年1月，朝鲜俘获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Pueblo），逮捕了全体船员，并把它扣留了11个月：

……美国决策者最初的反应是向平壤投核武器……在韩国空军基地的所有一直保持警戒的美国F-4战斗机只装载核武器这一事实无助于领导者清醒地考虑问题。

美国的原子爆破地雷（ADM）是为了在韩国使用而设计的防御性武器，正如ADM的一位设计者所说的“污染部队推进的地带，阻止装甲部队的进攻”。ADM的重量仅60磅，却能产生2万吨的爆炸力。“你能从AMD的爆炸中获得持续两周的污染，这样这个地区就不能通行了。”ADM由专门小组来放置，他们把地雷背在背包中。在《战争与希望》（Weapons and Hope）一书中，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把这些武器称为“所有战术性武器中最危险的武器”，因为它们可以用吉普车来回运送，这就使得它们的物理安全不可能得到保障（敌人可能会抢夺它们）。同时，就像《华盛顿邮报》在1974年指出的那样，美国的直升机常规性空运核武器到隔离区附近。在训练期间，它们中的一架可能迷失方向穿越隔离区（1994年一架小型侦察直升机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送给平壤一个原子弹的可能性持续存在。进而，核武器的部署也导致了“不使用它们就会失去它们”的心态。甚至平壤一次小规模的进攻也足以导致核武器被使用，以免它们落入敌人之手。后来在全斗焕（Chun Doo Hwan）时期出任美国驻韩国大使的理查德·“迪克西”·沃克（Richard“Dixie”Walker）在1975年写道：

美国常规性和战术性核力量在朝鲜的存在有助于增强对东京的战略保证，并且阻止日本产生任何法国式解决方式的想法：他们自己的威慑力量。这个事实在东京得到许多政界领导人充分的理解，在北京也被认识到。

换句话说，朝鲜人是美国双重遏制政策的筹码：既威慑共产党敌人，也约束东京的盟友。

指挥官中最迷恋于防御性和进攻性核武器的使用的要数理查德·史迪威将军（Gen. Richard Stilwell），他创立了“团队精神”（Team Spirit）军事演习，该军事演习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持续到90年代。“团队精神”军事演习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演习，常常包括20万人的部队，其中有7万人是美国士兵——他们中的一些已经驻扎在朝鲜，其他士兵则空运来参加演习。在史迪威的战略中，“团队精神”演习是“对朝鲜进行反击的预演”，并且是80年代“空地作战条令的先驱”，强调在敌人战线后方的进攻性打击。1976年8月那次著名的事故表明隔离区对峙具有高度“导火索”的性质，在那里几乎每一天都可能发生新的战争。一些美国士兵和韩国士兵进入隔离区靠近板门店的一个禁区去“修剪杨树”，美国方面说这些杨树阻挡了他们向北望的视线。（杨树孤零零地矗立着；任何去过板门店的人都知道，由于这个地区在战争中遭到如此重创，四周几乎是光秃秃的，没有树。）一支朝鲜小队碰上修剪小队，在随后的战斗中，一个朝鲜士兵从一个美国人手中夺得一把斧头，用它杀死了两个美国士兵。在这个高度军事化的“非军事区”日益紧张的局势下，这是一起不幸但完全在预料之中的事故。

在这次对峙中，史迪威将军让美-韩联军进入高度戒备（这是自1953年的第一次），并且在朝鲜战区遍布美军——航空母舰特遣部队进入韩国领海，一个携带核武器的B-52轰炸机方阵从关岛起飞，飞向朝鲜半岛隔离区上空，“到最后一刻才改变方向”。根据一个分析者的说法，史迪威请求五角大楼批准（并获得了批准）授予他的下属发射火炮和火箭的权力，他们可能会与他失去联系，无法进行商讨；如此就产生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没有中央指挥和控制的情况下使用战术性核武器。现在一支美-韩联合特遣部队进入共同警戒区，在7架武装直升机的护送下，另外20架直升机运送1个完整的步兵连前去保护这支特遣部队。他们最终前进到杨树那里，砍倒那些烦人的树枝。同时，另一个华盛顿的知情者——我不便说出他的名字——告诉我，这实际上是这个时期史迪威致力于“阻止的”。他害怕回到华盛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可能想发动一场战争，从而增加就要届满卸任的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在即将来临的选举中获胜机会。

1991年，我听了一个高阶退休官员、美军驻韩国的前指挥官就美国在80年代发展出的战略做的非正式报告：（1）美国计划在一场新的朝鲜冲突的较早阶段使用战术性核武器，即“H+1”；或者是在战争爆发一个小时以内，要是朝鲜部队向隔离带以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话。这与在欧洲确立的战略形成对比，对欧战略是以常规性武器延缓入侵的步伐，然后只有在必要时才使用核武器阻止进攻。这个逻辑是：除非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不敢在欧洲使用核武器，因为对方也有核武器；但是我们能在朝鲜使用它们，因为朝鲜没有。他说，韩国指挥官已经习惯于这样一种想法：美国会在战争的早期阶段对朝鲜使用核武器。

（2）7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空地作战”战略要求尽早、快速、深度地攻入敌人领土，同样很可能使用核武器，尤其是针对坚固的地下工事（朝鲜有很多这样的地下工事）。换句话说，这个战略本身表明的是“击退”（rollback）而不是简单地抑制住朝鲜的进攻。

（3）中子弹——或所谓“强辐射”武器——很可能被使用，要是朝鲜军队占领汉城的话，从而消灭敌人但保住建筑。（80年代早期的新闻报道说它可能部署到朝鲜。）

（4）作为对“空地作战”条令的回应，朝鲜军队在70年代晚期进行扩充和重新部署。这次重新部署使得他们近80%的地面部队驻扎到隔离区附近。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美国与韩国方面照例举出这次扩充和重新部署作为朝鲜挑衅意图的证据。事实上，这样做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能够到达韩国（不理会战争如何打起来的），在核武器被使用前与韩国军队和平民交往，从而降低使用它们的可能性。

这个可怕的方案变成80年代标准作战程序，此类方案被写进军事方面的指南，每年一度的“团队精神”军事演习进行“空地作战”演练。这意味着，最初抑制住朝鲜的进攻，接下来对朝鲜发动攻势，最后攻占并守住平壤，推翻朝鲜政权。（1993年12月《纽约时报》头版详细说明了这些计划，错误地称它们只是逐渐发展出来的。）这些军事演习也被安排在朝鲜，因为在80年代早期，北约国家和强有力的和平运动不允许在欧洲进行类似的演习。

然而，（再一次根据这个理由）海湾战争导致对核武器作用的重新评估。由于有能可靠地击中目标的“智能”炸弹，与使用核武器会带来的难以处理、让人感到麻烦的后果相比，高产量的常规性武器更加有用。他说，军方想要尽可能快地撤出战场上的核武器。因此，1991年秋季，美国的政策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决定从朝鲜撤回过时的核武器。[撤回的武器包括40枚203毫米核炮弹、30枚155毫米核炮弹，外加大量的ADM。然而，官方发言人对用于F-4和F-16轰炸机的大约60枚核重力炸弹保持沉默。据报道，这些炸弹在1985年被储存在群山（Kunsan）一个美军空军基地。]那位驻韩前指挥官认为，从世界各地调动大规模的部队参加海湾战争所预期的成功，也使得此举更容易回应从韩国撤出美军地面部队的压力（压力主要来自要求削减成本的国会议员）。但是，时至今日仍有28000人的美国部队留在朝鲜；在一周中任何一天，一艘三叉戟潜艇或者一架B2隐形轰炸机都能被调往韩国战区——就像奥巴马总统在最近的危机中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美国媒体几乎总是选择忽略这段漫长的历史，代之以把焦点集中在朝鲜是如何挑衅、危险，以至于疯狂。但是，除了一个现在有了核武器（now-nuclear）的朝鲜，我们美国人正遭受着我们自身核威胁与讹诈带来的强烈破坏力，它可以追溯到1950年。

自朝鲜战争以来，为了回应美国的核政策，朝鲜修建了大量的地下设施和山中的防御工事，这些设施包括部队营房、物资仓库、兵工厂，甚至是战斗机的地下飞机库。20世纪70年代中期，朝鲜面临更大的威胁，当时朴正熙政权谋求发展核能力，此举在美国强烈的压力下才停止，但是仍保留了令人畏惧的潜力。随着暗中实施发展能够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本土能力”的计划，朝鲜走到了前面。韩国也获得了“背叛者”（renegade）的军火供应者的名声，诸如南非、伊朗、伊拉克这类被人看不起的国家发生战争期间，韩国向它们提供武器。这里的大部分读起来像是在写朝鲜而不是韩国，并且对朝鲜的行动做出客观评判：朝鲜的大多数行动是对美国的压力和韩国主动行为做出的回应。

60年之后的停战协定

今年（2013）早些时候，朝鲜宣布：自2013年3月11日起，1953年停战协定将失效。在白宫随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你们仍然要和朝鲜回到战争状态吗？回答是：“我不想陷入尚未发生的事情在法律上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只是主张它没有发生。”

对于停战而言，3月份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月份，因为，1991年3月当美国指挥官任命韩国军队少将黄源卓（Hwang Won-t'ak）作为美/韩首席委员参加军事停战委员会（MAC）时，朝鲜感到恼火。自1953年韩国拒绝签署《停战协定》以来，一直是55位美国官员排成一线出现在那个位置。朝鲜的观点是，由于从未签署《停战协定》，韩国没有资格作为朝鲜和中国的谈判伙伴站在那里。军事停战委员会进入为期三年的冰冻期，直到朝鲜人民军（KPA North）以书面形式宣布，今后它将由它自己的新组织——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the KPA Mission）——来代表。那仍然是朝鲜方面处理军事停战委员会事务的组织。自1953年以来有好几次，朝鲜宣布《停战协定》失效——但是这个协定无法单方面使它失效，它作为维系朝鲜半岛和平的唯一法律机制会继续发挥作用。

结论

让我以两个关于停战协定——和我们所有人——都处于极大困境中的当下事例来结束本文，这个困境是由于所有主要当事方要带给朝鲜半岛一个真正的、持久的和平都招致惨败而造成的。第一个例子是来自朝鲜中央通讯社（the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第二个例子来自发表在我们权威报纸——《纽约时报》——上的一篇社论。读者应邀来判断哪一方说的是真话，谁是合理的，谁是没有道理的。

在4月8日，近期危机的顶峰，朝鲜发表关于美国对他们进行核威胁的《白皮书》，其中指出，美国和韩国“自停火以来，在韩国举行了超过18000次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和训练”。由美国联合“其韩国傀儡军队”组织的军事演习，《白皮书》说，“是一场邪恶的核战争演习，它会给朝鲜半岛、东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带来核灾难”。它说美国在1957年7月正式向世界宣布，它将“把‘诚实约翰’（火箭）和280毫米原子炮引入韩国，把它们投入‘焦点透镜’（Focus Lens）、‘网膜焦点’（Focus Retina）以及其他以朝鲜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后来，大规模的“团队精神”军事演习引入了“F-16战斗轰炸机、B-1B远程战略轰炸机以及核潜艇”。1994年，报告继续说，美国“在制订出像OPLAN5026、OPLAN5027这样的核战争方案后，投入最新的攻击手段进行了核战争的演练；并且构想出一个计划轰炸宁边（Nyongbyon），准备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2002年9月，美国通过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列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名单中”。最近，2013年军事演习中，“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的投掷核弹的模拟军事演习，一架B-2A（轰炸机）从美国本土飞到韩国上空”。同时，两个核动力舰艇支队被调往朝鲜半岛海域。

就我所知，这些事实是真实的（即使对美国的意图和韩国的行动有错误和夸大之处），但是这个《白皮书》没有引起美国媒体的注意。四天后，历史学家杰里米·舒里（Jeremy Suri）在《时代周刊》上发文提出，奥巴马总统应该“轰炸朝鲜，在一切变得太迟之前”。在列举了包括去年12月发射卫星到太空、今年2月第三次核装置试验等各种各样来自朝鲜的威胁之后，舒里写道：

朝鲜危机现在变成了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一个战略威胁。最好的选择是，在朝鲜发射其地面上的导弹之前摧毁它。美国应该使用精确的空中打击，以使得朝鲜的导弹及其移动发射装置无法使用。奥巴马总统应该清楚并直截了当地表明，这是为了应对朝鲜明确的威胁及其特制武器的确凿证据，而进行的正当防卫行动。……在美国打击之后，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它也并非不可想象。朝鲜可能会继续恶化，并且金先生可能觉得必须发动一场战争来保全面子。在这些令人遗憾的局势下，今天，当冲突还主要局限在朝鲜半岛时，美国及其盟友最好还是和朝鲜打一场战。

首先，注意杰里米·舒里的事实错误：没有证据表明朝鲜真的是美国核心利益的“战略威胁”，这已经不再像1953年以来那样了。像大卫·奥尔布赖特（David Albright）这样头脑清醒的专家说，朝鲜现有的导弹不可能打到美国（如果它能，朝鲜将会被毁灭）。并且尽管20年来它一直宣称它拥有核武器，但是我们没有“特制武器的确凿证据”。朝鲜爆炸了3个钚装置——一个出了故障，一个在4000～6000吨的范围内，最后一个的最大限度大概是1万吨（60年前核炮的爆炸力，ADM爆炸力的一半）。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装置是可运载的武器，也没有证据说存在把它们微型化装在导弹弹头上的能力。

现在注意一下舒里的逻辑：美国对一个与它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不知道一颗导弹瞄准的对象是谁就消除它，理由是这颗导弹可能会对核心战略利益造成打击（也可能不会）。然后，如果朝鲜反击，他们将成为“发动战争”的那一方。如果这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引起一场核战争，随他的便——它还是平壤的错。舒里没有提及奥巴马下令B52、B2隐形轰炸机投下仿制核弹的挑衅行为。这个奥威尔式逻辑（Orwellian logic）只有一个对美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间近70年的冲突一无所知的人才可能想出来，他认为没有什么朝鲜的利益是值得他尊重的，并且看起来好像对数百万生命将会在一场新的战争中丧命全无同情心。

如果所有这些听起来相当不合理，那是因为它本就如此。但是，舒里只是重申了一个与1994年7月开始实施的战略没有多大区别的先发制人战略。当时，克林顿总统正要向宁边的钚设备发射导弹，这是得到了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及其助手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的建议，他们认为美国不能容忍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如果先发制人打击会导致第二次朝鲜战争，他们愿意冒这个险。（卡特现在是国防部副部长。）正如我们所知，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通过与金日成直接会面，让他同意冻结宁边核设施，来阻止朝鲜核试验通向战争。2000年10月，克林顿总统和赵明录将军在白宫会面，达成协议消除朝鲜的中、远程导弹。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选择忽略那个协议，更愿意把朝鲜放入他的“邪恶轴心”，并且——正如朝鲜正确表述的那样——把朝鲜作为他的先发制人战略的一个目标。现在，舒里教授想要复活那个战略来解决那些在克林顿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用外交手段来处理的导弹问题，使用布什曾经阻止那个外交手段的方法——可能会引发一场战争（但是不用担心，那将会是他们的错）。

对于美国两党的总统来说，考虑在未遭到挑衅的情况下对朝鲜发动攻击，既是令人震惊的美国人的傲慢的例子，也是对可追溯到70年前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失败的承认——未能在朝鲜消除战争的风险，未能与一个决心等待我们离开的对手实现和平，如果那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话。“如果我对政治领域曾经有过热情的话”，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写道，“那是理解的热情……它立刻把我推向那些有所追求、会犯错的人们一边，而不是那些无所追求，除了保护、防御他们自身，拒绝其他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以我们自己的悼文作为结束：朝鲜仍然桀骜不驯、充满敌意，仍然对我们嗤之以鼻，仍然在违抗每一个美国人期望他们自我毁灭的愿望。美国人拒绝去追寻对他们这个存在已久的对手的理解，总是否认对朝鲜有任何敌对意图，仍然没有“理解的热情”。因此，我们仍然沉浸于拒绝承认一场已经有60年之久并且总是“差一点”就再次爆发的战争[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