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传统：历史学视野中的资本主义

刘光临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宋代近世说是中国史学的两大经典假说，主张后者的京都学派认为中国社会自唐宋变革以后进入近世，随着市场经济的高涨，宋代中国已出现财政国家和资本主义。这恰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假说在中国历史的时间分期和发展内容上形成明显冲突。如果说中国社会在16、17世纪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那么京都学派学者断言此前四五百年中国就曾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并已进入近代社会，岂非天方夜谭？抛开具体论证来看，两个假说之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论假设有巨大差异。追根溯源，资本主义是西方学者在对近代欧洲社会进行研究时提出的概念，不管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假说还是宋代近世说，都是在借鉴了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试图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为此，我们就不能不回到西方学术思想本来的发展脉络中探求什么才是西方史学主流主张或认同的资本主义概念，以求更准确地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避免不应有的混乱。

一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历史学界开始深入系统地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研究的成就和问题，反思以往研究的主题和范式，而讨论比较集中的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唐宋变革（亦曰宋代近世）两大假说。曾经“对现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过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首当其冲，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更有研究者提出必须反思“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是“死结”。困扰学者们的主要问题是研究观点莫衷一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五六十年代，因新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新中国史学界掀起了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高潮，抛开其间掺杂的干扰，研究结果竟五花八门，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元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随处随时可见”，泛滥成灾。很明显，这个困扰首先起因于概念上的模糊混乱，而这种模糊混乱又在很大程度上和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是由中国学者自创有关，因为我们在西方历史研究里找不到对应的概念。要解决这个困扰，恰如一位研究者所建议的，必须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学术史上做一个通盘的回顾和论证。

国内学者常常忽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和西方欧洲资本主义研究究竟有无相同的理论背景，还是各说各话。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包含了线性发展阶段论的假设，暗示了一个有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即资本主义会围绕着某一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地发展；而之所以称其为“萌芽”，是因为它只是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的原始阶段。虽然中国学者对资本主义在中国是否能够“萌芽”或者“萌芽”之后能否顺利发展存在不同见解，但往往会假定资本主义在欧洲就是如此发展，只是西方的理论到了中国就会有些“水土不服”，因此，中国学者必须结合本国的历史实际来发展自己的本土理论叙述，以免削足适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理论假定（包括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和对其发展道路的设想）其实完全是中国学者一厢情愿的解释，不符合西方历史。仅以资本主义的开端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学者经常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1688年“光荣革命”）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时代，但是现代西方历史著述里提到的“资本主义”的例子比比皆是，远远不限于一个标准和日期，放眼望去，这些资本主义形态各异，在欧洲历史上到处开花，但未必都能够生存下来，茁壮成长的更是例外。当然，资本主义开始于十三四世纪农奴制度解体之后的西欧，才是西方学者比较常见的说法。罗尔（Eric Roll）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把15世纪末期到17世纪后期的西欧重商主义历史称为“商业资本主义”。不管是把14世纪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如威尼斯、日内瓦和佛罗伦萨的发展形态称为早期资本主义，还是把重商主义时期欧洲各君主国实行的贸易政策指称为资本主义，都为数不少。布罗代尔1400～1800年欧洲历史的三大卷著作的名称为《文明和资本主义》，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例。在布罗代尔看来，“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已久的冒险行径。当工业革命开始时，资本主义已经有很长的生活阅历，而且并不只是从事经商”。布罗代尔如此论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欧洲近代历史编纂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继承，这在后面还要论及。这里可以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米歇尔·博德郑重主张资本主义开始于1500年，而我们“关于资本主义的看法却多从其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变化发展而来，因而并不妥当”。曾任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主席的克拉克爵士，因主编《新编剑桥世界史》而对20世纪西方历史研究颇有影响。克拉克同样主张“（早期）资本主义”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存在了，直到19世纪才被通过工业革命全面发展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取代。

强调生产技术在塑造现代社会中起革命性作用的学者也未必否定资本主义在前工业化时期就已在。剑桥大学社会人口史研究的开创者拉斯莱特所著的《失去的世界》在英国家喻户晓，他在这部书中告诫读者，虽然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资本主义就是“传统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就生产形式而言，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没能完全分离，农业生活仍然是社会的基调。就此而言，如果没有工业革命的发生，即使有资本主义的长期存在，也不会迎来一个我们至今赖以生存的现代工业社会。由于其技术-人口决定论的倾向，拉斯莱特实际上夸大了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在他的表述里我们再一次确认资本主义实际上长期存在于前工业化社会。另一位工业革命技术史研究的权威大卫·蓝迪斯比拉斯莱特更强调16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变革为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所确立的基础，强调“重商主义之于科学技术的前提性”，因为只有在重商主义的框架里，“科学才会被视为国家的资产，因为其不仅为战争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技术，而且会促进经济的繁荣，最终增强一国的霸权”。

力求精确定义资本主义而且认为它在历史上很晚才确立的社会科学家也不乏其人，如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就明确表示资本主义是和现代工业生产融合在一起的，因此资本主义只是局限在西欧一地，很晚才得以确立，但是他们又都在别的地方给出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时间上限，这种表述的不统一在韦伯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往往给追随其思想的学者带来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经常假设的线性发展观不同，很少有西方史家会假定资本主义一旦兴起就会不可阻遏地走向胜利。如果把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成一幕大剧，我们会发现作为主角的资本主义实际上盛衰无常、命运难卜。资本主义当然会超越普通政治事件和个别家族或企业，但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史学叙述里是和君主或者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和战争、王朝继承、官商勾结、城市消费等息息相关，并没有一个超越经验的抽象概念（如剩余价值、理性计算或者自由主义的兴起等）可以保证资本主义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出戏剧中，意大利城邦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一马当先，踵后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荷兰后来居上。透视其中，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危机重重、生死未卜，直到英国挟1814年对拿破仑战争胜利之威而建立全球霸权，才真正为这一幕大剧画上句号，而此时距鸦片战争爆发仅有26年。如果时光退至1644年，清军入关，满族贵族建立了一个幅员空前广大、在亚洲大陆上驰骋无敌的陆上帝国，而几乎与此同时，克伦威尔在英国内战中获胜，开始走向军事独裁。但此时的中西对比从实力上讲必然大大偏向于中国。所谓（欧洲）资本主义一定能够战胜（中国）封建主义的概念推理，岂不是无稽之谈？

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和西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冲突不仅体现在这幕大剧上演的时间和地点，而且体现在谁才是真正的主角。资本主义萌芽论者都显露出或强或弱的技术决定论倾向，喜欢用是否出现机器生产和工厂组织来衡量经济乃至文明的进步，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现代工业文明，这其实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有直接关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很难找到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而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问题却有清楚的答案：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商品生产者（资本家）掌握大量资本和劳动的私有制社会。马克思同时也解释，这种方式仅仅是在西欧得以确立，未必能用于理解或者预期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既然与大机器生产相配合的雇佣劳动才是资本主义确立过程中唯一可以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学者会孜孜以求，在历史文献中寻求雇佣劳动的材料。其实，就在中国的历史学者开始尝试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时，在西方也刚刚开始有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严肃的历史研究。由于前面的马克思论述存在模糊，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分化为内因派和外因派。内因派比较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说法，相信资本主义是欧洲农业社会内部自我演化的结果，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应该源于中世纪后期农民的分化，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英国这一马克思本人也首肯的样本里找到一条以雇佣关系为核心的主线，来具体地说明英国社会是如何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尽管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推动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英国中古封建社会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但是作为经典问题的资本主义起源（或曰过渡）的研究困难重重，始终无法在生产关系或生产技术方面找到一条一以贯之的红线来描述和解释所谓的“过渡”。在这一方面，内因派的窘境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者的困扰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双方都相信一个正确的抽象概念可以和复杂的经验事实相吻合，即所谓的社会科学逻辑性和历史性的统一。外因派有鉴于此，开始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涉及过渡的历史背景，如美洲贵金属流入和殖民主义带来的市场扩大及资本集中，国内近年开始讨论的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world-econo-my theory）就是马克思主义外因派的一个重要代表。沃勒斯坦一再强调要从历史角度而不是用抽象价值来解释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把西方崛起的关键时期定义为15、16世纪之交——这实际上已经修正了马克思本人的19世纪技术革命观念，原因是此时欧洲资本主义通过暴力、劳动分工及奴隶制度在欧洲以外的“外缘”地区掠夺剩余价值；而一个相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掠夺得以持续的关键。沃勒斯坦大量借鉴了布罗代尔的许多研究成果来丰富其马克思主义式的解释框架，包括近代欧洲市场的复杂性、商业资本的流动及战争的作用，因而其最终的着眼点已不是狭隘的经济-技术决定论，而更像是政治、经济和空间在资本主义成长中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工业革命既不“现代”又不“革命”——没有其他例子可以比这更能说明技术决定论的迂阔与荒谬。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鼻祖”的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都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他们丝毫没有对大机器工业的美好憧憬，反而对英国农业生产效率低下是否能够养活全部人口和支持政府军队开支而忧心忡忡。把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主线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挑战是，那个时期的欧洲社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条发展道路。熊彼特曾主张资本主义从13世纪就崭露头角，到15世纪末期开始形成一套和今天的金融财政体系相差不多的制度（如大商人、股票和商品投机以及公共财政等），但是他对17、18世纪欧洲社会的经济水准有过深刻的概括：所有当时的欧洲国家用20世纪的标准衡量都是“穷”国；所有的国家都是农业国，即主要的经济问题还是农业问题，人口结构还是以农民为主；工业和国际贸易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不大；直到18世纪下半叶，工商业仍有极深的垄断烙印。1980年以来，对近代西欧社会经济史，特别是工业革命史的实证研究不仅支持了熊彼特的上述看似矛盾的论断，而且严重地动摇了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所蕴含的生产-技术决定论的前提。

以被马克思确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典范的英国工业革命为例，目前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数量经济史研究指出，1760～1800年英国工业革命的近半个世纪，英国人均GDP年增长率仅达到0.3%，工业年增长率也只有0.62%。不仅如此，英国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成分是传统经济，绝大部分的经济产值是由手工式、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或相关的传统经济组织创造的。像马克思关注的主要现代工业部门仅限于棉纺织业和钢铁业，其在1770年的产值不到工业总产值的10%，经过半个世纪的快速发展，达到24.4%，是整个经济部门中增长最快的。但是，即使到1801年，全部工业产值也才占英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30%，现代工业对英国国民经济的贡献在19世纪初不会超过7.5%。因此，现代技术以在当时生产中所占的微不足道比例，硬要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基础，岂不难乎？

就历史分期而言，是先有近代或者近世（earlymodern），后有现代的。而近代涵括的时间是1500～1800年，我们也可以学习日本学者，将唐宋变革以来的中国历史称为“东洋的近世”（1000～1840年）。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究竟是应该严格限定于工业主义时期的现代社会，还是可以广泛地应用于14、15世纪以来的欧洲，不仅和学者对历史上发生过的具体事件及其重要性的认知存在差异，而且和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视野和方法论之间的冲突有密切关系。尽管大部分西方史家主张在中世纪封建主义和现代工业文明之间有一个近代，并非没有学者主张大封建主义这类看法，在分期上提出比较接近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观点。前面提到的马克思和韦伯尽管对历史发展的理解有许多实质不同，但由于对现代大工业企业推崇，也倾向于这种分期。但是，这样的分期模式并不为多数欧洲历史学家赞同，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剑桥近代史》的编撰者们采取了以文艺复兴为欧洲近代历史开端的分期方法。阿克顿勋爵策划设计的《剑桥近代史》是20世纪上半期影响最大的一部多卷本世界通史，1902年才开始陆续出版，而第一卷就是文艺复兴。其后又有学者不满于阿克顿勋爵的编纂理念，而在二战后策划出版了《新编剑桥近代史》，但是其近代史的开端仍然是文艺复兴。20世纪80年代以后，通过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国内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学者也开始主张世界近代史开始于1500年，而对工业主义的划分标准不予认同。我要在这里强调，采用一个宽泛定义的资本主义概念当然会更符合史学的要求，因为历史研究本身以描述为特长，强调长时间变化而排斥简单因果关系推论。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概念，本来就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学家和强调历史研究面向的政治经济学家一起创造出来的，而今天在中国历史研究里，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来代替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向这一现代学术传统的复归，因为正是这个学术传统把资本主义长期存在于前工业社会当成不言自明的事实。

二

提起西方文献中资本主义的定义，大家也许首先会想到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其实这只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其演说中倡导的一种理想模式。像保守主义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就把资本主义定义为“通过自愿交换所成的社会”, “一个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自由经济本是自足的，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才是必要的，然而民众“同时还限制给予政府的权力，并且防止政府以各种方式使用这个权力来削弱而不是巩固自由社会”。但是弗里德曼自己就承认，非私有性质的经济活动如福利国家、政府干涉已经成了二战后西方世界普遍推行的经济政策，为人们广为接受。他之所以宣扬保守自由主义，就是要唤醒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与美国当前流行的做法斗争，从而维护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的纯正。像弗里德曼这样用意识形态来宰割历史的做法，很接近宋儒所宣扬的“理在事先”。但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的制度在现实生活里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如何从历史中演进过来的，在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学家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经济分析是以自由市场经济（特别是完全竞争）为理论假设，研究资源的配置如何才能效率最大化。在其他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看来，经济学分析里的制度背景都是人类社会历经磨难、“千锤百炼”的不同发展道路，岂可假设得之？但是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演绎性分析，正是经济学得以成为一门重大学科的根本，而且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著名假定。

亚当·斯密所生活的18世纪是启蒙的世纪。启蒙主义时代的思想巨擘对人类社会曾经和当时存在的各种特权、压迫和限制予以无情的抨击，而他们据以批判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武器就是主张“天赋人权”的自然法，而其崇尚的理想社会也是超越了种族、文化和国家之别的普遍正义。亚当·斯密是启蒙主义洪流中的一支——“苏格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而“看不见的手”之后隐藏的更是他对人类自由合作的坚定信念，即人类社会得以成立的天演自由。在亚当·斯密看来，贸易可以“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各自的业务上磨炼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而君主如果对此不加以干涉，而是予以充分的保护，像废除一切特许和限制的制度，“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

“看不见的手”这一假定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实际经验中，都有重大缺失。像凯恩斯就指摘“传统经济学的捍卫者大大低估了货币经济状态下的结论和简单得多的实物交换经济状态下的结论之间存在的重大甚至有可能是本质的差异”，但是这一假定的独具匠心加上亚当·斯密清晰的理论表述，使其成为启蒙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而“看不见的手”得以流行于现代社会，却与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大力为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辩护有关。亚当·斯密本人虽然以自然法为宗旨，但是他在《国富论》中还是不吝笔墨地讨论了国防、殖民地、消费税等众多历史和现实问题，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经济学研究越来越趋于抽象演绎，也因而不断招致反对者的批评。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的长足发展，又与成功引入边际分析的方法分不开。从杰文思（Jevons）、门格尔（Carl Menger）到瓦尔拉斯（Leon Walras）, “边际革命”和一般均衡理论相继涌现，经济学最终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所主导，而制度和历史的因素则完全淡化出其分析框架。二战以后，以计量经济学为特色的新经济史学兴起，提倡重建经济增长的过程，但是其使用的工具往往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内生性模型，这种本质上反历史的方法，容易割裂生产技术和生产技术得以发生的背景，而假定市场是在理想状态下运行的，因而当用于研究前工业社会的市场经济及其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每每有格格不入之感。

不仅资本主义的定义无人关注，就连封建主义的严格定义和学术论证也是到19世纪才得到学者重视而试图梳理研究的。兰克史学的兴起代表了欧洲学术思想谱系的历史主义“新传统”，而经济史得以成为独立的学科在大学里讲授、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日益融合，其中德国历史学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19世纪的德国学者对大卫·李嘉图之后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强烈不满，这种不满驱使他们使用完全不同于抽象演绎的历史主义方法，重视对材料和经验的分析，经常从活生生的、范围广泛的社会生活里寻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因。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李斯特在分析一国经济发展时，坚决拒绝古典主义经济学仅考虑价值和交换的逻辑思维（他辛辣地嘲讽对方“必然要陷入不可思议的前后矛盾”），指出“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制与封建领地的取消，王位的继承，印刷、报纸、邮政、货币、计量、历法、钟表、警察等事务和制度的发明，自由保有不动产原则的实行，交通工具的采用——这些都是生产力增长的丰富源泉”。由于不拘泥于抽象的原则、强调组织和制度的演化、相信历史过程中变化的复杂性和原因的多样性，德国历史学派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中精心寻求证据，观察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描绘各种重要制度的功能和兴衰，进而提供一个相对“真实可信”的资本主义画面。

施穆勒是德国历史学派第二代的核心，他对国家建构（state-making）的强调为描绘资本主义这幅巨画确定了基础的色调。他不同意启蒙主义“自然法”的观念，而把人类的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以物易物）阶段、货币经济阶段、信用经济阶段。与每一阶段的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指导力量就是建立在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结构基础之上的某种具体经济制度。其分析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政治经济一体，而且前者常常决定后者。施穆勒关于重商主义有一句名言：“重商主义的核心就是国家建构。”这道出了他对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则性看法，即国家建构虽然源于政治社会，但其目的是创造一个经济社会，并赋予其至高的意义。这个过程见证了全社会及其组织的变革，包括国家机构的改造，进而建构实施统一经济政策的民族国家。这样一个中央集权路径的国家建构，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尼德兰联合诸省到英、法等国，在欧洲各国都不例外，而不同时期各国霸权的兴衰也与国家建构成功的程度完全一致。通过强调人类经济活动的进步体现社会组织的演化，施穆勒非常成功地将历史主义引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对抗建立在抽象演绎基础之上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分析传统。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描绘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逻辑基础，而施穆勒则通过经济组织这一角度奠定了“看得见的手”（如国家、行会、企业和经济社会政策等）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施穆勒因此还坚决反对把经济视同自由主义下的个人或家族活动，再三强调没有外在于经济世界的政治权力，也没有可以离开政治权力的经济世界。虽然施穆勒还没有明确地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是资本主义是什么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

韦伯和桑巴特都是继施穆勒之后第三代历史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他们赋予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学理上的重要地位（以前多用“国民经济”这一术语）。自此，资本主义开始作为重要的课题进入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桑巴特把资本主义看成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择手段的“冒险活动”，参与这一“冒险活动”的人包括了海盗、经营地主、公务员（因为现代国家就是追逐利润的资本主义企业）、投机家、商人和进入市场领域的工匠。虽然冒险求利的精神是资本主义的源头和基础，但是此种精神要在适当的环境里（譬如国家、贵金属货币、技术发明、移民等）才能发展。桑巴特还把国家看成经济组织的一种，并认为国家是所谓“近代的产物”（最早出现在12、13世纪的意大利），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重要。国家首先为私人资本主义公司提供了典范——国家把社会分化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这种模式在军队中表现最为明显，军队的正规化对资本主义也有直接的影响，即军需供应为商人扩张提供了重要的需求。国家还在政策上帮助资本主义，即重商主义。而在货币方面，国家为私人商业提供服务，包括发行纸币。桑巴特上述对国家及其作用的分析，可谓包罗万象，开创了历史社会学的许多命题，但是从整体来讲仍然不外乎组织和制度的分析。他强调国家和私人企业都是经济组织，都是资本主义；两者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学习，密不可分。这种解释和亚当·斯密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贸易为天赋人权的理论假设相对照，差距之大甚于千里之遥。

德国历史学派在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上的突出贡献之一是对公共财政的研究，这当然也是与其重视国家和制度的传统相关联的。埃伦伯格对近代早期西欧的大商人和公债、信用研究很多，被视为企业史和商业史的创始人。他认为资本主义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可以生长：“经济活动已经足以满足生存之必需而可以积累利润；同时，资本能够以信用的方式加以扩张。”因此，资本主义的历史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开始的。这虽然不异于同一学派其他学者的看法，但是他通过对14～16世纪大商人和公债档案的细致研究，充分揭示了西欧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兴起是如何与君主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公债表里为一的。他提出，在当时重商主义的原则里，有一条非常重要，即“金钱是战争之母”（pecunia nervus bell）。他认为这条原则不是什么理论，只是对观察到的事实做的一个简单归纳，而这却是对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最本质揭露。

德国历史学派是对从抽象的，往往也是道德的原则出发来诠释社会变化的启蒙学风的成功“反动”，将学术视野转移到具体的、经验的，也是历史的问题上，可谓欲求资本主义的历史真面目，还要到历史里寻求。经过以施穆勒为核心的第二代学者的大力拓展，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二战以前的西方学术思想界达到鼎盛，特别是在经济史、社会学和国民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势力之大，其他任何学派都无出其右。阿克顿勋爵策划设计的《剑桥近代史》1902年开始出版，就以文艺复兴为第一卷。阿克顿的例子正说明英国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和正统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阵地，也难逃其影响。曾在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经济史并最早提出“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汤因比也讥讽信奉抽象演绎的经济学者，生动地指出为什么英国一半的土地由2512人占有，只有从历史里才能找到答案。

毋庸讳言，资本主义的研究牵扯到不同的学科和方法，其结论也是不尽一致，甚至互相冲突的。德国历史学派在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在经济学这一学科中更是近于销声匿迹。但是资本主义究竟能否用一套抽象的理论加以演绎，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不可视若无睹而一笔带过。用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首先面对的事实就是，当亚当·斯密提倡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市场时，重商主义在英国实际上仍甚嚣尘上，亚当·斯密所笃信的“看不见的手”和所谓的“自然的次序”毕竟是其理想中的追求，焉可等同于史实？套用自由主义来解释世界历史，把历史的发展看成自由意志的展开，在西方学界也早就迭经尝试，最典型者即辉格史学，而今早已为大部分人遗忘，只是在学术史上悄无声息地留下了一笔。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和国内读者预想的不同，现代经济学并不能包揽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研究，甚至不能够研究其中某些根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经过20世纪前半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现代经济学普遍排斥历史主义的分析，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经济活动的最佳选择，即使多么高明的经济学者也常常无力把握经济活动的历史背景和制度变化。如果一名经济学者在诠释历史变化时不能主动意识到上述局限，往往会陷入简约化的泥沼而自我矛盾。

和自由主义及新古典经济学相比，马克思对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要复杂得多，因而在学术史上的作用更为重要，桑巴特和布罗代尔等都深受影响。而因为应用马克思主义而在概念和方法论上导致的争论也延续至今，经济决定论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话题，也直接影响到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对于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一假定，绝大部分从事实证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承认马克思的贡献而予以接受，比如目前日本新经济史最有影响的、由速水融主编的多卷本《日本经济史》，开篇就论述德川时期的日本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可见其实际上也确认了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整体性联系，这和唯物史观颇有相通的一面。但是如果把这一前提用于对历史过程的具体观察而不加反思地变成一种因果关系意义上的严格推论，即所谓的狭隘经济决定论，我们就会在方法上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哪怕生产力相对低下的传统经济里，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经济成分和程度不同的地区差异与变化，如何才能够知道其中的关系及其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又是如何决定和被决定的？

三

不管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对抗性矛盾，还是韦伯关于官僚国家无限制权力扩张的前景，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现代社会内在危机性根源的认识，也印证了启蒙思想在进入20世纪后已经后继无力的困窘。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乃至媒体、政治家都加入了关于资本主义的讨论，这势必冲淡其本来的历史研究的特色；同时，历史学本身也对历史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不再把资本主义看成当时近代欧洲社会发展的唯一可能。反思和对话是学术研究发展之动力，但是由于前述以马克思或韦伯为源头的北美社会科学家大多旨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并为化解由此带来的社会冲突提供药方，所以当然不可能回答历史中的资本主义如何兴衰，反而淡化了历史分析这一基础，这不能不让历史学家倍感其学术传统所赋予的责任之重大。正如格拉斯比所言，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不是“看不见的手”式的公理性假设，也不是可以证伪的理论假设，而是从历史经验出发而构造的工具性概念。格拉斯比虽然在1999年出版了《什么是前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告诫读者早在1918年就有人总结资本主义的定义达111种之多，其中不乏矛盾和混淆，但是他本人两年后出版的研究专著仍名之为《亲属与资本主义》（Kinship and Capitalism）。格拉斯比真正反对的

是将资本主义研究概念化、抽象化而到处寻找一个终极原因来解释近代欧洲的历史。像格拉斯比这种从历史中寻得的答案，当然不会，也不必是抽象的假设和原则，而只能是一种具有高度启发性的、关于复杂历史过程的精湛叙述。如果历史学也一定要规定其方法论的话，那么只能是对唯我独尊的抽象理念的抗拒。

格拉斯比的研究毋宁说是对韦伯的理性化理论的驱魔。韦伯特别钟情于将现代资本主义等同于采用复式簿记的机器化大企业和企业家，因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正得力于这些大企业的生产能力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日常需求。另外，他又谴责大家庭、裙带关系等“传统”关系限制了理性的个人主义，扼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在这里一样把想象当成了真实。格拉斯比《家族和资本主义》一书利用尘封已久的大量地方档案（包括公司文书、徽章、教区档案和私人账簿等）调查了1580～1740年总计28000个伦敦商人家庭的婚姻状况、社会交往和做生意的方式。他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具体的个案研究，得出结论：在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到乔治一世（1701～1727年在位）统治时期内，伦敦商业社会运作方式从个人经营到家族式经营应有尽有，所谓一个从农业社会向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完全是辉格史学编纂者的夸大，而当时真正担负起商业经营和贸易网络主力的恰恰是很多方面通过婚姻、亲属、馈赠和继承等方式联系起来的家庭式的资本主义（familial capitalism）。在绝大多数经济领域中，真正的大规模经营组织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行的。商人和地主也经常是合二为一的：这近30000个伦敦商人家庭，一半以上将资本投资于土地，而且越是大商人就越积极，参与地产投资的比例高达90%。

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假说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对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历史的误读，明显体现在排斥暴力、制度和文化等其他社会因素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种狭隘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源于对国家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忽略，最明显的不过体现在对垄断、专卖等官商勾结合作等做法异口同声地予以道德谴责。很多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者尽管在认定萌芽出现的时间上有种种不同见解，但在解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乃至夭折时，经常诉诸和传统儒家思想接近的道德观念，一致谴责统治阶级对工商业的粗暴干涉、横征暴敛，或是归咎于国家专卖垄断、与民争利和官员的贪污腐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资本主义在近代西欧社会的生命力一开始就体现在官商勾结（或官商合作）方面。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历史里，哪里可能会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者所期待的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廉洁有效的政府管理和公正清明的法制社会呢？这些学者其实在用一种道德主义来取消历史，把资本主义看成“人间正道”（human path）的代名词。

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游走于乡村和城镇的小商小贩，也不是江南集镇上抱布易米的农民。在德国历史学派看来，资本主义一方面表现为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它恰恰需要战争、暴力和官商勾结等诸多手段来为自己搭建一个超越市场经济的上层结构。以国内近年来比较熟悉的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为例，他独具慧眼地把1400～1800年的欧洲社会分成三个层次：底层的物质生活（包括了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消费）、中层的从事交换的市场经济，以及高层的资本主义。用布罗代尔的话讲，资本主义“是上层建筑的现象、少数人的现象，是高海拔的现象”, “客观地讲，从事资本主义活动的人实在少得可怜”。西方历史学家之所以认为1400年之后的西欧社会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的活跃，特别是大商人、大银行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富可敌国，和各国君主形成了互相利用的紧密关系，像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德国的福格尔家族都是如此。这种分析仍然沿用并发展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这些研究实际上道出了国内学者鲜知的西欧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即它们（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建立在垄断贸易和军事力量结合之上的重商主义政权。威尼斯重商主义政策的色彩最为鲜明，其商业舰队为国家所有，是用来在海上争霸的有力工具，也垄断了威尼斯控制下的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贸易。威尼斯的立法机构更通过法律给予威尼斯的商人以专门的特权和保护。以盐的垄断经营为例，1400年威尼斯的税收中有30%来自盐的专卖，多达150000杜卡特；到1600年盐的专卖收入更增长到300000杜卡特，但是由于其他税收项目大幅增长，其所占份额降低至15%。这一比例仍然远远高出北宋初期和中期盐的专卖在国家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但接近北宋熙宁、元丰年间所达到的水准。不过宋代以后的明、清两代政府却在专卖垄断的货币化和金融化方面一落千丈，退化为主要依靠土地税来维持政府运作的传统财政体系。金融市场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官商勾结（或官商合作）的最重要场所，而国债是其主要形式。资本主义之得名，当然是因为资本的作用，可以无孔不入，超越了原来有限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的商品交易制约。在金融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最具有指标意义的是所谓的中长期借贷关系，而这种突破性的进展恰恰是由近代西方的君主因为穷兵黩武不得不费尽心机多方求索而无意中开创的。西欧历史上最早的长期信用工具就是威尼斯为支付军费而发行的强迫性公债，而英格兰银行——第一家现代中央银行——也是英国政府为筹措反拿破仑战争费用而创立的。在克拉克爵士看来，17世纪的西欧文明，首先是一个战争性的文明，整个世纪中只有7年的时间免于战争，各国君主们都急于扩军备战，而战争动员和军事革命又是影响乃至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资本主义萌芽可以说是对近代欧洲历史的严重误读，而这种误读又是时势所然。从20世纪30年代这一名词萌生之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有目的地寻求一种革命性的理论来适应大革命时代的需要，把唐宋以来的中国传统社会描述成一个落后的、与近代西欧社会有根本不同的“封建社会”，以此来宣示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中国的生产技术以前工业时代的水准衡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直到公元15世纪还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科学的发展也未受到政府的任何严重限制。傅筑夫早就指出，宋代的商品生产不仅远比唐代发达，而且大大超过了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的发展水平。为了回避这个论证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主张者更采用了一种唯（现代）生产力论的假设，把资本主义看成所谓的以大机器生产为形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发达的现代经济形式，以此反衬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亟待变革乃至革命，也因此完全不顾西方历史学者研究中已取得的通识，不惜把欧洲资本主义混同于19世纪后期才真正出现的现代工业主义。固然，我们所熟悉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蓬勃发展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但是西方近代殖民势力早在16世纪就开始征服和影响美洲、非洲和东南亚，在全球范围内争夺霸权。如果拿19世纪后期中国面对的欧洲所拥有的科学技术实力为衡量资本主义的标准，马克思本人岂不是在只有一只脚才开始踏进这个刚刚开启的资本主义之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了吗？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个中外关系史上沸沸扬扬的大事，岂不也成了中英两个地主阶级最高代表之间的对话了吗？

毋庸讳言，这种误读其实也是一种充满学术创新和启迪的创造性尝试，突破了长期支配中国史学传统的封闭观念，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加以研究，同时也“打破了自黑格尔以来盛行于西方的‘中国停滞论’”，使我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历史。但是，在对近代欧洲历史误读之下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概念不免导致我们对包括欧洲历史在内的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解上出现严重的落差，而许多更是误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为了对抗玄学式的、泛道德化的或者意识形态式的观点，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诠释近代欧洲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及其原因，而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在该派论说里，财政国家应该是和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的考量，这包括了军事动员的方式、官僚化的程度以及公共债务的发达状况。我们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从其成为一个规范学科术语那天起，就是在历史分析的框架中被定义和使用。关于资本主义的具体分析，究竟是以精神文化，还是以经济基础，抑或是以战争、国家公债、殖民扩张等为关键性契机，该派学者及继承该学派观点的学者或有争议，但是在这个传统下，他们绝不否认资本主义就当以此历史性的分析为基础不加以外求，也绝无历史之外的思想或概念（如个人理性主义、市场经济或者现代生产力等）可以不证自明而被称为资本主义。

四

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着重了解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里已有及可能有的发展和变化，那就绝对不可能从抽象的理论里得到答案。正本必清源，必须看到，以兰克学派为核心的历史学者，还有包括德国历史学派在内的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筚路蓝缕，高举历史主义的大旗，坚决反对将人类社会的研究概念化、抽象化以致到处去寻找一个终极原因来解释近代欧洲的出现，强调历史的真实在于对个体事物的具体研究，锲而不舍地从文献和现实中挖掘丰富而珍贵的材料，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研究框架。既然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我们也不应当将资本主义理想化，以致把它当成美好、进步和正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确实比其他形式的统治形式更能够容许社会成员拥有自由权利，包括移民、就业和贸易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这是因为它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源和空间，用金钱而不是人身直接管制来巩固其统治，而公共财政和金融市场是资本主义统治关键的一环。资本主义的历史研究也必须和以工业主义相标榜的现代化理论划清界限，因为后者往往是反映并支持一国经济发展政策的意识形态之体现，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和利益考虑，而并不以历史本身为研究目的。这样的理论完全割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联系，混淆了近代和现代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联系的不确定性。

资本主义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超越了单一学科范围，而包含了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宗教和社会等众多分支学科。不难想象，一部欧洲近代史的风云变幻、起伏跌宕，如果只拿农业劳动生产率或是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来加以解释，就不会有多少真实性可言，更遑论其精彩。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以往的讨论中之所以能够发展成许多学者乐于参与的话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不仅包含了史学内部的几乎所有重要课题，而且牵涉了众多专门领域（如文学戏曲、儒家思想和社会伦理等）。就历史研究而言，一个以实证为基础而又突出历史性面向的资本主义假说，必然能够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其意义之重大也是不言而喻的。资本主义的定义、内涵和研究方法都和兰克学派以来西方学术史中“近代”之观念密切相关。“近代”（modern）一词不等同于工业革命，也不等同于苏联史学家所宣扬的资产阶级革命说，而是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以来的新型社会秩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初日本学者能够先着一鞭，同样地提出了东亚的近世这一概念，来区隔古代中国和唐宋变革以来的近世中国。中国历史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日本学者在20世纪的巨大努力得以实现的。而由京都学派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成功地挑战了欧洲中心论，建立了一套东亚的近世的系统论说，为联系中国史和世界史架起了一座重要的桥梁。

反思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就必须搞清楚资本主义是什么。我们不仅应当承认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曾经从材料和方法等诸方面大力推动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更应该肯定并继承前辈学者以历史研究为基础构建中国学术体系的雄心，而不应该因为使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概念而产生种种问题——多数是受提出这一概念时的社会背景所限，将政治、暴力和制度等非经济因素也随这一概念一并抛弃，以致蜕化为某种极其狭窄的经济学专题研究。笔者提倡在今后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用“资本主义”一词来取代“资本主义萌芽”，其种种学理根据前面已做过申述，绝非个人之别出心裁，而是以为创新不如绍旧，超越已有格局可能选取的方向也许就是复归本来的经典史学传统。如有不妥，尚祈高明指正。

（整理人：郭益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