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2013年秋季卷/总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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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 总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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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贺雪峰贺雪峰博士,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hexuefeng68@hust. edu. cn)。

当代中国农村正处于巨变之中,维系其运行秩序的各种机制在变迁中不断将自身展现出来,这为研究者观察、提炼并发展出对中国社会具有确切解释力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契机。本专题遴选的四篇论文出自华中村治研究群体的年轻学人之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分析农民、地方社会与国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复杂互动,探讨当代乡村治理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以加深对于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理解。四篇文章的研究对象不尽相同,但问题意识却颇为类似,都围绕着乡村社会如何获得秩序、决定这种秩序或均衡的具体机制为何而展开。这种看起来充满问题的暂态秩序也许并不符合政策制定者的预期,但却是极佳的研究切入点。

田先红、杨华的文章通过研究具有浓厚乡土本色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仍对农民行动起支配作用的村庄社会结构变量——家族政治,来解释农民的集体上访。他们指出,农民集体上访的诱因、组织动员机制及身份认同等诸多方面都有基于血缘网络的家族力量发挥重要作用。农民集体上访的形成,是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因素冲撞、耦合的结果。国家权力尽管进入了村庄,但村庄未能完全按照国家所确定的制度规范来形成秩序,同时激起了各种地方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由此所形成的集体上访,实际上是两个互相冲突家族的一方借助国家力量来对抗另一方。在这个意义上,家族政治通过信访制度安排进入了国家政治领域,这种类型的农民集体上访实际上是国家塑造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农民的理性维权。基于以上认识,作者尝试着提出“地方性表达”这一概念来为农民集体行动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它不仅可以拓展以“气”为核心的本土解释,而且能对当前研究农民上访问题的维权范式进行反思,并进一步凸显中国农民集体行动与西方社会运动的差异。

狄金华的文章试图以农民上访的表达策略为切入点,分析在上访过程中访民如何通过情境建构来实现自身上访行为的“合法性宣传”,进而讨论农民行为实践背后的国家观念,以及基层治理上访的困境。研究发现,在上访过程中,上访农民构建出“苦难—救援”“蒙冤—为民做主”以及“腐败—惩戒”三种基本的情境,其所利用的资源皆是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或是新中国父爱主义传统的表达,或是当下中国政府“讲政治”的意识形态宣称。上访者依据上述资源构建出特定的情境,进而将自己的各种利益诉求嵌入到其所构建的情境之中,责成或迫使信访机构必须正视和满足自己要求。因为上访者运用“政治正确”的话语,使得基层政府在实际治理过程中既不可能完全满足其利益诉求,又不可能驳回农民在“政治正确”话语下的诉求,进而无法消解农民上访特别是无理上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袁松的文章通过对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进行实证考察和深入了解来透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行。倘若把“贿选”还原到乡村权力关系网络之中,并分析“贿选”事件背后的基层政府、村庄社会中的经济精英与普通村民的复杂关系,则可以发现,“贿选”之所以常态化,是因为它已成为村内富豪获得权力的一个必要环节。由于得到村庄各经济阶层尤其是上层各派系的认可,“贿选”成为富豪竞选村干部的非正式制度。对于普通阶层而言,村庄政治被精英阶层垄断之后已与他们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唯一能够体现其民主权利的,是选票的价格,所以存在“贿选”的选举更符合其现实利益考量。而基层政权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管要求,在于让其稳定、有序,保证选举顺利产出符合“双带路线”的结果。它无力查处“贿选”,也无动力对其实施严格监管。论文指出,治理“贿选”与强调富人治村的基层组织路线在实践中存有张力。

赵晓峰的文章关注中国乡村基层“半正式治理”的实践机制及其变迁逻辑,并试图以“公域、私域与公私秩序”的理论框架对此进行再分析。文章认为,国家宏观政治的实践场域——“公域”,与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而成的农民生活世界——“私域”,在规则的承接与转换之中生成的秩序可以称为“公私秩序”。如果公域与私域里的规则变迁是同步协调的关系,基层的“准官员”就能左右逢源,自如地穿梭于公域与私域之间,并以“半正式治理”的行政方式完成国家的治理任务;如果公域与私域里的秩序安排机制在变迁中一快一慢,破坏了二者之间的自洽性,“准官员”就会遭遇上压下顶的阻力,这既不利于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也不利于村落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因此,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演变,必须在国家治理转型的需要与地方社会转型的需要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调和上下不同步、不协调的矛盾。

以上四篇论文在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与研究风格上颇为相似,皆以厚重的本土经验材料为基础,注重从整体的经验质感出发来理解特定的治理现象,通过对实证材料的归纳、对比与抽象来探索实践的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展开学术对话提出新的解释性概念或新的分析框架,以丰富和加深对既定议题的已有认知。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的概念或框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而有着进一步完善和补充的广阔空间;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是从中国经验的内在逻辑出发开展中国研究的可贵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