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吴镇村庄贿选的发生背景

“吴镇”是笔者给所调查的七个行政村合取的一个学名，这七个村位于浙中盆地东端，彼此相邻，隶属于越州市吴陵镇政府的同一个工作片。镇内个体经济发达，围绕着饰品、五金、针织、纸品等行业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圈”。2009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53.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仅为2.89亿元。笔者调查的七个行政村的地理位置以市镇为中心向外呈扩散形分布，且呈现“梯度非农化”的格局。表1显示了七个村的基本情况，其中，塘村、垅村位于镇郊，工商化程度较高，大部分耕地已被征收；岭村、坞村、田村、宅村为近郊村，工商化程度次之，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塔村为远郊村，暂未列入镇区扩展的规划之中，村内绝大部分土地仍属农业用地。

表1 吴镇七村基本情况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吴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镇郊建起了工业区，且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村里的家庭小作坊也逐渐增多。随着经济的发展，靠近镇中心的土地被大幅征用，农民的收入来源中，农业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各村村内的经济分化亦愈趋明显。笔者2011年的调查显示，若以家庭年收入为主要衡量标准，可以把吴镇各村的家户划分为富豪阶层（高于30万元）、精英阶层（10万～30万元）、中间阶层（5万～10万元）、普通阶层（2万～5万元）和贫困阶层（低于2万元），其中在户数上，富豪阶层占4.3%，精英阶层占16.4%，中间阶层占23.0%，普通阶层占46.2%，贫困阶层占10.1%。

吴镇近年来村庄选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村委会职位中富人当选的比例极高。入村之前，越州市民政局的一位科长告诉笔者，2011年农村换届以后，全市大约有80%的村委会主任是经商办厂的老板（私营企业主），剩下的则是承包大户或是开店的店主。此后，笔者发现吴镇的富豪阶层当村干部的比例比全市的平均水平更高，七个村里面只有田村的村主任不处于经商办厂的“富豪阶层”。七个村的村委会成员共有27名，只有5人处于中间阶层，且5人中有3名是妇女主任。普通阶层与贫困阶层中没有产生村委会委员。

而从形成过程来看，吴镇村庄权力结构中富人比例的上升与村庄公共领域的性质之变同步。这个变化过程有三条交缠在一起的线索：一是“海选”的开始；二是农业税取消，新农村建设启动，各种自上而下的项目开始进入相持阶段；三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开启，土地的用途日益非农化。有趣的是，这三个在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在吴镇甚至在整个浙中地区是交织进行的，没有清晰的时间界限。“海选”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意味着（理论上）任何村民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参与村委会的竞选；农业税的取消和土地的非农化意味着村庄政治的主题由从下至上的“资源汲取”转为从上至下的“资源给予”，而村干部的主要角色，用农民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由“要钱要命”的和“催粮派款、刮宫引产”的转变为“做工程、征土地、分钞票”的。税改时隐退的塘村老支书吴子林回忆这段历程时说：

选举放开以前（指1996年之前），当干部是非常辛苦的，有的村没有集体经济，光靠收点农业税，报纸、办公经费、教育统筹都交不齐，交稻谷的时候，干部还要自己去挑谷。镇政府，靠财政拨款的，自己都撑不过来。那个时候村干部都是老百姓硬推上来的，没多少人愿意干，被推上来之后，觉得是个荣誉，不干不好意思。其他村还有推上来了走掉的，（因为）他要去做生意。

后来，经济好起来，农业税也不用交了，工业区那里征地又很多。我们浙江好像是在全国（取消农业税）之前就不收了，当干部，种田的事情不用管，计划生育也好做了，跟老百姓结怨的事没有了。村里如果困难，市里还要拨钱。道路硬化、自来水、污水处理、路灯啊，都是全额拨款，不需要老百姓再凑钱。一些工程，像小五化，上面陆续拨钱下来，有很多油水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建房，以前没有规划的，但是指标掐得很紧，到后来（2000年初）规划做起来，造房子就相当难，村干部的位置也值钱起来，老板竞选（村干部）成了风气。再后来到处都搞旧村改造，拆掉老房子建新社区的时候，选举就得花大价钱了。现在呢，穷村子，以农业为主、附近没开发区的，选举就很平淡。大村子，有资源的，那完全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