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间：2010年3月15日

访谈地点：金实小区

记录人：吴喜

被访谈人：卢国器

整理：顾霞 齐欢

说明：记录人和被访谈人名采用缩写的形式。

吴：卢表叔，知道您从小在卢汉家长大，当时情况怎样？

卢：我父亲去世早，大伯母龙泽清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把我接到她家住。他们一家对我很好。大伯父一家是个好人，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是没有说的。在大伯父卢汉家我也有机会认识当时的一些军政要人及家人，在长期的交往中听到或者看到当时一些情况，对老主席龙云的情况，在后来我也经常看报，和家人交谈，看别人写的关于他的回忆录，结合我个人的了解，我尽可能讲讲。

吴：先请您介绍龙云和卢汉的关系。

卢：卢汉是我大伯父。龙云和卢汉是表亲。两人都是彝族，这一点相对于汉族的表亲有一些不一样，彝族的表亲是重血缘关系的，在彝族亲族关系中崇尚的是姑表亲，这一点汉族社会还没有。

对卢汉，龙家子女称呼为卢大叔。卢汉很小的时候就和龙云玩耍在一起，感情要好自不用说，加上龙云比他年长，他就跟随龙云，一起求学，闯荡江湖，加入滇军。龙云当团长，卢汉为营长，龙云升军长，卢汉就任旅长，龙云当省主席，卢汉就当师长、军长，卢汉和龙云在云南军政事业上是相互帮助的。卢汉对龙云的感情是经过战争的考验得来的，在1927年的“六一四”政变，卢汉冒死救过龙云。

卢汉在军队里很有威望，他也忠诚于龙云。两人的感情不是现在理解中的上下级关系，在彝族社会里，龙云作为长兄，更像父亲。卢汉本人虽有过参与反叛龙云的政变，但由于家族亲情不容，加上龙云的宽厚和原谅，卢汉认识了自己的过错反而使得两人的感情得到加厚。在抗日战争时期，龙云想到唯一能代替他出征的就是卢汉，没有半点戒心。在考虑很多重要的职位时，龙云都力推卢汉。当然两家可能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龙三和卢汉弟弟卢邦基在昭通争地盘互有枪杀，但龙云没有把他当做外人，龙云在考虑接班人时固然有像龙绳武在台湾所写的回忆录中所说没有先想到卢汉，但我认为龙云不会不顾及卢汉在滇军中的威望和能力，说实在的，卢汉在滇军的威望除了龙云没有人能跟他比，他后来被蒋介石任命为省主席时，龙云是没有任何意见的。卢汉是龙云的政治继承人，这一点是公认的。龙云想培养卢汉当省主席就有过两次：一次是在1930年，蒋介石让龙云出兵广西攻打桂系，龙云任第十路军总指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向龙云承诺，如果滇军攻下南宁，就让卢汉当广西省主席。另外一次是抗日战争期间，滇军第60军赴台儿庄抗战，打出了声威，蒋介石需要云南支持，又许诺让卢汉当贵州省主席，但是前提是只允许卢汉带一个秘书长去，其余人员由他安排，这次卢汉不愿意去。

吴：您知道的龙云在年青时候是怎样的？

卢：龙云在青年时期，大概十六七岁时，在金沙江两岸经商，贩运山货、日用百货、木材等，几年间也赚了钱，家境渐渐好起来，有时也过金河（就是金沙江）到金阳老家去看望纳吉家的亲戚。这个做生意，龙云他们是经过一些磨难的，做得好时发些小财，做不好身家性命都保不住，龙云好几次差点出大问题，都得到永善龙奎垣家族的帮忙。后来龙奎垣在保山当师长打日本人，这家伙不仅不抗日，却一把火把保山城烧了，蒋介石要杀他，龙云硬是把他保下来，这与早年的深交有关吧。经过这段挫折，龙云无心经商。他也有一些爱好拳术的好友，像邹若衡邹三爷。当时中国正处于混乱时期，人心浮动，四川由于保路运动，很多人组织起来反抗清廷，一个有名的昭通人叫魏焕章，他就在当地招募人员，拉队伍，称“同志军”，魏焕章亲自任统领，龙云在邹三爷（邹若衡）的怂恿下，也投到魏焕章门下。在这个时候，蔡锷将军在昆明辛亥革命成功，派遣的援川滇军至宜宾。在龙云他们与滇军对峙的时候，知道对方带兵的是老家来的熟人，这个人就是滇军旅长谢汝翼，他是龙云舅舅家的大儿子龙泽渊在日本的同学，另一个是禄国藩，他是昭通黑彝前辈，在拜识二位以后，龙云和卢汉认为“同志军”不过是些乌合之众，难成气候，改投滇军。

龙云进入滇军，当时称作“候差生”。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表现好，将来可以提拔任用。这种身份对龙云和卢汉来说，就是让他们等机会。龙云他们当然想找机会，讲武学堂招生，龙云和卢汉都报名了，在谢汝翼的推荐下，两人都录取了。龙云被录取在骑兵科，卢汉在步兵科。龙云虽然文化水平较低，好在讲武堂对文化要求也不高，重在军事科目的教学上，这些都是龙云喜欢的科目，如操练、武术、骑马和野外军演等，龙云的成绩总是居于前茅。在这里龙云也接受了一些爱国教育，学校里的教官很多是留学日本或者从外面请来的新式教师，在他们的教育下，讲武堂是一所爱国的大熔炉。这里培育出很多国共高级将领。龙云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思考并立志当好一名爱国军人的。

吴：龙云与唐继尧的关系是怎样的？

卢：龙云毕业后，被分在昭通独立营辎重排任少尉排长。后来在邹三爷（邹若衡）的推荐下由昭通调往昆明，给唐公做副官。唐公对龙云的印象好主要来自唐公本人也是昭通人。唐公需要有对他忠心耿耿的人，他出生于会泽县，会泽当时在政区上归属昭通府，最初给唐公做副官的是邹三爷，他是龙云小时的伙伴，两人关系很好，由于邹三爷投奔蔡锷将军做了蔡锷将军的副官，他就极力推荐龙云，龙云是彝人，彝人的一个普遍特点是尚武、忠勇，唐公作为昭通人，对此自然知晓，他本人和昭通的彝人也有交往，昭通镇彝威边防统带陇维邦就是他的至交好友。一次偶然的机会，龙云留给唐公很好的印象。当时是唐公宴请法国领事馆官员，一名法国武官由于擅长西拳，想挑战东方拳术，当他向唐公及周边陪坐的中国人询问时，没有人敢回应，龙云一时性急，站出来迎战，几个回合后把这个又高又大的法国武官掀翻在地，这一次龙云给唐公争了脸面。当然，唐公后来重用龙云我认为不仅仅是依靠这件事，还有很多因素，也不像小说中所说的武艺高强就得到机会，在唐公的赏识下，龙云的官是越做越大，后来把龙云提升为上校，并当了佽飞军大队长，这个官职虽不大，却是唐公的心腹贴身大队长。

（龙云对打败法国武官这件事，在陇涤湘随父亲访龙云时也曾经提起。）

吴：1927年的“二六”政变是怎么回事？龙云与唐继尧的关系后来如何？

卢：1927年2月6日，四镇守使联合起来反对唐公，对龙云而言，不是真的要反唐公，唐对龙云有知遇之恩，龙云当然不会真正地伤害他。反对唐公也是有很多因素，唐公在治理云南时，多年征战，民不聊生，百姓生活很是困苦，在军政上，唐公多照顾自己的兄弟唐继虞，对有军功的战将又多忽视，特别是对龙云这样的干将有所猜疑。胡若愚，张汝骥他们两个实权人物就积极反唐，在当时的情况下龙云不得已附和他们。后来唐公病逝，龙云是很悲痛的，对他的后事龙云也倍加关心，在圆通山给他修建了墓园。因为云南政界的多变也使得墓园一推再推，历时六年多，在这段时间里龙云尽管在政坛上几起几伏，特别是在经费极为艰难的情况下，龙云始终把唐公的后事安排当做大事，从吊唁的组织、安排葬礼、修建墓园到唐继尧的铜像，龙云事必躬亲。在这些事情中最困难的是唐公纪念铜像的修建，由于云南地方财政穷，没钱，怎么办？龙云就找滇军中的几个高级幕僚商量，决定在军队里面搞募捐。办法是：将官捐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校官捐工资的五分之一，士兵捐十分之一。这个纪念铜像是一尊唐继尧的骑马铜像，是聘请意大利工程师来设计的，从设计到完成时间大概用了两年多。所捐的费用中龙云是捐得最多的，这个唐公墓在昆明圆通山，至今也是昆明最鲜亮的一道景观。当时龙云带头做这件事的目的一方面是怀念已故的唐公，纪念唐公对云南乃至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同时也是对云南近代史的辉煌作记录，其中特别是对重九起义和护国起义的将士们的祭奠。龙云就是这样一个怀旧的人，重感情，除了对唐公，他对唐继尧家族也是非常关心的，当时唐家的老宅是今天的省政协翠湖边的驻地，唐公的儿子在香港发展就提出要卖老宅，龙云以为他穷途末路就想帮助他，后来才知道他是为了做生意才这么做，就放弃帮助他的愿望。龙云对唐继尧的弟弟唐继虞也是恩重有加，唐继虞在云南政变后失势出走广西，死时他的灵枢要运到云南来，龙云亲自带着幕僚到古幢公园门口迎接。在他未死之前，龙云就聘任他为省府高级顾问，每月发工资给他。

这个政变是龙云的落难日，对他一辈子都有影响。当然，这次事件的结局对龙云也是机会，通过这次机会龙云成为最有权势的一个人。由于唐继尧不在权位，四镇守使就轮流执政，4人之间围绕争夺对省务委员会的控制权而导致矛盾不断激化，最集中的发生在龙云和胡若愚之间，当时胡若愚被推为省政府主席兼军政厅厅长，龙云是省政府委员兼云南讲武堂校长，胡若愚就联合了张汝骥和李选庭，对龙云暗下毒手。具体情况是：一天深夜，胡若愚派出一队人马，突袭包围了龙云在翠湖边的住宅。龙云从梦中惊醒后就越墙想逃跑。正在此时，已投奔胡若愚部下的王沽修指挥炮兵向房子里连发炮弹。一颗落在花园中开了花，弹片弹飞，打碎玻璃，玻璃把龙云的一只眼睛刮伤，由于疼痛难忍龙云被迫束手就擒。但由于卢汉余部逃离，并带龙云主力部队撤出了昆明，胡若愚、张汝骥想利用龙云来要挟他们。他们担心龙云越狱逃走，就把他关进了一个大铁笼。在被囚的一个多月里，龙云尝尽了人间苦难，全身生满了虱子，甚至眉毛内都长了虱子；眼睛红肿流血，又无任何治疗，终致失明。在“六一四”事变当日，蒋介石正好发布命令，任命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38军军长，胡若愚为第39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8师师长。

在龙云被囚期间，卢汉率部逃到滇西并对部队加以整编。为求反击，卢汉他们推举元老胡瑛代理第38军军长，卢汉任前敌总指挥，组织部队与胡若愚、张汝骥部在滇西的一些地方展开激战，击溃了胡、张、李部队，为了救龙云，部队紧紧追击到昆明。胡若愚挟持龙云退到大板桥时，为了缓和两军关系，就以放龙云为前提条件，双方签订了一个协议，协议内容大概是：龙云回到昆明后，接替胡若愚任省务委员会主席，胡若愚离开云南参加北伐，但条件是龙云要承担外出部队弹药和费用，补充兵源并保证胡若愚等在省城的财产安全。

龙云大难不死，返回昆明，当上了省务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第38军军长。

在这次事件中，滇军彝族将领表现出极大的团结。龙云返回政坛，离不开他的战友们。在他们当中，卢汉自然不用说，他是龙云的好兄弟，这里还有龙云的表弟龙雨苍，他在战场上是拼死杀敌的一个人，这里还有张冲，他是对龙云最有感情的一个，他拥有彝人的血性，为救龙云不愿跟随旧主，主动投靠龙云，安恩溥他们在部队都是一个个紧随龙云的人，他们为救龙云敢于冒生命危险，没有他们就没有龙云后来的发达。

龙云刚主政云南时，形势逼人，腹背受敌，东有胡若愚、李选庭、张汝骥以及支持他们的黔军、川军，西有唐继尧堂弟唐继虞部威胁，龙云不敢怠慢，在军事战略上是先西后东。也就是先击败滇西唐继虞，随后以守代攻，击败胡若愚、张汝骥等从东面的进攻。在战略的成功指导下，龙云先后解决了东西之困，最后乘胜追击胡、张，并进军贵州，击败与其勾结的贵州军阀周西成，大败黔军。这个时候胡若愚、张汝骥与叛将孟坤部联合，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向昆明反攻，龙云急调入黔滇军赶回昆明，分别击溃联军。胡、张、孟部退入川南一带。这个地带可是我们凉山的彝人社会，龙云与老家的彝族世家土司们里应外合两头夹击，俘获张汝骥并把他押到下关枪毙；孟坤渡金沙江也翻船淹死；胡若愚逃往上海，另谋出路。

吴：您能谈谈龙云与滇军的关系吗？

卢：龙云的部队是唐继尧时期就保存下来的主体部队，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最开始是唐继尧，后来就是龙云。龙云在继承唐公旧部的基础上加以改变，后来不管是护国援广的李烈钧的部队将领还是顾品珍的将领都想回来，都很难融入和管理这支滇军。这支部队的士兵大部分来自滇东北和滇东地区，能征善战，很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由于龙云的彝人脾气，很多彝族军官都和他投缘，其中在20世纪30年代对滇军改编就是一个例子。1930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委任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军总指挥，龙云又任命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师两万余人进攻广西，战败后撤回昆明，龙云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根据孙渡提出的建议废师改旅，这引起卢汉、朱旭、张冲、张凤春四个师长不满，他们就以清君侧为名，借口废除孙渡，策划拥护卢汉替代龙云。龙云听说后很生气，乘飞机到寻甸看他们几个怎么办，他们几个都是龙云的铁杆弟兄，领头的是卢汉，但卢汉骨子里是模棱两可的，原因是下面的军官们都不愿意放弃龙云，像张冲、安恩溥、龙雨苍、龙奎垣、陇生文等，后来卢汉主动向龙云承认错误，这次张凤春不肯承认错误，成为替死鬼。龙云认识到卢汉的错误，调离他从军队到训练处去任领导，龙云也借这个机会撤销各师的番号，实行废师改旅。后来还有一次想让卢汉代替龙云的是龙雨苍，他悄悄联合张继良团长试图发动第二次政变，想推卢汉为云南省主席，不想被龙云知道，大怒，撤销张继良团长职务，后判处谋叛罪。对龙雨苍，他是龙云的亲表弟，事情败露后他还是害怕，也向父亲承认错误，龙云不忍对他怎么样，把他调离昆明，家眷留昆，因卢汉未参与此事，龙云也就没有追究卢汉的责任。

在滇军中，很多彝族都在滇军中担任要职，也可以这样说，滇军是在彝族领导下的一支部队。你看滇军由师改旅后，6个旅的编制中，安恩溥是第2旅旅长、第3旅旅长是龙雨苍、第9旅旅长是张冲、交通大队大队长是龙秉林、护卫大队大队长是龙绳武、驻玉溪独立营营长是安纯三、驻文山独立营营长是龙奎垣，还有一些彝族中下级军官就不用说了。总之彝族将领在滇军中占绝对的优势。

吴：龙云是怎样被蒋介石软禁的？

卢：1945年4月，蒋介石秘密召见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商谈解决龙云的问题，要杜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做好准备。日本投降的消息还未正式公布，蒋又秘密电召杜聿明来渝，面授机宜。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实施调虎离山之计，急忙调龙云的滇军主力——由卢汉率领的第一方面军，全部开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使龙云成为无兵之帅。蒋还命令杜对昆明所有的通信、交通设施都进行监视和切断部署，严防龙云乱中逃跑。一切布置完毕后，蒋又以日军有阴谋、国民党军接收兵力不足、恐出意外为借口，要龙云把他留在昆明护驾的家兵——龙绳武的19师、潘朔端的23师都调防越南。在对龙云发动突然袭击之前，杜聿明还举办舞会、宴会，并到公馆拜访，以示亲热，借以迷惑龙云。1945年10月3日，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杜聿明指挥中央军包围昆明城，解除了龙云的警卫部队和滇军守城的地方武装，并传达蒋介石命令，免去龙云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龙云本想死战等候滇军从越南返回，然而在越南的滇军由于形势所迫无法回救，龙云被迫飞往重庆接受任命。无论是在重庆还是南京，龙云都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行动上尽管有言论自由但很难外出，这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被软禁了。

在南京龙云被安排住在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经住过的私人住宅里，宋子文为了龙云的生活方便特意安排了冷暖空调。但是龙云受到严密的监视，房子的外围布满了特务对他进行监视，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1946年秋他想到杭州参观未被允许，1947年想到上海送女儿龙国璧赴美留学，也被拒绝。这样的日子龙云是很难接受的，特别是龙云听说蒋介石要把他挟持到台湾的消息后，觉得非逃离虎口不可。他本想到延安找共产党。但困难太大。后来想到了在昆明感情较好的美国朋友陈纳德将军。龙云就让他的英文秘书到上海找美国飞虎队大队长陈纳德将军求援。陈是很够朋友的一个人，当然他有原则，不愿得罪国民政府，当他得知国民政府没有给龙云的自由做出明文规定后才答应，本来龙云要给予他重金回报的，但他仅象征性收了一下飞机的汽油费。

吴：龙云逃离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卢：当时跟随在龙云旁边的是龙绳勋。大概情况是龙云在老朋友陈纳德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这一点在电影《龙云与蒋介石》里描写得很清楚。我想说的是龙云一辈子都不喜欢穿西服的，这次出逃他穿了西服，当时这个情况是杨怀忠副官描述的。据他当时的回忆是龙云让他写三封信，一封写给何应钦，一封写给俞济时，一封写给蒋介石，内容是讲龙云身体不好，需要到香港疗养。信写好后让龙绳勋用针线把信缝在杨怀忠的内衣口袋里直到我父亲到达香港后才投递出去。

吴：龙云到达香港后做了些什么事？

卢：龙云到达香港不久，就发表长篇谈话，公开抨击蒋介石的阴谋，拒绝了代总统李宗仁要他去南京“共商国是”的要求，并力劝李宗仁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他老人家也关心云南的局势，多次派人去云南劝说卢汉早日起义。1949年8月13日，他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政策，表示同蒋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认清形势，不要跟着蒋南逃。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开除龙云的党籍并加以通缉，甚至派遣特务到香港伺机刺杀。

吴：新中国成立后，龙云担任过哪些职务？

卢：1950年，龙云到达北平，沿途受到各地党政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龙云被安排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又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民革第二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中央副主席，第四届中央常委等职。

吴：龙云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卢：龙云出席人大常委会、民革中央的座谈会，坦陈自己的意见，认为：由于党政机构双轨并行、业务部门形同虚设等原因，行政效率低，草率决策，朝令夕改情况严重，应予改革；高干子弟不应享受特殊教育，不应办贵族学校；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都存在盲目冒进的问题；第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这些盟国有的赖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而苏联对中国的借款，我们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同在社会主义阵营，结果却是如此。苏军解放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迟早有一天要和苏联算账。这些话就成了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把柄。

1957年初的整风运动中，龙云在全国人大的云南组会议上的一次发言，主要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可是，他们太欺负我们的党和国家了，借我们的债，要高利息，要限期归还。第二，云南解放以前，云南的农村已经遭到天灾人祸的破坏，解放后应该让人民休养生息。第三，我们凉山的彝族区域，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社会十分落后。应该循序渐进地把他们带进社会主义社会来。一来就搞阶级斗争，实行土地改革，我觉得为时尚早。”他说的话虽然在情在理，但在这反“右”的风头上，龙云被说成“反苏”就是“反社会主义”，“挑拨民族关系”就是“反党”，他很快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历了各种不合理批判。这顶大帽子直到他去世后才摘帽。

吴：龙云当时的心情如何？

卢：我想龙云当时内心是极为痛苦的，他一生刚正耿直，敢作敢为，然而，这一次他是困惑了。在与部分老部下聚会时，他就说道：“对当前的形势，最大的总结还是不懂政治。”让他最为痛苦的事情是来自云南老家的很多乡亲无缘无故被打成“右派”或者被镇压。

吴：我在云南省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的《云南日报》上看到一些材料并把它们摘录下来，您看看这些对龙云的“右派”身份有没有影响？

卢：我看看。

揭发龙云、龚自知、禄国藩等反共罪行

4、5、6三日上午，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和文史馆举行联席会议，揭露和驳斥右派分子龙云、龚自知、禄国藩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

[右派分子反共有根源、有来历，必须交代清楚，否则人民不答应。]

发言的人指出：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南北呼应，互通声气的，他们都是想借党整风的机会，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禄国藩否定了国家法制，实际上就是替劳改中的反革命分子抱不平。有人说：他们的这些言行不是偶然的，他们中间是有所联系的。他们指出这些人妄图再来统治人民，享受特权，那完全是幻想，是做梦。发言中有人说：他们这些反动言论是有根源、是有来历的，一定要他们忠诚老实地交代清楚，否则人民群众是不能饶恕的。

[解放前，禄国藩残酷杀害共产党员多人，笼络土豪劣绅对抗人民革命。]

李志正、任孝忠、萧士英、李炳垣都认为：禄国藩说现在一样法律也没有，有人反驳这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萧士英说：解放前，禄国藩当宪兵司令时，那才是真正没有法律，在他的衙门就发生过抢人的事件。他的宪兵司令部，才是胡乱整人的，才是没有法制的，他们要杀就杀，要抓就抓，谁也不敢吭气。李志正、白肇学揭发，在抗日战争期间，禄国藩当宪兵司令，又是警备司令，他直接指挥宪兵、警察来迫害人民，在他的下面还有一个特务队和一个稽查队，其中一个就是由龙云的大儿子指挥的，这些都是他们用来统治和迫害人民的工具。李炳垣说：我曾亲眼看到禄国藩设在彝良的大衙门里，有30斤重的枷、50斤重的大镣和大铁链，他的手下就使用这些刑具来残酷地迫害欠租、欠债的农民。

罗正明说：禄国藩在普洱当伪督办时，1930年和1931年在墨江残酷地屠杀共产党地下党员，有些地下党员，被告发抓去后，禄怕逃跑，就先把他们的脚敲断，然后再拿去枪毙。1948年，禄国藩又以伪省主席的全权代表身份到思普区去，召集了十多个县的县长会议，笼络各地的土豪劣绅对思普区的人民革命进行镇压，磨黑的张孟西为了迎合禄国藩，杀了两个共产党磨黑地下组织的负责同志。以后张就被禄国藩委任为五县指挥兼车里县县长。禄国藩从思普回来时，经过景东等地又与景东的李希哲等人联系，布置阴谋。

[红军长征时，龙云就是反共的先锋；云南解放前龙云组织“共革盟”；企图抵抗解放军入城。]

很多人揭发了龙云在云南造下的滔天罪行之后，又揭露了他一贯反党的言行，孙东明说：自1927年起，龙云组织清共委员会，逮捕了教员学生数百人，解散中等学校，屠杀了不少共产党人。这个清共委员会，在龙云统治时代一直继续了十多年。那博夫说：龙云屠杀共产党人是非常残酷的。杨文宗说，红军长征时，龙云当所谓“讨逆军部司令”，他曾打电报给蒋介石，只要是共产党的军队到了云南境内，我一定要用云南全部的军队，把他们消灭。接着他就从滇西调了3个团赶到宣威（现在的榕峰）虎头山阻击红军。白肇学说：1946年龙云被软禁在重庆时，曾偷偷地约我们云南部队的几个师长谈，要我们回到越南后，不能将部队开到东北去，要设法将部队拉回云南。当时有人提出拖部队回云南若不可能，到东北后相机靠拢共产党反蒋。龙云即颇不以为然，他说：靠拢共产党生存不下去，迟早会被共产党分化掉，应该坚决回云南为是。后来我们云南军队还是照蒋介石命令开去东北打共产党。1950年冬龙云回云南时，我们起义的几个师长也到了云南。有一天我们去见了龙云，龙云很不高兴地说：“我在重庆同你们说的话还记得么？为什么回越南不拖部队回云南，把云南人都带出去送光了？”我们就说：“我们不是先后起义反对蒋介石了么？”龙云说：“起义当然比不起义好，但是如果照我的计划行事，那情形又不同了。”龙云对卢汉的起义也很不满意，他说：“卢汉要照我的计划起义，人民解放军是不会到云南来的。”杨文宗说，龙云还这样说过：“要是卢汉听我的话，解放也不过是换换旗子。”会上高蕴华揭发了龙云组织“共革盟”的阴谋和野心的事实。1948年龙云在香港派方家智带来了署名龙云盖有“龙云之印”的“共革盟”的委任状两大捆和金子200两，交给杨集之等组织“共革盟”武装。这支共革盟武装是由地主、旧军官、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所组成。迤南以万保邦、杨集之、朱家锡、龙开甲等为主，迤西以梁星楼、史华、罗英和龙绳曾委任的王耀云等为主，迤东是“共革盟”的根据地，以龙绳曾、龙奎垣、安尊三、安绳三等为主，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据地盘恢复其旧日的统治，对抗边纵，反对解放军入境，如万保邦部即对边纵进行过阻击，龙绳曾、安尊三是抵抗解放军最力的。龙云搞“共革盟”组织，企图就是想重温“云南王”的旧梦。

[龙云抗日战争时，还联汪亲日，卖国求荣，被日本天皇派为长江以南九省伪皇军务负责人。]

发言中有的人还揭露了龙云在抗日战争时的联汪亲日罪行。李炳垣说：1945年秋，龙云在五华山光复楼召集了一次高级带兵官的会议，他说：“秦桧主和，保全了南宋多少年，岳飞主战，打得民不聊生。”后来，他就派赵康节、木向东二人拿着他的亲笔手令通过边防的滇越警戒线，到越南河内，由日本驻军司令土桥勇逸用飞机送他们到台湾转上海和陈公博联络。赵康节回昆还带来日本昭和天皇的诏书，派龙云负责长江以南9省的伪皇军务。会上，还有些人揭发了龙进行卖国求荣勾当的罪恶。

龙云和罗隆基的关系，也有人作了揭发。解放前罗隆基在昆明时，他与龙云有密切的往来，并且得到龙云的支持。罗隆基的爱人又与缪云台有密切关系。有人说：龙、罗关系非常密切，罗经常到龙公馆去，他们是有联系有勾结的，有的说龙云到了南京、香港的浅水湾，还和民盟的右派分子时常接触。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与会者极不满禄国藩的检讨，说：不彻底检讨决不罢休！

会上还有人揭发了右派分子们最近的一些荒谬言论。最近在省政协的一次小组学习时，与禄国藩同组学习的马伯安一进门就大发脾气地说：“《云南日报》把我谈的登错了，如我说龚自知、杨克成等是聪明人，而登为优秀分子（按：本报两个记者的记录都是优秀分子。）这真是岂有此理。为什么叫人放，放了又批评，以后还要检讨？真叫人受不了。”禄国藩接着说：“马老（马伯安）你所说对我们倒是很好，但是我替你担心。”

安恩溥在省政协一次小组会上说：“《云南日报》标题看着有些不真实，是一口砂糖，一口屎。”他解释说：“砂糖是阴其不善而著其善，屎是如见其肺肝然。砂糖拌屎，叫人如何吃。”

昨日会上禄国藩作了40分钟的“检讨”。但仍是对他的反动言论进行了辩护，极力否认他和龙云、龚自知等的关系。会上很多人对他的所谓检讨，大为不满。要他从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地作交代，不搞清楚是绝不罢休的。

揭开龙云龚自知的政治阴谋

解放前夕，龙云妄图拉拢一切反动落后势力，实现所谓“滇人治滇”的政治野心，解放后力图把心腹安插到重要岗位上去。

民革云南省委昨天举行第二次整风座谈会，继续揭露龚自知、禄国藩、安恩溥等右派分子的真面目，以及他们和龙云的种种关系。

管长治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是民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去年下半年到今年春天，龚自知从不了解这一工作的情况。龚自知有很多熟人、同事现在台湾，今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七周年纪念，谢崇文指定要龚自知、张天放、李音寿和我各写一文对台湾广播，我们都按期交了稿，只有龚自知未写。今天看来，不是龚自知工作忙，是他直到今天还不愿意对台湾暴露一点反蒋的政治面貌。

龙云一心想搞“第三种势力”龚自知是龙云在云南的代理人

李济五说：昨天龚自知全部发言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几句话：谈解放前，不谈解放后；龙云不谈自己；谈大框子、不谈具体内容。我认为他这样检查比起前两次的检查丝毫没有进步，仍然企图躲闪迂回蒙混过关，态度是极不老实的，我就龙云一贯的反共卖国和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揭发一些材料，可以看出龚自知和龙云之间的关系。龙云对大汉奸汪精卫一向五体投地，抗日战争爆发，龙云一方面出兵抗日，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一开始就如龚自知承认的“在南京、汉口和汉阳龙和汪精卫很谈得拢”。岂止谈得拢而已，龙汪之间在卖国投敌这一点上早已有了默契，龙云致电第一集团军的干部不准探讨汪的言论。根据赵彭揭发材料，龙云为了掩护汪精卫出国投降日寇，特派龚自知为代表赴重庆与汪接洽，迎汪来滇讲学为名，便利于汪从河内逃脱。足见龚是龙云委派迎汪的“专使”，龙在这点上是滑不过去的。汪到河内后，同他一起的汉奸曾仲鸣被刺死，龙云特写了一封信，慰问汪精卫，派李鸿谟亲自到河内交给汪精卫，这封信也是龚自知写的。汪到上海后第一天就在《中华日报》以第一版第一条以大字标题登出“感谢云南龙主席”的谈话。抗日战争末期，滇桂大溃退，日寇进抵独山时，龙云卖国投降的主意更加坚决，曾叫当时民政厅长丁兆冠授意给伪省议会，要省议会发出通电拥汪，省议会表示反对，龙云愤怒之下，嫁祸于人，反咬一口，说丁与日寇私通卖国，借此撤换了其民政厅长的职位，而且还要交给法院审判。龙云另外还密派严继光到上海与大汉奸陈公博接洽投降条件。汪感谢龙云掩护他的卖国投降活动，龙云也对汪钦佩得五体投地，念念不忘。1945年底他曾在重庆对他的秘书刘宗岳说：“论人才学问、见解，汪精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政治家。你想，一个书生没有一个兵，不花一文钱，跑到上海、南京就成立起政府来，这是多大的本事。”1946年6月龙云到南京不久，一天，曾以游览谭延闿墓为名，跑到汪的墓址去凭吊，看见一个光秃秃的土堆，不禁感慨万分地说：“这是胜利后何敬之（应钦）派飞机炸平的。唉！何至于鞭尸呢？”龚自知不是被动地替龙云服务的，他在投降日本这一点上也有他自己的看法。日寇攻到独山时，他非常动摇，曾对陈复光透露过。龙云搞第三种势力是早有此意的，在抗战时期，他一面联汪投日，一面又叫龚自知办《云南日报》，以进步姿态，笼络了一批西南联大的教授，特别是民盟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之流，替他捧场，但他又把特务头子陈玉科弄来当社长，表面上说是为了作掩护，对付蒋介石，实际上是搞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暗中替龙云奔走联络汪精卫，搞投降活动，一方面又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在《云南日报》连载。他就是以这一副面孔掩盖投降活动。1948年12月龙云在陈纳德的支持下，从南京逃到香港，表面上他反蒋，但骨子里是仇恨共产党的，他到香港以后，先与华岗、潘汉年联系，但同时也和宋子文、黄绍竑来往频繁。一面写信给卢汉策动他起义，另一方面又叫他的二儿子龙绳祖秘密由港到广州找薛岳，托他转达蒋介石和李宗仁，希望答应他回云南做“滇康绥靖主任”，不久张群从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卢汉，征求意见，卢不作答复，这说明他是想以云南起义为资本，回云南恢复他的封建统治。同年4月，他又派他的大儿子龙绳武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南京见李宗仁，劝李接受中共的八项议和条件，他的主张是“黄河为界，划疆而治”。又说：“如果一定要继续打下去，必须取得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充分保证。”这不正与罗隆基、章伯钧等所谓的第三种势力如出一辙吗？他在抗战时期和民盟右派拉拢，投下大批资本，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章罗等互相呼应，同时他也培养了大批的留美学生做他的骨干。1950年龙云回到云南曾在“震庄”请了一次客，应邀的都是他保送出去留学归来的学生，在宴会席上，互相传播反动言论，他把他的旧部开出名单，大批保荐给人民政府安排。因此，我认为龙云为了实现他的“云南王”的迷梦，是有一套计划的。他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军政人员，一方面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留学生，今天的右派分子中如苗氏弟兄（苗天宝、苗仲华），就是明证，而总其成的代理人就是龚自知。解放后，龙云为了把龚自知放在云南做代理人，曾向周总理推荐他当云南省副主席。

龙云曾对安恩溥等面授机宜联络反动势力阻止云南解放

杨炳麟发言说：1948年春，龙云在南京对我和龙泽汇等人说：“潘朔端不应该单独一个师干，你们这样做，就会被他们（指共产党）零碎吃掉。”这就是说，你们要保护整个部队，作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1949年初，安恩溥奉龙云之命，由香港回云南抓政治资本，到云南后，他就抓到伪民政厅长职务，接着就开办省训团，训练县长及行政基层干部，以便进一步抓各县地方武装，作起义本钱，仍想“以滇人治滇”，不让解放军进入云南，保持封建统治的阴谋。1949年夏，安恩溥当民政厅长兼省训团教育长时，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来昆明拉拢云南势力，安恩溥曾请他到省训团演讲，并设宴欢迎，极为亲热。

接着阎士彬补充说：1935年红军长征时，蒋介石被围在贵阳，安恩溥率领第2旅由威宁、赤水不分星夜赶到贵阳解救，受到蒋匪奖励。1949年他在省训团任教育长时，请叶青演讲后，安恩溥接着说：我死后也要争取青天白日旗盖棺材。安纯三1949年在云南起义前的假起义，以及后来又叛变共产党，拖着队伍走了。这与龙云要卢汉早起义接他来云南做“云南王”的企图不是无线索可寻，而安纯三是安恩溥的亲兄弟和忠实部下，这事安恩溥前前后后是清清楚楚的，但我们从没有听说过他检举。

彭华林在发言中首先提到，前天晚上，他将龚自知在民革省委第一次整风座谈会上的检查交代向省级机关支部的成员传达以后，大家都很愤慨，要求龚自知不要再玩弄群众，告诉他，群众是欺骗不了的。

接着，彭华林对安恩溥说：去年，你表明过心愿，要在1962年加入共产党。刚才又听到杨炳麟同志揭发，安恩溥在1949年还说“我死后也要争取青天白日旗盖棺材”。看来好像很矛盾，其实这正是他的真正面貌。彭华林又提了两个问题要求安恩溥答复：一、你在这次鸣放前后，请龚自知、乐韶成等到你家吃饭，你们谈了些什么？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谢崇文几次到你家去，你们又谈了什么？请交代出来。在许多天以前，你还说过：要一句公道话（指安自己说过的“龚自知的发言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轨道”的话），就说我包庇。要逼着我揭发，就只有造谣。这是一个星期以前的话，请问安恩溥，你是否已经没有可交代的呢？

还有，禄国藩在6月27日民革省委扩大会上表示准备好好检查。可是第二天他就对马伯安说：你的谈话很好（指在6月26日《云南日报》上发表的马伯安说龚自知、禄国藩等人都是优秀分子的谈话），不过，我也为你担心。那么，你到底哪句话是真话？

另外，对李文汉的态度，彭华林也提出了意见，说：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开了许多会，他一直不发言，但是他对龙云、龚自知等的情况是很熟悉的，就是最近以来的情况，他知道的也并不少。

几天来，安恩溥在群众的指责下，昨天作了初步交代。他说：我想着重交代龙云在香港和我商量所谓起义的经过。当时，龙云提出来的纲领是第一争取卢汉起义；第二联络地方力量，策动保安部队的忠义分子，由你领导起义。同时，龙云和安恩溥一起对云南的地方势力作了估计，逐一研究了某些旧军政人员的可靠程度。龙云对安恩溥说“无论在朝在野，忠义之士是不少的，你不要太悲观”。

安恩溥说：过了两天，龙云又把我喊去，对我说：“决定尽力争取卢汉起义，万一他不干，还是由你领导起义。云南忠义之士很多，只要有人点火就着，你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说法。起义的时候，组织一个军政统一指挥机构，我回来负责，你们参加，你不愿干军队差事，政治职位有的是。云南的实权仍然交给卢汉，贯彻我们 ‘滇人治滇’的口号。”龙云又说“滇、黔、川、康在历史上从来都有关系，可以和他们联系，如果滇、黔、川联合起来，说话的力量就大了。还要相信地下势力是不少的，尤其是土司势力，用我的名义由你去号召，肯定是有效的。总之，要早起义，起义早他们人少布置不及，等共产党过了长江才起义就是马后炮，没有意思了。游击队壮大了，我回来也不好办，早点起义早点接我回来，我回来的办法我要和法国人商量”。

安恩溥又讲了一点龙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他说，解放前，在重庆的时候，龙云常常对章伯钧、罗隆基等赞不绝口，龙云“说这些人才真正是国家人才，并且国内高等知识分子都和他们有联系，将来救国家靠这班人”。

安恩溥还讲了一件龙云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事情。解放后龙云回云南的时候，他说过“你们没有见过毛主席，就像一个土团总，共产党这些土头土脑的家伙，有外宾、有集会，都是慌手慌脚的”。

有许多人认为，乐韶成是安恩溥的左右手，昨天乐韶成在会上起立发言。他说：我今天主要是帮助安恩溥同志。会场上的人都静静听着他对安恩溥的“帮助”。他接着说：我除了同意刚才大家对安恩溥的揭露以外，再补充几点，安恩溥对党的认识不够，对地主阶级有感情，并犯了包庇地主的错误，他与龙云反对土改是一致的……他谈了半天还没谈出一件事实。这时，就有好几个人说“谈具体材料吧！”乐韶成又接着说下去：安恩溥的权位思想太重，患得患失，明明是自己要争权夺利，反而说党不给权，他对新中国存在严重的消极情绪，对反革命分子有温情主义。刚说到这里，会场上纷纷向他提出质问：你到底有没有具体材料，有就揭发，没有就算了，别耽误大家的发言时间。他的脸一红，无可奈何地对着主席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接着发言的是孟昭麟。

陆铿在会上发言。在前天和昨天的会议上，他曾数次要求允许他发言，并表示要揭发他与龚自知等人的关系的材料，但是现在他的发言并没有谈出什么有实际内容的东西。

白肇学发言说：在昨天会议上，陆铿几次要求发言，我们都以为他有起义揭发材料，今天我们还特别问过陆铿发言的顺序排了没有，可是刚才他的发言使我们大失所望，陆铿发言是在洗刷自己，洗刷龚自知，你应该老老实实地把实际材料揭发出来。

李志正说：龚自知、谢崇文与陆铿的关系密切，拉拉扯扯，一个月前，龚自知准备把陆铿放在市政协当副秘书长。事情是这样的：要他代为活动市政协副秘书的问题，谢接信后即找龚自知认为有机可图，就大肆活动起来。这是他们阴谋诡计的一例，龚自知、谢崇文应交代这一招毒棋，并希望陆铿进行检查。

刘淑清给龙云的一封公开信

龙云先生：

你在这次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中，发表了不少反党、反苏、反人民的言论，和对章伯钧、章乃器等反党反社会主义议论的大肆赞扬，云南的工人、农民和社会公正人士对你的这些言论非常愤慨，纷纷在座谈会上和报纸上表示态度，要坚决予以回击，并要你挖掘思想根源，老老实实地向人民交代。对你在云南统治时期的种种罪行和解放后的各种错误，天天都有揭露。我也是坚决不同意你的言论的。我认为你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不满，不是自今日始，而是由来已久。据我记忆所及，从1950年底你在云南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发言中，就为封建地主恶霸撑腰，诋毁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退押和清匪反霸的斗争，说什么云南没有押佃，不应退押，说什么清匪反霸打击过火了。从那时起，就迄无休止地一直在污蔑、毁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随时遇到你，都听到你讲怪话发牢骚。你曾对我说：“我们的一切做法都是仿效苏联，但有些连苏联都还没有做的而我们却做了。我们既无条件，机耕、蓄力也不够使用，就搞合作化，是不恰当的。合作社积累过多，农民太苦了。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还留有相当大的菜园和果园。而我们就不是这样，硬是做得太干净了。”你这些话表现出对农业合作化非常不满。你对反封建斗争也极为不满，你对我说：“共产党很厉害，专会挑起阶级仇恨，现在乡下的地主很可怜，地主的儿女们有劳力无处卖，地主的女儿岁数大了也嫁不掉。”你反苏联崇美的思想也很严重，你在访苏回国后，今年3月间对我散布了许多反苏言论，周总理在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国委员会上所作的访问11个国家的报告中提到“苏联很自然地成为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中心”，你就说：“现在不是以苏联为首，而是以苏联为中心了，这两者的意义是不同的，此中很有道理，你们别随便把它当成政治词句来看待。”

从以上这些话来看，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中苏友好的态度是很鲜明的，结合这次鸣放中的谬论来看，它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你是一个旧军阀，双手染红过共产党员的鲜血，解放后受到人民的宽大，受到党给你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安排，你身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民革副主席，名声、地位、生活各方面都非常优厚了，但我们在你的发言中看不出一点忠诚维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和真正关心国家人民利益的意味来，而是站在反动的官僚地主阶级的立场来否定社会主义事业，反对中苏友好。

人民大众认为是好得很的事情，你偏说是坏得很，不顺眼，并加以恶毒的攻击、诋毁。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历史根源和政治目的的，因为你过去是云南的统治者，也是封建的官僚大地主，你不满意人民政权就是因为你不能再做云南的土皇帝，再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你不想想，人民不追究你过去的罪恶，今天仍给予你崇高待遇而感激涕零，反而心怀不满，企图破坏中苏团结，反对社会主义事业。我在这里举出两件事实证明你的思想根源和政治目的。

1．1949年7月我在香港，你要我带信给当时的云南省主席卢汉，催促他赶快起义。你说：“云南号称民主运动的堡垒，我是民主运动支持者，如果起义迟了，共产党成了功，这些民主人士将无立足之地，说起话来人家可以不理。”催促起义当然是好事，但你的目的却不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是别有用心，想借此捞一笔政治资本，抬高你的身价，实为你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争夺领导权的野心。因为当时解放大军南下势如破竹，你诚恐大军一到，云南一旦解放，捞不到政治资本，所以你想趁此时机搞块地盘，以便将来有所作为，便利民主党派中的某些少数野心家，凭借这块地盘和武装力量与共产党讨价还价，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2．要我转告卢汉先生迅速与边纵朱家璧取得联系，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但当我问到是否接济军火时，你竟支吾其词，不予答复。不难理解，你的意见在经济上可以接济，如果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大了，你就抓不到对党讨价还价的资本。

从上面两件事证明，龙先生当时不是与共产党同心合作，更不会甘心党的领导，而是表面敷衍，企图与党分庭抗礼，争夺领导权。由于你的政治野心没有实现，因此心有未甘，再加上土地改革中，农民收回了你的绵亘几百里长期借以剥削农民的土地，所以你更心怀不满。在这次整风中你不仅全力拥护章伯钧、章乃器的反动主张，并戴上爱国的假面具，散布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谬论，我认为你与章伯钧等确是一丘之貉，利用整风机会，从不同的角度向党向人民进行猖狂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领导，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推翻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中苏同盟，使全国人民子孙万代重陷于被奴役压迫的悲惨境遇，这是我们全国人民坚决不能容忍的。我除在思想上、政治上与你划清界限外，还要坚决与全国、全云南人民一道，对右派分子展开坚决无情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用铁的事实粉碎右派分子龙云、龚自知的复辟阴谋

右派分子禄国藩说，“今天的云南，不如龙云统治时代”，“今天的郭省长不如龙云”。右派分子龚自知说：我们“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

我们就叫这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右派分子们看看龙云是怎样统治云南人民的，龙云的魔爪通过他的儿子龙绳曾（龙三公子）伸到了巧家。龙三公子是全省闻名的大流氓头子，他是怎样统治巧家的，请看下面的事实吧。

巧家小河全区共7549户，每年被龙云剥削地租4800石，桐租2400石，共有8个大管庄，仅小租就要交720石。交官租时，每石租还要外加五角银元小钱作为笔墨费。如果折算斤数，就是每年被剥削的地租达475万斤。龙三在拖车乡统治全区人民两年，每年向农民索取的苛捐杂税多达54种之多，如兵费、子弹款，等等。

为了争夺地盘，霸占人民财产进行统治，在全区到处设立炮站，每次放五响齐团，害得全区农民从100里以外不分黑夜赶到拖车，并规定每人带五尺长火把，三天干粮，三双草鞋，各人带吹筒一个。如果迟到或缺少一样，不死也要打得半死，有个农民熊天吉因迟到挨打了50下屁股，养了几个月才养好。为了争夺地盘霸占人民财产，用尽最残酷的手段强迫农民替他打仗，并强迫农民损坏农具，锄头拿来打尖刀，每人规定打一把刀，新店乡有50%农民没有农具使用，只能拿废锅铁代替锄头挖地。农民过着悲惨黑暗不如牛马的生活，土地到处荒芜，庄稼盘不出来，又要交租，又要交款，又要替他打仗，又要负担沉重的劳役。农民只得到处逃荒搬家，饥饿死亡，尸横遍野。如小河乡共309家，其中有109家住岩洞，还要负担各种苛捐杂税，贫农刘春元活活地饿死。山保乡苗族杨思华，全家6口人，因打的刀子不合规格，被罚款交不出来，活活被打死，其余5口人，大人上吊自杀，剩下3个小孩在老林里冻饿了6天才死。打仗时强迫苗族农民抬滑竿、背子弹运粮食，一次就整死了山保乡苗族7人，至今还埋在拖车山林坪子里，强迫农民修拖车衙门，到处砍伐森林，在搬木材时，有的农民跌江死了还要赔偿木材。从昆明招来的3个木工修私人衙门，修好后，不仅不给工资，反而杀害了一个工人，逼了跳岩自杀一人，剩下一个逃跑，在修建中农民被打死打伤的甚多，各地都有这种惨痛的例子，最凶恶残暴的是龙三带着他的狗腿子到处奸淫抢掳无恶不作。有一次，龙三带着家丁经过木瓦乡斯山，抢走了农民的200多只羊、10多匹马。和恶霸安玉其打仗，农民惨遭杀害一百余人，埋在大坑里，这个坑现在还叫万人坑。每遇农民出嫁姑娘，龙三就带着狗腿子拦路强奸后才放走，并恶毒规定所谓初夜权（即农民结婚当晚龙三有过夜之权）。农民无论老少见着龙三和他的姑娘就要低头下跪，否则不是要老命，就是一顿打。龙三可以斩杀自由，拖车私人衙门背后，专门设一个杀人场，私设法庭，有一次就公开杀毙7人。他还私设大监狱两间，还有压迫剥削农民的各种刑具，如木靴、口水兜、软板凳、手铐、脚镣、软板凳、叫麻抓等刑法。

王天禄因说了龙三姨子不正当的一句话，被龙三知道后，就惨遭杀害了。拖车乡彭大兴的媳妇，为受难的人说了几句公正话，被龙三认为是反抗，而捉去活活抽筋剥皮，慢慢弄死。仅碉楼、六合、霸统三个乡，被龙三公开指使狗腿子抢劫，全家杀光的就有谭光云、黄天维、熊保云、彭正举、李代云、刘洪发、刘光发7家。其中刘光发全家被杀害6口人，怀孕的妇女也被杀死，还把胎儿取出来。龙三仅在巧家、鲁甸两地就有四个老婆。有一年他的一个老婆死了，强迫全区农民家家出钱，送猪送羊，人人要戴孝。龙云在昭通立所谓“全身铜像”，借机到处搜括民财，每户强派捐款三块银元。全区一次就刮削二万多银元。每年派他的狗腿子催租，到处敲诈勒索，仅六合乡一天农民受各种刑法的就有60多人，全被搞得半死。在五区普遍流行着这样几句话，“龙三家丁一下山，还在山腰就张开嘴，到了街上就要吃人”，如猛虎一样的残暴统治，凡是过来的人谁不知道。在民族之间，制造民族纠纷，进行挑拨离间，到处利用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互相残杀。为了扩大统治地盘，1943年龙云指使他的儿子龙三，在巧家、鲁甸一带，强迫几千个农民为他打仗争地盘，把武装开进原西康省凉山区的现在四川省金阳、布拖两县境内，先后侵占埂堡、马衣坪子、西西河、外石坪子、牛角变等地，进行烧杀抢掳，霸占人民财产共1000多家。仅武衣坪子彝族被龙三惨杀丢进金沙江的就达几百人以上，活着的彝族全部被赶走，把他的亲信爪牙和狗腿子从巧家迁移到武衣坪子，进行统治。在打仗争地盘时，巧家农民不知死了多少，无论哪个乡都找得出几十人被打死的血债，这就是禄国藩所希望恢复的龙云统治时代的真面目。

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减租退押、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直到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从而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人民增加了收入，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人民基本摆脱了饥饿死亡贫困的苦难日子，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巧家在实现了初级合作化后，全县有80%以上的社增产，90%以上社员增加了收入，全县增产15%。去年冬天又实现了全县高级合作化，由于组织起来的力量大、抗灾力也强，我们全县除部分地区洪灾比较严重有减产和保产外，全县还可以在1956年的基础上增产12%，争取今年大丰收。

解放前，巧家全县粮食总产量，仅达8000余万斤。解放后到去年，总产量已达到14300余斤，每人平均达588斤。解放前，全县仅有24万亩水田，到今年已达28.4亩，共扩大4万余亩。最近两年共兴修培修水利1974件。全县成立6个畜牧站，帮助高寒山区，改良系列牲畜，仅两年绵羊人工配种达3万只以上。解放前仅有少得可怜的28所公立学校，1000余学生；解放后到今年全县有150所学校、学生达1.6万余人，比解放前增加15倍，还有许多夜校和民办学校，龙三在的拖车衙门现在已变成了人民学校。解放前仅县城有一个帝国主义办的医院，解放后县城成立人民医院，病床增至22张，还在9个区设立了9个卫生所，及防疫站、保健站各一个，各地都成立接生站和掌心接生站，大大地减少疾病的威胁。人民购买力得到普遍提高，小河全区过去80%以上的人，终年吃不饱，穿不暖，拖车农民吃的山毛野菜达130多种，解放后，去年初级合作化后，第一年全区就增产207.4万粮食。龙云统治时代，全区仅有3所小学，有学生70多人，大部分是地主当权派的子女；解放后全区有两个完小，20个村小，学生达1600余人。解放前小河全乡300多户，杀年猪只有地主杀28头猪。到去年全部共杀年猪327头。解放前有109户住岩洞，解放后新盖房屋80多间，分得瓦房32间。拖车573户仅有20户未杀年猪，还由合作社供应。两社1954年才卖500斤余粮，合作化以后全社卖余粮5738斤，而家家够吃够用。六合乡342户，解放前仅地主富农有被子42床，1954年买105床，1955年买148床，去年买208床，解放后总共买557床新被盖。解放前只有龙三的狗腿镇长有1只手电，现在全乡有346只手电。坪地乡解放前一年就先后饿死了36人，解放后全乡1954年杀年猪155头，1955年杀263头，去年杀250头。安邦乡解放前仅有17人识字（多系地主），解放后有380人能识报和初识文字，全乡买水笔183支。该乡解放前一年先后饿死32人，全乡过去有183户吃山毛野菜，现在仅有8户缺粮，由国家供应。拖车全区最近两年来，共兴修水利248处，培修44处，解放前仅有2000余亩水田，到现在全区共有水田1.2万多亩。

右派分子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破坏中苏团结，达到反动阴

谋的目的，是绝对办不到的。我警告右派分子们：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人民彻底坦白交代认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是一条生路；另一条是继续顽抗，坚决与人民为敌，其结果是自绝于人民。二者何从何去，让右派分子自己选择吧，右派分子赶快向人民缴械投降吧，我们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坚决粉碎龙云的复辟阴谋

刘淑清的发言（摘要）

我完全同意郭影秋省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吴作民副省长、苟兴才院长的报告。以龙云为首的右派封建集团，解放前是长期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一堆大石板，解放后他们坚持其亲美、反苏、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顽固立场，继续玩弄其“滇人治滇”的阴谋，妄图使他们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统治在云南复辟。他们已成为云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我要和全省人民在一起为扫除这些绊脚石而斗争。今天我在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揭发龙云反党集团的一些罪恶活动。

残酷压榨云南人民18年、双手染满人民鲜血和吸尽人民脂膏骨髓的云南土皇帝龙云，无时无刻不在幻想恢复他对于云南封建割据的统治，他对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三大敌人的血腥统治，翻身做主，建设自己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生活是永远不甘心的。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蒋介石匪军，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迎接解放的时候，身居香港的龙云，就表现出万分忧虑的心情，唯恐云南解放之后，他的封建割据迷梦就将彻底破灭。因此他就要我转告卢汉说：“看来今后的天下，必然是共产党的了，云南要趁此时机，赶快起义才好，否则一旦解放大军南下，共产党完全成功，那么我们大家都无立足之地。”很明显，这是他要用假起义的手法来欺骗党、欺骗人民，妄图借此向党讨价还价割据地盘，保存实力，继续和人民为敌，抗拒解放。他表面上要我转告卢汉，要与边纵朱家璧取得联系，在经济上对朱家璧给点支持。但我问到军火如何接济时，他就支吾地说：“这话很不好说。”更证明他要联系边纵，只是一种阴谋，想从中进行欺骗利用，耍两面派手法，他是绝对不愿看到人民武装力量成长壮大的。他还担心卢汉不能完全理会和切实执行他的阴谋，又对我说：“如果卢汉对起义有顾虑的话，可由必要时我自己也可以回转云南。”其实他要安恩溥出面的所谓“起义”，就是要组织“共革盟”那样的地主武装来抵抗解放，妄图借此恢复他的“云南王”的宝座，继续割据一方，保持封建统治。在不可抗拒的人民革命的强大压力之下，卢汉终于起义了，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了云南境内的残匪，巩固了革命秩序，云南人民真正获得了解放；1700万云南人民莫不额手称庆。龙云及其右派封建集团处心积虑所要实现的以“滇人治滇”为幌子的封建割据阴谋破灭了，使得他从无限伤心到刻骨的仇恨。1950年他回到昆明后屡次对我痛骂卢汉“不听他的话误了大事，把云南送掉了”，并说“如果云南早起义，解放军不会进入，就可以像绥远一样得到 ‘保全’，一切社会制度可以一仍其旧，‘人民’受 ‘福’”。又说：“云南人民今天这样受苦，卢汉要负责任。”龙云的狰狞面孔从他这些谈话中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对于曾经被他统治过十八年的封建王国的灭亡是这样的不甘心；他对于党的领导和云南人民的翻身是这样的仇恨，无怪乎他对新中国的一切都要咬牙切齿地咒骂，这就是他以后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根源。

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靠山，封建地主阶级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墙脚，像鸭子巴掌一样他们是连在一块的。封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龙云早就和美帝国主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龙云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全数运存美国和香港，他心爱的子女几乎全部都送到美国和台湾。我在美国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子女经常和美帝忠实走狗宋子文往来。1950年还听他说要写信给宋子文，这说明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远在抗日战争期间到他离开南京前，他和美国驻国民党政府使节一直保持着联系，他的洋账房缪云台做了美国麦克鲁的顾问，他离开南京到香港又是飞贼陈纳德的飞机接送。这都说明，龙云老早就是以美帝为靠山，美帝老早就把龙云以及和龙云相勾结的罗隆基等右派分子作为培养对象，支持他们成为所谓“第三种势力”、美帝利益的代理人。因为龙云忠实于美帝国主义，反苏就成为他的本能，几年来无孔不入地破坏中苏友谊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一有机会就咒骂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拯救了欧洲和世界的文明，并帮助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摆脱法西斯奴役，获得解放，走上了真正独立和幸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美帝千方百计对人民民主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全世界人民无不愤怒，同声斥责，但龙云硬说这是“帮助”他们“纠正”错误。如说“美国有60个电台不断对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指出政治上的种种错误，要他们 ‘纠正’，因为美国拥有实力，他们不能不 ‘纠正’。”这和“美国之音”还有什么区别。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捏造种种谎言，对我们国家坚定不移的外交政策以及牢不可破的中苏团结，进行极为恶毒的诬蔑和挑拨，妄图破坏伟大的中苏友谊，破坏社会主义的坚强堡垒，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他和美国究竟有些什么勾搭，接受了些什么任务，一定要他老实交代。他不但极力诋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百般歪曲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还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硬说“第一汽车制造厂扩大了，浪费了资金，不结合国情”，并指责说：就是因为“迷信”苏联的缘故。

总之，在认贼作父和反动成性的龙云心目中，连月亮也只有美国的好，苏联人民的一切伟大成就以及中苏团结对于保证亚非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作用，他是矢口否认的，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成就和作用越大就越糟糕，因为对他们反动势力的复辟就越不利，所以他总要百般诬蔑、百般破坏，妄想从中苏的团结方面打开一个缺口，好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之下，实现其反动统治复辟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核心力量，人民民主专政是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武器。龙云对党、对人民民主抱有强烈的阶级仇恨，污蔑咒骂从未休止。美国反动刊物污蔑共产党说：“共产主义是理想的，共产党的手段是毒辣的，共产党人是可怕的。”这种反动透顶的言论，他不止一次地向我传播过，他还十分赞赏法国记者污蔑我们国家说“在政治上的收获是可怕的”这句反动宣传，说是“他们把中国的情形看透了”。这不是表明龙云的爱憎与我们的敌人的爱憎完全是一致的吗？他对于共产党和新中国是没有丝毫感情的。他还把美国百般阻挠我们代表进入联合国，说成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懂外交礼貌，要等学会了外交礼貌，国际间才和中国打交道”，这不是对我们六亿人民的最大污辱吗？

龙云对土地改革，更是坚持反对。他是拥有数千亩土地的封建领主，按照政策法令，应当退给农民的押金和罚款，他竟抗拒不理，还歪曲说，“云南没有押金，根本无押可退”，甚至无耻抵赖说：“如一定要退，请政府借款给我。”龙云真的没有钱退押吗？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在国内的财产价值已经不下数百万元，而十倍百倍于此数的巨款还存在美国、香港等地。我1949年在香港时，顾映秋还来托我转托影片公司经理，代向外国银行开立保险箱，相聚放黄金外币证券等。他的洋账房缪云台、至亲陈家骥一直在国外替他照管财产，1956年底顾映秋还亲去香港照料。但在减退和土改中，他一直抵赖，装穷叫苦，连我省农协会派人到北京向他催促交来往的旅费，他都要政府负担，真是无赖已极。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使中国5亿多农民永远摆脱了剥削和贫困，走上美满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挖掉了封建地主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基，龙云对此是十分不甘心的。他百般污蔑党和人民敬爱的领袖说，“毛主席把合作化搞快了，整错了，毛主席真毒辣，下得了手”；还造谣说：“党内有人不同意，但谁敢反对毛主席。”总之，广大人民认为好得很的就是龙云所诅咒的，广大人民所爱戴的就是龙云所反对的，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共通的感情的。

积极策划和支持龙云实现其“滇人治滇”的反动纲领，复辟封建割据统治的是以龚自知、安恩溥、禄国藩等为首的右派封建集团，他们都是一小撮从封建地主和军阀官僚营垒里分化出来的孽障。这一个集团的首脑人物龚自知是龙云的“智囊”，龙云在香港搞假起义阻挠解放军的时候，龚自知就参与策划，随后龙云又把他推荐回云南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作为他实现复辟阴谋的代理人。1950年龙云在去北京之前就曾给过龚自知港币一万元。龙云在1950年来昆明，龚自知1957年去北京，都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作过密谈。另一首脑人物安恩溥，是龙云反动军事力量的组织者。当抗美援朝战事激烈，美帝打到鸭绿江边，龙云逗留昆明，迟迟不回北京，当时地主恶霸武装四处骚动，安恩溥又唆使其弟安纯三叛变，我知道龙云在这时就曾交给安恩溥黄金100两，这100两的居心和用途是十分可疑的，此后龙云又以关怀旧属为名，在经济上接济一些旧军官，用意无非是收买他们，继续为他效忠。我在这里对龚自知、安恩溥、禄国藩以及参与这个集团的所有右派分子提出严重的警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必须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才能取得人民的宽恕。

最后，我警告龙云，你的罪恶是滔天的，你想再做云南土皇帝的美梦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如果你再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继续与全国人民为敌，历史的车轮一定将你碾得粉身碎骨。你只有老老实实迅速向人民缴械投降，低头认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才是唯一的生路，何去何从由你选择。

龙云时代反动派对待少数民族的罪恶罄竹难书

李光华、李光保、张石奄、徐永福的书面联合发言（摘要）

龙云、马伯安、秦凤翔、禄国藩等右派分子企图煽动少数民族反对党的领导，阴谋复辟，妄想重新骑在少数民族的头上进行血腥统治。我们必须给予严厉的反击。

右派分子向我们污蔑进攻一个主要方面，是土改、合作化问题。说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民主改革是制造民族分裂”，“合作化不适合民族地区”等谣言。事实怎样呢？从澜沧土改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已进入完整的封建社会，根据91个乡的统计，土改前占总户数6%的地主，占有土地总量27.1%；占总户数3%的富农和半地主式富农，占有土地总量8.93%；而占总户数91%的各族劳动人民，则只占土地总量63.4%。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的手中，生产力得不到发展。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统治和奴役各族农民，在经济上残酷地剥削和掠夺各族农民，如一碗豆豉、一双鞋子、一个土烟锅就能盘剥农民一分田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试问右派分子，这不是客观存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又是什么？

由于各族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认识到不摆脱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就不能解放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经济和使民族繁荣，因此，民主改革就成为各族劳动人民正义的、合法的基本要求。作为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共产党，英明地根据边疆的特点，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政策，即和平协商政策进行民主改革，在土改中对上层地主一直是本着团结、教育、改造和协商的原则，从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反复协商，取得了多数上层地主的赞助和同意后才开始土改，而且给予上层地主若干照顾，在政治上给予团结教育和改造，有的还给予适当的安排，在经济上除没收多余的土地和废除高利贷外，其他财产均未触动，其土改法是先留后分，土改后对某些劳动力弱的上层地主（实际上是不劳而食所致）还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这是对上层地主一向剥削行为的宽大照顾。这与右派分子所说的“惨无人性”的污蔑是有天渊之别。

经过土改，100个乡共没收了地主阶级的水田约17万亩；山地约8万亩（缺9个乡）；园圃约5万亩（缺9个乡）；山林257.8万多株；竹栅，果树及其他经济作物14万多株；废债半开127万元，人民币1.3万余元，大烟3.7万余两，银子150两，谷子300多斤；协商购买地主阶级的耕牛2800多头。在100个乡的范围内根本上摧毁了封建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体上满足了各族人民的土地要求。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占户数6%的地主只占土地总量的6.87%，占总户数91%的各族劳动人民占有土地总量的84.27%。在右派分子看来，因摧毁了他们阴谋复辟的封建社会基础，发出了哀鸣“糟得很”。在我们各族人民看来是好得很，是历史上难忘的翻身大喜事。

经过土改，培养了大批的骨干积极分子，建立了农村人民民主政权。培养了大批的民族干部，培养提拔了一批县、区级少数民族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和汉族干部的帮助下，许多工作特别是重大的工作都是民族干部去进行和处理，这与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挑拨“几个汉族干部包办代替”是不符的。

在土改的基础上，各族劳动人民，又积极要求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全县已组织起来的2341个互助组和114个合作社，较之未组织起来以前普遍增产。如许六区红旗社解放前1947年每人平均收入粮食356斤，1955年土改后每人平均收入645斤，办社后的1956年每人平均收入948斤。比办社前的1955年增产47%，比解放前1947年增产166%，充分地显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这些事实，有力地粉碎了右派分子的谰言。

右派分子攻击我们的第二个主要方面，是所谓的“今不如昔”，公开造谣说“少数民族的生活不如解放前”，“今天的省长不如过去的龙云”等。这些谣言，值不得一驳，但是必须反击右派分子的阴谋，我们不得不回忆一下他们的血腥罪恶。大家知道，龙云统治时代，云南是中国的“鸦片王国”，而澜沧又是云南的“鸦片烟都”，龙云每次派其亲信担任澜沧伪县长。自1927年开始，在“禁烟”的美名下，每年以征“烟苗捐”无偿地搜刮几万两。1937年乘抗日机会成立了鸦片“统运处”，澜沧设立“统运局”，实行垄断贩卖。派大恶霸张孟希为统运机构的负责人，率领200多私人武装，以征“广税烟”，廉价强卖“公卖烟”和“余额烟”等名目进行勒索抢虏，每年要征、卖、抢共十余万两，迫使不少的人民卖田卖地，甚至借高利贷来缴纳派定的烟税，有的倾家荡产逃往国外。而龙云却将大烟运往昆明、重庆、武汉大发横财。1939年龙云为实行所谓的“改土归流”将当时属澜沧的沧源改为设治局，进行血腥统治，结果激起佤族人民的抗拒，龙云即派其反动部队前往镇压，为此澜沧下久的十余个傣族寨子惨遭烧、杀、抢掠，致使无法生活的百多户人迁往国外，而荒芜了大片肥沃土地。1940年龙云派其妻的妹夫陈家骥任澜沧伪县长时，又因搜刮黑山拉祜族的大烟，引起武装反抗，陈就血腥镇压，杀死无数善良的拉祜族人民，抢掠了全部家具牛马财物，并将村寨全部烧光。类似这样的罪恶真如龙云所说的“罄竹难书”。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边疆少数民族的落后、贫困和被统治、被残害，正是历史上龙云之流的反动统治者的罪恶。

解放以后，澜沧地区在党和上级政府的领导下实行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建立了区域自治，各族人民从被统治奴役的时代，变为当家做主的时代。几年来在生产的发展上，党和上级政府给予大力的支持，仅1952年到1956年所贷放、救济的各种款项，每年平均约合94.4万元。经过土改、逐步实现合作化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措施后，生产已大大发展，过去称为“鸦片烟都”的地区，种植烟毒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以去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计，每人平均已达477斤，比解放前每人平均100多斤到200斤有了显著的增加（据岳愚同志谈目前每人有475斤），加上副业和经济作物的收入，生活较之过去大有改善了。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了文教卫生事业，1949年有完小6所，初小21所，共有学生1055人，现有完小19所，初小98所，增初中4班，总计中小学生9677人，较之1949年增长8倍多，少数民族学生占40.6%。这就粉碎了右派分子诬蔑党“不重视少数民族的文教工作”的谣言。卫生事业上也有显著的发展，就以县府所在地勐朗坝为例，解放前是烟瘴出名的一片荒坝，疾病流行死亡众多，解放后，已建设为一个边疆繁荣的小城镇。解放前疟疾虫的密度达到23.12%，是超高度疟疾区，到1956年疟疾虫的密度减为0.76%，变成了一个基本上的非疟疾区。过去普遍流传的一句话“要过勐朗坝，先把老婆嫁”，也成为历史的传说了。

所以当群众回忆对比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反映，解放前有八多：受压迫剥削的人多，抓兵派款多，土匪毛贼多，无田无地的人多，无耕牛农具的人多，当帮工做牛马的人多，荒田荒地多，无依无靠的人多；解放后有十多、五快、三好，十多是：粮食牲畜发展多，有田有地的人多，修河挡坝多，有吃有穿的人多，工业品多，政府帮助多，学文化的人多，农民当干部的多，英雄模范多，歌声笑声多；五快是：生产发展快，生活改善快，政治思想提高快，社会主义来得快，和平力量发展快；三好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好，民族团结好，组织起来好，这就是各族人民根据亲身体验所作的评论。

为什么右派分子硬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进行诬蔑呢？道理很简单，因他们的本质是与人民敌对的。他们不甘心死亡，阴谋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妄想复辟，企图背道而驰地将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坚决地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彻底粉碎右派分子的一切恶毒阴谋，同时，对反动地主、富农的造谣和反攻倒算、反革命的猖狂破坏，都要予以严厉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