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龙云黄绍竑等的反动言行 卢汉发言吞吞吐吐没有认真揭露龙云的丑行

载新华社社讯：卢汉说，龙云的反动言行经过民革和人大代表云南小组的多次揭发和批评，这些批评“没有脱离实际和过火的地方”。

他说，他和龙云的“私人关系是相当深的”，龙云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没有建立真实的情感，到今天还冒出了反苏、反党、反社会主义和违反民族政策的谬误思想和言论，他感到“非常难过，非常痛心”。卢汉说，龙云不该“8年来不求上进，乱说乱讲”。他感到平时对龙云“帮助不够”，他自己“应深刻检讨”。

卢汉还说，他由于考虑到在大会上给龙云提意见，龙云不但接受不下去，而且对他的改造和帮助也不大，所以过去他就没有在大会上提龙云的意见，在会后总找龙云“解释、说明，打通思想，指出错误”，他说他这样做，对龙云“多多少少还有些帮助”。

卢汉认为，从龙云“最近的文字检讨和言语行动表现”来看，龙云“有了一定程度的觉悟与变化”，但是他说，这些还不够彻底，他希望龙云及早觉悟，改掉“喜欢听顺耳之言的脾气，深刻检讨”。

卢汉发言后，吴茂孙批评了卢汉的发言，认为他“吞吞吐吐，腰杆不直，不肯揭露一点事实”。吴茂孙说，反右派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上划清界限。他说，“私人感情重要？还是政治问题重要？”他劝卢汉仔细考虑。

吴茂孙还说，卢汉原先不愿在会上发言，现在能谈还是好的，但他希望卢汉能够揭发龙云的错误，真正参加反右派斗争，“否则自己会变成右派”。

对龙云等右派集团的斗争

高蕴华的书面发言（摘要）

一、龙云血腥统治云南18年，其贪污横暴，经全国全省人民揭发，真是罄竹难书，现在，又借帮助党整风，联合国内民盟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民革右派分子黄绍竑、陈铭枢，云南省内龚自知等爪牙，全面向党进攻，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极其荒谬的毒素，分陈如下：

二、龙云投降日本，早蓄志于1939年，至将汪逆精卫欢迎到昆明以后，卖国行为极为显著。在1940年日本飞机大队在昆明上空盘旋之前，约半个月，香港富滇分行行长萧寿民（龙云驻港代卖锡、钨、锑的亲信人，曾留学日本）为日本驻香港少将某某派回云南，加强龙云地位，因风声太大，不好进入昆明，所以托言在可保村葬父约龙云去参加会葬，前往可保村会面。在日本军队占据独山和本省腾、龙以后，就不再前进，使他的云南王的梦想不得实现，大为失望。

三、龙云在解放前夕，召安恩溥到香港接受旨意，回滇掌握军队，组织西南人民革命军，组织龙三、龙奎垣、安纯三、安尊三、陇承尧等若干纵队，各纵队的政委，均由安恩溥兼办的省训团人员派往充当。令禄国藩到新平、墨江、思普一带，发动地主武装，组织共革盟。禄国藩在思普召开土豪劣绅大会，以反蒋为幌子，实行反共，消灭边纵队，杀害男女学生青年志士多人。这样重大罪行，禄国藩现在尚妄图抵赖，拒不交代。

四、在帮助党整风当中，他们野心不死，利用机会，将整风变为反党。外面由龙云联合民盟、民革右派分子，省内由龚自知交代说出以安、禄、龙等核心人物，结合外围谢崇文、陇生文、陆铿、余健勋等，四处点火，八方呼应，为“滇人治滇”之计划做准备工作，事实昭然。

龙云反苏、反民族团结、反民主国家互助和昧于国际主义等狂悖言论，岂能说成血压高，偶然冲动之行为。又如污蔑六亿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像个“土团总”，禄国藩说郭省长不如龙云等，荒谬万状之处，尤令人发指。以这样一个全无心肝之人，和他们一小撮右派反动分子，忝居国家崇高地位，和光荣的人民代表太不相称。此次全省代表大会，各位代表同志对于他们一再祸害党与人民，全无悔过之心之人，今日若不加以清除，等于将一个定时炸弹，置于人民内部，不只宽大无边，而且为害太大了。愤慨陈词，请各位批评。

《思想检讨——龙云的发言》

龙云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最近在人大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为讨论国家决算、预算草案时，曾经提出了谬误的意见，会后自己就感觉不对，我当时以为自己是人大常委，在会上向党和政府建议是可以的，并且常委会是工作会议，即或有错误也无大碍，后来才想到，在这样重要的会议上，不应该随便说话。接着第二天常委会继续开会，我请假没有出席，等到在民革中央小组的座谈会上，王昆仑同志把在常委会批评我的错误发言传达了以后，李主席和各位同志对我的谬论，提出了善意的揭发和批评，其后又在人大云南小组会上，各位代表对我进行了批评，我才更了解自己的发言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中苏友谊团结，社会主义的建设，党的领导都有坏的影响。因此，情绪非常不安，精神十分痛苦，经过了一段时间，反复地检查了我自己的错误，才明白是由于我的阶级出身，蒙蔽着自己的眼界，加之学习不够，对很多问题认识不清，观点模糊，立场就不易站稳了。现在仅就自己的觉悟程度，将同志们对我帮助的主要问题，着重地进行深入检查。

一

在没有批判我的严重错误之前，我想略为谈一谈自己的思想模糊和立场不稳的根源。从思想本质说，我的主导思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又掺杂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思想，我生长于少数民族的封建地主家庭，一方面受到封建道德和伦理的教育，另一方面受到民族歧视和压迫，清末民初，投身军伍，又渗入了军国民思想教育，同时，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给了我很多的影响，于是由狭隘的所谓“忠君爱国”的观念，发展成为“富国强兵”的思想。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主持一省军政，剥削压迫云南人民达十余年，就造成了唯我独尊、自高自大的封建官僚和军阀作风。抗日时期，蒋介石假抗日之名，行独裁之实，排斥异己，媚外求荣，我才反对他，仇恨他；这时，进步人士内迁，民主力量汇集昆明，大家都痛恨独裁，渴望民主自由，这是十分符合我的主观愿望的。我为自存与适应潮流，所以才接近中国的民主力量——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打倒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国家，但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抗日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准备内战，即勾结美帝以阴谋毒计把我调离云南，到了重庆，这时，蒋介石想独吞胜利果实，专横暴戾，因此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在舆论压迫下，召开旧政协，但墨迹未干，又被其撕毁破坏，使我义愤填膺，更仇恨他，更反对他，并想竭尽绵薄，如何来拆蒋介石的台。但这时的心境，我只认为共产党是当时国内反蒋的巨大力量，所以我才更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但反蒋并不等于革命，从今天来看，这是有原则性差别的，也就是立场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本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我在思想意识上却没有生根，因为接受党的领导，不应当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很好地贯彻到行动中去。八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对我的知遇与优渥，在思想上使我反而松懈和自满了，在以往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运动中，我没有主动争取到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求得锻炼，对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的学习也不够，所以由旧社会带来的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几乎原封不动，并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还未建立，对资本主义（包括美帝）的仇恨亦未建立，因此敌我不分，爱憎不明，也就谈不到正确的阶级立场。因此，我在参加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及平日言语行动中，都经常从老一套的思想意识出发，有时对党和国家的一切措施，多少有些抵触和距离，随便讲话，丧失立场。

以上就是我从思想上发掘错误产生的根源。由于阶级本质的局限性和以上所追查的思想根源，对一切新事物，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从目前利益出发，没有长远打算，只从片面、局部来观察问题，没有认识整体。总之，以感想当政策，传闻当事实，以耳代目，因此，数年来产生一连串的错误言论。例如：在减租退押时，我竟希望“有押退押，无押不该要”。土地改革我是拥护的，但我希望和平土改，不用斗争方式，思想上是对地主阶级和旧官僚同情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我也认为搞得过火，冤枉了一些“无辜”的人。农业合作化，我认为很好，但我觉得发展高级社太急太猛，反使农民生活困难，以及最近在帮助党整风的初期，我还说“过去几个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民主人士对党提意见，没有做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我对这些运动的错误言论，都起了不利于人民的作用，并忽视成绩，夸大缺点，不经调查研究，信口开河，既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又没有受到这些运动的教育。这次经过同志们的分析批判，确实使我受益很大。

二

关于这一次我在人大常委会上有严重错误的发言，充分暴露了我的封建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本质，突出地表现了违反国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违反宪法所规定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论我主观的愿望怎样——是从狭隘的“爱国主义”出发也好，或是从考虑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提出也好，但这种荒谬言论在客观效果上，引起了“挑拨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的。而且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因此，我十分感谢同志们一切善意的帮助，使我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作进一步的认识。

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首先我对这个战争性质的提法就提错了，抗美援朝，是为了保家卫国。美帝循着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打到鸭绿江边，我们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为了得到和平的环境建设祖国，是不能不予以反击的。因此，抗美援朝，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侵略的正义战争，但首先是我们自己保家卫国，而并不等于和苏联开合股公司。我们自己的事，怎能斤斤计较，要朋友来负担经费，这正是露出了我剥削阶级的本质，何况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取得，虽是全国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的结果，若没有苏联大力的帮助我们装备陆、海、空军，替我们守住旅顺、大连，加之有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威力震慑，又怎能打胜仗呢？我不但没有衷心地感谢这种国际主义的、伟大的友谊，而却以怨报德，这确实令人不能容忍。

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借以缓和国内经济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以美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横财的租借法案来对比苏联对我国的借款，又把两者等同起来，这实在是敌我不分，毫无人民立场了。不论从哪一个角度上提问题，首先不分清敌我，必然要淆乱是非。这种没有是非界限的提法，虽然我自己以为是“爱国”的，而人们就要问：你爱的是什么国？虽然我是想建议请求苏联同意我们延期归还借款，以缓和国家的经济紧张，实际就等于说“苏联不如美国大方”，这也就是没有和美帝划清敌我界限。而且，我还抱怨说“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更不能不引起人们要问：不为社会主义而战，难道要为资本主义而战吗？当然，事情很清楚，这不是一个语言修辞问题，而是一个观点立场问题，我因观点模糊，毫无立场地引用“历史事实”来说明，没有把敌我的界限划清，其结果就很明显地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不是向苏联一边倒，而是反苏，不是仇美，而是崇美，更谈不到有任何国际主义的气息了。不但没有促进中苏友好的团结，却起了破坏的作用，经大家指明，又回忆到我访苏的情况，苏联朋友对我伟大而深刻的友谊，确实惭愧万分，自己没有一点热爱社会主义国家、热爱苏联的思想感情，这对我真是一课深刻的教育。

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这种问题的提法，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算倒账”的思想，不管人家千般好，只要一桩不如意，就板起面孔，不讲交情，而且这种说法，正是1945年蒋介石集团用来做“反苏、反共的口实”，而我竟毫无原则地滥用，不能不使人们质问：你是代表谁讲话？何况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鉴别。同时，建国以来，苏联帮助我们设计和供应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项目，并且帮助我们建设了伟大的长江大桥及许多重要铁路，都是和苏联无私的援助与专家们的辛勤分不开的。而我竟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何等近视！并且公然引用过去反动派“反苏反共”的口实，向苏联“算倒账”，扪心自问，无地自容，尤其最近看到美蒋竟利用我的谬论挑拨中苏感情，这清楚地说明了敌人爱的是什么？人民恨的是什么？也说明了我自己强调的动机是怎样？效果又是怎样了。这实在是一个反动立场。所以同志们说我“这简直是太没良心了！”我认为是严正的谴责。

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这说明了我既无远大的眼光，又无磅礴的气魄，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紧把细持，量入为出。没有清楚地知道，我们国家经费虽有困难，但我们援外经费是根据自己的能力，用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及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援助了邻邦，就等于加强了自己的国防，帮助这些国家，也就等于阻止了美帝建立军事基地，支援亚非国家，就是支持了世界和平，更没有意识到坚决反对美帝是尖锐的敌我斗争。而我只从自己过去的小天小地来设想，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这是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事业，也是“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宏业伟图，经过同志们的分析批判，使自己确有“井底蛙”之感。

从以上四个主要问题的再认识，使我深刻了解到：虽然我当初在发言的动机上自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实际的客观效果却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这种严重后果，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三

我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和此次人大云南小组会两个会上，都谈到了少数民族问题。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许多谈话，是有很多错误的。

1．关于“少数民族，自古以来没有那么复杂，大家都是一个祖先”的问题，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我才认识到，确实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和荒谬的。

这种谬论，我是根据《汉书》所记载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加以自己的推想，“也许是同系一族，因地异名”而来的。我毫未意识到《汉书》是封建帝王的“起居注”，是大汉族主义的“歌颂录”。又没有民族起源、演变和发展的科学知识，竟自“泥古不化”地武断说，少数民族是“一个祖先”。虽然后来又说“现经专家研究鉴定，云南有二三十种，接近事实了”。但也意味着“同系一族，因地异名”。并且还说“从行政的观点来看，分多了不好，增加工作和安排的困难”。这种说法，显然是否定了今天少数民族的独立存在和他们应享有的自治权利，并产生了破坏民族团结的作用。同时，还抄袭大汉族主义的口吻，散布了“同化”少数民族的毒素，谈到我的“民族概念”是“到哪里就是哪里”，我在昆明时，就是“昆明族”，今天在北京，就是“北京族”。这简直是把民族与籍贯的含义，都完全混同了。不仅违背宪法所规定的民族政策，连少数民族的立场都没有了。这是极端谬误的。

2．关于民族干部问题，有人说：“少数民族自治，汉族干部当家。”

这话，含有挑拨的意思。所以，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建议：“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有行政工作和管理事务的本领，使汉族干部逐步减少，少数民族干部逐步增加，确实能负起责任，真正当家做主。”这番话，我因道听途说，词不达意，使人意味到是要使少数民族脱离共产党的领导，自己当家做主，否定了党在贯彻民族政策上的领导地位，并否定了先进民族带动落后民族的原则。

我看到国家预算中对少数民族自治区域的建设及生活补助，支出很大。所以，我想鼓励云南自治区人民“自己要努力生产，达到自给自足，减少国家长久负担，自力更生”。因此，形成了完全忽视党对少数民族的关怀、照顾及取得的卓越成就。上面这些错误，我是应负责的。

我是彝族，历史上是受歧视和压迫的。到了我成为一省的封建统治者，因此，就忘本变质，不仅对少数民族没有一点关怀照顾，反而骑在少数民族头上，剥削压迫，放纵自己的亲族部属进行贪污、勒索和迫害。更谈不上给少数民族自治权利。我是十分对不起云南人民和云南少数民族的！

解放后，我虽参加了政府工作，但我对党的民族政策不深入学习，又多年不回云南，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情况，了解不够，就凭着一点地方民族主义的感情出发，偏听偏信，一知半解，以致思想言论上发生谬误，产生反对党的领导、否定民族自治权利和破坏国内民族团结的后果。这是使我愧恨无极的！我今后应该好好地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彻底纠正我的错误思想。

四

回忆我在解放前，避居香港，对革命的贡献极微。但在开国之初，人民政协就选我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真是感激无量。1950年邀我来京，从政治待遇说，我受到党的重视和优待。例如：云南人民原是恨我入骨，但在党的说服和谅解下，选我为人大代表，又选我为人大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我们民革组织选我为副主席。这种感激的心情实非言语可以形容。说到生活上，我常说：今天的生活，是我一辈子最满意的一个时期，这是党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八年来，自己养尊处优，没有好好学习，得到应有的改造，辜负了党和人民对自己的爱护；又以年事较高，更没有认真严肃地考虑到我的一言一行，可能启发来兹，对国家、人民会发生影响的。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也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因此，言过其实，一错再错。经过这次深刻的教育，使我既惭且愧！说良心话，我对党感激不尽，怎么会反对呢？难道我还想复辟，让美帝来奴役中国人民，让蒋介石对待“叛徒”的手段来收拾我吗？就以八年来国家各项建设的巨大成就来说，事实俱在，人所共见。以我国地广人多，不易治理，几年来，兴利除弊，百废并举，建树之多，史无前例。这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在前进道路上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但党和政府是随时在纠正错误，改进工作，且抱着百倍的信心和力量去克服的。可是，我在新事物的面前，总喜欢吹毛求疵，偏信缺点，甚至杞人忧天，这是很不对的。

再说苏联是我们伟大的邻邦，如果我们不依靠苏联，那只有孤立无助。她和我们是休戚与共、利害相关的。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是社会主义阵营反侵略和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证，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去年我随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各兄弟国家，在苏联受到了热情的招待，国家领袖人物对我亲切叙谈和无比的关怀，我感到十分温暖，有如家人团聚。于公于私，我们的友谊都是珍贵的，可感的，不应该还有半点反苏的思想和情绪。但我的发言中，却适得其反，这是我非常痛心的！

现在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路线的斗争。经过这次反右派的斗争，我开始认识到这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上肯定的；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全国人民坚定不移的道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是我国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团结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大家庭，是宪法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贯彻执行。八年来，我处在推动历史前进和巨变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应该有所进步。但由于自己学习不够，思想远远落后于客观现实，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而我的思想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经过这次各方面对我善意的揭发、批评，受到了很大教育，我深深地痛悔前非！今后，我要坚决站稳人民立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改造自己，决心丢掉旧思想、旧作风的包袱，诚心诚意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一边倒向苏联，请各位同志给我指正！

最后，我以目前的政治地位，在几次的发言当中，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对国际团结、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都起了不利的影响。午夜思维，愧悔交集！我除向组织和人大云南小组作检讨外，请求党和政府给我以应有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