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外交(国际战略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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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美国文化外交

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段时期是美国文化外交实施的低迷期。由于冷战的胜利,美国的部分决策者认为文化外交的使命已告终结,文化外交的主要执行机构——美国新闻署也于1999年解散,文化外交回归到国务院的教育与文化事务局。这一时期,公共外交的资金大为减少,留给文化外交的份额也就随之大幅缩水。由于资金短缺,交流项目也减少了许多。比如,国务院与埃及、沙特和也门的交流减少了21%Peter G. Peterson,“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Foreign Affairs, 2002, p.92.。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增加了16%,而在中东地区文化交流项目的投资平均每人的减少超过了33%Injy Galal,“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US Public Diplomacy”, Global Media Journal, Vol.4, Issue 7, 2005.。此外,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也不同于冷战时期,当时的主要对象国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在这一时期,文化外交的对象国有所改变,相应的一些活动内容也随之改变。

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化外交在美国外交史上仅仅是一朵没有绽放的小花,没有发挥出文化外交应有的作用,但是,文化外交在公共外交的理念上得到了更清晰的认识。克林顿总统任命约瑟夫·达菲(Joseph Duffey)为新闻署主任。达菲曾担任马萨诸塞大学和华盛顿美国大学校长的职务,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指出:国际教育、全球课题及文化交流是公共外交的基本要素Joseph Duffey,“Interview with 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 Society, 1999。转引自仵胜奇《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第175页。。也就是说,在公共外交中,文化外交起着根本的作用,文化外交的相关项目构成了公共外交的基本元素。在这一理念的作用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务院用有限的资金大力支持中东的富布莱特项目,尤其倾向于巴勒斯坦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另外,在“国际访问者项目”等交流活动中,美国接纳了60位巴勒斯坦人员到美国进行访问项目的交流学习。

此外,美国政府机构对从事公共外交的法律义务进行了重新修订。1999年4月30日,克林顿总统颁布了总统决策指令(PDD -68)Margaret C. Ayers, Promoting Public and Private Reinvestment in Cultural ExchangeBased Diplomacy, Robert Sterling Clark Foundation, N. Y. : New York, 2010.。该指令扩大了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范围,超越了美国新闻署和国务院,包括所有的政府机构,并下令设立国际公共信息体系(International Public Information,简称IPI)来同时运作海外计划的信息目标、主题和形象,减轻并清除危机的影响,影响海外公众以有利于美国政策目标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77, 2006。华盛顿大学网站,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7/index.htm, accessed October 12, 2012。。总统决策指令PDD-68还下令要求来自“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商务部和财政部以及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的高级官员建立国际公共信息核心小组(IPI Core Group),由国务院主管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负责”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77, 2006。华盛顿大学网站,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7/index.htm, accessed October 12, 2012。。国际公共信息核心小组整合国际和国内公共外交活动以达到“和政府战略信息活动同步的影响”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177, 2006。华盛顿大学网站,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177/index.htm, accessed October 12, 2012。。核心小组的建立整合了公共外交的力量,也更加明确了文化外交的目标。

但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文化外交规模有所缩小、预算经费也大不如前、影响力日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