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 大众化命题的提出与概念界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从理论层面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提出及其演变进行考察。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实践，结合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认识，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涵，把握其实质，这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从它作为一种普通的社会思潮传入中国，到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并不断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其间，中国社会依次经过炮火硝烟的战争革命、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等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在这伟大的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等命题被相继提出来，其内涵也在最初历史语义的基础上不断地延伸和拓展。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36]，坚决反对“左”、右倾错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背景

实践是人类认识的来源，命题作为人类认识的产物，是“人类认识之网”中的“纽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命题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和价值诉求，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改造我国社会，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产物。这一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实践背景、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理论背景，是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思想与文化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教条主义与中国革命的两次失败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37]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生长的土壤。反对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从教条主义樊篱到自由王国的跨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历史语境和价值诉求。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党的纲领明确规定了“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等[38]。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建立实际上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如何开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现成答案。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独立地思考和探索。因为理论准备不充分，实践经验缺乏，以及对中国国情不了解，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唯共产国际指示是从，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用现成的公式来裁剪中国革命实际，一度犯下极其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多次遭受重创，濒于绝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究其认识根源，一方面，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理解。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性质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认为中国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39]。这对于提高党员的认识、动员各种革命力量参加革命起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对民主革命教条主义式的理解和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错误估计，他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政治革命基本内容，错误地认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民族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领袖应该是中国国民党”[40]，工人阶级“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41]，“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42]。结果，致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43]。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错误决议和指示的盲从。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客观而言，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对中国革命有过许多正确指导和物质援助，对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也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策和指示。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难以摆脱这些错误思想，往往只能教条主义式地盲从，这对酿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重要影响。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后来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44]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45]。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难以抗击共产国际的错误决议和指示，陈独秀对其的盲从，成为其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三次“左”倾思想及其错误路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错误地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内部的根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革命潮流就不可能是低落，只会是“一直高涨”，从而犯下两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例如，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爆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46]对中国实际情况了解不多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也同样主张“无间断的革命”。后来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也认为：“目前革命形势无疑的是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的条件，在全国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47]这些思想和主张机械地、教条式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路线和策略，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的损失。

在批判和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过程中，王明乘机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从而形成中国共产党内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王明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阶级、雇农和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加上城乡的广大的半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的下层”[48]。他不清楚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性，简单地认为“资产阶级的大中阶层及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汪精卫改组派、胡适之民权派、陈独秀托洛茨基取消派等），都各是反动营垒的一翼”[49]。他强调：“从全国形势一般看来，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50]“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51]由此可见，王明“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52]。而且“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53]，因而其影响和危害更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和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或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或表现为‘左’倾机会主义，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都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54]。右倾机会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两次失败都曾使党的力量遭受极大的削弱，几乎濒临覆灭的危险。”[55]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000多人。反思这些错误，不难发现，教条主义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和思想根源。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56]所以，不论是右的错误，还是“左”的错误，都毫无例外地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

2．共产国际七大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

澳大利亚学者尼克·莱特认为：“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简单地局限于自然或文化的影响，而对周边以外的国际状况无任何兴趣观察的一种狭隘的幻想产物。”[5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一个时代性的话语，它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实践背景，而且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受到时代大潮的推动，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具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全面展开，共产国际调整策略，我国民族主义空前高涨，这些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直接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一是共产国际策略方针、领导体制、工作方式的调整。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危害程度最大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德国、日本等国家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法西斯独裁专制的道路。在世界法西斯主义势力日益猖獗的严重局势下，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皮克《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指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在决定任何问题时，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出发，而且一般说来，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党的内部组织的事务。”“有系统地帮助各国党造就和教育干部及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要避免机械地把一个国家的经验套用到另一个国家，避免用一成不变的方法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58]这些适时调整的策略方针，及时转变的领导方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推进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并为中国共产党反对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提供了重要武器”[59]。

一方面，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思想环境。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以前，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和思考。例如，1919年8月，在“主义与问题”的论争中，李大钊就指出，各种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60]。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与指导下成立并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以俄为师”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遭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共产国际的威望依然丝毫未减。因此，如果不是共产国际通过这些决议亲自给中国共产党“松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肯定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此后共产国际不再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从而能够根据中国具体实际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在理论上开始频繁使用与“中国化”概念非常接近的“民族化”“具体化”等提法，“中国化”的命题已经呼之欲出。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领导体制和工作方式的决定，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而且在组织上也同样获得了很大的独立性，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非常难得的历史契机和组织保障。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支部。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都受共产国际领导，在其指导和帮助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共产国际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各国党作为支部和执行机构，组织和思想的独立性严重缺乏，其组织人事、重要活动的决策权等都属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各支部必须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常务局的各项指示”，各支部的中央领导机关成员“只有征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才能在改选前卸除委任”。同时，由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关系长期错位，苏联共产党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共产国际的决策实际上成为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斯大林的发号施令。“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虽然列宁主观上并不是这样想的。”[61]因此，在这种领导体制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非常缺乏，一切都得按共产国际指示去办。李维汉回忆说：“我们当时对国际代表，确实是言听计从的。”[62]

1935年1月，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共产国际对遵义会议及其成果，并没有积极地反对，而是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之所以采取这一态度，固然与教条主义的领导确实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共产国际正在准备实现策略转变和工作方式转变。”[63]尽管共产国际的这一态度显得有些言不由衷，但不管怎么说，这一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是有利的，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契机。抗战爆发后，王明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思想上扰乱独立自主的原则，组织上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此时，共产国际进一步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64]共产国际的这一态度，实际上是承认和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袖地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内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民族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强烈的也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意识形态。但是，“民族主义只有在短暂的时段内变得极为重要，即在民族建构、征服、外部威胁、领土争议或内部受到敌对族群或文化群体的主宰等危机时，民族主义才显得极为重要”[65]。九一八事变后，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出现近代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国共两党、各族人民、社会各界、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等全民广泛参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起就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卢沟桥事变次日即通告全国：“平津危机！华北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时，国民党也改弦更张，与共产党握手言和，共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至于军队以外的中国其他民众，大部分都是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些简单信念支配之下，争先恐后地为抗战事业尽一己之责。当时上至高官显贵、学者教授，下至农夫工友、苦力挑夫，甚至于乞丐娼妓、游民小偷，到处都有毁家纾难、舍身救国的动人事迹。”[66]全民抗战的国内环境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67]。

首先，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华民族觉醒，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营造了社会氛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激发出中国人最彻底、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像一个现代民族那样同仇敌忾，奋起抵抗。”[68]这种民族主义感召下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营造了浓郁的社会氛围。其次，民族主义强化民族本位意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动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但是，一直以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影响，中国共产党难以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坚持民族本位，肯定传统文化，力主民族自决自立，从而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直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最后，民族主义汇成“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供了思想资源。抗战时期，“中国化”思潮取代五四运动以来的“世界化”思潮成为主流文化，全国到处弥漫着“中国魂”“中国味”“中国精神”“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等民族主义思潮，这不仅营造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文化环境，也为提出这一命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

3．新启蒙运动与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文化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离不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运动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再到抗战时期延安革命文化运动的演进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重要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依据。

第一，新启蒙运动的思想铺垫。1936年9月，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主张组织哲学上的抗日民主的大联合，得到了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特别是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新启蒙运动由此兴起。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结和反思，新启蒙运动不仅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以及“打到孔家店”“文学革命”等内容，而且赋予了这些内容新的内涵或要求。例如，新启蒙运动将“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陈伯达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69]新文化运动干将何干之在概括新启蒙运动的性质时将爱国主义列为新启蒙运动的首要目标。他说：“以爱国主义为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方法，来提倡理性思想，而达到建立现代中国的新文化的，就是新启蒙运动的信条与目标。”[70]同时，新启蒙运动通过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加以简单否定或肯定的错误，提出尊重民族文化，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培养民族自觉自信。例如，对于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这两个口号，张申府认为“不但不够，亦且不妥”，应转化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71]。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内容，张申府认为：“在文化上，这新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也就是说，新启蒙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72]。同时，他还认为：“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73]新启蒙运动因其成员复杂性及其理论自身的矛盾性，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迅速裂变与终结。但是，这一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作了思想铺垫。“启救亡之蒙”的时代要求，迫使新启蒙运动迅速转型，由此推动了延安的革命文化运动。正是后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有着更加直接的关联。

第二，延安革命文化运动的直接推进。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重视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进步思想和文化的中心。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李初梨等一大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沦陷区、国统区及海外来到延安。一时间，“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74]。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将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主旨光大，而且将“文化的民族性意识”“文化运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等问题带进中国共产党党内，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性”和“民族化”意识觉醒，直接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首先提出“文化运动中国化”问题，强调现阶段（抗日战争开战以后）文化运动的内容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该文指出：“民族的文化是要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要激发民众抗战的伟大力量，必须使文化运动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结合。”“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因此，要加紧“文化的大众化运动”，“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75]。同年，《解放》周刊刊发《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李初梨在文中指出了“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通俗化不够”的缺陷，提出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广泛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的文化运动任务[76]。虽然李初梨只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任务，并没对其具体内涵作出详解，但是这一全新问题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作了重要的思想铺垫。总之，从文化思想上说，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离不开抗战时期新启蒙运动和延安新文化运动的文化背景，特别是受到陈伯达、艾思奇等“新启蒙运动”者的直接启发。

4.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呈现日益深化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生成与发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被列为“禁学”。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进一步传播，而且广泛深入地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指出：“中国自一九二七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77]艾思奇认为：“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78]吴西岑说过：“‘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79]甚至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世界思想界中”已经“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80]。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1937年李达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影响较大，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同期，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的高潮。《资本论》（第1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在此期间问世。“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达113种之多。”[81]其中，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至1934年，苏区就出版各种不同的教科书28种，各种报纸和杂志16种，政治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69种，其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占大部分”[82]。

在马克思主义深入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其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影响最大。“当时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83]从1936年6月到1948年12月，《大众哲学》共印制32版，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后来蒋介石哀叹：“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此外，艾思奇还撰写了《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陈唯实撰写了《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等著作，胡绳撰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等著作。这些通俗化的哲学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这一运动中，首先出现了“语言要中国化”以“使听者明白”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化”概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阶段逐步发展到中国化、现实化阶段。1938年4月，艾思奇通过分析哲学在当时存在的两种形态及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84]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虽然这是“有极大意义的”，但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因此，要以对新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为中心，来一个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运动。胡绳积极响应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号召，认为“中国化”有两大意义：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中的思想斗争”[8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运动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说：“艾思奇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给予毛泽东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以有益的启示。”[86]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过程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到抗日战争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这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浅入深、从自发到自觉、从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认识发展过程。

第一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并非毛泽东个人突如其来的灵感，亦非先知先觉的预言，而是很多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思考和实践探索的产物。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考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已认识到：“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87]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领悟。1922年，陈独秀把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的精神归纳为两条：“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他强调：“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88]1923年，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如何开展政治运动，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即当时“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也可以定出一个政策来”[89]。尽管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既不完整、不深刻，也不系统、不统一，但是他们的认识都不自觉地指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蕴涵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简单意识，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底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论渊源。

第二个阶段，土地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思想先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平坦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出现唯共产国际是从的教条主义错误，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脱离中国实际，推行以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仅有马克思主义不行，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取得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中，毛泽东坚决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成为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杰出代表。1930年初，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围绕着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论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90]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较为清晰地意识到不能脱离中国实际情况来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而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只不过还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简明扼要的概念。就此而言，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终提出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前奏。

第三个阶段，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明确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不可能被提出来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后时期，这两个方面的条件日趋成熟。一方面，1927年秋收起义以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和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同时，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恢复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重新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等一系列文章的撰写，不仅从理论上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论证，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作出了重要的理论铺垫。特别是，1937年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进行了严密和科学的探讨。具体而言，《实践论》“回答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并且根据思想路线的要求，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规定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总的原则”。《矛盾论》“回答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91]。综上所述，一个实践基础，一个理论准备，两者结合，共同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认识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历史演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艾思奇、张如心等不断地对这一命题加以运用和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开始广泛出现在各种讲话、报告、会议、报刊之上，其内涵也逐步扩展和深化。特别是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并产生了质的飞跃。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成为全党的共同理念。1943年7月6日刘少奇撰文指出：“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92]同时，他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接着，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随后，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采用不同术语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阐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说：“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93]“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94]随后，毛泽东思想被写进党章，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言简意赅，并在中国共产党内外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则很少被使用。1952年，毛泽东在审定《毛泽东选集》时，还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 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95]。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献几乎都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才被重新启用。关于改变并较少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原因，很多学者作过考证，大都倾向于认为这主要是“由外部原因的影响造成的”。即1945年6月，共产国际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倾向，为了避免苏联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误解为所谓的民族主义倾向，以便于夺取政权后争取苏联的帮助和支持，所以在提法上作了修改。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

大众化是理论本身的一种属性，人们创立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说服人。因此，任何理论都需要大众化，只不过在大众化的性质、程度、范围及效果等方面有所差别而已。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同时代的战友积极编写各种“普及型”通俗小册子和讲授、演讲材料，向工人阶级进行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的大众化实践。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已经得到广泛传播，这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苏联社会主义诞生后，马克思主义从普通的思想理论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得到更加深入的推进。“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证。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批优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理论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积极创办革命刊物，撰写理论文章、考察报告和通俗读物，深入浅出地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不断开创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事业，出现了建党初期、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及延安时期等马克思大众化运动的高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孕育和萌芽的。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首倡文艺“大众化”，这一号召在20世纪30年代初得到“左联”响应，文艺大众化运动蓬勃兴起。受其影响，艾思奇倡导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涌现了《大众哲学》等大众化运动的典范之作。尽管这些“大众化”只是指向言说方式的通俗化、大众化，却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基本元素，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基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最终生成。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全国掀起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思想政治理论进入学校课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不过，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逐步打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烙印，特别是在政治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语录”不离手，却离马克思主义真谛越来越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陷入庸俗化的泥潭。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96]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复杂，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21世纪之初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要求“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97]。

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并将其与“中国化”“大众化”并论，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无疑有着复杂的原因和深刻的背景，从根本上而言，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判断时代主题、积极应对时代挑战、大胆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产物。因为，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中形成的，其适应度与解释力会因时代变迁、时代主题转换而发生变化。所以，时代变迁与时代挑战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提出的直接原因。纵览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全过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19世纪初，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危机爆发、工人运动高涨、社会矛盾尖锐的发展困境，其前途命运变得扑朔迷离，时代发展所带来的这些历史问题孕育和催生了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解答了这一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成功地指引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其进入列宁主义时代。

在我国，虽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提出时间不长，但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及其思想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存在，并贯穿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创造性地走出了有别于巴黎公社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新的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近代以来我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科学解答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成功完成了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艰巨任务，并开始努力探索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时代问题。可以说，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把握了时代主题，正确地认识了时代特征，才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才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与时俱进。当然，时代不是凝固静止的，而是变动不居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世界政治格局悄然变动，世界大战疑云逐步消退，和平与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新时代的来临，不突破传统思维，与时俱进地把握时代变迁，无以形成新的理论，难以避免实践的挫折和失败的厄运。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以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究其根源，无不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形势变换的认识滞后密切相关。与之相反，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观察到世界形势的变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从而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提出，既是时代发生最为深刻的变迁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时代化实践及理论积淀的产物。一方面，20世纪后半期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时代的发展态势严重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对陷入发展困境的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理论思考。后来，列宁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是“腐朽的”“垂死的”。但是，历史发展似乎并没有如其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像列宁所预言的那样气息奄奄，反而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和稳定，资本主义就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时代判断没有成为现实。虽然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无法改变资本主义最终灭亡的历史命运，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资本主义占主导，社会主义处于下风，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事实。面临这样的时代背景，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建设模式，以及以消灭阶级为实质的共产主义理想，以人民利益为最高追求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都不可避免地不再具有振聋发聩的震撼力。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传统的理论与思维难以为继，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最深刻的动力，也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提出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作为人类认识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能明确提出来，必须经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实践与理论积淀。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跃迁及其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率先吹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号角，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是为第一次跃迁。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为第二次跃迁。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强调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积极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创立了科学发展观，是为第三次跃迁。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概念界定

概念是认识和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从理论角度思考和解答问题的切入点。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首先需要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核心概念。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问题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离开这一前提和基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关系的认识和看法势必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无法达成共识。只有对这些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形成大致相同的认识，才具有探讨三者关系的共同对象和话语平台，从而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研究和讨论中出现的“迷乱”与“纷争”。

一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国思想理论界甚至世界思想文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话语之一。但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却不尽相同，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出发，形成了多种多样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看法。从词源来看，“马克思主义”一词并非马克思本人提出的，而是由马克思的论敌首先提出来的。19世纪60～70年代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首先从贬义上使用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以后，在悼念马克思、评价其理论贡献时，才开始出现从褒义上使用的“马克思主义”。1883年4月6日，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真理》上发表悼念马克思的文章，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1886年恩格斯也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随后，“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广泛采用[98]。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才正式提出的。因此，马克思本人没有也不可能给“马克思主义”下过定义。相反，针对各种“反对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肆意歪曲，马克思倒是愤怒地提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99]

就“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而言，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100]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极其严整的理论体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认识和理解成为最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历史的深刻变迁为人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发展动力，人们逐步突破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束缚，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是，基本认同的是：第一，从创立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并由其继承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创立者，他们的观点和思想，特别是马克思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源，这一点，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也不能不承认。第二，从主要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第三，从阶级属性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过渡到共产主义提供理论指导。第四，从文化渊源而言，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工业文明时代，西方文化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文化母体。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不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体系，还是一种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抑或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或者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化，其中既有超越民族地域、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之光，也呈现出一定的西方母体文化色彩。

总之，从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人们一般称其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或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一个科学的统一的思想整体，不排除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以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之间在思想观点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绝不能因此随意制造两个“马克思”或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割裂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从广义而言，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外，马克思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这里，既包括列宁对其继承和发展所创立的列宁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由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其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能够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即在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其价值取向等方面是一致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细枝末节，而是体现马克思主义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基本原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为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作出的个别论断。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从中国共产党重新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来，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这些观点和看法之间既有共识，也有分歧。

（一）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

一是“结合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也是大多数学者的认识和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权威性。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结合论”并未揭示“结合”的具体构成及其历史性，“结合”不一定“化”，不“化”也可以相结合。因此，一旦涉及如何“结合”的问题，“结合论”的内在分歧就会浮出水面。从“结合”的性质而言，有“适应性结合论”和“创造性结合论”。前者如“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01]的观点。后者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应用，并将实践经验加以提炼，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02]的观点。从结合的内容或对象而言，除强调“中国实践”外，有学者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且后者更为关键[103]；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基本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大基本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实际相结合……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104]。有学者则要求综合性地理解中国实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105]。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相结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或基本特征，集中表现为两大要素：一是时代性，二是实践性。”[106]

二是“实质论”，即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性内涵来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破除教条主义，按照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用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107]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有机统一。”[108]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109]。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在正确把握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遵循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实现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110]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实行当代世界的普适价值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11]

三是“过程论”，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践过程及逻辑过程来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包括按照中国的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和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个方面，具体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实践化、实践形态的经验化、经验形态的理论化”[112]。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三个阶段[113]。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也是中国人民的世界观由自在到自为的历史过程[114]。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文化结合到实践结合的过程[115]。

四是“几化论”，即从不同角度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概括为“两化”或“三化”等。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互动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即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用中国实践经验以及升华而成的新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16]。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它在中国民族化，赋予它中国民族的风格和特点；使它在中国新鲜化，永葆生机与活力”[117]。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它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包括‘使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18]。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民族化，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化[119]。

五是综合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多重含义，甚至是一个复杂的范畴体系，需要多角度透视、全方位把握。例如，程恩富从共时态和历时态的角度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共时态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从历时态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三个逻辑环节，即学习与坚持、结合与转化、突破与创新，其结果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金民卿则用“四化”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由世界性理论向民族性理论转化的民族化过程，由经典性理论向当代性理论转化的当代化过程，由普遍性真理向具体性实践转化的实践化过程，由精英化理论向大众化理论转化的大众化过程。”[120]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不是从书本上的理论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密切相关，它承载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求和梦想，凝聚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全部的经验和教训。要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就不能离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倘若仅以所谓语言学、术语学或逻辑学的方式来单纯地阐释或推理，则无法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具体而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推动中国实践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多数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认识和理解。笔者认为，这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历史内涵和原初语义的解释，理当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义的底色和基调。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21]这一命题直接针对教条主义和苏联的不当干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灵活地、自主地思考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旨在争取思想理论的话语权和组织行动的独立性。

这一命题的中心思想就是后来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替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亦即毛泽东强调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简言之，就是“具体化”。理由有两点，一是从现实状况而言，泛滥的教条主义严重危害了中国革命，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而言，“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122]。因此，这一命题的主要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化”，即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中国特点和民族形式，使其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123]，“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24]。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25]这就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使其内容既包括“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包括“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其内涵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化”，又包括“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实践化”，还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相结合”才有可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截然相反的教条主义正是未经“结合”的生搬硬套、生吞活剥，才“食马不化”。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些原初内涵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成为“结合论”的理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理解不能脱离这些原初内涵和历史语义。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双向互动”。动态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无疑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会经历很多阶段。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从传播、应用到创新，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结合到文化结合以及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从自在到自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或阶段，并因为视角不同、标准不同，划分出来的阶段各异，不一而足。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互动的历史过程，是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就其单个循环的阶段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阶段。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具体化。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将中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提升，使之成为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虽然“结合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但确实没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因为，“结合”并不完全等于“化”，不“化”也可以结合，“结合”后也可能仍然不“化”，即使“化”，“化”出来的东西也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所以，“结合论”最多只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没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因此，那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简单归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和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在于结合与否，而在于如何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化”的问题。何为“化”？所谓“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发生的形式上的转变和内容上的更新，是发展式的“转化”，不是颠覆式的“化解”。这一“转变”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中国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探索的过程；其二，它也是指一种理论形态，即在上述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126]

由此可见，“化”是一种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化，又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特殊到一般的转化。“化”又是一种结果，即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实践及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同时，“化”还有一个方式和途径问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实际”既有历史的实际，如我国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也有现实的实际，如中国当下的实践和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因此，“结合”是“化”的基本方式，与中国实践、传统文化、时代特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途径。另外，“化”还有一个程度和性质的问题。“化”绝不是抽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替换成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然也不是只化其外不化其内、徒具“中国形式”而丝毫不触及其内容的“形式包装”。基于以上对“化”的认识和理解，可以发现，“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三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角度，首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战略任务，但没有明确阐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此后，围绕会议精神，学界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进行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一）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涵的认识

多数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问题。时代化既包括内容的时代化、形式的时代化，也包括话语体系的时代化。”[127]这一普遍的理解沿袭的是“结合论”的解读模式和认识框架，其内部分歧在于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和落脚点[128]。具体而言，有的学者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充满时代气息，不因时代的发展而丧失生命力”[129]。有的学者侧重于“时代化”，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实践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敏锐地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地反映时代要求，使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而更好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指导”[130]。有的学者侧重于“化”，认为：“这里的‘化’蕴涵一个程度的问题，它表达了对发展程度的高要求，强调了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的透彻程度，强调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实际效度，实质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相结合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标尺问题。”[131]

此外，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内涵作出了不同层次的划分。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使之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科学回答时代课题。……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回答和应对中国与世界、现实与未来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反映时代精神，在形式上具有时代样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的历史进程。”[132]有研究者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概括为三层次：“第一，概括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特征和主题，回应时代挑战，创新时代理论，阐明对当今时代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国防等重大问题的主张和看法，运用新科学思想和科技成就拓宽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引领时代发展方向。第二，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进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新观念，改变过时的论断和做法，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结论，补充新内容。第三，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把亿万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33]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五个基本要素：“‘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吸收现代成果’‘解答时代课题’‘反映时代趋势’，集中体现为与时俱进。”[134]

（二）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内涵

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涵进行解读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区别开来。如上述有的研究者一样，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行广义和狭义的划分，不能笼统地泛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关系的争论，大多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三化”各自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不清，甚至未作界定。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时代化；反之，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指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尽管两者在内涵上存在一致性，但在外延上存在明显的范围差别，不可混淆。

第二，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解读模式中解放出来，赋予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独有的内涵。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解读思路和框架的影响，很多研究者往往将时代问题与中国问题、时代化与中国化混为一谈，这难以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核心要旨。其实，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时代化，而是具有世界历史的境遇和范围。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科学内涵的把握也应该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不能局限于中国一域。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核心要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亦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新。

第三，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时代”的内涵，不能总是停留在抽象理解的层面，而需要将其与时代主题和时代趋势结合起来。所谓“时代”，简言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决定这一阶段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就是时代主题，时代主题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就是世界主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时代特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时代主题的变迁就是时代趋势或潮流。因此，从根本上而言，按照“结合论”的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主要对象或内容就是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趋势。

四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抽象理论转变为生动具体的形式、由深奥思辨转变为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所理解和掌握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转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价值观和行为方式。”[135]与这一“转变”过程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以概括为具象化、通俗化、普及化。这是目前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解。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只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科学内涵的表层解读，还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一）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认识

2007年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很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同时，很多学者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总结[136]。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目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过程与结果说。有学者认为，既“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过程和机制来理解”，视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由初级阶段起端的循序渐进性等，又“可以将大众化理解为一种结果”，它表现为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成为社会大众日常话语的一部分等三种状况[137]。

第二，泛指与特指说。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命题，具有特指和泛指两种含义。从前者来说，它特指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大众化。从后者来说，它泛指在当代中国的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大众化，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138]

第三，时间与空间说。有学者认为：“大众化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理解。从时间上说，大众化的‘化’代表了一个时间渐进的过程；从空间上说，大众化指群众范围的扩大，直至普遍大众。”具体体现在“两个过程的统一：一个是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贴近大众的日常生活来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即理论具体化的过程；一个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素质的过程，即化大众的过程”[139]。

第四，质和量的规定说。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兼有质和量的规定性。所谓质的规定性是指大众化的主体是实践着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强调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大众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的过程。所谓量的规定性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数量的庞大和辐射范围宽广[140]。

第五，三层含义说。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大众化’三个词组组成的，从中可以解读出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第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第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41]这三层含义各有其内在逻辑，反映出三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

首先，笔者赞同泛指与特指说和三层含义说，这些说法基本上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外延，是深入探讨其内涵的前提和基础。不难发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马克思主义”当然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以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因而是广义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始终是其具有稳定性和本质性的内容。因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另外，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范围而言，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大众化，如马克思主义在朝鲜、越南等国的大众化。

其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即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属性，要使人民群众自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自己的这种独特价值，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大众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所在。以此反观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的看法，有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相融合”[142]。“融合”或“结合”只不过是实现大众化的方式，无法体现其实质。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归于“实践化的过程”[143]。“实践”只是实现大众化的途径，同样没能体现大众化的实质。

总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采取多种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具象化、通俗化、普及化，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人民群众，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皈依价值主体。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方式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实践、利益、思想结合起来，根本途径是社会实践，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的具象化、通俗化。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是理论通俗化以武装人民群众头脑的问题，也是一个关注群众需求、解答群众问题、增进群众利益、实现群众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实践问题。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通过以上分析和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各自的基本内涵已经明确。但是，还需要对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密切相关的概念进行辨析，进一步明晰马克思主义“三化”各自的内涵。

一 中国化与民族化、本土化、区域化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44]据此，学界普遍认为“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涵，笔者并无异议。但是，“民族化”命题其实并不比“中国化”命题简单，其内涵同样很复杂，如就“民族化”的含义而言，除了上述话语中显而易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采取民族的形式外，是否还需要结合民族的内容？如果后者得以成立，那么如何实现起源于欧洲、以西方文化为母体的马克思主义与东方文化背景的中华民族内容相结合？因此，如果仅停留在“民族化”的表层含义，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无疑是在用“概念”解释“概念”，这样无法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145]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一方面，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民族化”与民族、民族性密切相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在生活实践（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活动）中，和他民族的差别”[146]，蕴涵着一个民族成为自身而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民族化就是受其驱使而不断保持和强化民族自身性状的趋势和行动。民族之魂，文以化之；民族之神，文以铸之。实际上，民族化就是文化化。民族文化是形塑民族特性、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最为稳固的力量。尤其是与民族共存千百年成为民族“精神家园”和自身特质的精神气质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不可轻易地被他者替代。因此，民族化之关键，在于超越民族文化形式，直抵民族文化内容，实现异域文化的深度融合。域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立足和发展，“民族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和主要方面。“中国化”既要学说“中国话”，采取我国民族文化的形式，更要结合我国民族文化的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要超越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等民族文化形式，经由感性文化、知性文化，直达精神文化层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深度结合；既要用我国民族文化形式“选择”与“过滤”马克思主义，又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和“提升”我国民族文化内容。只有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才堪称完整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被解释为化成“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民族文化形式，讳言或者轻视与“中国气质”“中国精神”的民族文化内容相结合，这无疑是不科学的。

另一方面，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虽然起源于欧洲，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地域性的学说，而是世界性的理论。这不仅在于其理论来源的国际性、理论价值的普适性以及理论指导的世界性，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7]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但是，我们不能不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能直接应用于实践，它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48]，“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49]。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揭示了同类对象的共同本质，但是以舍弃同类事物的特殊本质为代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50]。要成功解决现实的实践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各国家、各民族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因此，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本国家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出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其中极为绚丽的篇章。所以，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表现形式。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民族”与“国家”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需要民族认同为自己提供合法性的基础，民族认同需要通过国家来完成，“国家”与“民族”融合在一起致使“民族国家”出现。于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别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定的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应用和实践。那么，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显然成为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基本相同的概念。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同各国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之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成为各具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151]“本土化”的实质是民族化。“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就是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52]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还有论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命题，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区域化实践和独特的区域文化相结合，形成区域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里所指的“区域”，并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划概念，不是简单地指一县、一市或一省，而是指在同一个地方文化模式影响下，大致相同地理环境和区位空间特征的集合体。区域化是中国化在区域范围内的深化、细化和具体化，两者之间是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关系[153]。从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区域化能够自圆其说，并无不妥，其实不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区域化存在逻辑问题，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庸俗化。按照“区域”分层的逻辑推演，必然会有马克思主义城市化、乡村化，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单位化”：“省化”“县化”“乡化”“村化”等，这样显然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及要求庸俗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区域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也不相符。按照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逻辑，我国会有中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巴蜀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岭南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燕赵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等区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只产生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逻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显然不相符合。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就地域性或民族性来说，就中国而言，到“中国化”这个层次就行了。无论是在多民族国家还是在单一民族国家，在逻辑上都是如此。在多民族国家，总不能提马克思主义“蒙古族化”“土家族化”或汉族地区化吧？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都是与“空间”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之“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沿着空间维度发展的具体表征，可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如果，我们把这一“空间”具体限定为“中国”，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就是“中国化”。不过，各“化”有着不同的参照系——“中国”相对“外国”、“民族”相对“世界”、“本土”相对“域外”。因为“区域化”概念不够明确，区域范围可大可小，伸缩性强，因此“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提法须慎用。

二 时代化与当代化、现代化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与时俱进，即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不断吸收时代内容，使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步伐，反映时代精神，解答时代问题，引领时代潮流。从一般意义上而言，“时代”就是依据某种标准划分出来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人类社会发展就是由若干前后相继的“时代”依次更替、不断叠加的过程。不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之“时代”是一个有着特殊规定性的概念，其实它就是指“当代”，并不等于包含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于一体的一般性的“时代”。因为，我们是在当今时代的意义上来理解、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就是当代化的要求，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今的、“正在发展着的”实际相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有学者指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154]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有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问题。例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着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中国化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一是现代化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时代条件相统一。”[15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实现从中国化向现代化的转变，并最终达到两者的统一。还有学者认为：“要解决‘中国化’研究中的问题域分歧，我们需要有一个宏观视野上的转变，就是说要获得一个新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现代化’。”[156]就前者而言，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现时代化”、当代化。就后者而言，如果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契合与互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有学者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解答的历史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指导思想。”[157]但是，如果是片面主张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琢磨。

因为“现代”“现代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人们对它们的界定或表述的分歧很大。从词源来看，所谓“现代”或“现代性”，是源自西方的知识话语。“所谓现代的概念，是在西方社会中形成的，它多指资本主义早中期这样一个阶段，而其特征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性’。”[158]国内学界虽然没有依据西方定义狭隘理解“现代化”，更多地将其理解成为“一个包罗万象、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159]，即相对于传统而言的一种追求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是席卷社会、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全方位领域的结构性的社会发展过程。由此可见，“现代化”之“现代”与通常所谓的“近代”或“现代”的历史概念有所不同，它不仅是一个历史学范畴，而且已经超越“历史”成为社会学范畴。不论是国内的理解，还是国外的认识，“现代化”多指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甚少指称理论的“现代化”。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命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以承认、肯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为前提和基础的，后者则内在地蕴涵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真理性的否定。因为，“‘现代化’中的‘现代’一词是相对‘传统’而言的，声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就意味着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传统的、已经过时的东西”[160]。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当代化”都是与“时间”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之“化”，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沿着时间维度与时俱进的具体表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化、现代化问题。如果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则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因此，“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提法须慎用。

三 大众化与通俗化、庸俗化、民粹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对普通大众而言，“阳春白雪”式的马克思主义势必“曲高和寡”。因此，通俗化是大众化的必要前提和实现形式，两者紧密联系，在很多场合往往被视为同一概念，有时甚至可以相互替换。但是，严格说来，大众化与通俗化还是有区别的。大众化是相对精英化而言的，也称“群众化”，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少数精英理解和掌握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使之转化成为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论立场和价值取向。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民群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的思想武器。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实现理论的大众化，而被禁于书斋，束之高阁，它就只能成为少数人的“玩物”，根本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最终将失去其应有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因此，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本质的要求。通俗化则是相对于经院化而言的，经院化的典型表现就是艰深晦涩的文风盛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具体表现为：“问题越来越高雅，视阈越来越狭窄，字眼越来越生僻，概念越来越抽象，语言越来越晦涩，逻辑越来越玄妙，文章越来越难懂。”[161]反之，通俗化则讲究语言的通俗易懂，概念的简洁明了，形式的生动活泼，内容的深入浅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通俗化就是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形象、通俗易懂，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以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

如果说通俗化与大众化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必须而且应该通俗化，那么与通俗化仅有一字之差的庸俗化则与大众化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庸俗”相对高雅而言，意思就是平庸、俗气。“所谓理论的庸俗化，简单地说是指某种理论在后人那里的一种遭遇，即这种理论被以某种方式加以改造发挥，变成一种庸俗不堪、似是而非的东西。”[162]从认识论来看，庸俗化的错误在于混淆或割裂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或者否认本质，满足于现象，抛弃内容，只讲形式；或者无视差别，合二为一，将本质完全归结为现象，将形式等同于内容。因此，形式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抛弃或阉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容，将其变成空洞的教条和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实质。对此，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和抵制的。邓小平就多次批判过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错误倾向。他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163]“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164]由此可见，通俗化不等于庸俗化，庸俗化与通俗化貌合神离，与大众化则格格不入。通俗化与庸俗化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庸俗化之所以“庸俗”，就在于它无视、抛弃甚至损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和科学性从而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人民群众、普通百姓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接受对象，大众化因此也可以称为“群众化”。不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真谛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大众”，而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即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立者和享用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是否通俗，而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否切实保障人民的利益。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不因此等于民粹化或者草根化。这是因为，民粹化意即民粹主义化，它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对立的。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运动，民粹主义内涵相当复杂，内容非常丰富，无法形成一致的理解。但是，其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165]。其本质“由‘农民性’构成，代表农民的社会主义理想，当它在与权力结合之前，是革命的，倾向民主；当它一旦权力化以后，便以民主作为巩固自身权力的工具，其集团私利性逐渐与仍然作为目的的民主，即与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对民主的‘绝对’的忠诚，处于对立状态”[166]。因此，一直以来，民粹主义被认为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代表小生产者利益和愿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从其阶级属性来看，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67]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168]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立的。有学者明确指出：“民粹主义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险。”[169]从实践而言，在谋求自身解放的政治实践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非常强调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思想的纯洁性。因此，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不是民粹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群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紧密联系，它们基本上属于同一系列的范畴，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选择和价值追求。不过，一般而言，“通俗化”更多强调“形式”，“群众化”更多强调“受众”。只有“大众化”既强调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又强调主体与客体相统一，完整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选择和价值追求。“庸俗化”割裂或混淆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民粹化”极端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民价值，因而它们都与马克思主义本质要求相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