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状况评述

生育问题是人口学研究的重大主题。对中国生育政策研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内外人口学界对生育政策研究的重点和政策建议明显不同。发达国家生育政策的核心主要是鼓励生育，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限制生育。对中国的生育政策也存在明显不同的政策主张。

一 国内研究状况

(一) 主要研究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和面临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沉重压力成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前提和迫切需要。从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开始，计划生育政策就一直是中国人口研究领域最敏感、最核心和最基础的研究问题之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全面实施不仅是家庭重要决策的一部分，也是国家政治和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生育政策上升为基本国策后，生育政策不仅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手段，也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和长期稳定在低生育水平，计划生育带来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计划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何时调整等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否几乎都是近年来每年全国“两会”提案的焦点问题之一。计划生育政策研究及是否调整生育政策涉及几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一，目前生育水平是多少？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的估计众说纷纭，分歧很大。对2000年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从1.22到2.1，国家人口计生委认定的总和生育率为1.8左右。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国家人口计生委认定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1.64。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虽然结束了总和生育率是1.8左右还是1.8以下的争论，但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1.5以下还是1.5以上，仍然难以形成一致的看法。

第二，今后绝大多数育龄妇女到底希望生育多少孩子？是两个孩子还是一个或三个孩子？农村地区是否还会继续保持“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观念？

第三，独生子女政策还要维持多长时间？城镇和部分农村独生子女政策是“一代人”的政策还是“几代人”的政策？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独生子女总量、结构如何变化？如何平稳过渡到城乡统一的生育政策？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约束有多强？目前我国育龄妇女低生育水平是生育政策约束的结果还是社会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全面实行二孩生育政策是否会引起大量的出生人口堆积和时期 (或终身) 生育水平的大幅度反弹？山西翼城等地长期成功的二孩生育政策试点能否在全国推广并取得相似的效果？

第五，长期低生育水平和超低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有多大？长期实行现行生育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少子女和无子女家庭有多少？“失独”家庭有多少？总量增加是否非常快？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有多快？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水平仍然下降或超低怎么办？

上述问题主要是从人口自身发展过程和规律的角度提出来的，而对于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其他社会、经济甚至文化方面的问题没有纳入本课题研究范畴。

(二) 主要研究观点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低于更替水平后，围绕着以上五个方面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突出特点是对相同调查数据的理解不同。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对中国人口基本特点、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不胜枚举，但研究重点还是比较集中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生育水平和人口转变等方面，如郭志刚(2004a, 2004b)、翟振武 (2007)、李建民 (2000)、于学军 (2008)、郭震威 (2008) 等。

中共中央书记处1980年9月25日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在当时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明确提出“如果不从现在起用三、四十年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的时间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控制人口的增长，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2.2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十三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十五亿。”显然，当前的人口状况与当时的估计已经有很大出入，总人口达到15亿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结合目前生育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一致判断，如果以上述人口控制目标为依据的话，独生子女政策即将完成历史使命。对生育政策调整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并不是非常丰富，总结起来直接对生育政策调整方面的基础研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第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研究。如李建新 (2008)、梁中堂(2006) 主张立即停止现行生育政策，在全国实行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目前他们的观点也有些变化，认为应该把生育权利还给百姓，撤并计划生育部门，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第二，有条件放开二孩，如二孩晚育加间隔，放开“双独”和“单独”。曾毅 (2006)、陈友华 (2008) 主张二孩晚育加间隔，实现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软着陆。

第三，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总体稳定，郭震威等 (2008) 认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的总体稳定。国家人口计生委也提出“十二五”期间继续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基本主张。

第四，继续执行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如王爱华和程恩富(2008)、李小平 (2007) 认为从紧控制生育，减少人口总量才是优化人口结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真正出路。

上述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论述了对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和看法。主张放开生育政策的研究主要是从生育政策调整的方案入手，探讨如何放开和放开可能面临的出生人口堆积等方面的问题，论据主要是从“人手”和养老负担的角度进行分析。主张继续收紧或保持不变的观点主要是强调“人口”和资源环境压力。

另外，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对生育政策调整方面的研究方法还是比较缺乏的，从更大的范围看，国内公共政策仿真研究也是比较欠缺的，微观人口仿真需要运算大量的人口数据和较好的抽样技术，在微观人口仿真方面，李善同和高嘉陵 (1999) 应用数据库技术，提出提高微观人口仿真模型算法效率的有效方法。

二 国外研究状况

从国际舆论和人口学者研究对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主流看法来看，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处在明显的变化或转变之中，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初与目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早期国外人口研究学者和大众公共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大为赞赏 (Ronald Freedman, 1987, 1995)，特别是联合国人口基金大力援助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事业、人口研究和相关培训。目前，国外一些学者主要以人权为由批评中国比较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或“一胎化”生育政策，如Susan Greenhalgh (2005)。

目前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等 (Robort D. Retherford等，2004)。从人口红利、出生性别比、出生人口控制等方面开展研究，认为计划生育实施的效果被夸大，需要改变独生子女政策，如王丰和蔡泳 (2010) 等，但很少有国外学者直接研究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方面的问题。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国际人口学对随机人口仿真模型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无论是宏观随机人口预测模型还是微观人口仿真模型，都得到了许多应用。这些研究既包括税收政策变化的仿真研究，也包括人口结构变化对公共财政、养老保障体系运行方面的影响等 (Orsolya Lelkes、Holly Sutherland, 2009)。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与国外先进研究方法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三 面临的主要研究困难

通常人口研究过程往往面临三个方面的困难，第一是基础数据方面的困难；第二是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的困难；第三是研究问题敏感性方面的困难。

(一) 基础数据方面的困难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理解、回答或解决实际问题。要想真正理解、回答或解决实际问题就需要对研究问题的性质、特点及其变化趋势进行科学判断和深入分析。在研究过程中，基础信息或基础数据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人口研究问题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个体很难把握整体，往往需要大量数据才能反映出群体的基本状况和特征。然而，收集大量准确的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随着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快速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信息搜集的技术手段和信息收集能力越来越强，但被调查者的隐私保护和配合程度却越来越低，数据的可靠性、及时性和现实性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回顾中国人口调查历史，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是公认最好的，1990年次之，2000年以来的数据质量受到很大质疑，主要是人口漏报率达到1.81%，且存在很强的选择性漏报，特别是低龄人口漏报比较严重。虽然统计公报认为2010年普查数据质量很高，人口漏报率仅为0.12%，但由于原始样本数据尚未全面公开使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深入研究的需求。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真正充分、深入研究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及其影响受到很多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的限制，这不仅增加了研究难度，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数据资源。如果2010年人口普查漏报率仅为0.12%的话，那么，2010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对于本项研究来说无疑是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高质量的比较理想的研究基础数据，然而，恰恰这个问题是本项研究目前面临的最大实际困难之一。

(二) 分析方法和分析技术困难

简单、机械地重复研究往往是静止的，脱离实际的。研究创新主要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积累与创新。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长期执行过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即便是有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涉及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复杂的人口实际。为了适应生育政策 (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 调整方式、方法和可能带来影响的研究需要，必须针对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实际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分析模型和计算机数据处理软件。比如人口发展趋势预测，以往宏观人口学分析技术主要是采用Les lie人口预测矩阵针对单性别人口的，即便是分性别的模型或家庭人口预测模型，也主要是采用确定型总和生育率假定参数模型。然而，生育过程不仅是一个递进生育过程，而且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这种不确定既表现在生育意愿的不确定性，也表现在存活概率的不确定性，因此，传统确定性模型是无法满足以夫妻或家庭为单位的生育不确定影响研究需要的。考虑到生育政策与夫妻生育孩子数量有关，需要研究符合生育政策调整并同时满足考虑生育意愿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方法、分析模型和计算机分析软件。

(三) 社会或政治敏感性问题

人口与计划生育政府部门在现行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始终担心人口增长失控和人口控制引起社会秩序混乱。担心由于媒体公开讨论或炒作引起社会各界以及各级计划生育部门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产生思想混乱和动摇。国家人口计生委一方面认为目前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另一方面担心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生育水平大幅度反弹，对真实生育水平缺少有公信力和客观依据的判断，始终受到各界对其作为利益相关者的质疑。

2004年前后，国家人口计生委曾专门召开会议，要求人口类学术研究期刊避免发表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方面的文章。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参加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作主题发言时也多次告诫参会研究者，并反复强调“学术无禁区，表达有纪律”。由此可见，生育政策调整的学术研究活动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从一个学术研究问题演变成非常敏感的、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干预的问题。尽管每年“两会”高度关注的提案之一就是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而且在相关媒体上进行过多次社会热点问题的公开辩论，但人口计生委对舆论导向仍然是很关注和担心的。

2004年开始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认为我国应该采取“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实现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口发展战略，但并没有回答或解决如何稳定和能否稳定得住的问题。全国各地生育水平差异很大，超低生育水平的省份非常困惑如何在现行生育政策条件下把生育水平稳定在国家人口计生委认为比较适合的1.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