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轩辕黄帝研究(第二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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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老子之道:轩辕之道的承袭与超越

天象是轩辕之道的基型,天道既是轩辕之道的内核,又是规范人事的实际法则,所以轩辕之道的提出并没有改变黄帝学天道崇拜的基本特点。但是作为《黄帝四经》形式上的最高概念,它的建立表明黄帝学派着意寻找和确立纷繁世界及复杂人事背后的主导因素,从而将黄帝学从原始的天道崇拜提升到了初步的道学构建高度。这就难以回避与老子之道的比较问题。既然黄帝学与老学都以道为核心概念,那么二者道论的同一性与差别性就成为界别这两个学派之间关系的关键依据。

《道德经》开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声称自己的“道”与人们常言之道不一样。对于老子所说的“常道”,学术界从老子道原探究的角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是直至当前,关于老子道概念来自何处的五种观点都没有注意到轩辕之道的存在。

第一种意见认为老子之道是由春秋时期“道”概念推衍而成(但春秋时期的“道”与轩辕之道无涉——笔者注),即通过“把春秋时的‘道’生展成一个系统”而确立其哲学意义;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243, 251页。第二种观点认为老子之道“是从春秋以来的泛神论的‘命’ 的0观念发展而来”,“命”较之“天”、“鬼”等主宰具有泛化倾向,而“道”就是“命”的抽象化;童书业:《先秦七子研究》,齐鲁书社,1982,第116~117页。第三种看法以为“道”乃老子的发明或“预设”,为着破除传统的天神迷信;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第36页。第四种说法称,在以道路为本义的“道”引申为法则、法律、原理之义,进而有了根由之义和理据之义后,老子把它用来命名无形的宇宙本原和宇宙法则;许抗生:《老子的逆向式思维与道论》,《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孙希国:《老子对“道”的发现和提升》,《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五种观点认定老子之“道”与“天道”有密切的联系。最后一种观点又包含着三种不同解释。张岱年先生曾指出道的观念是从天道转化而来的,而天道就是天象变化所显示出来的有规律的过程或天象变化的规律,老子创造性地把天与道的关系倒转过来,使天从属于道,而不再使道附随于天;张岱年:《中国哲学发微》,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21~22、338~339页。任继愈先生则提出老子之“道”乃由“天道”发展而来,强调老子作为一名史官和他应具有的天文学知识对“道”观念形成的重要作用并运用大量天文学材料加以证明;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226~227页。李申又认为老子之道与天道在逻辑上是等同的,二者性质相同,在与人道的对立方面意义相一致,“老子推崇天道、贬抑人道,说明他的道,实质就是天道”。李申:《中国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88~89页。

上述五种说法中唯末说颇具可靠性与启发性。特别是任继愈先生的说法最合乎思想进程的逻辑,因为他看到了由天道运行引申而至于道的痕迹,揭示出观念的知识背景;同时也注意到思想本身的继承与发展性,能客观地看待思想史的前后联系。笔者在任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具体勾勒了老子之“道”对“天道”的抽象路径,包括:①世界本源的逆推:从天地生万物到道先天地而生;②运行载体的抽撤:从天道周旋到道之周行;③天人关系的超越:从人道法天到法道。详见张增田《老子之“道”:天道的抽象形式》,《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本文所揭示的轩辕之道给老子之道的探源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细致的分析显示,老子之道实际上是由对轩辕之道的继承与发展而来。

与轩辕之道一致,老子的道也是一种超验性的存在,不为人们的任何感官所把握。故《道德经》十四章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混而为一”。老子用“恍惚”一词来描摹道的超验性。“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二十一章)老子强调道是实存的,但却不像具体事物那样拥有一定的色彩、形状和方位,进而可以根据某种感官上的特性被赋予特定的名号。同样,道也超越时间和有待,不生不死,恒定不改,自足遍在。

老子明确将道放在天地万物的对立面加以描述界定,声称“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和“先天地生”。万物皆有生死,天地也有所生之时,唯道却永存不灭。所谓“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谷神不死”等皆此意。道无须依靠他者生存,“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且遍在于天地之间和万物之中,此所谓“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在功用方面,道也同时兼具万物的本源和基质。老子一再突出强调道是“天下母”、“天地根”和“万物之宗”。也指出“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万物既从道这一母体中生成,也依恃道而获得自身的规律性。

但是,老子之道与轩辕之道还有着一些重要的区别。

首先,老子之道运动不息,表现为“反者,道之动”,“周行而不殆”。也正因此,老子说“道”之名还可“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二十五章)。而轩辕之道则是呈现为“恒一而止”和“精静不熙”。胡家聪先生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但他认为是《黄帝四经》偏离了老子所规定的道的循环往复转动不止的规定,系“走了神”。胡家聪:《帛书〈道原〉和〈老子〉论道的比较》,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或许正是老子之道具有“反动”的性征,它还充当着万物的复归之所。“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这个万物所复归的“根”显然就是道。

其次,老子之道作为万物的本源是按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模式化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阴阳只在万物生成之后为之所负抱,并以“冲气”的形式保持事物一定的均衡态势。道在生成万物的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轩辕之道在派生万物过程中,一方面阴阳的作用和地位尤为突出,从成物的存在方式升格为道生万物这一由虚而实、从无到有过程的转换器。另一方面天地的作用也因阴阳的存在而得以凸显,与阴阳共同构成万物的依托者。它们在承担道派生万物的中介时在一定程度上将“道”悬置起来。

再次,在充当万物基质的过程中,老子之道是无为的,而轩辕之道则是有为的。于前者,“万物恃道而生”,道自在,物也自恃,道并不主动作用于物,所发挥的只是“衣养”助成之功,伴随万物之始终“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五十一章)。轩辕之道对于万物则更具有主导性,强调万物得之才能生,反之,不得则不生。不仅对物如此,对百事也显示出道的主动性,“道生法”命题即蕴含着这种意味。

最后,万物因包含着对立元素而难以圆满和把持,老子之道则因超越对立而成为一个完美圆融的世界。《黄帝四经》除了强调轩辕之道具有自足性外,并无圆满性的论述。在老子看来,经验性事物总是依据其对立面而存在,所以必然由一端向另一端位移,其结局总令人无奈。比如,欣赏五色却令人目盲,聆听五音却令人耳聋,享受五味却令人口爽(十二章);受宠与受辱一样令人惊慌(十三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九章);“祸兮福兮所依,福兮祸兮所伏”(五十八章)。而道的世界则与此相反。四十一章借《建言》“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之言,意在阐明与经验界相对的存在(大白、大方、大器、大音和大象)总能超越对立面的限制。道既是一种“大成”和“大盈”,则“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四十五章)。

就其同而言,我们无法断言老子之道与轩辕之道的在逻辑和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着眼于其异,我们不难推断出老子之道是在轩辕之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老子之道是运动的,而轩辕之道是静止的,显然是天体抽象的初步形式,从寂寥之道到运动之道显然是个发展;老子之道在作为万物本源时舍弃了阴阳的作用,阴阳对立只存在于物象之中,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而轩辕之道在这个维度上则蕴含着天道,就与天道的关系而言,老子之道显然走得更远;老子之道作为万物基质并非一个自主的过程,而是呈现为自然无为的状态,轩辕之道则更多地显现出主动性和有为性,无为相对于有为是一种发展;老子之道除了具备自足性,还被设定为圆满的世界,而轩辕之道只具有自足性,前者较之后者是一种超越。

据此可推,老子心目中的“常道”当是黄帝学派中所流传的轩辕之道,不会是过去学界所认定的天命、道路等,也不是直接源于天道,因为天道已经为轩辕之道抽象过一次。若老子据天道创建自己的道概念,不可能绕开轩辕之道;若撇开轩辕之道独立改造,则又不可能在诸多方面所见略同。老子曾为周王室守藏史,熟稔崇奉天道的黄帝学及其所提炼出的道概念,但他不满足于轩辕之道的抽象水平,又加以系统性构建,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创立了老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