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涂尔干的分层理论

一 功能主义的分层思想

一般认为，涂尔干是功能主义思想的奠基人。

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所构成的统一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持社会整体的平衡发挥着一定功能。例如，经济系统的功能是将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条件提供给社会，而教育系统的功能是将知识、技术提供给社会成员。社会的稳步发展有赖于各个组成部分功能的正常发挥。任何一个社会要想维持良好的运转而不发生大的问题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

涂尔干是在探讨分工的社会功能时阐述了他的思想。他认为，所谓功能是指有机体的系统与有机体的某种需要之间的相互关系（涂尔干，2000:13）。他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首先从当时的一个时髦话题谈起，即关于社会发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大思想家卢梭早年所写的那篇檄文的主题，即认为，科学与工业的发展带来了道德的堕落。涂尔干认为，分工的发展与道德的需要并没有什么关联。他认为，分工的最大意义也并不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仅仅是分工的一个附带功能。分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整体发挥作用，它将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成为可能。没有分工的这些功能，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所以，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并且是凝聚社会的主要因素（涂尔干，2000: 24～27）。这里实际上阐述了结构功能主义的核心思想，即部分与社会整体之间十分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涂尔干曾经用一个很好的比喻说明整体与局部的这种相互关系，他说：“如果能够使肌体得以成活的重要器官被分割下来，那么整个生命就会陷入极端混乱的状态。”（涂尔干，2000: 111）

作为功能主义社会分层理论的先驱，涂尔干解释了社会分层体系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是在为社会分层辩护。笔者将他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社会分工是必须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分工体系会越来越复杂。

第二，在任何社会的分工体系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

第三，社会上人们的才能、知识、智力、技术水平各不相同。

第四，所以，让最有才能者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让弱者去承担较轻的工作，应是社会分层的基本原则。他说：“一个病人完全可以在社会组织的复杂结构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他的身体比较柔弱，精神却比较健康，那么他就可以从事某种研究工作，把自己的思辨才能发挥出来。如果他的大脑不太健全，‘当然就不应该加入知识领域的激烈竞争，但社会的蜂房还会给他提供一个不太重要的巢室，使他幸免于难’。”（涂尔干，2000: 111）

第五，社会分工体系中各种社会角色、职位的配置有一定比例，不是任意的。他说：“如果公职人员、士兵、经纪人和牧师的人数过多，其他职业就不免会受到这种过度亢奋的损害。”（涂尔干，2000: 228）所以，处在高层位置上的人必然是少数。

二 关注的基本点是社会整合

涂尔干认为200年来，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出现最为严重的混乱，为了解决社会失范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群体，建立起规范体系；而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职业群体（涂尔干，2000: 15～17）。他认为传统社会是通过机械团结的方法联系的。传统社会瓦解后，社会出现了极端混乱的状况。其实他所说的状况，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滑坡、信任断裂；用社会学家的术语说，就是严重的“社会失范”。涂尔干说的是当时的法国和欧洲，原来联系人们的是熟悉关系和熟悉群体，村庄、村落、家庭、邻里等，但由于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维系社会的方式很难继续存在。于是，涂尔干想寻找一种东西，能够把社会重新联系起来，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社会整合”。正是在寻找实现社会整合的新的途径和方法时，他提出职业群体这一渠道：“相互依存的职业群体将变成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协调者，创造出有机团结。”

与涂尔干所讲的情况非常相似，中国社会目前处在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职业体系还没有形成。最为典型的就是今天的农民工群体，一方面他们似乎进入了现代工业职业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职业群体。如果形成了，我们就不会称已经进城、在工业体系中劳动的人为“农民工”。农民工的多数处在一种临时职业的位置上，城市里一般称为“临时工”。农民工的多数还处于循环流动的地位上，即候鸟式的流动，他们随时都可能回到农村。由于其人数十分巨大，一般认为，目前已经达到1.4亿人之多，其年龄在20～30岁，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动能力的群体。所以，农民工对中国的影响极其巨大。按照涂尔干社会整合的思路看，如果不能将农民工变成稳定的工业劳动职业群体，我们就无法结束社会转型期的混乱状态。所以，仅从农民工一个群体看，在我国，稳定的职业体系还远远没有形成。由于稳定的职业体系没有形成，社会失范就比较严重。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后文将有详述。

三 以职业群体为基础的“有机团结”的新社会结构

涂尔干认为，职业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群体的基础是因为如下原因。

（1）人们寻找职业、自我选择的力量会使相似心态的工作者进入相似的职业。

（2）频繁的社会互动。分工和从事职业是人们每天的活动，每天的见面使人们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其他关系比较起来都相对短暂。

（3）共同工作的社会互动，使同一职业的工人之间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

（4）各种专业化培训是一种社会化，加上非正式互动，产生了同质化效果。

（5）职业的责任、义务使得就业者形成了可以追求的共同利益。

（6）在以分工为基础的职业群体内，会形成一种行为规范和组织形式，而这些形式会变得非常稳固和明确，成为职业内的法律法规。

（7）在职业群体内部，还有很多不成文的习俗，职业内部的习俗又可以大大巩固法律法规（涂尔干，2000: 28-29）。涂尔干（2001: 17）还进一步认为：“任何职业活动都必须得有自己的伦理。”职业伦理是确保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他还提出将职业伦理推广到各个职业群体中去，以实现社会的和谐。他说：“如今，我们已经有了为牧师、士兵、律师和官员等制定的职业伦理。为什么不为贸易和工业制定这样的伦理呢？为什么没有制定雇主和雇工之间的相互义务呢？为什么不制定商人之间的义务呢？这样可以减弱和调节他们彼此的竞争，使他们不再像今天这样，时常卷入像战争那样残酷的冲突。”（涂尔干，2001: 33）所以，他对社会的和谐，寄很大希望于职业伦理的建立。

（8）分工的有机团结的特点。涂尔干认为，表面看来分工造成人与人的分化，实际上，“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涂尔干，2000:91）。“群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了各自的功能，相互已经难以分割”（涂尔干，2000: 110）。分工使人与人形成了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分工“在人与人之间构建了一个能够永久地把人们联系起来的权利和责任体系”（涂尔干，2000: 364）。所以，涂尔干就将“归因于劳动分工的团结称为‘有机’团结”（涂尔干，2000: 92）。

（9）从分工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还有一个特点，即比较容易缓和矛盾，比较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因为在解释人们地位差异的时候，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是“分工的不同”。比如，当刘少奇告诉时传祥说，我们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时，比较容易为处在下层地位上的人所接受。涂尔干说：“各种不同的职业可以同时存在，互不侵害，因为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士兵追求的是赫赫战功，牧师追求的是道德权威，政治家追求的是权力，资本家追求的是财富，科学家追求的是学术声誉。每个人可以在不妨碍他人实现目标的同时达到自己的目的。”（涂尔干，2000: 224～225）他还说：“幸亏有了分工，不然竞争对手就会把对方置于死地，不能共同生存下去。在某些同质性较强的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个人都是注定要被淘汰掉的，然而正因为有了分工的发展，这些人才能够自保和幸存下来。”（涂尔干，2000: 228）

总之，涂尔干认为，在实现社会整合方面，现代职业群体所具备的条件是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群体都难以比拟的。涂尔干更多地是从积极意义上论证分层，重视职业分层的积极意义；强调职业群体的职业壁垒与社会屏蔽是一致的。他比前面两派分层理论更加强调“共同体”的形成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自发形成的。结论是，如果充分发挥职业群体的社会整合功能，则因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失范、社会无序和道德沦丧就可以被克服、纠正。

四 涂尔干与马克思和韦伯的比较：三种分层理论所涉及的实质问题

从一个角度看，涂尔干的分层，也属于韦伯的多元社会分层思路，不过他突出了另一种共同体，即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的特点是兼顾马克思的经济和韦伯的身份群体。要理解为什么涂尔干探讨分层问题，最后把落脚点放在职业共同体上，就要回到分层的本原问题：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分层？

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分层呢？不同的人当然有不同的目的，然而，从大的宏观政策的角度看，研究社会分层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发现具有真实社会活动和社会互动意义的社会共同体。于是，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宗明义所提出的关键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下面试比较一下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分层思想，看看他们各自关心的最主要的社会共同体是什么，以及这种共同体对于今天的意义何在。

马克思强调阶级的共同体。他设想失去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会由于经济地位、经济利益的一致性而形成紧密联合的共同体，他甚至提出跨越国界的“工人阶级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略构想。如果社会的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经济差异，真的断裂成如此巨大的鸿沟，那么，因经济利益一致而形成的阶级，也可能形成具有密切互动意义的共同体。但是，西方社会后来的发展证明，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经济差异并没有那样巨大，所以，阶级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是下降了的；更何况，阶级的共同体过于巨大，在今天形成社会互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较弱。

如果仔细考察韦伯的分层思想，就会发现，韦伯陈述了三种社会共同体：即阶级、身份群体与政党。在三种共同体中，韦伯不是很看重阶级的共同体社会互动意义，认为阶级形成共同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形成的多是一种“不完全的大众反应”。阶级组织起行动来，需要的条件太多。政党作为共同体是韦伯的视角，他认为党派是通过建立一种理性的制度，并且执行这种制度，而形成的共同体（韦伯，1997b: 261），当然这是有重要的社会互动意义的；但其范围必定窄小，只是对那些进入政党派别的人有约束，对普遍的社会人群不具有约束力。

所以，作为韦伯分层理论特色的，以及作为韦伯的更为实质的贡献，是其提出了“身份群体”。身份群体是社会声望、社会荣誉地位相似的人组成的群体。但是，韦伯的身份群体内容十分庞杂，包括从等级群体直到俱乐部、兴趣群体的各种类型的共同体；韦伯认为有两种最为主要的身份群体：一种是以分工为基础的，也就是职业群体，另一种是以世袭为基础的等级群体。所以，韦伯实际上是将各种类别的共同体凑在一起，将这个大杂烩称为身份群体。

而涂尔干对共同体的思考，则要清晰得多。他强调的就是因分工不同而形成的职业群体，实际上是提出了不同于前两位理论家的另一种社会共同体，即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的特点是兼顾马克思的经济和韦伯的身份群体。因为职业有明确的经济含义，有些职业本身就同属一个阶级，比如，公司老板。职业作为共同体，内部具有实质的社会互动，是有真实意义的社会群体。

所以，虽然韦伯分析了三种共同体，但从对社会整合的意义看，还是涂尔干的职业共同体更为现实。

尤其是，当一个社会由于社会转型、社会规范巨变而变得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连基本的社会信任关系都失去的时候，依靠什么能够重建社会整合呢？职业显然是最有利的渠道。其原因，在上述涂尔干阐述的九点中已经很清楚了。所以，当今日中国，由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而造成社会解组、社会信任链条断裂以后，依靠职业群体重建社会整合就显得尤为必要。所谓职业共同体，是覆盖人群最广的社会共同体，通过职业共同体实现社会整合具有广泛的社会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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