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拉开序幕

三来一补

1978年5月，一位名叫杨钊的香港客商通过罗湖口岸来到了珠三角腹地的顺德县。三个月后，设在顺德容奇镇的“大进制衣厂”正式开工。顺德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真正的“三来一补”企业。2007年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中有明确的界定：“在宝安，习仲勋还先后参观了两家来料加工厂，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这次考察深圳的时间是1978年7月5日至10日，当时这两家工厂已经在做“三来一补”业务。

“三来一补”是打开国门的第一条缝隙，在历经20多年的封闭、10年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之后，这个敢于将“资本家请进来，让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为资本家打工”的举动，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惊人之举，其中也蕴含着内涵丰富的冒险精神。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大胆尝试，其深刻的探索意义和精神内涵必然成为各地争相关注的焦点。

“三来一补”是一件颇具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事情。

与农民熟悉的“包产到户”相比，“三来一补”不仅需要更多的商业经验，还需要专业的国际贸易知识。在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 “两个凡是”的思想还没有破除，广东各地还没有全面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往来香港还需要严格审批的情况下，靠几个农民或基层组织，真能搞得起“三来一补”吗？且不说从外商投资引进设备，到外商提供订单来样加工，然后再将产品运到香港，最后再用外汇结算的补偿贸易，这一整套复杂的程序，仅仅是每一批订单几千打的衣服要装船运往香港，也要经过外贸、海关、边防等各个部门的层层把关与严格审查。如果没有拿到合法的手续，一经发现，就一定会扣上“投机倒把”的大帽子，付出惨重的代价。

虽然在杨钊来到顺德前的一个月，顺德县已成立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到月底已经全部摘掉右派帽子，但还有一些冤假错案，特别是许多华侨与港澳台同胞的平反工作，还要到一年之后才能落实政策，而“投机倒把”这个含义笼统、边界含混、量刑无度的罪名，要到30年之后的2008年才能正式废除。

在当时的情况下，偷渡香港仍被视为“叛逃”，而将没有国家计划的物品运往香港则无异于“走私。”仅凭一个香港商人和一个乡镇政府，绝对不可能打开一条对外开放的缝隙。那么，当年的“三来一补”到底是怎么开局的呢？

30年后，南下顺德的老工程师李少魁做了大量的研究，才让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逐渐呈现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30年前，正值盛年的他受改革开放的感召，从青海省工业厅辞职，南下顺德，进入当时正如日中天的广东珠江冰箱厂（科龙集团），做了一名机械工程师，在历经形形色色的科龙风波和人事变动之后，从科龙辞职，在容奇镇开了一家质量管理咨询公司。

2011年，李少魁向顺德政府建议在容奇大进制衣厂原址，建设“三来一补”纪念馆。在顺德区委宣传部和社科联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由李少魁牵头的课题组，历经两个月的调查走访，完成了一份结题报告书。这份报告通过对当事人的访谈和关键性档案资料的搜集得出结论。

结题报告得的结论是：“三来一补”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广东省委的直接指挥下，在国务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下，在我驻港机构的长期筹划、牵引下，爱国港商和顺德县基层干部发挥集体智慧，上上下下共同创造的一种新型的、与国际接轨的经济生产模式，是中国经济社会开放的一个重要创新。

根据前文所述，“三来一补”在顺德之前就已存在于深圳的两家企业，顺德显然不是第一。这个结题报告的重要之处在于，让我们了解到，顺德的“三来一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而被确认为第一的2家宝安工厂，则成为“三来一补”这个极具政策性事件的民间首创。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2011年6月6日，李少魁带着项目组在北京海军总医院采访了原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黄静波说：“你们这个‘三来一补’，毫无疑问是习仲勋同志抓的试点。这是个常识问题，否则，你怎么报上去？我们党，我们的干部，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对于新生事物，历来都是先搞好试点嘛！”

黄静波是陕甘宁边区的老红军、老同志，也是习仲勋的老部下。1978年初春，当习仲勋结束了长达16年的下放生活重新复出时，黄静波也刚刚出狱。他是因为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发表了不同意见，讲了自己的看法而被投入监狱的。后经王震的营救和努力才无罪释放。1978年4月，中央决定黄静波与习仲勋共赴广东，担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临行之前，习仲勋听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正在肯定和推动“家庭联产责任制”，于是派自己的夫人齐心与黄静波去安徽请教取经。然后，他们才在习仲勋之后，辗转抵达广东。

黄静波在20世纪80年代调任青海省省长、省委书记。他在北京海军总医院的病房里接受了顺德课题组的访谈，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他还对课题组说：“我在广东省四年的工作期间，曾经四次到过顺德，都是黎子流书记陪同的。我对顺德印象比较深，养殖业搞得好，出口创汇搞得好。”

此时的黄老已是94岁高龄，一生足迹遍及西北、东北、华南等地，却对广东、顺德的印象如此深刻。“养殖业搞得好，出口创汇搞得好”，看似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当时顺德的养殖业产品主要供给香港，换取外汇。

外汇，对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来说，如同一个失血过多的病人急需的血液。创汇也是当时中央交给广东省委的主要任务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项更加紧迫的任务：“广东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因此，叶剑英考虑，准备让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东，由他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后，中共中央即决定派习仲勋到广东担任党政重要职务，习仲勋听到分配到广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原话）的消息，深感责任重大。”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到达广州。上任伊始，习仲勋就雷厉风行地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在全省上下迅速开展整风运动，推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平反冤假错案，筹办经济特区，为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杀出一条血路”，统一了思想，奠定了基础，开创了广东新局面，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敢为天下先”的示范作用。

在主政广东两年零八个月的过程中，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快出口创汇、提高农民收入始终是习仲勋最关心的问题，而开展外贸加工装配业务，无疑是一个最有效、最快的途径。他说：“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城没水果，群众议论纷纷，有些地方甚至怨声载道。现在的确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就来到了宝安。此时的深圳，还是宝安县下面的一个小镇。但宝安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原因是日趋严重的“偷渡外逃”现象。据官方统计，从1954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次，逃出14.68万多人。到1978年，由于香港经济持续发展，内地人了生活水平与香港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在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了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1977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就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他还说，“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第二年他在四川考察时又一次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

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认识，让广东省委有了从根本上解决偷渡问题的胆识和勇气。习仲勋在宝安之行中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宝安，总的印象是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一定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要在全党统一认识，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逐步缩小和香港的差距。”他在参观两家来料加工企业时也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他还强调：“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

“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这是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表态，广东对外开放的南风窗就这样被轻轻地推开了一条缝隙。

一个月后，1978年8月8日，顺德大进制衣厂正式投产。

三个月后，1978年10月17日，靠外来资本和设备建立的容奇大进制衣厂正式获得顺德县工商局核准的营业执照。

四个月后，1978年11月下旬，意义深远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关于对外开放问题的讨论中，习仲勋介绍了广东经验。他在中南组的发言中说，根据中央的指示，广东从港澳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的工作，现正初步开展。到9月底止，签订协议合同近100种，金额3350万美元。

五个月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定，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

一年后，1979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从此，“三来一补”正式走到了光明正大的阳光下，如果说前面推开的是一扇窗，那么这次推开的则是一扇门。从此，“三来一补”作为一种粤港澳优势互补的经济形式，将港澳的资本、技术及市场优势与广东的人力资源优势迅速结合起来，很快就席卷南粤大地，将广东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

查阅1978年顺德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的创办过程，背后始终活跃着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新华银行等国家机构的身影。第一份合同的实际签约方是大进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司（甲方）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分公司（乙方）。顺德容奇镇只是双方选定的一个合作方。前期的接触与谈判过程主要由甲乙双方完成，最后将厂址定在了顺德。由此可见，这是一份经过广东省委和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审核把关的合作方案。选择顺德的原因，除了容奇港可以直通香港之外，也不排除另外一个考虑，规避宝安外逃之潮。毕竟，陷于偷渡漩涡中的宝安太引人关注了。

对此，原顺德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黎子流在接受李少魁采访时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参考：“顺德县农副产品出口一直搞得很好，20世纪70年代就是国家外贸战线的先进县。所以，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找到顺德承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的限制很死，不能借外债，更不可能租赁进口设备，在那个条件下，没有中央批准，不通过国务院，顺德县、广东省都不可能办成任何涉外的事情。”

1979年6月12日，顺德县革委会向习仲勋、杨尚昆做了一次正式的书面汇报，在这份题为《开展来料加工业务大有可为》的汇报材料中，全面回顾了8个月以来的情况：收取工缴费1276234港元，其中扣除偿还设备款281337港元，实际外汇收入为993383港元，折合美钞210599美元。按照政策，企业有15%的外汇留成指标，有31589美元。与此同时，还解决了720人的就业，工人月均工资52～56元。产品已销往美国、西德、我国香港地区。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三年之后，大进制衣厂已完成了外商投资设备款偿还，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到1991年，大进制衣厂已成为一家员工2300人，年产值8135.5万元，年上缴利税534.4万元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顺德，像大进制衣厂一样的“三来一补”企业已达到600多家。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的全面实施和对利用外资的进一步放宽，大量进入珠三角的港澳台投资，选择了离香港更近、交通条件也更加便利的东莞，而顺德在注意引进外资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本土乡镇企业，创造了一种与东莞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

方案，同时，他们也要为自己的前途负责，担当风险。这有时意味着突破某些既定的规则，但是又要获得认可与支持。顺德人拿出了自己的行动方案，随后展开了属于自己的新篇章。

最艰难、最沉重的那一扇国门已经被推开，太平洋的南风扑面而来，接下来就要看顺德这个小地方的大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