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49年 五十六岁
10月1日 下午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及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本书编者行文中简称“中央军委”。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再设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本书编者行文中简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同日 下午三时，出席三十万军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按电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然后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群众游行队伍欢欣雀跃地高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连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同日 为侨胞题词：“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
10月2日 晨，修改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周恩来，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致各国政府的公函和新华社发表公函的新闻稿，批示：“立即发表，于本日见报。俄、英文广播，亦须立即发出。”晚上，收阅苏联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周恩来外长的照会。照会通知，苏联政府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10月3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建交的报告；研究苏联政府同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原则立场，决定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任命王稼祥为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当时还任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会议同意外交部发出声明，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使馆，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交接。
同日 为新华社起草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报道苏联政府以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同日 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开幕。毛泽东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10月5日 致电林彪（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1年11月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共中央华中局（1949年1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改为中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改为中南军区。）并告湖南省委，指出：“程潜、陈明仁（程潜、陈明仁，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率部在长沙起义。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后称主席）。1949年10月19日、11月、12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2年3月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明仁，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按其现在的表现看来，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六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李明灏，原国民党军将领，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对促成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了贡献。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三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十月十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二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白崇禧，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十五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致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电，指出：“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电，指出：“国民党散布谣言，说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王耀武，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杜聿明，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等均被我们杀了。为揭破此点，程潜、陈明仁、李明灏三人由京返湘路过济南时，将留济南一二天看一看王、杜、黄等人，并可能到泰山、曲阜浏览一下，请作准备，并妥予招待。”
同日 复信马叙伦（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19日又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并在马叙伦请病假信上批示：“请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10月6日 复电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福斯特、总书记但尼斯，感谢他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指出“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
10月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1951年11月任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3月任第三政治委员）。1951年7月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萧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1950年6月任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参谋长。1952年8月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电，指出：“同意五日十二时电（1949年10月5日12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央军委的电报说：今后向广西进军仍以5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机会而不能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叶剑英、方方（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1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广东省军区扩编为华南军区时任司令员）。1949年10月、12月又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代理司令员。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1949年10月19日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10月又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并告华中局电，指出：广州军管会及广州警备机关名单除照你们所拟外，应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49年10月19日又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副市长。张醁村，无党派民主人士。吴奇伟，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5月率部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三个党外人士为军管会委员。你们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五月至八月的工作报告，起草给华中局、华南分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的批语，指出：“浙江省委这一报告很值得注意，务请你们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这一报告的写法也是很新鲜的。”浙江省委报告说：关于军事工作，对俘虏处理得很粗糙，没有经过审训就大批地遣散，造成了成群结队沿途抢劫，危害人民很大。关于会师工作，目前游击区党内不纯比较严重，而南下干部中，主要是过分夸大了这一面，存在对当地干部不信任及某些狭隘观点。
10月8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北省政府干部配备问题给华中局的电报稿。将其中“副主席及委员和厅长副厅长中最好能有若干民主人士担任”一句中的“最好能”改为“必须”；在电报稿末尾加写一句：“原名单中民主人士太少。”
同日 薄一波（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1951年12月又任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平解放绥远（绥远，省名。1954年6月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问题时，传达毛泽东指示：“以我之人，加傅（傅，指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1月率部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并对董其武率部在绥远起义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0月19日、12月又先后任水利部部长，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司令员。）之人，兴我之政。”
10月9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李济深，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沈钧儒，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郭沫若，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49年10月19日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陈叔通，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7月又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当选为副主席。会议建议中央人民政府以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日。
同日 致电王首道（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沙市军管会副主任。1950年4月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4月任中共交通部党组书记、交通部副部长。）：“杨开智（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又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10月10日 晚十一时，就如何占领广州和歼灭白崇禧主力问题，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并告叶剑英、陈赓（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2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同年3月又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1年3月、6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1952年4月任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1952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电，指出：“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白，指白崇禧。）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邓华兵团，指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及曾生、林平（曾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副政治委员。）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叶，指叶剑英。方，指方方。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1950年7月、10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6月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52年6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理政治委员。赖，指赖传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政治委员。1950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十一日晚十二时，又为中央军委起草复林彪等并告叶剑英、陈赓电，指出：十一日十时电悉。“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十五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十五兵团与曾生、林平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
同日 和朱德（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致电“长治”舰（“长治”舰是原国民党军海防第一舰队的旗舰，1949年9月19日在上海吴淞口外起义。）全体起义人员：“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行动。由于国民党军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
同日 复电赵锡光（赵锡光，原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第42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起义，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9军军长。）：“新疆和平解放，全国欣慰。望南疆驻军全体官兵，团结一致，为改造自己成为人民军队而努力。”
10月上旬 同刘少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等研究并草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等机构以及政务院所属各部门的负责人人选名单。十月十三日晚，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人选名单。十五日，中共中央召集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协商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人选名单，并请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在十六、十七两日对这个人选名单进行研究，提出修正意见。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和一届政协常委会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并最后确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各机构负责人的名单。
10月11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张宗逊（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1952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四副总参谋长。）并告彭德怀（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11月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后，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7月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及中共中央西北局电，指出：“（一）昨日中央会议已决定十八兵团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10月13日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均未到职）。1950年6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11月又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同志统率入川。（二）向胡宗南（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作战的兵力，除十八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刘金轩，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19军军长。）部及七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十八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七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文、武、成、康，指甘肃省文县、武都、成县、康县。）一带。（三）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十一月下旬准备完毕。”
同日 复电彭德怀：“十日九时电悉。同意你约包尔汉（包尔汉，当时任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2月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人民法院院长。1951年11月又任全国政协委员。）至酒泉商谈。”
10月12日 晨三时，复电林彪，指出：“因为据你们十日七时电，白崇禧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零陵，后并入湖南永州。）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宝庆，今湖南邵阳。）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同日 晨六时，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方方、邓华、赖传珠，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至1950年2月）。1949年12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1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2月兼新成立的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8月又任政务院副总理。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2月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部长。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谋长。1950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指出：“（一）你们十一日二十一时电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陈、邓两兵团，指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和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二）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三）二野五兵团请令其迅向贵州前进，并令十八军先出贵阳。”
同日 晨七时，致电陈毅（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50年1月任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请邀集刘晓、粟裕（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校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12月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1月任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德怀、甘泗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1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告西北局电，指出：“（一）伊宁民族军（伊宁民族军，指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军。）必须有一人为新省（即新疆省。1955年9月撤销省建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迪化，今乌鲁木齐。）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1949年10月、12月又先后任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6月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商量后，再告。（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1950年11月改称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1949年12月兼新疆军区）司令员。）为书记，徐立清（徐立清，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1950年11月改称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1949年12月兼新疆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10月任中央军委总干部部第二副部长。）为副书记”。“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10月13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邓子恢、叶剑英、陈赓电，指出：“据香港十月十日电称，‘（一）据空军高级人员方面获息，蒋电李、白（李，指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白，指白崇禧。），弃守广州，坚持广西；并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二）据熟悉桂系的人说，桂残军如退入桂境，当会大部逃散，丧失战斗力。现白匪正大量廉价售卖枪支给地主，拟大量组织地方反动势力，并在桂东演习坚壁清野，连谷种都要毁灭’等语。请加注意，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
同日 在林彪、邓子恢、谭政等十月十二日表扬第四十军、第四十一军和第四十九军歼灭白崇禧主力的电报上批注：“被歼灭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十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同时，将此件批转程潜阅。
同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歼胡（指胡宗南部。）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叙、泸，指四川叙府（今宜宾）、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二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十二月可到川南。二野陈赓兵团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四野主力歼白，大约明年一二月可入云南。”“担负西北任务的三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一第二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一个兵团（即十九兵团）待宁夏工作结束后，不担任地方工作，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经营云、贵、川、康（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所辖金沙江以东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原所辖昌都地区划归西藏。）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力群（邓力群，当时是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联络员。）电：“据彭德怀同志十月十二日电称：‘为了解自治区情况，及对自治军（自治军，指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军。1949年9月民族军发展到一万四千余人。）给以适当照顾，请其派军事政治代表，乘中苏班机飞哈密，由我驻哈第二军派汽车送来酒泉，商讨自治军编制为国军及其他政策。这些事事先取得他们同意再办，似较稳妥。如认为必要，请通知邓力群同志转达’等语，请即转商是否可行并复。”
同日 为转发饶漱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十月十一日关于在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来电，起草给各中共中央局负责人电，指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应为代表会议。）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同日 复电饶漱石：“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请你抓住松江经验，要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
同日 复信冯友兰（冯友兰，哲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同日 为上海市纸业革新促进会题词：“你们提倡由纸的商业转变为造纸工业，改良土纸及推广土纸使用范围，都是好的。你们用土纸抄写我的几篇文章，我是感谢你们的。现在我给你们写了几句话，但请你们不要用为广告。”
10月14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于十一日到台湾；代总统李宗仁于十三日到桂林，不久又从南宁去香港。
同日 致电中共湖南省委：“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述他自被开除党籍后十七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属实电告。”
10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电，指出：“我军即入广州。你们可以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照前定名单（增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三人）立即发表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就职布告，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叶剑英为市长，李章达及我方一人为副市长，朱光（朱光，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1949年11月又任广州市副市长。）为秘书长）的就职布告。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再行追认。”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电，指出：“自治区（指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于1944年11月举行武装起义后形成的三区人民自治区域。）军政代表至彭处谈话，第一步是询问情况，在彭对情况未明了前难于提出初步方案。此次出席政协的赛福鼎、阿里木江（阿里木江，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二人，不久可由京乘飞机赴酒泉与彭见面，一切问题均可和赛、阿二人商谈。故自治区暂时可以不另派代表去酒泉，待赛、阿与彭谈话并回至伊犁后，如有必要再派代表为宜。”
同日 复信张仲实（张仲实，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1949年11月又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干事会研究出版部主任。）：“杂志（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出版的机关刊物《中苏友好》杂志。）名称，请郭沫若先生写为好。另写了一句话作为杂志创刊号的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
同日 发出由张枫（张枫，即饶彰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转卫立煌（卫立煌，1948年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去香港。）的电报：“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卫立煌十月三日从香港致电毛泽东：“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10月16日 接受苏联首任驻中国大使罗申递交国书。致答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同日 致电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表示德国历史的根本转变。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曾经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心的德国，现在已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加入了人民民主国家的行列。
10月17日 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指出：“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10月19日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会议任命董必武、陈云（董必武，当时还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1950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陈云，当时还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0年10月下旬任书记处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郭沫若、黄炎培（黄炎培，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会召集人。）为政务院副总理，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谭平山，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中国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委。谢觉哉，当时还任内务部部长。1950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罗瑞卿，当时还任公安部部长。1950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公安部队（1951年9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又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曾山，当时还任纺织工业部部长（1952年8月改任商业部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2年8月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滕代远，当时还任铁道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司令员。章伯钧，当时还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交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中央政治局秘书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李立三，当时还任中共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劳动部部长、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陈劭先，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王昆仑，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央常委）。罗隆基，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宣传委员会主任。章乃器，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集人。1952年8月又任粮食部部长。邵力子，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11月任中央常委）。黄绍竑，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和贺耀祖、刘斐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还任全国政协委员。）为政务院政务委员，李维汉（李维汉，当时还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秘书长。）为政务院秘书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徐向前，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为总参谋长，聂荣臻（聂荣臻，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市市长。1950年初又任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为副总参谋长。会议还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和委员，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负责人员，并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同日 复电林彪并告叶剑英、陈赓，指出：“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卢汉，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率部在昆明起义。）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同日 复电彭德怀、习仲勋（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1950年2月任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8月、9月又先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指出：“高凌云（高凌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仍当第二师师长。该师开回陕北与陕北伊盟部合编，加强战力，作为陕北伊盟警备部队，如此对外影响较好。左协中（左协中，原国民党军将领，1948年5月率部在陕西榆林地区起义。1949年12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在政协会后有进步，应在陕西给以适当位置（例如省府委员）。”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电：“你们十七日吸收李任仁（李任仁，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47年冬在香港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云逸（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广西省委书记（1952年8月改称第一书记）。1949年12月又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正和李任仁谈此事。我军占领广西全省后还要物色其他民主分子参加工作。”
10月20日 主持召开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未解放地区进军和今后的建军问题，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主持今后国防的研究设计事宜。毛泽东在会上就整个作战情况及部署等问题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对付帝国主义有两个中心：一是上海，一是天津。进军西南，由刘、邓三个兵团及贺龙一个兵团共六十万人承担，任务是解放云、贵、川、康。贺龙直下川北、川康边，刘、邓则从大别山到峨眉山，估计今冬除昆明外，西南可全部解放。解放昆明因陈赓需大迂回，时间较长。进军西北的新疆问题，一野先头部队已于十月十五日到达哈密，正与陶峙岳（陶峙岳，原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9月率部起义。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任司令员。）交涉先去一个师，陶很欢迎。拟于十一月至十二月到达北疆、南疆，否则再迟，一下雪明年生产就不能布置，军队吃饭成了很大问题。西南也同样。我们这样的军队进去，吃饭是很大的问题。要看到我们这样大的军队是很大的生产力，明年必须很好地布置生产。海军自两只大军舰过来后，我们已占优势。两只大军舰起义都不是共产党员搞的，这证明中国人的心都已变了。空军现在力量很弱，上海、南京受敌人飞机威胁很大。土匪问题，有个时候闹得很厉害。我军大举向前进军，这些土匪就像头上的小虱子一样，梳子梳过后残留下来了。不肃清这些土匪，谁都不高兴。现在已打得差不多了。讲到战后军队组织问题，毛泽东说：那个时候，兵团根本就不要了，甚至军也可考虑不要，因为师减少了。部队就可以转出大批干部，一定要想法很好地转。另外还有四十万的旧军官，我们原则上对这些人都要有个安置，不安置是不对的。对旧职员也要很好处理，使这些人都能有事做有饭吃。他说：这次军委会增加了新人员，新的血液，这反映了我们的国防情况。过去，前方打仗忙，军委就我们几个人来搞，我们主要靠野战军、军区指挥。军队里面主要靠三大民主，发扬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使军队很快就能打仗。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我们军委会反映了我们的国防，这说明我们老革命首先从旧军队分化出来，后来逐渐增加新的成分。现在增加的几位，我们希望真正团结起来，来研究些问题。我赞成张文白（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对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军委委员。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先生的提议，组织个国防研究小组，由张先生当组长，刘斐（刘斐，原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8月和黄绍竑、贺耀祖等在香港通电声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任中央军委委员。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先生当副组长，蔡先生（指蔡廷锴。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傅先生（指傅作义。）当组员，聂荣臻，我们的作战部部长李涛，还有罗瑞卿，也可以当组员。
同日 致信斯大林：“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同日 晚上，宴请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1952年8月改称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11月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林伯渠、聂荣臻、李济深、张澜（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程潜、王稼祥、李克农（李克农，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50年12月又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1951年7月又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参加。毛泽东在宴会上说：形势的发展速度必将加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从哈尔滨打到广州，按原来的估计这是需要两年的时间。
10月21日 致信胡乔木（胡乔木，当时任新闻总署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1950年春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同日 复电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临时代理主席。）并转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同志和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体同胞，感谢他们对新疆和全国解放的祝贺，指出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同日 复电包尔汉并转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全体委员，感谢他们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贺，指出：“望与人民解放军及全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推行《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同日 和朱德复电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并转全疆回族同胞，感谢他们对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祝贺，指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10月22日 为新疆阿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阿合买提江，原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阿合买提江等5人在1949年8月27日来北京参加新政协的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题写碑文：“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木奴诺夫（伊斯哈克伯克·木奴诺夫，原任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原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原任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民族军副总指挥。）同志、罗志（罗志，原为新疆中苏文化协会成员。）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电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对新疆人民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表示深沉的哀悼，指出：“阿哈（唁电中将“合”字写为“哈”字，是由于译音的不同。）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
10月23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指出：“自治区领袖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为出席政协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在西伯利亚失事不幸牺牲。赛福鼎等三人为第二批代表。赛福鼎为代替阿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
同日 在赛福鼎十月十五日向中共中央写的入党申请书上批示：“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10月24日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接见绥远军区负责人高克林、姚喆、裴周玉（高克林，当时任中共绥远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政治委员。姚喆、裴周玉，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和傅作义，谈对绥远起义部队的团结改造以及同非党人士长期合作问题。周恩来、薄一波、聂荣臻参加。毛泽东说：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其意义何在？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不能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
同日 出席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会议。在陈云讲到党的有些干部对民主人士不放心和怕麻烦时，毛泽东说：现在党内同志不懂得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这个问题不简单，眼光要看到全国与全面。
同日 为祝贺“海辽”号轮（“海辽”号轮是原国民党政府招商局的运输轮船，1949年9月19日在由香港驶向汕头途中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起义致电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同日 审阅新华社关于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逮捕原国民党军队中反动分子的新闻稿，批示：“乔木：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
同日 为捷克文版《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所写的序言在《人民日报》发表。序言说：“捷克共产党的同志们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和我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以捷克文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引以为荣的。”“欧洲的关心亚洲命运的一切读者们，由于阅读这些短篇的文件，特别是由于阅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六十条《共同纲领》，将获得关于新中国的基本常识。我相信，捷克的同志们为帮助欧洲读者认识新中国所作的努力，对于国际革命运动乃是一个可感谢的贡献。”
10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西北局并彭德怀电，指出：“贺（贺，指贺龙。）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决定在十一月上旬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电，指出：“陈明仁挂名为主席的临时湖南省政府，目前一二个月内如尚无必要实行改组，则不必马上改组，仍照现时状态做下去，待一二个月后再行改组为我党占比较多数同时网罗各方民主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省政府，那时可重新审定名单。”
同日 为推动各级地方政权的建设，将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召开各界代表会的指示转发给华东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请他们“加以研究，并下发所属参考”。
同日 复信许志行（许志行，1919年冬在武汉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的邀请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任教。），指出：“你在上海教书甚好，教书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不荒废课业，不要来京。如遇假期，可以来京一游，看一看仍回去教书。”
10月26日 复电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同志们：“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同日 复电感谢阿尔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函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复电说：中国人民是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下求得解放的，因此对于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热烈的同情和坚定的信心。我相信，阿尔及尔人民在阿尔及尔共产党领导下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援助下，终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同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北京市委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2月又任北京市市长。）、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议事项主要有：（一）政府工作人员实行薪水制问题，指定陈云、薄一波、聂荣臻、李立三、杨立三（杨立三，当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部长。）开会，并吸收其他有关人员参加讨论，拟定初步办法，交政治局审定。军队中实行薪水制问题，一并加以讨论。（二）关于政府各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作关系问题，由周恩来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三）关于目前统一战线及共产党干部与非党干部合作问题，由刘少奇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四）关于政权系统中的党组及党委的组织和工作要点，由安子文（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9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0年9月又任人事部部长。）起草一个指示，提交政治局讨论。（五）关于王明（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尚未按照二中全会决定对所犯错误写声明书，刘少奇已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代表政治局和王明谈话，指出王明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政治局认为刘少奇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六）罗章龙来信要求恢复党籍事，应令湖南省委通知他，由于他在一九三○年采取了分裂党的立场，擅自组织他自己的所谓中央和地方的非常委员会。因此，当时党中央为维护党纪起见，采取了开除他的党籍的办法，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他现在来信要求恢复党籍，决定不允许。
10月27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给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命令，指出：“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五省二市改归中央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辖有关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同日 复电包尔汉，指出：“迪化伪监委行署应予撤销。公物档案希派员接管，造册具报政务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有人员之生活无着者，酌予维持。”
10月28日 为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问题致电斯大林：“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三十日，又致电斯大林：“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10月29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以急电发给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通报指出：“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袁仲贤，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代理参谋长。1950年4月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参谋长。）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叶，指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2月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陈，指陈庆先，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参谋长。）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急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同日 就董其武（董其武，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2月又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底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部改编问题复信薄一波，指出：“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傅宜生，即傅作义，字宜生。）商酌。”“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10月30日 为转发薄一波十月二十九日关于华北各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起草给各中央局、分局等的批语：“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此，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并且印发给全党干部研究（中央已印二千余份发给中央直属各部委社院校的同志们）；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薄一波报告总结的主要经验是：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使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议的关键。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
10月31日 致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叶剑英、陈赓及刘伯承、邓小平。电文如下：“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一）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匪部如被程子华（程子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司令员。1950年11月任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1952年10月任党组书记、代理主任）。）、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安南，越南的旧称。）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韶州，今广东韶关。）（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司令员兼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员。1950年6月又任京津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员。1951年2月又任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2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参谋长。）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杨得志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9兵团。）（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兵团（鲁道源兵团，指鲁道源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11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同日 就华中成立军政委员会等问题，致电林彪、邓子恢和中共湖南省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程潜、程星龄（程星龄，程潜的堂弟，曾任国民党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在长沙参与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当时任政务院参事、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1950年4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我们谈得很好。我对程星龄谈的许多话，已托他向你们转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拉好对程潜、程星龄、李明灏、唐星（唐星，原国民党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参与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任首席谈判代表。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其他进步分子的关系，争取他们和我党进一步靠拢，站在《共同纲领》基础上，打击反动分子，改造陈明仁部，以利民众运动的发展。”“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以为管辖六省（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省。）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拟以林彪为主任，邓子恢、程潜为副主任，委员须网罗六省党内党外重要人物。”“关于组织华中军政委员会（1949年12月正式成立时名称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及请程潜当副主任事，我们已和程潜、程星龄谈过。程潜表示愿就副主任，在林彪领导之下从事工作。”
11月2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定事项主要有：（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二）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政协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负责的共产党员，直接受中央政治局领导，不另设党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设联合党组，罗荣桓（罗荣桓，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4月、11月又先后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为书记。决定周恩来为政务院党组书记，董必武、陈云为第一、第二副书记。（三）为整饬党纪，决定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同意陈云关于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属各部门在最近数月内分别召集水利、农业、粮食、茶叶、丝绸、猪鬃皮毛油脂、煤炭、钢铁、机器制造、电器、税务、财政等一系列会议。
同日 为转发中共浙江省委十月二十七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报告，起草中央给华中局、西南局、西北局等的批语，指出：浙江省委提出的几个带政策性的问题，“各省都有，值得注意，请转发所属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连同自己在反霸减租斗争中所得材料加以研究，以其意见汇报中央为盼”。浙江省委提出的农村中几个带政策性问题是：减牛租问题，雇工增加工资问题，对恶霸地主的工商业的处理问题，在强大农民运动威力下对有的主要的恶霸地主向政府自首的处理问题，积谷、公谷、庙谷、祠堂谷的处理问题，反霸中没收的森林及公共森林的管理问题，一切公田、公地是否减租的问题。
同日 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中局、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电。电报在援引新华总社发来的一件投书的内容之后，指出：“（一）关于投书内所称之湖南盐务办事处遣散多数旧人员一事，请湖南省委派人查明情况并拟具处理意见电告。（二）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最近西北局关于处理旧人员问题有一具体办法（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9年10月14日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中央业已转发你们参考办理，请加注意，并转告所属注意为要。”
11月4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粟裕、唐亮、张震（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参谋长。1952年4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周骏鸣并告华东局电：“同意你们戌东（戌东，即11月1日。）电所述定海作战方案，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
同日 复电林彪并告邓子恢：“十一月二日电悉。你对陈明仁部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六十二师俘虏兵如尚未分散，可以拨补陈部。”林彪二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的对陈明仁部的方针是：加紧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改造，学习革命道理，提拔进步分子，改正错误思想，分批集训落后干部，而当前以政治改造为主。电报中还说到陈明仁要求将俘虏的国民党军六十二师的官兵补充给他的部队。
同日 阅中共上海市委十一月一日给中央的电报转述的英国侨民致英政府备忘录要点。转述的要点中说：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之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并照“付税能力”强定工商税，对工商业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毛泽东批示：“薄一波同志：请将此项情报抄送黄敬（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1952年8月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并收集上海税收办法，加以研究。”
1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华东局电，指出：“关于暂时不建立华东人民政府而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以为过渡时期的政权机关及该委员会名单问题，陈、刘（陈、刘，指陈毅、刘晓。）返沪后谅已转达我们的意见。现请你们迅即加以考虑并将具体名单于本月十五日前电告，以便连同华中及西北两项名单由中央作最后审定提交中央政府通过。我们认为建立此项华东临时政权机关的时机业已成熟了。”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彭德怀并告西北局电，指出：新疆省军政委员会问题，“现应考虑者，新疆既有联合省政府又有联合军区，并以彭为司令员兼政委，似乎不必再设军政委员会了”。
同日 阅聂荣臻关于卫生部问题的报告，批送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聂荣臻、杨尚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指出：“（一）卫生部错误检讨（指卫生部1949年11月3日对于工作中的方针原则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等错误所作检讨的申明书。），由尚昆印发中央及军委各部、委、会、社、院、校负责人参考；（二）卫生部所作关于卫生行政会议报告书及所附参考材料，牵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应由尚昆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及薄、聂、陆、乔、陈（薄，指薄一波。聂，指聂荣臻。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52年9月改任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乔，指胡乔木。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泽东的秘书。1952年11月又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以待中央讨论，分别采取政府立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此次卫生行政会议上只能当作建议通过，不能作决定。”
同日 复电原身边警卫员翟作军：“你恢复党籍并受命做民运工作，为你庆贺，希望你服从上级指示，努力奋斗，为人民立功。”
1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贺龙并告西北局彭德怀及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同意贺龙同志六日意见（1949年11月6日，贺龙致电中共中央并西南局，建议：对陕南、川西北进军，在与西南局会合前，须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为了统一指挥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部队，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此项机关似可称为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何人为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请贺提出先在此次兰州西北局会议上斟酌通过，电告中央作决定。”
11月9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陈赓并告叶剑英、方方电，指出：“各方情报指明，白崇禧部在无法逃往云、贵时，将往越南，此种企图已日益明显。白匪如真逃往越南，将给胡志明（胡志明，当时任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2月改名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及我们自己以很大困难。因此，除程子华兵团着重切断白匪经柳州、退贵州，经百色、退云南的道路外，我四兵团应着重切断白匪退越南的道路，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退往越南。”
同日 致电林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告陈赓，指出：“据广东南路区党委六日电称，湛江只有敌四千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指邓华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广韶线，指粤汉铁路广州至韶关段，今京广线的一段。）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四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梁广纵队，指梁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
同日 就赴苏联访问的时间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王稼祥电：“我们已请柯瓦廖夫（柯瓦廖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11月1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九日电悉。你们既已召集三十几个党外政协代表征询对华东政权机关的意见，可以再征询一次，以其意见于十一月二十日以前电告，不得再迟。”
11月11日 致电林彪、黄克诚（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3月又任司令员）。1952年10月任中央军委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并告陈赓、刘伯承、邓小平：“苏名作家西蒙诺夫同志等一行是否已到衡阳及如何往广西前线参观作战事宜，望电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此事，妥为招待及护送，确保其安全而又能顺利获得参观军队生活、军队作战及地方群众活动等方面的实际材料，以利其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写一部著作，如他们愿意继续随四兵团入滇应表欢迎，并一样妥为保护。”
同日 审阅修改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复聂荣臻、薄一波、张南生、张致祥（张南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2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致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电报稿。在电报稿中的“同意所提调任改编董其武部两个军七个师之师以上政治干部配备全部名单”一句之后，加写：“所有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调集一起，有计划地给以去绥远军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并完全研究明白，然后派去，否则不要派去，务望注意为要。”
11月12日 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廖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同日 致电刘敬宜、陈卓林以及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两个民用航空公司。1948年底，这两个公司将营业机航基地从上海分别迁移到香港和广州。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同时有11架飞机飞回大陆。）全体员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11月13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物价问题。在陈云作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发言后，毛泽东说：邓子恢、饶漱石十一月二十五日来京，拟开会议，准备讨论财经问题。首先是党内问题，要有决心。决定由财经委员会研究后提交政务院，讨论准备发行公债的问题。本月底召开的政府会议上，由陈云同志作报告，讲一讲如何做到逐步平衡预算，求得明年稳定的问题。对财经问题应在党中央通过一个决议，这个决议由陈云负责起草。明年冬季开始土改，大体要在三至五年内完成，准备发一通知。华中提出的以农村为中心，也是有毛病的。中心是在城市，不管工业的大小，因为它总有手工业，手工业比农业是进步的。军区部队准备明年进行开垦，由聂荣臻起草一个通知。
11月14日 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
同日 就大量吸收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问题，致电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指出：“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马，指马步芳，曾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指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同日 会见邓宝珊（邓宝珊，曾任国民党军第21军团军团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初率部起义。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1949年12月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同他进行长时间的谈话。
11月15日 复信周世钊（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信中说：“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同日 复信毛煦生（毛煦生，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那时他在辎重营当文书。）：“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先生过去在辎重营担任何职，记不清楚了，便时尚祈见示。毛紫奇（毛紫奇，即毛子奇，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辎重营任营长。）尚在人间否？”
11月17日 复电程潜：“仇亦山（仇亦山，即仇鳌，字亦山，中国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政员。1949年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先生来京赐教，极表欢迎。惟仇先生体弱，冬季北上是否适当。为避寒计似以开春北来为宜，如无此种顾虑则可随时动身。请与仇先生商定见示为盼。”本日，又复电仇鳌：“先后两电均敬诵悉。来京赐教，极表欢迎。何日命驾，尚祈电示。”
同日 复信李介侯（李介侯，毛泽东少年时相识的乡村教师李漱清的儿子。当时在长沙经商。）：“耿侯（耿侯，即李耿侯，李介侯的哥哥。1925年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湘南牺牲。）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尊翁（指李漱清，乡村教师。毛泽东少年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
11月19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什么是恶霸地主问题的电报，起草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等的批语，望他们将这个电报转发所属注意。华东局的电报说：一般地说来，恶霸即是地主阶级当权派，但有若干当权派的地主不一定是恶霸。必须从具体情况与具体人物及具体事实，特别是群众的要求与斗争的目的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概念出发。
同日 为转发第二野战军前委对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的指示，起草中共中央给华中局、华南分局、华东局、西北局各负责人的批语：“请转发所属注意。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二野前委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是对的，但不可笼统地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二）市和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三）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五）新区问题极其复杂，应从各方面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
同日 复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的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十四日电（指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驻香港员工吴志翔等35人于1949年11月14日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等的电报。电报中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脱离关系，保护在港资产，听候人民政府接收。）悉，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同日 复电兰那地夫（兰那地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你在十月十二日的贺电收到了，十分感谢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的祝贺。全中国人民读到你的电报里所表现的印度革命人民的兄弟友爱，都将感觉欢欣和骄傲。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
11月21日 就任弼时（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赴苏联治病问题致电斯大林：“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同志患病甚重，苏联大夫认为他需要去莫斯科治疗，我们同意这种意见。未知是否可行，请予示复。”次日，接到斯大林表示同意的复电后，又致电斯大林：“拟令任弼时同志随两位苏联医生一同赴苏联，如蒙同意请即电告，并请通知两位医生与任弼时同志同行。”
11月23日 就解决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邓小平，指出：“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在青海。）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同日 和朱德复电班禅额尔德尼：“接读十月一日来电（1949年10月1日，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发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同日 审阅修改彭德怀给班禅额尔德尼的复电稿，加写一段话：“西藏解放已可预期。尚望先生号召藏族人民，加紧准备，为解放自己而奋斗。”
11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东局电：“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应选出四十人左右的协商委员会。其职权为在各界代表会闭会期间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案，并为下届各界代表会准备议程及议案。请参考北京《人民日报》所载北京第二届各界代表会所选举的协商委员会。”
同日 下午四时，就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致电林彪并告陈赓：“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十六个师，由博白、郁林（郁林，今广西玉林。）、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化县，今广东化州。）、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余汉谋，1949年8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宾州，今广西宾阳。）、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复西北局并告华北局电：“关于伊盟（伊盟，即伊克昭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划归华北问题，原由薄一波同志与马明方（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1950年2月任第三书记）。1949年1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0年1月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9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同志商定，由马回西北局转达征求你们同意后实施。因马去东北参观，故你们尚不知道此项决定。现据你们来电表示同意，即请径与华北局商定交接事宜，并注意要使交接双方都感满意，并恰当地处理奇子祥（奇子祥，即奇天祥，原国民党政府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保安司令，1949年11月5日率部起义。）问题及伊盟与傅、董（傅、董，指傅作义、董其武。）关系为要。”
11月25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饶漱石、李富春（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0年4月又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薄一波、聂荣臻列席。会议决定：毛泽东定于十二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出国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由刘少奇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代理；全国政协主席由周恩来代理。会议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问题预案。
同日 致电贺龙：“据周士第（周士第，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来电，主张早日发动向胡宗南进攻，我意待你在西北局会议完毕，回到十八兵团再行发动进攻为适宜。”
同日 复电林彪、谭政、萧克并告刘伯承、邓小平：“二十三日电悉。如刘、邓需要，同意你们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入川作战。”
同日 为答谢越南民主共和国来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复电胡志明，指出：“中越两国同处反帝国主义斗争前线，随着两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发展，两民族的友谊必将日臻亲密。”
11月26日 就各地修机场的经费问题，批示聂荣臻、刘亚楼（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各地修机场是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办理，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请你们发一统一指示。”
11月27日 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李井泉，当时任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电：“（一）为协同一致全歼川、康各敌之目的，军委决定贺、李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应受刘、邓、张、李（张、李，指张际春、李达。）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二）贺、李发给刘、邓之电报，同时发一份给我们。（三）以上望遵照为要。”
同日 就吸引胡宗南部到重庆聚歼的问题，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告贺龙、李井泉：“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汤恩伯，1949年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于上海那样的好仗。”
同日 就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西北局等的电报。电报指出：“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对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四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电报要求华中局及四省省委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
同日 为转发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倡导评奖运动的指示，起草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的批语：“兹将华北局十一月二十二日关于倡导评奖运动作为一项新的领导方式的指示转发给你们，请加注意，并转所属参考，依据当地情形斟酌采用。”
11月28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李富春、饶漱石列席。会议研究一九五○年全国收支概算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问题，以便在新的一年里减少现钞发行量，平抑全国物价，减少财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地恢复和发展生产。
同日 就占领重庆的部署问题复电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林彪、谭政、萧克：“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指罗广文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15兵团。）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十一月三十日，第二野战军主力部队解放重庆，蒋介石于当日晨逃到成都。
同日 复信毛禹居（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房兄和私塾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泽连，即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同日，复信毛泽荣（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李祝华，毛泽东的堂表弟。）、毛泽连二位便知。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11月29日、30日 主持召开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列席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等。毛泽东在二十九日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财政概算，他说：去年预算增加五倍，今年增加一百多倍，各部门为了工作，预算都很大，但这个家当就这么大，只有这些钱，因此必须把支出和收入碰一下头。总收入和总支出都是五百九十四亿斤（市斤）小米，每斤合洋钱五分，总共等于二十九亿五千万银洋。在收入项目内，公粮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一点四，税收占三十八点九，合计尚差一百一十二亿斤小米，就要靠发行公债来弥补这个赤字。在支出项内，明年准备养九百万人，其中军队五百七十万人，其他人员（包括留用人员）三百三十万人。所有人员，从中央到地方，在业务以外都要进行生产。后年可以准备三百万人转入生产。现在，我们的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关于发行折实公债问题，他说：今年票子发得多，又加上防疫，设立三道封锁线，因此使全国物价高涨。这个预算的目的，就是明年不能像今年这样印票子，否则物价还会涨，明年可以做到比今年发得少。公债发两亿分就等于两亿银钱。有的主张发多，有的主张发少。发多了不妥当，发少了不解决问题，目的还在收回通货，请同志们研究一下。公债等于折实储蓄，要解释清楚，有借有还。参加会议的把预算草案带回去，要给各党派主要负责人（常委）、各地区负责人知道一下。如果不懂得全局，他就不好工作。从这个预算中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如果后年能将军队从五百七十万减到三百万甚至二百五十万就好多了。“飞鸟尽，良弓变”，变为生产的，不是“良弓藏”。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过三关以后就好办了。第一关战争，第二关土改，到社会主义这是第三关就好过了。
1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复西北局、一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十一月二十四日电悉，同意西北局扩大会议议决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与原甘肃军区合并，以许光达（许光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195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原甘肃军区司令员徐国珍为副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以兵团首长兼军区首长。”
同日 致电祝贺由英国进步人士发起的英中会议在伦敦开幕。贺电指出：“对于英中会议的召开，谨致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欢迎一切加强中英人民友谊的努力，并希望这种努力获得成功。”
12月1日 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十二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问苏联时签订中苏条约事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参加。
同日 审阅杨立三本日关于一九五○年全国军费预算会议召开前拟要各大军区编造预算的报告，批示：“刘、朱、周、聂并告杨立三，同意此件意见。开会时请你们注意指导，因此事与全国财政预算有密切关系。”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分局电，指出：“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同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同意华中局关于纠正乡村干部不良作风的决定的电报稿，加写一段话：“除在华中各省实行外，华东、西北、西南及其他有类似情形的地方均须注重纠正同类错误，尤其是乱打乱杀乱捉必须防止及禁止，决不能放任。”
同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饶漱石、李富春、邓子恢、安子文列席。会议通过准备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的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政委员会、绥远省军政委员会等的负责人员名单，以及绥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广西、北京、上海、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员名单。
12月2日 晚七时，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等。毛泽东讲话，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举例说，概算草案中关于养活所有旧军队和旧公教人员的问题，这就是政策问题。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设立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这样一级的有力量的地方机构，才能把事情办好。应该统一的必须统一，决不许可各自为政，但是统一和因地制宜必须互相结合。在人民的政权下，产生像过去那样的封建割据的历史条件已经消灭了，中央和地方的适当的分工将有利而无害。
同日 复信柳亚子（柳亚子，诗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1951年7月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因忙迟复为歉。车中信未见，厚意敬领。题字册（指柳亚子1949年送请毛泽东等题字的《羿楼纪念册之一》。）便时当代询，周公（指周恩来。）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文史机关事（指筹备建立中央文史研究馆一事。）大略亦因此，便当询之。”
12月4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出席，薄一波、聂荣臻、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列席。毛泽东就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发表讲话。他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土地改革将分配地主土地和分配富农土地分为两个阶段有好处，便于保护中农。关于财经工作，毛泽东说：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在城乡关系中，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公营经济是中心，因为公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
同日 审阅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的决定，批示聂荣臻并告李涛（李涛，当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同日 阅邓拓（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52年6月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关于人民日报社工作问题的报告，批示胡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邓拓在报告中建议：人民日报社增调懂业务的领导骨干；以德、才两项标准为主，调整编委、组长与编辑人员，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挑选部分得力记者到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组织各区的通讯报道；各省市普遍设立特约通讯员。
12月5日 复电粟裕：“你十二月初赴江浙召开高干会完毕后请来北京与聂、李、刘（聂、李、刘，指聂荣臻、李涛、刘亚楼。）商量作战办法。待商好后再定攻击舟山群岛的时间。大体上可以推迟至明年一月或二月间举行攻击。”
同日 阅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批示：“我们同意此种办法（刘亚楼等1949年11月28日关于修复机场的经费问题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华东范围内，则要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修建程度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经费开支过大。）。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财委（中财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简称。）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同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重点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实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指示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军区的通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发表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你们看到后应即加以研究，就自己管辖范围内使一切可能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部队和机关积极地适当地实施起来，注意避免过去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时所犯过的错误，区分前线和后方，区分具备了参加生产的条件的部队和机关与目前尚未具备此项条件的部队和机关，考虑地方条件和资金条件，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使部队和机关的生活获得改善，使国家节省一部分开支，并将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12月6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到西直门火车站送行。同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苏联专家的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赴苏。
12月11日 和朱德就云南省国民党军起义复电卢汉：“佳电（指1949年12月9日卢汉关于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给毛泽东、朱德等的电报。）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
12月16日 中午十二时（莫斯科时间——编者注），抵达莫斯科北站，受到苏联领导人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孟希科夫、葛罗米柯（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孟希科夫，当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等的欢迎。毛泽东发表书面演说：“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乘车前往莫斯科郊外的原斯大林别墅（姐妹河别墅）下榻。
同日 下午六时，到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进行会谈。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马林科夫，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维辛斯基（维辛斯基，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毛泽东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问题。中国需要三至五年的和平时间，以便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和稳定国内局势。中国这些重大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是否有和平的前途，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了解，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障国际和平。斯大林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直接的战争威胁。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不仅能够保障五至十年的和平，而且能够保障二十至二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和平。当毛泽东谈到中苏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并作出决定。需要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一九四五年缔结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还是应当声明将对它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作相应的修改。又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就意味着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取得了美、英同意的。即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英以口实，他们会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条款的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采取的行动，必须符合公众最大的利益。这个问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惟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感想，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政府订的，国民党政府既然倒了，原条约就似乎失了存在的意义。毛泽东提出，最好能解决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问题。斯大林表示：贷款这件事可以做到，如果你们想现在完成协定手续，我们也同意。
12月17日 召集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开会，批评陈伯达当天外出一天未请假，并宣布以下纪律：（一）外出要请假。（二）保密。代表团内的事情一概不得对外讲。（三）不准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四）注意节约用电。
12月18日 致电刘少奇，向中共中央通报会见斯大林和中苏第一次会谈情况。电报提出：“请你和恩来商量并召集政治局诸同志加以讨论，目前是否有签订一个简单通商协定（包括新疆在内）规定每年交换货物的品种及总数量之可能与必要，以便决定恩来是否来此。”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十八日来电所提问题，并加以准备。二十一日，刘少奇和朱德、周恩来复电毛泽东：“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同意现在签订关于旅顺、借款、航空及通商协定，恩来同志即去莫斯科一次。借款、航空两协定已有成稿，通商协定亦可将我们输出苏联货物及苏联输入中国货物的种类和大体数量提出，贸易部长亦可同恩来同志去莫一次。因恐天气不好，并准备一个月时间来回坐火车。但是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同日 复电林彪，指出：“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1949年11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广西战役。此战役解放了广西全境，歼灭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十七万三千余人，两万人逃入越南。）。”“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各军休息二十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12月19日 致电刘少奇、周恩来，指出：“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你们对此意见如何？”
同日 致电聂荣臻、刘亚楼：“请你们讨论一下，假如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举行一次或数次对长江口外敌舰的空袭，需要多少飞机，其中战斗机若干，轰炸机若干，我们自有若干，需援助若干，告我们为盼。”
12月21日 出席在莫斯科大剧院为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庆典。毛泽东在致祝词中说：“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当晚，致电中共中央：“本（二十一）日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
12月22日 晨，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据稼祥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同日 找柯瓦廖夫来住处谈话，并要他把这次谈话的记录交斯大林。其中提到：希望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二日举行预定的会见，打算下一步谈判解决以下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协定，拟请周恩来前来莫斯科完成签字手续。
同日 晚上，出席苏联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代表中国向斯大林敬酒。什维尔尼克（什维尔尼克，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建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人民领袖毛主席干杯。宴会从晚上八时持续到次日晨一时。
12月24日 晚十一时半，在斯大林的别墅同斯大林会谈。参加会谈的，中方有陈伯达、王稼祥，苏方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贝利亚，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当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斯大林只字未提中苏条约。
同日 复电刘少奇：“截击李弥、余程万（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兼第8军军长、“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余程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兼滇东南“剿匪”指挥官。）不令入越极为重要。如三十八军能立即入滇则甚好。”“可要越共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中国，此代表团亦可公开用中越亲善会名义来，到时可予以公开欢迎。”“关于援助武器、弹药、医药、物资问题同意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品。”
12月25日 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第二次中苏会谈情况。电报说：“昨（二十四）日晚上十一时半，第二次会见斯大林同志于他的别墅（我们住的是他的另一个别墅），长谈五小时半，到今晨五时才毕”。“谈了很多问题，谈到恩来是否应出国的问题、安南（安南，越南的旧称。）问题、日本问题、印度问题、印尼问题、东方情报局问题、西欧问题、华莱士问题、东方各国革命策略问题等等。”大意是：“政府主席既已来此，内阁总理又来，则在对外观感上可能有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还是认为恩来以不来为宜。”“和胡志明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是对的，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及干部帮助胡志明是必要的。在中国承认胡志明（这里指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之后，苏联亦可承认。”“欧洲情况与中国完全不同，中国不要外国援助（指直接援助）而用自己力量取得胜利并巩固了胜利，欧洲则不是这样，需要自己力量和外部力量相配合才能胜利，例如东欧各国就是如此。”电报中还说：“斯大林同志每天都打电话给招待我们的人，询问我的生活是否安适，表示特别的关心。”
12月29日 复电刘少奇，指出：“请告林、邓、谭（林、邓、谭，指林彪、邓子恢、谭政。），四野前委应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南军区委员会（简称军区党委会），林、邓、谭所提委员二十人及正副书记均同意，惟须增加若干人，例如叶剑英、张云逸、李先念（李先念，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方、陈正人（陈正人，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50年9月又任江西省政协主席。1952年11月任建筑工程部部长。）、黄克诚等，因为他们是各省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应当参加。此外，如林平、曾生等是否应增加，请林、邓、谭酌定，报告中央批准。”
同日 致电刘少奇：“请告刘、邓（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同日 致电饶漱石：“请将下列各方面情况电告：（一）你们对上海外商征税比较对华商征税税率高低程度如何？（二）全国概算中分配华东之收入数额有完成把握否？（三）全华东区内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共有多少县开过了，尚有多少县未开过？市的代表会议（三万人口以上的）是否均已开过？一九五○年一二三月内，全华东区所有县市均应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可以做到否？（四）此次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及结果如何？”
12月30日 致电陈云：“上海市委亥江（亥江，即12月3日。）致中央电称，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12月31日 复电林彪：“转来邓、赖、洪（邓，指邓华。赖，指赖传珠。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1950年7月改称第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1951年6月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二十七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同日 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中国留学生，并给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学生任湘题词：“开发矿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