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胡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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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动员总队和陕西省动员指挥部

大约在1940年八九月间,战干四团酝酿成立动员总队,专门调集陕西各行政区、县的干部,施以总动员的组织和训练有关的知识。这种意见,不知是由何人先向胡宗南建议,经胡宗南采纳后,即交由战干四团研究计划和准备。在研究计划期间,我也是参加人之一。曾由葛武棨召集蒋坚忍、周天僇、王大中、梁干乔、江雄风、洪轨、刘亦常和我等讨论过几次,决定怎样召集受训人员,训练什么内容,教材由谁草拟等重大问题,然后交由教育处起草计划(即由我起草)。周天僇起草民众组训教材和实施方案,江雄风起草地形改造教材和实施方案,王仁起草空室清野教材和实施方案,还有其他讲话材料则分由葛武棨、蒋坚忍、梁干乔等自行拟定。草拟完毕,复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始进行修正作为初稿,送请胡宗南最后核定。到1940年11月上旬各项准备都已完了,即按照计划通知陕西省政府调训陕西四、八两专区专员以下,县军事科长以上人员分两批到战干四团集划。训练时间,预定为15天。训练内容,主要是民众组训,即根据当时所谓“总体战”的精神,如何把陕西各区、县的人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以配合军队作战。此外还讨论地形改造,空室清野的实施方法。训练方式,以分组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为主,再由周天僇、梁干乔、蒋坚忍等作结论,回去后即照此实施。在训练中负主要责任的是葛武棨、蒋坚忍、梁干乔、周天僇,我仅负教育计划和准备教材、器材的责任。动员总队由陶峙岳(当时任第一军军长驻防在潼关到韩城一带河防线上)任总队长,马志超(当时任师长,驻军在甘肃境内)任副总队长,下分两个大队,由四、八两区行政专员任大队长(当时熊正平任八区行政专员,四区行政专员忘其姓名),队长则由县长中选任。第一期在1940年11月15日开学,至11月底结束。第二期在1940年12月1日开学,至12月15日结束。每期受训人数各约七八百人。

训练两期结束后,即由胡宗南与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商定实施办法,预定先成立陕西全省动员总指挥部,由祝绍周任总指挥,梁干乔任参谋长,蒋坚忍任副参谋长。蒋坚忍还交代我拟好一个陕西省动员总指挥部编制表和动员实施计划,但以后所说都没有实施,只调用了几个参谋人员在总指挥部进行区指挥部的筹备工作。

1941年三四月间,开始组织四、八两区动员指挥部,指挥官由当地驻军最高的指挥官(军长)担任,派梁干乔担任第四区动员指挥部参谋长,驻在接近陕甘宁边区的耀县,这一区的主要任务,当然是封锁边区,防止八路军向南扩展。梁干乔是广东人,黄埔一期生,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曾任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听说他是一个叛党的托派分子,所以他平日同周天僇很要好,派他到耀县去负实际的组训民众工作,其目的不言而可知了。梁干乔又调战干四团教育处第二科科长张谆去担任参谋主任。另外派蒋坚忍担任第八区动员指挥部参谋长,驻在韩城,这可能是对付日军;但仍然负有对付八路军和共产党的任务。蒋坚忍又调战干四团教育处第一科科长屈峙若去担任参谋主任。此外,两区动员指挥部都在战干四团调用了大批毕业学生去担任各县的动员专职干部,他们的薪饷起初都是由战干四团发给,只是到了后来逐次补上了地方上的实职,战干四团才停发他们的薪饷。

梁干乔、蒋坚忍后来还兼任了四、八两区行政专员和保安司令,因此,权力更大,实施更积极,贯彻也更彻底。

由于第八区动员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全是由战干四团教育处调去的(有的是军事教官,有的是科长、科员,还有由劳动营调去的原来也是教育处的人员),因此,与我保持了一定的联系,我对第八区的动员组织情况也比较了解。第八区动员指挥部是先在韩城、合阳两县试点,各县先组织警备总队,由县长兼任总队长,以下按区、乡成立警备大队、警备中队,把全县的壮丁都组织到警备总队中去,施以定期的军事训练,并发给一部分枪械,平时担任地方上的警备任务,有事时则配合军队作战。此外,又组织运输大队、担架大队、通讯大队等,平时也加以训练,并担任一定的勤务,有事时则支援军队担任运输、担架和通讯等工作。据说胡宗南曾经派员检阅过几次,认为集合很快,训练很合军事要求,成绩很佳。到了1943(或1944)年蒋坚忍遂升任陕西省民政厅长。其实当地人民,由于负担加重,忽而集合,忽而训练,影响农业生产,怨声载道,不过受了政权的压力,不得不勉强而为之,除了个别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和劣绅外,内心没有不反对的。所以到了蒋坚忍、梁干乔离开了四、八两区以后,这些组织也完全瓦解,而没有发生过一点效果。这也证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阻挠中国革命的发展,也是枉费心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