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扩大训练机构，争夺青年，企图作垂死挣扎

翠华山学生大队毕业和编成部队后，胡宗南又派我接任学生大队第二期的大队长。我当时决定不干，即向胡宗南请病假，假托有病需要休养，胡宗南只准我一个星期的病假，到临潼休养（那时我的家属已送回江西）。我在临潼住了一个星期，胡宗南又派他的侍从副官用汽车硬把我接去，并立即要他的第一处（人事处）处长李生润送我到黄埔村，转交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兼副司令彭克定送我到曹村学生大队第二期任职。这样我又被迫担任了学生大队第二期的大队长。

学生大队第二期是3月15日在曹村成立的，学生的来源，也是由陕西省政府命令各县保送来的，但质量较第一期要差些，人数也不是600人。我到差后，曾进行过甄别考试，淘汰了少数人。后又由汉中青年中学送来1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不愿再学习跑回汉中，只留下70余人。这样，连各县保送的合计在500多人。原第一期的政治特派员张云周也回到西安绥署政工处工作去了，改派裴光辅、黑成章二人为正副大队指导员。这二人年资历很浅，政治工作经验也缺乏，更不能直接向胡宗南汇报工作。因此，军事、政治训练的大部分责任都落到我的肩上。这时（1949年4月）淮海、平津两个大战役都已结束，蒋介石政权已接近全面崩溃。蒋介石被迫下野，暂时退居奉化，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在这种垂危的形势下，使得胡宗南彷徨不知所措。大约在4月15日左右的早晨，胡宗南忽然给我一个电话，叫我早餐后即到黄埔村邀彭克定在编练司令部门口等他。到时胡宗南乘汽车果然来了，即邀彭克定和我上他的汽车，直开到常宁宫的蒋介石行宫处下车。这个行宫是胡宗南专门为蒋介石建造的，专备蒋介石到西安来住宿，平时不让别人进去，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座房子，所以这是第一次到此地来的。胡宗南故装镇静，好像很闲情逸致似地邀我们到这里来游玩，其实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他的笑容是很不自然的。他带我们进入大门后，首先到一个六角亭内四处展望，他叫我拟一个亭名和一副对联，我当时拟了一个“江山一览亭”，对联没有拟好。他又带我们进入蒋介石的住室，一一指出：这是蒋介石曾经住过的寝室、床铺、接客室、餐室，并把蒋介石曾经用过的饭碗、酒瓶、酒杯都指给我们看。出室后又到另一间房子，说是宋美龄的办公室。还有宋美龄的秘书办公室、侍卫长办公室等。再由后门上山，附近栽有很多小树，胡说，原来也曾研究如何把这些小树苗培植成林，使这一个地方将来成为名胜古迹。徘徊了约半个小时才回到院内。又看了一个大防空洞，内部很坚固整洁，并设有办公桌等，说是为蒋介石、宋美龄准备防空用的。出防空洞，登上一个小平台，其旁一株古树上挂有一个大钟（这里原来有一个古庙，已拆毁，改建为蒋介石的住宅），我们在这里站了一刻，胡宗南提议：“我们来打钟为游戏，好不好？”我们当然附和他。他又说：“打几下为好？”彭克定说：“每人打十三下，祝胡先生做十三太保。”我说：“每人打三十六下，合为一百零八下，象征梁山泊的一百零八将。”胡宗南最后决定，每人打十二下，合为三十六下，原来这是表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意思，暗示我们准备逃走。胡宗南同我们在这里逗留了约三个小时，才驱车回黄埔村，他自己再回青龙岭家中去休息。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可以看出胡宗南当时心烦意乱的程度。果然，过不多久，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及其他训练机关（包括第二军官训练班），都接到命令向汉中逃跑。

我们学生大队在4月底也由曹村移驻黄埔村，准备随同第十二编练司令部南逃。但不久又命令我们暂留黄埔村，待命行动。直到5月17日我们方奉命仓皇入山，取道子午峪，越过秦岭，经过东江口、洵阳坝、宁陕、石泉、西乡、城固，于5月底逃到汉中。见了胡宗南，他非常高兴，立刻给我银元200作为学生大队临时经费，并命学生大队即驻汉中以北的西羊寺营房（原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校址）继续训练。此时学生大队只有学生300余人（在行军途中自动脱离回家的有150多人，我到汉中后补招了几十人，合计不到400人，乃由四个中队，改编为三个中队）。在6月间，胡宗南曾来西羊寺学生大队视察过两次。7月1日，胡宗南在汉中成立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将原来各个独立的训练机关合并，学生大队也被并入该团。该团团长由胡宗南兼任，派袁朴为教育长，周士冕为政治特派员，团部设在西羊寺营房内，下辖几个训练班也驻在西羊寺，归教育长直接领导。另设一个学生总队，驻在汉中东关丁家营营房内，总队长王应尊，政治特派员李廉（原西安绥署政工处秘书兼任），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是由原青年中学的学生改编的，青年中学的学生又是由原青年军士兵中挑选的，所以这一大队的学生受军事训练很久，改编后，仅集训了一个月，即行毕业分配工作；第二大队即是由我所率领的学生大队第二期学生改编的，原有三个中队，改编后，拨了一个女生队归我领导，因此，第二大队仍有四个中队；第三大队是新扩编的，学生是由汉中附近几个中学中找来的，可说是新兵。到了9月间，学生第二大队已训练了六个月，到了应届毕业之时，我即邀总队长王应尊同去见胡宗南，请示毕业的时间，和准备如何分配使用。胡宗南当时未作决定。

10月上旬，王应尊率学生第三大队及第二大队中的女生队迁往四川新都县训练。这样我所率领的第二大队又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大约在9月下旬，胡宗南为了吸收部分快要毕业的学生作为他的忠实门徒，采取过去的惯例，又成立了一个反动的小组织，名为“铁血救国团”（在第一期毕业时成立过“反共救国青年团”），首先通过我和大队的干部，在大队学生中进行活动。自9月下旬起，到11月10日止，前后共吸收了干部和学生约七八十人。这些被吸收的人，都要到汉中胡宗南的住地中特设的一间房子内，举行宣誓入团仪式，并由胡宗南亲自盟誓。孟丙南先生所写的《西北王胡宗南》中指出胡宗南“歃血为盟”，确实不错，但我们并没有真正“歃血”就是了。10月中旬，胡宗南在汉中成立新五军第十四师，命学生大队派一个队长担任团长，我即签派第一中队长梁渊韬为团长，率学生45人编成一个团的干部，前往第十四师编成该师的一个团。10月下旬，胡宗南为了集中使用第二大队的学生，不知何人替他想了一个最狠毒的办法（可能是他的参谋长罗列、副参谋长沈策想的办法），就是妄图在陕南汉中区征集5万名壮丁，名义上编组为运输大队，实际上是想进一步编成一个军。这是一件大事。到了10月下旬，以西安绥署的名义召集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保安副司令张坤生、民政厅长刘亦常、省府秘书长蒋坚忍及绥署有关处长开了几次会议，我也被邀参加，缜密地研究了如何进行宣传，如何进行征集，如何进行编组，以及如何先行调集各有关专员、县长、科长、乡长进行训练等一系列的问题。会议都是由罗列和沈策主持的，胡宗南并没有出面。决定形成后，便在11月1日开始集训，有汉中区专员、各县县长、军事科长、国民兵团副团长、各乡乡长和学生第二大队全体干部和学生，另外还有一个大队的学生共1000多人，训练了一个星期，然后把学生第二大队的干部、学生，按县编组，由队长或副队长、区队长率领，分别派到所指定的县，协助地方政府，进行征集壮丁的工作，并预定一个月内要征集完毕。那时我没有分配固定的任务，只是叫我随便到哪一县去视察视察而已。我曾经到勉县去住了几天。正在进行期间，到了11月13日，胡宗南突然命令我召回全部干部和学生，迅速向成都撤退。原来是此时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重庆，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撤退陕西，迅速转到四川，企图在川北和成都平原作最后挣扎。这样，胡宗南就不得不放弃在陕南征集5万名壮丁的计划。但是胡宗南又想了另一个抢夺陕南青年学生的办法，就是决定把汉中附近各中学的学生，听说大约有2000多人（详细数字未了解清楚），用汽车运到成都。这一办法的执行人主要是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书记杨尔瑛负责搞的。我于12月10日率学生第二大队逃到成都后，大约在12月15日左右，胡宗南在成都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部的东侧（位于成都南内外到桑树下）住宅内，还专门召开了一个讨论由陕南征集来的青年学生的编训会议，我也被邀参加，当时曾由杨尔瑛汇报了这批学生的情况。胡宗南决定将这些学生编成两个学生总队，进行军事训练，企图又把这批学生作为他临死时的送葬者。但12月22日，胡宗南也逃之夭夭。接着就是成都解放，这批学生当然也在成都获得自由。另外我所率领的学生第二大队到达成都后，只剩下200余人，起初住在胡宗南的长官部内，奉命以一部分（一个中队）担任草堂寺的警戒，一部分担任押车勤务。到了胡宗南逃走后，我也率领学生跑到邛崃附近投向人民的怀抱。从此获得新生。而胡宗南过去所夸耀的50万大军则在成都平原或起义，或被歼灭。

从以上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实来看，我认为胡宗南与一般的所谓“黄埔系”的军人有所不同的大约有如下几点：

1．胡宗南用人确实是“广收慎用”。他所收罗的人确实不少，但要他真正相信，引为主要骨干，则非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核，决不轻易放手重用。

2．胡宗南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和影响，善于运用自欺欺人的手法来进行宣传。这种宣传，不仅对自己部队、对国民党其他军队、对上级，而且涉及对外国人，借以博得外国主子的欢心，从而骗取他所希望的美式装备。

3．胡宗南对军队官兵的补充和训练特别注意，而且亲自抓这一工作。因此，在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消灭的部队很多，但他补充也很快，始终保持了一定数量的军队，直至在成都平原最后被全歼为止，仍保有近40万的军队。

4．胡宗南的封建意识极为浓厚。他最爱组织各种小组织，借以增强自己的控制力，以实行封建的而又是法西斯的统治。据我事后从各方面所了解，他组织的反动组织有：铁血团、精忠报国会、忠义救国会、青年救国会、铁血锄奸团、中国反共救国同盟、反共救国青年团、铁血反共救国团等，可能还有其他许多反动组织的名称我不了解。这些组织都是秘密的，各不联系，但是都起着互相监督的作用，结合其他各种特务（情报）组织，因而形成一种法西斯的特务组织网。胡宗南即是依靠这些组织来控制他所指挥的部队、机关、学校以及陕西地方行政。但是控制愈严，反控制的力量也必然愈大，所以最后终于难逃彻底的失败。

（1964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