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志大才疏弄巧反拙

胡宗南的政治野心很大，后来发展到要继承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是他的才干却很平庸，他拥兵三四十万，是蒋介石下面三大军事巨头（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之一，但在旧军队中作为一个将领应该具备的带兵、练兵、用兵三项本领，他都不高明。胡宗南在带兵方面，不是以诚待人，好用一些权术，为了笼络部属，有时也接近下级施些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1929年春，第一师“讨伐”桂系，到了武汉，我当时在他下面第三团二连当中尉排长。一个星期日，我和少尉排长刘鼐鼎出营看朋友，因被留吃饭看戏，夜间街上戒严，未能回营。胡即以不假外出、深夜不归的罪名将我们撤职并处分禁闭一星期，但过后又找我去谈话，要我“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并出了一个题目《我的人生观》要我做，以后即派我在旅部当服务员。不久，又保我到独立十二旅当连长，还给我旅费。这就是他一些笼络人心的做法。他还喜欢部下向他打小报告，有些人就是通过写小报告来得到他的提拔的。他借此来了解下面的情况，以资控制，有时他故意把他了解到的隐私告诉他下一级的将领，使他们慑于胡的耳目众多，不敢对他蒙骗，而不是开诚布公，使上下精诚团结。1949年我任第一九六师第五八八团团长，驻在重庆担任卫戍。一次参加军事委员会纪念周，听到蒋介石报告湘西战役情况，对王耀武大加奖励，我觉得有些战术可供胡宗南参考，把蒋说的内容写信告诉他，他用双重信套（里面是他亲笔信，外面另由秘书写个信封套上）回信，表示很高兴！并要我常给他写信，他这种做法，使一些写小报告的人往往自以为与胡有密切关系，对其直属上级态度傲慢，甚至不服从命令。胡宗南也有意识地培养其军官直接禀命于他，使一些军师长特别是与胡宗南关系疏远的不能严格要求其部下，同时也养成部下不务正业、一味投机取巧的恶习，这就涣散了军队的组织力量。此外，胡宗南仗恃蒋介石的权势，吞并友军。其方式为：将他的亲信将领和友军将领对调服务，如1938年第一军军长李铁军与第七十六军军长陶峙岳对调服务，他的亲信将领到友军部队进行一些人事上的更动，就把部队夺过来了。友军将领调到他的基本部队来，根本不能调动原来干部，只是徒具虚名；有时把友军将领调升为上一级的副职而派亲信将领接替其职务，如1944年调升第三军军长周体仁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而派罗历戎接替第三军军长。这些手法并不能愚弄别人。只是非嫡系将领迫于权势，在表面上不能不甘受愚弄，而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的，这是他的部队团结不坚固的原因之一。

在练兵方面，胡宗南只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受过六个月的训练，根底本来就浅，以后官升得快，也没有多注意这些。所以他对练兵只重表面，没有着重训练部队战斗本领。他在西安王曲办的第七分校，学生就常常为整顿内务、修建马路和在操场练习阅兵动作，耗去大量时间，必需的军事训练却疏忽了。对战斗演习，好用实弹，只图打得热闹以欺骗外行，不注意部队演习动作是否符合实际战斗的要求，甚至发生伤亡事故。在室内装置电动沙盘，不是为了磨炼学生对各种情况的处置，而是为了给来宾参观。1940年何应钦来校检阅第一师战斗演习，是在渭南赤水镇附近选了一个地形演习便衣袭击日军，让部队着便衣装扮成出丧的样子，一群人前面敲着锣鼓，吹着唢呐，中间抬着棺材，后面跟着一些披麻戴孝的孝子向日军驻地前进，到达日军附近，把棺木打开，从棺木中取出武器向敌人袭击，后续部队增援上去将敌人消灭。增援部队又故示勇敢，特意从一个水塘内通过。何应钦看了大为不满，认为如同儿戏，没有任何战术价值。何应钦又到部队驻地，看见留下的士兵身体多病弱，叫他们做各种射击动作，也做得不熟练，何应钦取过士兵手中武器检查，大都擦拭不净，因为在校阅前几天，士兵们忙着整内务，磨砖灰把墙壁刷成灰色，又在驻地修花园，用各种颜色的石子砌些标语口号，以致没有时间洗擦武器，何应钦在讲评时大加斥责。并说第一师如此不爱惜武器，我以后批发第一师武器时，就要考虑一下了。胡宗南感到很丢脸，说要处分第一师师长。1941年美国派到中国担任蒋介石参谋长的魏德迈到西安来校阅他的部队，他把驻西北部队的所有精良武器都拿来装备第一师，并把第一师的老弱士兵抽下来，另在别部抽调精壮士兵临时替补，以供魏德迈校阅，企图骗取美式装备。当时我认为欺骗美国佬，不妨这样干一次，以后何应钦、白崇禧来校阅第一师，胡也依法炮制，我就认为大不应该了。因为对统帅部的负责人来校阅部队，应该展现部队的真实情况，使他们能正确估价部队的战斗力量。这些事例，说明胡宗南对练兵是外行的。

胡宗南指挥作战的才能，也是比较低劣的。他平日多在人事考核调动上下功夫，不重视军事学术的研究。他下面的将领也缺乏研究战术的风气，也不知奖励将士中“不怕死”的牺牲精神。胡宗南在新军阀混战中侥幸打过几次胜仗，那是由于蒋介石有意识地把第一师培养成为王牌军队，以便吓唬杂牌军队，平常不轻易使用第一师，在友军和敌人拼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把第一师投入战斗，使第一师不经过艰苦战斗和重大伤亡而赢得胜利的荣誉。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胡宗南所指挥的部队就尽吃败仗了。在上海抗战期间，我任第一师的参谋主任，遵照他的指挥是打的拼命仗，死守阵地，被动挨打，结果在敌人优势火力进攻下，伤亡惨重，阵地随之失陷。从上海撤退时，由于战区指挥官缺乏退却部署，他对第一军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队伍完全溃散了，影响了士气，损失的物资也是无法估计的。到苏州以西地区部队才逐渐收容起来。1938年在开封东侧对敌土肥原师团作战时，敌据守三义砦。我军兵力占优势，有炮兵和坦克配合作战，由于他不善于组织火力，步炮协同不好，炮兵实施有效射击时，步兵攻击行动迟缓，未能利用炮火效果。步兵接近敌人阵地又得不到炮兵火力的支援。我曾在前线看见这种情况，向他建议进行调整。最错误的是他单独派坦克冲入敌人阵地，没有步兵跟进，以致进去五辆，回来四辆，被敌人击毁一辆。又逐次使用兵力，某师几个步兵连冲入砦内，由于没有后续部队增援，被敌人消灭，终于丧失战机，使敌人得到援兵反攻而被迫撤退。听说后来蒋介石提升他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时，冯玉祥曾讽刺说：“胡宗南是谁？是不是在开封打败仗那一位？”以后第一军撤到陕西，他的任务是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守备河防，很长一个时间没有和日本军队作战。1944年日军企图打通从东北到华南的大陆交通线，派遣一部分日军向豫西扫荡。胡宗南判断日军将进攻关中，手忙脚乱地抽调了几个军在灵宝附近防守。由于防御部署不当，翼侧警戒不严，遭到敌人便衣队从秦岭夫妇峪袭击而一度溃退，后因敌人主动东撤才恢复了原来阵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北战场尽打败仗，整师整旅地被消灭，成为有名的输送大队长，特别是1947年他以20万之众进犯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主动撤出延安相机歼灭他的有生力量，结果进占一座空城，损失了三个整旅，却虚报战绩说：“激战七昼夜，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国民党报刊大事宣传，引起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战绩，弄得胡宗南绞尽脑汁以自己的士兵化装成为俘虏，以自己的武器陈列作为战利品，还在延安近郊埋些假坟，真是自欺欺人，结果漏洞百出，当场出丑。胡宗南不学无术，自知能力有限，所以他用的高级幕僚多半是国民党政府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如罗列、盛文、沈策、罗泽闿、薛敏泉等。但这些人皆为白面书生，纸上谈兵，可能都有一套，然而毕竟缺乏实际作战经验，所以对胡宗南的帮助也不太大。后来他也请了军界名宿石敬亭、裴昌会等去当他的副主任和兵团司令，但这些人不过居于客卿地位，当不了他的家。我对胡宗南的指挥向来缺乏信心，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华北战场，窃幸脱离了他的瞎指挥。他从华北调回第三十四集团军参谋长吴永烈、第十六军参谋长于厚之到西北当旅长，结果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我生怕被他调回西北，连信都不敢给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