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财政部长宋子文派我任财政部税警总团总参议。总团长王赓被捉后,又派我兼代该团总团长,指挥税警团参加抗战。
宋子文为了严密控制财政机关,充实“国库”收入起见,在财政部成立了一支部队,名曰“税警团”,实际上比当时陆军部队团的编制、人员、武器,都还大还好。税警团直属于财政部,其官兵的任命与扩充,经费的增减,武器的补充,防地的调动等等,一切都要听命于财政部,直接间接得到宋子文的同意才行。所以税警团实是一支“宋家军”,是保护宋家财富的“打手”。
税警团原驻于津浦线,总团部设于蚌埠。后移驻沪杭线,总团部设于嘉兴。一·二八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在上海、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浦东,总团部设于徐家汇。在此期间,税警团正在积极进行补充训练,宋子文常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总是喜欢在法租界祈齐路第一、三、七、九号四幢连成的大公馆里,召见税警团的各级将校,询问该团的各种情况,异常关切他们的报告和问题。当他听到训练进步很快,士兵如何强壮,服装如何整齐,纪律如何良好,顾问们如何称赞,武器装备又超过正规陆军时,宋子文就高兴得不亦乐乎。此时,不管向他请求什么,担保可以得到他的同意。
但是,事情很不凑巧,当宋子文热心上海练兵的时候,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阴谋强占淞沪的时候。
一·二八抗战前几天,税警团第三团驻扎闸北太阳庙一带。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的一个团,也驻防闸北车站及天通庵一带,南京的宪兵团正陆续开来,准备接防闸北。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战车巡逻队,则日夜在边界巡游示威、侦察,企图吓走将撤未走的第十九路军。由于日军欺人太甚,第十九路军官兵个个摩拳擦掌,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税警团驻在这个战争边缘的地方,既怕同日军打仗,又怕挨骂,而不敢公然撤退,处境是很狼狈的。当该团的军官把日军横行无忌,企图挑衅的情况向团长张远南报告,并请示“日军如果冲到营前怎么办”时,这位团长竟干净利落地答复:“关上大门,不许开枪!”由此可见,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税警团有些是准备逃跑的。
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了,全国人心振奋。上海各界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动下,在宋庆龄、何香凝先生奔走呼号下,在文化界同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励下,无不热烈支援孤军奋战的第十九路军。海外华侨也热烈捐献财物,支援奋勇抗日的英雄。稍有民族天良的人,都愤恨南京政府倒行逆施,拥兵内战,对孤军抗日的第十九路军坐视不救。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将校,也有请愿出兵上海,援助第十九路军抗日的。
到了二月中旬,淞沪抗战越打越烈,宋子文的税警团,虽然实行不抵抗主义,但战火已烧在身边,既无法安全脱身,也怕国人唾骂,或被友军缴械。迫不得已,宋子文才同蒋光鼐、蔡廷锴等磋商,决定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南翔的税警二团,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日战争序列。待张治中的第五军开来上海参加抗战后,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改名为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仍以税警总团长王赓为旅长,受第五军指挥。为什么要改为独立旅呢?因为宋子文怕税警团参战,会遭八国银行团反对,停止拨给盐余经费,为了瞒过八国银行团,继续取得盐余拨款,故不以税警团名义参加作战。因此,淞沪抗战中,自始至终,报上不见税警团的名字。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三人所写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一文中所说的古鼎华团即税警团第二团。税警团参加第十九路军抗战序列后,古团是从南翔最先开上前线的。这个团在抗战中,打得相当勇敢,官兵伤亡甚重,第一营的全营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驻闸北的税警团第三团团长张远南,本是公子哥儿出身,又恃与宋子文的裙带关系,待人接物,颐指气使,骄横得很。对上司王赓固然不放在眼里,对宋子文左右的唐海安、陆文澜等也不买账,他曾控告王赓十大罪状,想搞垮他,取而代之。因此,王、张关系很不融洽。税警团参战后,王赓就拉拢唐、陆,合谋赶走张远南,以泄平日之恨。特在宋的面前揭露张的关门挖墙逃走的恐日情况,宋一听之下,果然大发雷霆,要撤张远南的职。唐海安、陆文澜两人,平日与我私交颇厚,乘宋大发脾气,要撤张远南职的时候,就说:“莫雄是肯打肯拼的粤军将领,与第十九路军将领有交情,协同作战,比较方便。第三团的下级军官,多是莫雄的旧属,第三团的士兵多是莫雄从广东募来的,如果部长要撤张远南,就不如派莫雄去接替。”宋子文也觉得我与第十九路军同声同气,合作容易,于是很高兴地同意了唐、陆两人的建议,要陆文澜即刻找到我同王赓去见他。
我和王赓见了宋子文,宋对我开口就说:“张远南是无胆匪类,怕日本人怕得要命,不能当抗日的团长,我决定撤掉他!你去接替他的团长职务吧,以免将来丢人!”宋的语气是肯定坚决的。当时我心里盘算,宋子文是洋气十足,处事比较干脆的人,但他同蒋王朝的一般官僚军阀一样,对部属无是非善恶之分,只有忠诚与否之别,忠于他的不论什么人也称好部属,挖他墙脚的,再能干的他也不用。宋曾同我说过:“对领袖不仅要忠诚敬仰,而且要驯顺迷信。”他对税警团的将校,就是惯于玩弄所谓“双轨政策”(不要部下和衷共济,合作共事,故使部下貌合神离,互相排挤,互相倾轧,却向上司争宠,以巩固领导地位的官僚手段)的。又知张远南是宋的妻兄,是宋的忠实走狗,现当宋火气上头撤他,火气过后,难免又要用他,与其现在去接替张远南,代他在战火中拼命,替别人火中取栗,倒不如卖个人情。因此,我从容地对宋说:“张团长是部长的至戚,人所共知,当此抗日战事这样激烈的时候,突然撤职,名誉扫地,他在社会上怎样见人?如果部长认为用得着我,我不在乎当不当团长,也不一定要当团长才能指挥部队作战。部长要用我,就委一个参议名义,战时指挥第三团作战,平时就做做王赓总团长的幕客吧。”王赓此人很精灵,他一听我的话,就插嘴说:“这个意见好得很,请部长即委莫雄为总团部总参议吧!”宋毫不考虑地连说:“同意,同意。”立即亲笔委我为税警总团部总参议,并说:“马上到差。”从此,我就以总参议名义指挥第三团参加淞沪抗日战争。
其实,我向宋子文条陈,顾全张远南的面子,愿意当参议而不愿意去接替张的团长职位,当时的动机并不完全为了张远南的社会声誉,倒是因张平日目中无人,不可一世,让他尝尝日本人的飞机炸弹滋味的主意多些。但王赓同我的关系不深,他不知我同宋子文及张远南的交情如何,当下只好见风使舵,附和我的意见,请委我为总团部的总参议,以总参议的名义指挥张团作战。王赓在此重要关头,不给张远南以决定性的打击,即采取退却的步骤,我猜他的动机与我相同。但当事情确定下来之后,王赓想,赶张不成,反招来一个总参议在自己的身边,总参议指挥张团作战,等于削减了自己的权力,动摇了自己的地位,这一着,对张远南不仅没有什么妨害,反而是一个帮助。因此有所后悔。
在二月二十五六日(确切日子记不得,但肯定在二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周月之前),战争最剧烈的时候,王赓离开税警总团之前,曾同我一齐到宋子文公馆,和宋子文会谈了很久。宋、王之间的谈话,多用英语,除了“是”和“不是”之外,我听不懂他们谈什么,有时他们也讲上海话,这似乎专门为了我听懂的谈话中,也没有一句说到王赓要暂时离开团部,更没有说到在王赓离部期间,总团长职务要由莫雄代理的话。在我与王赓同到徐家汇总团部的途中,王赓也没有向我透露半句关于他和宋子文谈话的内容。可是,一到团部,王赓即命参谋长蒋汉槎召集参、副、经、械、医各处处长和一些较高级幕僚开会。会上王赓说:“莫雄先生乃宋部长委来本部的总参议,他作战经验丰富,你们今后要好好地服从莫总参议的命令,服从他就是等于服从我一样的。”我无准备地讲了一些爱国家爱民族,团结抗日到底,追随诸君之后的谦虚话。我讲完之后,大家鼓掌,王赓即宣布散会,以王的语气听来,又像欢迎、又像交代的话,弄得我莫名其妙。
会后,王赓偕同蒋参谋长和我一同到他的寝室,他很匆忙似的,拣出大堆文件,摆在桌上,又在他公事皮袋内抽出一些第十九路军发出的机密的作战方案,一叠比例图,敌我双方态势图,作战地境交通补给及后方医院绷带所等略图,声称交给我保管使用。又将他自己的行军床拆下,连同行李一起,命人搬上汽车。王赓这种举动,使我如堕五里雾中。我急迫地说:“我是临时来协助你的,怎能把这些重要文件和地图交给我呢?要不就交给蒋参谋长,必要时,我向蒋参谋长拿好了,为什么你连行李都搬回上海去呢?”王赓指着桌子上三张英文名片,他说:“这三个人,都是美国西点陆大同学,在美国大使馆当武官,现住上海美国领事馆里,他们曾拜访我两三次,今天得你莫大哥来帮忙,抽得出身。我还有要事一定要马上回上海去找他们。”随即挽着我的手往花园走去,边行边谈,王赓突然嘿的一声:“莫大哥!你这回来真正好极了!”我问:“什么事?”他说:“过两天你会明白的!”这一段谈话,无头无尾,含含糊糊,莫名究竟。当天下午三点钟左右,王赓身穿黑绒西装,下穿黄绒马裤,脚穿黑皮靴,神采奕奕地同我们握别后,即骑摩托向上海租界疾驰而去。
二月二十八日,我代表王赓参加了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的战地掩蔽部召集的军事会议后,约下午四时左右,我于回部途中,遇见唐海安。他说奉宋子文命令,特地来找我,邀我转乘他自驾的无篷跑车。登车后,唐告诉我,王赓在虹口礼查饭店被日军捉去了。宋子文部长已下令委你立即代理总团长。三十分钟后,唐海安送我回到了徐家汇总团部,把宋子文的手令交给我。我同宋子文通了电话,他命令我立即就职。我觉得军中不可一刻无将,于是即召集参谋长及各处幕僚会议,传达了代理总团长的命令。从此,我即以代理总团长——独立旅长,指挥该旅参加淞沪抗日战争末期的战斗。
三月一日,我奉蒋、蔡命令,向后方撤退,傍晚转进到青浦松江之线防守。三月三日,在葛隆镇地方协同友军对日军展开激烈的防守战,战情之剧,前所未有。这一连串的事件,王赓在礼查饭店被日军捉去,宋子文手令我代理总团长,第十九路军撤守第二道防线,这是否他临别所说的好消息呢?
我记得,淞沪抗日部队转移阵地的计划,是在日军浏河登陆之前已经决定。上海各报登载,浏河失守,乃王赓被捉献了我方抗日的地图及泄露了抗战计划的结果,文化界也编演过《王赓献地图》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