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御敌
梁岱
布防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僧人在上海马玉山路与我三友实业社工人发生冲突，互相殴打，结果日僧受伤，日侨进行报复，于一月二十日纵火焚烧引翔港三友实业社的厂房。事后日侨开会，电请其政府派兵来沪，遏止抗日运动；会后结队游行，途经北四川路时，捣毁商店，打坏汽车，殴伤巡捕。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显然是日本侵略者在幕后精心策划，指使其浪人故意肇事，制造紧张形势，借口以保护侨民利益为词，派遣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到沪，实行登陆，伺机发动侵略战争。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十一时三十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和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致函我上海市府，大意说，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居住在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希望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等语。同时，日海军陆战队已在虹口集中，继而向我闸北防军进迫。于此可见日军侵略我闸北的阴谋，是有计划地预先策划的。
一九三一年冬，京沪卫戍司令部成立，第十九路军奉命由赣南调来京沪线上卫戍，第七十八师驻上海、嘉定间，当时驻防上海闸北地区的部队，只有该师第一五六旅第六团一个团，兵力约两千人。团长张君嵩，副团长梁岱，第一营营长利长江，第二营营长吴康鉴，第三营营长吴履逊。该团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奉命进驻上海，团部设在闸北太阳庙广肇会馆内。闸北地区毗连公共租界，而公共租界又是日侨聚居之地，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也设在北四川路虹口公园附近。我团在冬防时期进驻闸北，当时抗日爱国运动此伏彼起，日本侨民不时恃强欺侮我国人民；为防事变于万一，乃在湖州会馆成立闸北军警联防办事处，张君嵩兼该处主任。及至日侨焚烧三友实业社，游行捣乱，同时日海军陆战队又登陆举行巷战演习，更引起我们的警惕，乃报请淞沪警备司令部核准拨款在闸北北站、虬江路、宝山路、天通庵路、横滨路、青云路、江湾路等处，构筑防御工事，以作自卫准备。这项工程，一月二十三日完成后，随即召集全团排长以上会议，在会上分析当前局势，指出日军有侵犯我闸北地区的野心，并认为九一八沈阳事变，东北军不战而放弃东三省，是奇耻大辱。全体一致表示，如敌来犯，誓死抵抗，愿以鲜血洒阵地，绝不让寸土沦敌手。会议决定即日起官兵不请假不离营，加强警戒，枕戈以待。会后并将兵力作如下部署：
一、第二营附迫击炮连（欠一排），沿横滨路、天通庵路、青云路之线，占领既设防御工事，右翼与第一营密切联系，特别向左翼天通庵以北地区警戒；
二、第一营附迫击炮一排，沿北站、虬江路、宝山路之线，占领既设防御工事，左翼与第二营密切联系，特别对右翼注意敌人利用公共租界的行动；
三、第三营为预备队，位于湖州会馆附近，以便于策应第一线营的战斗；
四、第一线营，在平时要以三分之一兵力，守备既设工事，并随时加强之；
五、作战时，湖州会馆军警联防办事处改为前线指挥所。
当日军蓄谋侵略，进行巷战演习，我团在马路上筑防布哨自卫时，上海局势就笼罩着战争气氛，尤以闸北地区的市民，人心惶惑，大有战事一触即发之势，纷纷迁入租界躲避。上海市长吴铁城将情况上报南京国民政府。何应钦曾亲自来沪对我们说：“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中日双方冲突事件，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为了保存国力，须要忍辱负重……”与此同时，接到师部转奉南京政府的撤兵命令，限令我团在一月二十七日将闸北防务移交宪兵第六团接替。撤兵命令下达后，全团官兵悲愤填胸，痛恨南京政府屈辱投降、软弱无能的亡国外交政策。到了二十八日傍晚，奉命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六团，其先遣部队第一营，始乘火车到达北站，团部及其余部队，则在真如车站下车。团长率领各营长到团部协商交接防务。据说，该团仓促奉命，因集中、整装、输送的关系，延误到达时间，要求即晚交接防务。我们当时考虑该团后续部队尚未全部到达前线，现在情况又是如此紧张，黑夜交接，情况不明，敌如夜袭，于我不利。乃以电话请示师长区寿年，同意在明（二十八日）晨开始移交防务。事情果不出所料，是夜十时左右接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来电话说：“现在上海外国军队，纷纷在租界各重要街口布防警戒，日海军陆战队已在虹口附近集中，有向我闸北进攻企图，应即严为戒备。”据探报所得情况亦复如此，乃即电令第一线各营，按照预定计划，全部进入既设阵地，特别侦察虹口方面的敌情动态，如敌胆敢来犯，则迎头痛击，固守阵地，不得后退。以电话下达命令后，团长还和我亲往前线巡视，鼓励士气。对各级指挥官作相应的指示后，团长即返回团部。我留前线指挥所观察敌情的变化。是夜十一时三十分左右，日海军陆战队以铁甲车为前导，分由天通庵路、虬江路两方面向阵地袭击。刹那间，枪声、炮声和手榴弹声，冲破了沉寂的黑夜。当时敌军来势凶猛。我团官兵奋起抵抗，与敌展开冲杀，将来犯之敌击退，确保了阵地。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首先由闸北巷战开始。
血战
战事爆发后，未接防的宪兵第六团，奉令归我团团长张君嵩指挥，乃着该团第一营接防北站附近的阵地，并重新调整原有第一、二营的防守区域，以加强第一线的防御力量。同时奉上级严令指示，因为部队集中需时，在后续部队未到达前，着我团最低限度死守原阵地三天，掩护我军主力到达战场。敌人夜袭不逞后，又于拂晓时以陆海空军配合，再次向我全线进攻。敌舰发炮轰击闸北地区，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敌机用烧夷弹滥炸。商务印书馆总厂、北站和湖州会馆（前线指挥所）首被炸中，引起熊熊大火。在战争中救火队无法施救，任其延烧，一时烈火冲天，浓烟笼罩，形同烟幕。当延烧至我阵地前，火热灼肌肤，战士就以湿毛巾蒙面，沉着应战，坚守阵地。
我们最受威胁的是敌利用装甲车掩护步兵向我阵地冲击（当时战士称之为“铁牛”）。初战时我们吃亏很大，乃组织敢死队，潜伏阵前马路两旁的店户内，俟其驶近，即以密集之手榴弹将其炸毁。有的战士将十个手榴弹扎成一捆，埋在阵前五十公尺的马路中央，加以伪装，再用铁丝以一端集束十个手榴弹的引信管，另以一端牵至阵地内，看准其驶近目标时，将铁丝拉动，隆然一声巨响，“铁牛”应声倒地。我们在没有地雷配备的情况下，是用这样办法来对付敌人的装甲车。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两天，敌军反复数次向我阵地猛攻，均被击退，俘获敌军十数名，击毁和缴获装甲车三辆，从而坚定了全体官兵抗战的信心，鼓舞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敌酋“四小时内占领闸北”的狂妄计划。
二十九日，上海全市商店罢市，学校罢课，抗议日军侵沪，呼吁抢救战区居民（因战事发生在夜半，许多居民惊醒后，在战火包围中，无法退出），因而驻沪各国领事在道义上不得不出面要求敌我双方停战数小时，保护闸北、虹口一带居民退出火线。并由万国红十字会从中斡旋，征得双方同意，决定在三十日正午停战三小时。我团乃乘停战时机，调整部署，加强工事。敌方亦因屡攻不下，借此喘息，再图进犯。在停战时，与我方阵地毗连的租界外国守兵，大声向我方战士喊叫“哈罗”，举手致敬，并将拇指竖起，意思是说：你们打得顶呱呱。三小时停战甫过，敌又连续发起向我全线进攻，来势比前两日尤为猛烈。但我军将士，浴血奋战，仍将敌击退。在此期间，我军为防敌迂回侧攻我闸北阵地，第七十八师第一五五旅已在江湾方面布防，同时，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也奉命率领我团第三营，星夜开往吴淞，加强吴淞要塞的防务。而日军亦以敌酋盐泽幸一连日作战失利，改派野村吉三郎为指挥官，率久留米混成旅团约七八千人来沪增援，因而战火就沿着淞沪铁路线延烧到吴淞炮台了。
我团首先在闸北地区阻击日军的侵略，赢得了时间，掩护我军主力源源开到战场，加紧布防，参加战斗，这一任务能否完成，对尔后作战计划，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全国官兵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虽在敌人陆海空联合进攻之下，也不动摇，誓与阵地共存亡，决不后退。经过四天的剧烈战斗，全团少校团附以下官兵死伤过半，其中有营附陆彬、连长林玉、张金山、钟泰初及排长数名（忘记姓名），壮烈牺牲。我团于二月一日奉命将防地移交第六十师后，撤至真如暨南大学整补。此时全国青年激于爱国义愤，纷纷到前线来自愿要求入伍，参加抗日作战。在短短一个星期内，我团已将作战伤亡的缺额全部补足，但自动投军者，仍纷至沓来，乃将情况反映上级，并得到特别许可超额补充。日夜加紧训练和补充装备，准备再次上阵杀敌。
第十九路军在淞沪孤军抗敌，血战兼旬，屡挫敌锋，初期国府首脑采取投降政策，战事既开，又观望破坏，按兵不动，但在人民群众的压力和爱国将领的要求下，终于临时以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为基干，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于二月中旬开赴前线，归总指挥蒋光鼐指挥，增援蕴藻浜川北至吴淞之线。此外尚有税警总团王赓部，驻守龙华和浦东地区，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盐泽、野村相继作战失败，又改派植田谦吉为统帅，率其精锐第九师团前来增援。植田抵沪后，向我军提出最后通牒，限我军在二月二十日撤出闸北，让其进驻，气焰嚣张，令人发指。其蔑视国际公法，侵犯我国主权，莫此为甚。当其无理要求被我军拒绝后，他即重新部署，调动主力，企图在江湾、庙行方面，突破我中央防线，以断我闸北、吴淞间之联络。当时我军防守该处的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部队，乃与敌展开一场大血战，冲锋肉搏，往返争夺，令人惊心动魄。由于我军士气旺盛，顽强勇敢，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的猛烈进攻，终于将敌军全部击溃。是役敌军伤亡甚重，我军牺牲亦大，为我国战史上写下可泣可歌而又光荣的一页。植田的威风又被打下去了。
防守太仓
日本政府为了挽救其皇军的声誉，恢复其一败再败的颓势，乃先后又派白川义则和菱刈隆两员大将率领三个师团再次增援。同时，我团在短期内完成了整理、补充、训练任务，于二月二十五日再度奉命开赴杨家楼下增援。此时日军前后调来兵力，连同原有的陆战队，数达十万，且派来一员在日本军界中负有声望的宿将白川前来统率三军，看其来势，非侵占上海，绝不会罢休。白川到达上海后，即改变战略方针，于三月一日在闸北、江湾、吴淞全线，以陆海空军主力，向我正面猛攻；另由菱刈大将率兵一部，用战舰拖民船数十艘载运，经狮子林、宝山驶向浏河上游七丫口附近，在飞机掩护下，强行登陆，有侵占我太仓城企图。因此，我军侧背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淞沪阵地，有被敌迂回包围的危险。我总指挥部处此严重情况下，就毫不犹豫主动地命令全军于是日夜间，向常熟—昆山—青阳港之线撤退，转移阵地，继续抵抗。是晚九时，我军在夜色朦胧中开始撤退，撤退时秩序井然，人马不乱。我军主力离开战场约四十里后，天才大亮，为避免敌机侦察，部队停止荫蔽休息，俟至黄昏再继续向目的地前进。我军这一行动，出敌意料之外，所以敌人于三月二日午后，始察知我军确已撤退，才开始进击。而我前线留置的有力掩护部队，按计划与敌且战且退，迟滞敌人追击，完成掩护主力后撤的任务。这次有计划地果断地先机后撤，高度发挥了军事艺术，为我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战例。大军撤退火线，如果没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指挥官和久历戎行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各级干部和士兵，是不可能获得如此成功地安全撤退的。
当我军向第二防线转进时，我团奉命急驰太仓城防守。该城是第二防线左翼一个重要据点，孤立地突出在防线之前，是敌人登陆后所必争的战略据点。该城之得失，直接影响第二防线的安全。全团官兵认识到任务的重要性，乃决心死守该城，誓与城池共存亡。是时该城居民自闻敌军在浏河登陆后，纷纷向昆山、苏州逃避，十室九空，残留者只有两三千人。我们首先协同县府清查户口，以防奸细混进，同时调查存粮，实行粮食统一管理，以防抢购囤积；并把群众组织起来，成立防空、筑城、救火、救伤等组织，协同我军作战。复将该城东南北三门封闭，只开放西门。于城外各要点，布置有力前哨阵地，在通敌路上，利用麦田青纱帐的荫蔽，配备伏兵，狙击来犯之敌。有一次（时间忘记）敌以小部队来试探我军虚实，被我伏兵击毙十余人，生擒二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是日敌机数架前来滥炸报复，但此时我军民均已筑有掩蔽部，故伤亡甚少，房屋则被炸毁无数。以后敌虽数次来犯，均被击退。直至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时，该城仍如磐石地屹立在第二防线左翼的前面，未为敌陷。
停战后，我团奉令复员，集中无锡惠山时，该县人民团体派代表前来驻地赉赠锦旗及慰劳品，并索取我团官兵名册回去，据说是以为立碑纪念。
此次战役，我们虽然损失了许多生命、财产，然而我们的国土幸能保全，我们的热血，洒满了闸北，而我们的正义，获得全世界的同情。尤以海内外同胞，热烈支援前线，更加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战争一开始，上海市各界人士，纷纷派代表前来我团部慰劳；有的代表还询问我们最需要什么东西，登记后，翌日即源源送来，如望远镜、防毒面具、手电筒、墨水笔、手表、线衫、线袜、内裤、丝绵背心、胶鞋、毛巾、手套以及医疗用品等，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大量面包、饼干、糖果、罐头、水果、年糕、烧肉、白肉、腊味等等。这些慰劳品，在战事爆发初期，是直接送来我团部处理的。由于战争的发展，参加战斗的部队日多，送来的慰劳品也越来越多。后来由总指挥部统一接收，然后分配给各部队。此外各地华侨所捐的慰劳金，为数亦颇巨，是直接汇给十九路军收的（该军曾经公布过征信录）。后来蔡廷锴将军还亲自赴南洋、美洲各地，向侨胞致谢和慰问。当时华侨认为蔡廷锴将军是当代我国民族英雄的代表人物，所到之处，均获得空前的热烈欢迎，华侨热爱祖国的情绪，于此可见一斑。
后来为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日阵亡将士，于一九三三年在广州市通沙河的先烈路上，建立一座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园墓和纪念碑，将部分阵亡将士的遗骸或衣冠移葬该处立碑勒铭，以留纪念，以慰英魂。解放后，并得到人民政府将该墓和纪念碑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清明时节，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前往祭扫，凭吊忠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