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庚子赔款到清华学堂的建立
第一节 校史杂说
张寿崇：那桐题匾清华园
先祖父那桐由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1900年6月10日）从礼部侍郎到总署大臣上行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外务部成立，设员司开去行走差使（见单士元著《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奕劻任外务部大臣；先祖父由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任外务部会办大臣（见钱实甫著《清代的外交机关》）。当时的外务部根据奕劻等奏定的章程共设四司（和会司、考工司、核算司、庶务司）、一厅（司务厅）和五处（俄、德、法、英、日五处）其中考工司专司铁路、矿务、电线机器制造、军火、船政聘用洋将洋员、招工、出洋学生。美国于1908年把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费用；为此成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领导。
宣统元年己酉八月辛卯（十五日），即1909年9月28日，“外务部奏：拟建游美肄业馆，恳请给西直门外清华园地亩，以便兴筑而隆作育。允之。”（见宣统政纪卷十四）
宣统三年辛亥三月己酉（十一日），即1911年4月9日，“外务部奏：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订立章程先行开学。从之。”（见宣统政纪卷三十四）
《旧都文物略》有关清华园有以下记载：“园为明戚畹李伟别墅旧址。清季清华大学就清华园建立，仍其名。宣统二年开始建筑校舍，三年告成，就原有之陂池丘陵点缀布置，蔚然大观。”
从以上文献记载可知，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清华学堂的前身是游美肄业馆。游美肄业馆和游美学务处都沾“洋”字，所以都归外务部分管。因此，由身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先祖题写“清华学堂”和“清华园”，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桐与“清华园”匾额》
章元善：封建式出洋
清宣统三年（1911）七月某日，我们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前身）临届出国的学生60余人，在斋务长（相当于宿舍管理员）率领下，到北京东堂子胡同外务部（相当于外交部）大堂，参加尚书及左右侍郎（即部长、副部长）的接见。行列排好，行礼如仪，恭聆“堂官”训话。尚书们训了我们一顿，主要叮嘱三点：1.不许革命，出国要带上黄龙旗；2.不许信洋教；3.不许娶洋婆。
《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美国》
唐绍明：革命中风雨清华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学堂经费被袁世凯挪去发军饷，学生多数离校，学堂只好于11月宣布关闭。次年初，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受命组阁，学堂领导人周自齐、范源濂、颜惠庆等纷纷离校入阁，出任总长、次长各职，只剩下唐国安一人留校。学堂还要不要办下去？一时成了问题。在唐国安独力支撑下，经过积极努力和精心筹备，终于在1912年5月1日正式复校开学。唐国安旋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监督。聘周诒春为教务长。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
潘光旦：清华的崇美思想
关于清华学校的崇美思想，这是当时国内的潮流，学校无须特别做工作。对洋人，起初是望而生畏，后来则是羡慕。那时候很自然地有这种想法，即能出洋就出洋。况且它退了款，在中国盖了那么多房子，办了学校，很自然地会觉得它不错。清华北院，美国教师住在那里，所以人们叫它美国地，给学生做了榜样，无形中散布影响。查经班也是有影响。体育馆原为纪念一个美国人叫John Jay的，叫John Jay hall，他是主张退款办清华有功的人，以后才改为罗斯福纪念馆。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重拾国文课
清华高等科的功课一般也是很认真的。西语教学的课不用说，国文、汉学的课也还差强人意。同学的年龄大些了，懂事些了，体会到自己毕竟是个中国人，将来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读洋书、到外国，只是为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即使专为个人打算，如果对本国东西一窍不通，一张“八行笺”也写得疙里疙瘩，将来在社会上不免到处碰壁，寸步难行。因此，一般认为至少够一块敲门砖的汉文准备是必要的。当时外界和学生家属的责难也是有的；在“抵制美货”的运动过去了不多几年以后，就如此推崇美国，凡事要模仿美国，也确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我认为，后来在高等科，汉文课目的所以获得较多的注意，而在我们出国前后的一两年里，学校所以特邀梁启超一类的有名人物开些临时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后来的所以搞起一个“国学研究所”来——都是和这些因素分不开的；而就学校当局来说，主要的动机是想通过这些做法来堵塞外界的批评责难。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王造时：国学的回归
五四以后，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之下，各种各样的思想都出现了：或对旧的东西重新评价，或对新的东西进一步提倡，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总的目标是在为中国找出路。在这种时代的大浪潮中，清华的师生自然受到震动，清华重洋崇洋风气不能不有很大的转变，转变到注意本国的东西和本国的问题。何况那时候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先后问世，大大地引起了研究国学的人的注意，清华再不能像以前那样视国学为无足轻重了。学校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特邀请了梁启超一类有名人物来开些选修课，如“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史鸟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清华学生办的《清华周刊》还请胡适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开了一张“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于是跑图书馆钻线装书的风气盛起来。我除经常看报纸杂志外，还用一段时间钻了《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期望找到一些东西，结果并无收获。
《清华学风和我》
潘光旦：“和尚”赶“方丈”
在平常的日子里，校长先生的无能、保守、反动，是不容易觉察到的；学校远在郊区之外，自己有道又高又厚的围墙，生活也有着一般的规矩，静静的一个大园子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打钟上课，摇铃下课……生活真有点像和尚庙里的一般。校长先生也仿佛是庙里的方丈，不妨整天打坐。他也深知所有的小和尚们都是一心一意来取“经”的，取了“经”才得诞登“彼岸”，因此，他们与其他庙宇的僧众不同，平时更不得不守些清规，讲些戒律，不会兴风作浪，无事生非，由他稳坐蒲团，不怕当头棒喝。但，1919年，这当头棒终于来到，而当家和尚的无能与反动也终于掩盖不住起来。学生运动的掀起，第一个要求必然是成立全校性的学生组织，而这必须取得校长先生的批准。记得当时的校长是张煜全，一个一望而知是颟顸的官僚，他硬是反对，终于引起了第一次赶校长的风潮，同学们成功了。接着外交部又派了个罗忠诒，同学们在探明他对学生会的态度后，就把他挡走了。紧接着是金邦正，在同一个问题上，他和同学们委蛇了好几个月，不作肯定的答复，也终于被轰跑了。在“三赶校长”之后，全校的学生组织终于胜利地搞出来了。在被赶走的校长中间，我只和金邦正打过一次个人的交道，我那几年对娼妓问题看了些书，想就北京市区作些调查，要求学校出封介绍信给有关市政当局，他坚决不答应，认为这不是学生分内的事。这一类人物的封建意识的顽固不化，事实上和冬烘先生们没有分别；即此一例，也就说明了不少。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江文汉：外敌的思想入侵
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学盟在穆德的策划下，规定于1922年4月在我国北京清华大学召开大会，由顾子仁担任筹备与执行的工作。开会的前一年，穆德就安排顾子仁到欧美各国陈述必须在北京开会的理由。从下面的一段话里，就可以看出那次开会的意图是什么。顾子仁说：中国现在是处在十字路口，一个纯粹唯物的路线，是一条最没有阻力的路线，今后十年内中国发展的方向将获得如此巨大的推动力，任何人想影响它向前的冲击，将是困难的。一个占有世界可居住面积的五分之一的国家，朝着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发展，给世界带来的后果，将是严重可怕的……在我们学生当中相信唯物主义的是占多数。1920年英美著名的教育家（指罗素与杜威）在中国游行演讲，有的是公开攻击基督教，其他较好的是避而不谈宗教，他们给学生在思想上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把这次国际性会议放在中国举行，我们将在全国人民的思想上产生一个深刻印象。这对未来的无数年月中将给天国带来果实。（译自Ruth Rouse "The 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 1946，第280页。）开会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国内便爆发了一个反基督教的汹涌浪潮。在那年3月间成立的反基督教组织，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还有许多地方分别举行的反基督教大会。五四运动以后，全国人民反帝的觉悟是相当高涨的。穆德确实有意向我国人民示威，因为他不但安排了世界学盟在我国首都的一个国立大学开会，而且紧接着那个会议之后，于同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会议，产生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机构，企图巩固与扩大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
陈康定：清华“四大导师”
1924年春天，清华学校拟改为大学，同时设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世人称为“四大导师”。四人中梁启超、王国维早已在学术界为执牛耳人物，在政治上也是风云人物，著作等身。梁启超年龄比赵元任长19岁，王国维比赵元任长15岁。而陈寅恪与赵元任长期在国外留学或教学，国内知之者并不算多，又无几本著作，也无几篇论文，足见时人对他们的器重。由于清华国学研究院要到1925年才开始招生开学，赵元任携妻女离开美国赴欧洲游学。在巴黎期间，赵元任在巴黎大学注册听课，听了许多语言学课程。旅欧期间，赵元任结识了众多学术界名人，并参加了刘半农的博士论文答辩，拍了一些纪念照。1925年5月，赵元任一家与刘半农一家结伴回国。6月，正式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记语言学家赵元任》
费孝通：阴谋下的人才工厂
帝国主义者拿钱出来收买中国的青年，为了要培养为它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必须找一些好名好义来掩盖这个阴谋，所以这条路子的花样多，走得也比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帝利用“退回庚子赔款”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清华学校”（最初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改称清华学堂，又改称清华大学）。这段历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叙述，不必在这里多说。
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它和官费与自费有所不同。它是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来招生的，因而使得许多原来在钱和势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学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学的机会，使他们也可以大做其留学美梦。在这种通过考试取得别人的钱去留学的有称之为公费生，以别于官费和自费。我是靠清华的公费出去留学的，但是又不同于经过“留美考试”的公费生。为此，得把清华公费留学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或是后来的清华学堂，都是专门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补习的学校，是一个“加工厂”。招收的是十四五岁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要经过七八年才送去美国留学。凡是考得上这个学堂的就取得了留学资格，加工期满，照例一定放洋。除了招收这种小学毕业生之外，也有少数年龄较大的，在清华园住上几个月就出洋的，此外还有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申请清华补助等。1925年这个办法改变了，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1928年学校的名称也改作了清华大学。意思是不再作加工厂，而是个出成品的工厂了。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并不是个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清华还是每年要为美帝遣送一批留学生。于是另外定出了一个留美考试的办法，报考的资格也由小学毕业提高到了大学毕业，而且不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可以报考，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也同样可以报考。每年在报上公布当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额。这叫做“留美考试”。
另外，清华还保留一些公费名额给自己研究院的毕业生和助教。我是以研究院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公费的。清华的研究院规定至少学习两年，提出论文，经过考试及格可以毕业。每年在毕业生中按学习成绩和考试的分数，经学系的推荐，挑选若干，给予公费留学的机会。当时这种性质的公费留学，除了清华的留美考试之外，还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试，听说中法大学也有类似的公费遣派留学生的办法。在30年代下半期，这类公费留学生的数目在留学生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留英记》
费孝通：留学费——获得途径
留学要花钱，钱从哪里来？这里有“官费”“自费”“公费”等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养洋务人才，派留学生出洋，但是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还很多不愿离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国，更少愿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的。因此，留学生的费用全部得由官家负责，此之为官费生。但是留学回来的人，官运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学而优则仕，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守则，留学回来有官可当，群焉趋之。官费留学的机会逐步就被达官贵人所把持，用来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和这些有权选派留学生的权贵没有关系的就沾不着官费之光。沾不着光而又有钱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钱，此之为自费生。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费生和自己家里出钱留学的自费生之外，还有一条既没有钱又靠不上势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学机会的路子，这是一条帝国主义安排下的路子。
《留英记》
崔国良：最早的研究生院
张彭春主张应发挥学生独立思考、研究学问的教学方式。他发现“当时学校里机械式课本的教育，是使教授者学问、人格缩小的制度。”针对这种状况，他在1924年4月提出了办大学研究院的意见，专聘中外某门学术有特高造就的名师来充教授，每位名师只限收纳20余生徒，日常跟学生一同研究著述，而教师也因而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由是，清华设立了（国学科）研究院，这可能是中国早期的研究生制。
《“张九先生”与南开、清华大学之创办》
冯友兰：和而不同
1928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时期，本科学生是共同的，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组织，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生。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哲学系方面说，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经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创作”。我在当时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识。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什么也不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当然这些搜集、考订、分析和评论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陈岱孙：清华新体制
1929年，清华遵照当时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改前此实行的校、系教学行政两级制为校、院、系三级制，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于是就出现了院长如何产生的问题。根据大学组织法，院长应由校长任命。但教授会认为教务长、秘书长主要是学校行政人员，可以由校长直接任命；而院长，作为各学院教学学术工作的领导人，应由教授会公开选举，但为了符合组织法的规定，可于选举后再由校长任命。可能罗家伦在当时已经觉得教授会过问的事情太多了，甚至侵及于明文规定的校长的权限，故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异议。但教授会也固执己见。经过协商，双方作了让步。教授会对每一院长公推出两个候选人，校长在两位候选人中择一任命，但在择任时，充分考虑会上票数的差别。从1929年以后，这种决定各学院院长人选的程序便成为清华体制的一个传统，这事情本身并不太大，但它反映出校内学术民主自由和官方政治控制的矛盾，意味着正在形成中的新体制和校长之间的可能的对立。
在行政方面，当各院成立和院长任命后，就正式成立了以校长为首和由教务长、秘书长及文、理、法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在这时，原有的评议会也经过改组由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三院长为当然成员与教授会互选的成员若干人组成。这两个机构和教授会构成了清华体制的组织基础。
……
在1930年至1931年间，这个体制迅速形成。它的组织基础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在成文的规程上，教授会的权限很简单，只包括：审议教学及研究事业改进和学风改进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建议于评议会的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互选评议员。教授会并不经常开会，但对校内发生的大事，教授会是主动过问的。教授会由校长（无校长时，由执行校长职务的校务会议）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可以自行建议集会。
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互选之评议员人数比当然成员的人数规定要多一人。同时，各院院长都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教务长习惯上也由教授中聘任。评议会实际上是教授会的常务机构。它的职权包括：议决大学的重要章制；审议预决算；议决基建及其他重要设备；议决学院、学系设立或废止；议决选派留学生计划和经费分配；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评议会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主要的法案、章制都由评议会动议、制订。在法定地位上，评议会还是校长的咨询机构，但由于校长是评议会主席，其他校务会议成员都是评议会当然成员，评议会的决议对于校各级行政领导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如果说清华这个领导体制是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的典型，则“教授治校”的作用就是通过评议会职能而表现的。
由校长（在无校长时由会议另一成员代理）主持，并由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间的问题等。
《四十年代清华大学校务领导体制》
安洪溪、孙敦恒：清华的“驱吴”斗争
1931年4月，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任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吴到校后，撤换了原有的一些重要工作人员，任用私人充任教务长、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并极力反对各学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的惯例，强行修改《国立清华大学规程》，下令解散由教授们组成的聘任委员会。吴南轩的擅权专断，破坏了清华的民主传统，打乱了常规教学秩序，引起师生们的公愤。一向正直的张子高对此更是不满。5月28日，清华教授会举行临时会议，教授们一致认为：“新改国立清华大学规程，于学校前途诸多危险”，决定上书教育部要求立即撤换吴南轩。会上公推张奚若、金岳霖、张子高、萨本栋等七人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草拟了呈教育部电文。该电文历数吴南轩来清华一月的罪状，坚决要求教育部“另简贤能”。在发表给教育部电文的同时，朱自清、吴有训、李继侗、周培源、张子高等四十八位清华教授发表声明，表示：“倘此问题不能圆满解决，下学期即与清华脱离关系。”在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下，吴南轩被迫于5月29日离校。不久，清华大学校务由翁文灏代理，张子高接任了清华大学教务长。
《张子高教授生平事略》
徐辅治：来之不易的清华中学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先生沿公路乘部内小汽车退往长沙。不久政府改组，取消实业部，另设经济部，昊鼎昌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先生初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约一年余，又任贵州省财政厅长，嗣又兼任贵州省田赋管理处处长。是时，原在南京所兼之各项职务有部分仍兼任外，在贵州省尚兼贵州企业公司常务董事、贵州银行董事长等职务。此外先生并全力办理贵阳清华中学，自任该校董事长。校址设在贵阳花溪大将山山麓，教员大都为退往内地之清华同学，经费几全部由先生个人向友人劝募而来，曾造学舍三幢，颇著成绩。当时有识之士，都将子女送往该校肄业，如梅兰芳自己虽不在贵阳，其子女亦送该校住读。先生每逢星期日必驱车前往花溪指示一切，从未间断。先生自抵贵阳之日起，迄离开之日止，即以全力办理清华中学，足有七余年之久，诸如经费之筹募，房屋之建筑，无不煞费苦心。
《周诒春生平简史》
付士禄：清华园沦为日军魔窟
清华园战俘集中营在颐和园东南，有一幢幢灰色的楼房，外面是一层层铁丝网，敌人看守得非常严密。被送到这里的战俘有八路军的，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都编入各个中队和小队干苦役。我们被挑出来分到杂役班，专门干缝纫、搓绳、修鞋的活计。集中营里干活重，吃不饱，还经常挨打，卫生条件又非常差，一旦得了病，就只有等死。这里面也有所谓“医院”，可进了“医院”的人，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只是死得更快些。我们的大哥刚进集中营不久就病死了。老二景永祥没有进杂役班，被分到另一个小队干粗活，因为过度劳累和水土不服，他也病倒了，口鼻血流不止，动弹不得，敌人还逼着他每天打50个苍蝇，否则不给饭吃、不给水喝，还要挨打。我们在杂役班的四个弟兄听说了他的处境，都为他担心。我们虽说都吃不饱，但还是每人每天省下一些干粮偷偷地送给他吃，还帮他打苍蝇。一天，我端着大伙儿省下来的高粱米粥正要给他送去，不料被敌人发现。敌人二话不说，上来几个人就把我放倒，打了我一顿板子，粥也全洒光了。景永祥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就爬到日本军队的汽车道上去寻死，我们知道后冒死将他抢了回来。
《我记忆中的“秋田暴动”》
张友仁：陈岱孙接收清华园
日军虽于1945年8月投降，但由于交通一时难以恢复，西南联大不得不仍在昆明上课，并准备在1946年夏秋间复校。三校各自先行派出先遣人员接管和修葺平津的校舍。清华大学派陈岱孙教授任校舍保管委员会主席，他率土木工程系王明之教授于11月飞返北平，组织并主持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工作。由于清华大学校舍在北平沦陷期间被日军占用，破坏严重，清华校舍保管委员会先是主持接管清华校舍的工作，然后积极组织校舍的修缮工作，工作十分紧张。校舍保管委员会进驻清华时，占用校舍的日军伤兵医院只能让出贯穿清华园中部小河的南岸的校舍，北岸仍然住满了等待遣返的口军伤兵，双方以河为界。夜间清华的工作人员和日军士兵隔河相望地巡逻各自的防区。1946年初全面开工修缮，到了8月，才勉强做到可以接待从昆明回来的师生和初步满足秋季始业的各项教研工作。从而为1946年10月清华大学第一批从昆明回来的师生，从北京大学第四院暂住地进入清华园准备好条件。在这以前，只有零星的师生回到清华园。
《我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
第二节 校长，百年清华的重要奠基者
唐绍明：留美教育奠基人
唐国安从1908年起致力于留美教育工作，到出任清华学校校长，凡五年，使容闳开创而后被迫停顿将近30年的中国近代留美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台湾学者林子勋评赞他：“无疑从事容闳教育计划之复活和延续。”他经手选派和培养的留美学生，一批批学成归国，多数从事教育工作和科技工作；他们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和留美教育工作的发展，培养了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巨大。唐国安可谓是我国近代留美教育事业承前启后的奠基人。正当唐国安胸怀鸿志，冀图一展之时，不幸心脏病加剧，竟至卧床不起。诚如他所说：“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他以对学校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举荐时任副校长的周诒春接任校长职务。1913年8月21日将辞职报告送上，次日即猝然撒手人寰，终年54岁。《清华学校纪略》（1917）有载：“时政府停解赔款，校费无所从出，校长唐君，奔走筹措，勉力支持，劳苦过甚，又逾年（1913）以心疾死，全校惜之，为立纪念碑于校内。”次年校庆日前夕，周诒春校长为他举行纪念碑揭幕典礼，参加者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由总统府外交顾问蔡耀堂演述唐国安生平。该纪念碑为一铜质纪念牌，悬挂在校务中心“工字厅”正门处，以志其功，永寄思念。唯今已不存。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
潘光旦：早期的清华校长
1913年到1922年前后，清华就出现过八个校长或代理校长，平均一年一个——周诒春、赵国材、张煜全、罗忠诒、金邦正、王文显、严鹤龄和曹云祥。八人之中，周诒春无疑地是最有见识、能力与锐气的人，尽管外交部与董事会的压力沉重，还很想有所作为；但刚刚做了三年，就走了。记得他在向全体师生告别的会上，还掉过眼泪，说明他是迫不得已，怀着沉重的隐痛去职的。实际的内情同学们是无法知道的。张、罗、金、严、曹全都是官僚：罗根本没有到校，名字一发表，就给学生挡回去了；曹又肯定他是官僚兼买办，听说他从清华卸任之后，就立刻当上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顾问；赵原是副校长，后来又做过多年的驻华盛顿的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王则以教师兼代理校长；这两人与清华的关系维持得最为长久，从表面说，既非官僚，又非买办，但在思想、作风与生活习惯上，其为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比起其余几个来，至少是不相上下；赵还比较老实，而王则十分狡猾，他不是别人，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具有双重国籍而终于不屑于做中国人的那个家伙（攻打赵家楼时，清华学生召开临时大会，有一个教师建议发动全北京的粪夫罢工，来逼使卖国政府屈从舆论；但这个人的后来的行径，他的中英双重国籍，抗日战争一起，更不知羞耻地成为英国人——充分说明他在那次会上的建议只是旨在为自己打掩护罢了。）周诒春而外，七人者又大都碌碌，一般除能说比较冠冕的英语而外，似乎别无长处，至少没有能在有限的清华年月里施展出来；汉文一般都拿不出手，有的离开一窍不通，也不算太远。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章元善、尚传道：“洋翰林”周诒春
清华大学是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它的前身是1911年4月29日开学的清华学堂。这是一个预备学生赴美读大学的中学，注重英语学习，当时隶属清朝的外务部。倡议把它向大学规模发展，并着手建设，奠其始基的是周诒春先生。先生字寄梅，1883年12月出生于汉口，是徽帮茶商周聿修之子。周聿修，安徽休宁人，以贩运安徽茶叶为业，设泰昌源茶叶庄于天津。他自己南北奔走，生意做得颇具规模。从他的教子及交游各方面来看，他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鉴于当时国家面临瓜分之祸的形势，他决心把他的独子培育成一个洋务人才，聘师授以英文，使之能于庚子前后考入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的圣约翰书院攻读中学。周诒春在校很早就受到教师颜惠庆的注意并得到书院主持人卜舫济（Dn.E.L.Hawkspott）的器重。1904年，周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约翰，自费赴美到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选读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约于1908年毕业，得学士学位。他旋即转入耶鲁（Yale）大学进修，结识同学孔祥熙等人。时中国同学中有一个名为“仁友会”的兄弟会（Fraternity），会员中有颜惠庆、孙章甫、朱继圣、何廉、蒋廷黻、黄子坚等人，周氏亦是该会的会员。1909年得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在其母校圣约翰及吴淞公学教英文，应清廷留学生考试（相当于科举制的会试）中式进士，被点为翰林，当时社会上称这科翰林为“洋翰林”。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徐辅治：了不起的周诒春
周先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卜舫济（Dn.E.L.Hawkspott）及颜惠庆（号骏人），均为其老师。颜惠庆编中国第一本《英华大字典》时，先生亦为编辑人之一。据其同学李广诚（号仲华）言，先生在圣约翰大学就学时，攻读甚勤，终日伏案咿唔英国名著，故对英文造诣甚深，即写普通一信，亦用字精当，文笔典雅。当时北京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每年要编印一本英文年报，分送国内外。有人翻阅历年之报告，见有一年，谓其英文写得特别好。询之，因是年适该会总干事章元善因事出国，系周先生执笔所写。但先生从不夸自己英文如何好，亦不说别人写得不好，反之，如见有别人写得好的信或文章，往往称道不绝。
《周诒春生平简史》
孙锡三：功济后世——周诒春
周诒春先生于1911年担任清华学堂副校长；前任校长唐××卸任后，周即接任校长。在用人方面，周为清华延聘了一批当时的各类专业人员，例如聘任马约翰为体育教员，张凯臣为学生宿舍管理员，前者是美国春田体育专科学院毕业生，后者是美国潘塞尔凡尼亚大学旅馆管理系学士，可以说都是用其所长。在筹划学校建设方面，周亦是竭尽其力。清华大学原为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学堂，政府将原清室的清华园拨给该校改造为校址。在周氏的大力筹划安排下，这座圮废多年的皇室花园才被逐步建设成为一所高等学校。周氏首先筹划建筑了大礼堂、图书馆及体育馆三大建筑，同时又将清华园原来遗留下来的两座旧式建筑，修理拼接而成为师生的游乐场所——工字厅。至于校外的教员家属宿舍，周对其地点、样式亦早有详细规划；当周氏脱离清华后，学校依然按照周氏的原规划进行扩建，直至现在的规模。周经营的清华三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及体育馆，其建筑格式均各有所本。据说，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为此，当周卸任时，一些反对他的人曾指责他是“迷洋浪费”。如今，这三大建筑仍巍然立于清华园内，其工程质量之佳可观也，周诒春先生之功劳亦在久远矣。
《周诒春先生事迹点滴》
章元善、尚传道：创办北京图书馆
为了管理和使用美国退回径交清华以外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在颜惠庆主持下，政府设置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周氏被聘为董事并兼总干事。他到会任事即聘孙洪芬、顾季高、张兹闿等人襄理其事。周氏征得董事会同意，创办北京图书馆。在兴建期间，周氏每天亲临工地监督工程，风雨无阻。他聘袁同礼（字守和）为馆长，袁大力支持他的建馆规划，为今日这个馆的规模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孙锡三：任劳任怨的周校长
周诒春先生在任清华学堂正、副校长期间，可谓任劳任怨。1914年前后，他曾多次不辞辛劳地伴送清华毕业生去美国留学，为留学者安排在美的学习地点和程序。1916年在他送留学生去美国路过上海时，在先叔孙章甫（周在美的同学）家里，我第一次见着了周先生。周诒春先生在任清华校长期间，还试验性地用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选送了一批16岁左右的青少年去美国学习，由中学学起直至大学毕业。共10人，其中有薛学海、胡光镰、李达等人。这批留学生后虽均在大学毕业，但成绩并不十分显著，且花费亦过大，故仅选送了一批即中止了。周诒春先生不但在任清华校长时工作尽心尽力，即在卸任后仍对清华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并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还对清华同学会给予极大的帮助，为清华同学会基金募集了不少捐款，并在北京市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包括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以备校中教职员及学生来市区工作或休假时住宿之需。此后清华同学会陆续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均设立了同学会所，虽然周对这些会所未曾出过很大力量，但终是他首创设置会所的影响所致。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形成团结友爱的清华精神，与周诒春先生的呵护与培养不无关系。是以，所有清华的学生，不论早期亲受过周的教诲的，还是后来20年代、30年代或40年代甚至解放后的毕业生，均以能做清华同学而列入周诒春门墙为荣，众口一致地呼周氏为“老校长”，以示亲切。
《周诒春先生事迹点滴》
章元善、尚传道：和蔼的校长
周氏一点没有校长架子，不拘形迹，深入群众。张锡钧（当时在校的学生，后成为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写道：“周校长经常到各处巡视，调查第一线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协助解决，令人敬畏，致使教职员工，认真负责，忠于职守，时常警惕，怕校长突然来临，不好交代。”“校长常到食堂与学生共餐畅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当时学生不多，几乎个个的姓名，校长都可叫得出来。”“有一次我饭毕回宿舍，在长廊途中，迎面有人问我：‘你怀中为何鼓鼓囊囊的？’我以为是一位同学，刚要开口‘你管呢！’仔细一看，是校长，立刻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是饭碗。’校长笑着说：‘手拿着不好吗？装在怀内突出一块，不雅观嘛。’我答：‘是，是。’赶快离开。起初我还以为校长多管闲事，后来一想，校长做得对，因为及时帮我纠正了错误。”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章元善、尚传道：视金钱如粪土能有几人
周氏对于金钱看得很旷达，曾风趣地说：“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他自备汽车（司机工资及汽油都由他自己开支），为各项公益事业奔走，早出晚归，习以为常。每日午餐亦自己料理，即使在友人家吃午饭，亦必伺机致送礼物作为代价。清华同学中有人记得这么一件事：某日周氏忽然对他说，“明天有个约会，我的鞋似乎太不雅观，不知你的鞋合我脚否？”原来他的鞋底已将断裂。周氏自奉俭约，于此可见一斑。周氏自清华离职后，朱启钤等少数人曾一度资助过其生活费用。周氏自己入不敷出，但于公益事业又常筹借款项，尽力捐助，以玉成其事。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潘光旦：我对周校长的印象
周诒春为人正直、直爽、有本领，不像会贪污。他很严肃，同学去找他，他不许你站在对面和他讲话，得站一旁讲。他英文讲得很漂亮。他辞职是因为有人挤他。清华校长是肥缺——省事，钱又多。在外交界干事不胜繁巨者，都想来清华当校长。我和周只有过一次接触。那一次是萨镇冰（做过国务总理、海军部长，我念书时，他正做河南巩县兵工厂厂长）亲自给我送来30块钱（是我哥哥托他的，我哥哥在他手下做事，薪水也是由他发）。萨镇冰找到周诒春，于是周诒春叫我去，开始吓了我一跳，心想校长叫我去还有什么好事，见面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谈留美生活》
章元善、尚传道：被逼离校
1917年，亲日派上台，高尔谦等以周氏“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等莫须有罪名提出控告，逼使周氏辞职。1919级校友黄子坚回忆说：“周氏离校，学生不知底细，只是不愿他离开清华。他在全校集会上讲话流露即将离校的消息，声音有些发颤。我们学生也黯然神伤。他是我一生最敬佩的老师之一。”周氏于1918年1月把校务依令移交给副校长赵国材，含冤抱恨，离开清华，结束了他一生中能抒其抱负、用其所长的五年，时年35岁，开始了他与世浮沉，行其心之所安，聊以托其身心，历时达40年的漫长岁月。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徐辅治：有知识有远见的周诒春
到了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组，组织所谓学者内阁，当时参加政府工作的有翁文灏、蒋廷黻等人，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长，吴请先生担任常务次长一职。先生于1月抵南京，在职两年。先生平日对吴甚为钦佩，谓其干练，并精于经济。吴在职期间，曾创办中国植物油料厂、丝绸公司、茶叶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农本局等机构。实业部中之渔牧司司长虞振镛、镰业司司长程义法皆为先生所推荐。先生抵南京后不久，其家属即由京迁沪，住绍兴路静村4号。先生在南京系独身，仅由余作伴，此外有一老仆人。初住旅馆，嗣租一小洋房在四卫头8号。是时先生终日忙于接见宾客、部附属机关主管人员，以及开会；无暇批阅公文，所有公文均于每日下班时包裹后，带回寓所批阅。有一事足述者：当时有刁作谦之女婿凌某（已忘其名）自建一住宅于南京住宅区，远较先生所租者为佳，家具设备均极考究。是时凌某因就广州外交部特派员，亟须离宁赴粤，愿将房子家具悉让给先生应用，先生则婉言谢绝。彼对我云，如答应下来，将来打起仗来，很难交代。我现在租人的房屋，可以一走了事，爽快得多。可见先生于那时已预见到战争要爆发，使我钦佩不已。
《周诒春生平简史》
章元善、尚传道：不图名而名自至的周诒春
在这27年中，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里有机会接触到周氏。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对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不图名而名自至，不图利且舍己济人。他为人严肃正直，但平易近人。有的人觉得他有时苛求“君子”而远避“小人”。也就是说，他对正派的人，要求很高，而对一些心术不正，他认为不可救药的人，则敬而远之，羞与为伍。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王思立、宋士英、唐宝心：爱护青年人
周诒春对共产党可说是毫无了解，向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但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曾几次营救过被捕的学生。例如1942年秋某日，忽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特务闯进学校，当着校长的面，要传第四级学生吴守铭去“问话”。吴是因为思想进步被贵阳中学开除学籍，转学到清华中学的。小特务是他过去的同学，了解吴的一些情况，又来找他的麻烦。校长唐宝心严正指出，不许任意捕人。小特务掏出手枪威逼说他是“白云会馆”（一个特务组织）派来的，“问话”不是“逮捕”，硬是把吴强行带走了。学校立即用电话向周诒春董事长汇报了情况。周先生听了很生气，转请副董事长何辑五托人，很快地把吴营救出来。
《周诒春和贵阳清华中学》
徐辅治：小房子里住着大学问
1945年春，吴鼎昌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聘先生为咨议，因之周诒春先生离贵阳赴重庆。是年8月抗战胜利，9月，先生任农林部长。时因接收敌伪机构，行政院长宋子文曾邀他赴北京。是时农林部又派徐廷瑚为接收特派员。徐曾对先生云，有一接收下来的日本人住宅，房屋及设备颇好，请先生迁入。先生立即拒之，宁愿住于演乐胡同8号其友人孙锡三之家中，住房为客厅旁之一小屋，余为秘书，在旁搭一帆布床。先生出入所用之小汽车，亦借自孙君，其廉洁有如此者。不久政府“还都”南京，先生又回到南京。第一件困难事情，仍为住房问题。以堂堂一个部长，竟无栖身之所，不得已，借居江苏路一所原为日本人占用、属于其友人程志颐（号觉民）之房屋。唯好景不长，程君以其长期占用，既不付房租，想赶其搬家；又碍于情面，私下以5万美元将房子售一美国人，由美国大使馆出面，要先生于一星期内搬家，真弄得狼狈不堪。时原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任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住在附近之一所洋房内，因之向郑商借房屋两间，暂时迁入。唯如此，会客吃饭，仍有种种不便。最后，中国植物油料厂南京办事处主任刘瑚（号仿夏）睹此情形，为之设法租得莫干路17号小洋房一所，为先生应用，先生家属仍住上海。
《周诒春生平简史》
陈中凡：罗家伦的强者哲学
罗家伦以“创造民族精神”为办学的宗旨，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他本此精神办了一个周刊，叫做《新民族》，由他自任主编，写了百余篇短评在该刊发表。1938年底，汉奸汪精卫由重庆出走，到河内发出对日寇谋和的艳电。汪的奸谋其实早已败露，可是在汪出走之前不久，罗家伦还在他的周刊上做过歌颂汪氏功德的文章，以为他日后利用的地步，无怪有人斥他为“投机政客”了。罗家伦又把这“恢复民族生力的人生观”，推到哲学方面，写成他的《新人生哲学》大著。首先声明，他的新人生观是“一种强者的哲学”，但和尼采所谓“超人哲学”有所不同。他说：“强者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最野蛮的身体；其次要有最文明的头脑；再次，还要有不可征服的精神。”什么人才配讲这种哲学呢？罗家伦举实例证明，最好是历代开国的帝王，如“汉高祖及武帝，东汉光武及明帝”“唐高祖及太宗”“宋朝太祖、太宗”“元太祖、太宗”“明太祖、成祖”“清康熙帝”这类人物，才够得上“建立新人生”，讲“强者哲学”。当前有什么人能继此大志呢？罗家伦毫无忌惮地说：“蒋先生（蒋介石）这种坚强的意志，不但完成了他自己的人格，而且完成了中华民国的国格……这不是真凭实据，天下共见共闻的事实！”（见罗著《新人生观》“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这就一针见血，说明他的“强者哲学”，就是以蒋介石为标准的“领袖哲学”！罗家伦又说到“弱者的罪恶”，不独害了自己，而且害了人家，日本人今天如此凶横残暴，毋宁说是我们把他惯出来的。造成这种罪恶，只怪“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责任“应由弱者自己来负，不应当推到强者头上去”。这就为他所崇拜的领袖向日本投降找到了哲学根据。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我是校长我说了算
清华校长罗家伦因为接近中央，而且据说接近蒋介石，才能把清华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安定基金，增加设备，扩充建筑，自以为可以作终生事业了。但是，正因为他自认后台强硬，他对教职员的态度异常傲慢，除外国教员和少数学生代表外，其他教授、讲师、助教和职员，一概不放在眼里。平日出言不逊，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对低级职员更是信口谩骂，如叱狗彘。因此引起老教员中“十字会”组织的憎厌，暗示学生和他为难。每逢孙中山纪念周，罗家伦出席主持，都是大吹大擂地自我介绍，词气十分夸张。如说到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他是代表蒋总司令同日军交涉的，对死难的交涉员蔡公时和当时外交代表黄郛一字不提。学校布告原用公文纸交书记抄录，贴入布告栏，他偏用五尺夹宣，以他自认得意的行书缮写张贴，末尾更以径尺榜书，署“校长罗家伦”字样，借以自炫。清华原有校歌，沿用多年，大家都唱惯了，他偏要另撰新词，用七尺夹宣，榜书悬诸礼堂。他有时高兴做首打油诗，也大书特书，昭示全校，咸使闻知。学生也就以打油诗替他题了个像赞：“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字吹拍欺，四维礼义廉。”第一句说他的形状：头像猪，走路像狗，两手大如熊掌；第二句说他两眼只看到官僚、权势和金钱；第三句说他惯于吹牛、拍马和欺人；第四句是无耻的歇后语。特登入《清华周刊》的副刊。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罗家伦眼中的日耳曼精神
罗家伦到过德国，书《新人生哲学》中又讲点德国故事给读者听：“我从前在德国大学的时候，常和德国学生在一道生活。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在大学的地理室里，把啤酒瓶子在桌上一顿，就击剑比武起来，其中一人，猝不及防，把鼻尖削了下来，但他一点不慌，立刻把这鼻尖含在口里，去找医生缝起来，第二天他的鼻子用白纱布蒙了，仍然照常到校听课，毫无痛苦的表情。这真所谓古日耳曼的精神！是尼不龙根古英雄中的气概！”（见《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平日击剑比武，把鼻尖削下来也不算什么一回事，何况两军在战场上用起现代武器或细菌毒气，大量屠杀人民，也就不足为异了。哪有像“我国人不争气”，经不起日本武士道小试其锋，就大惊小怪地叫起冤屈来了！在罗家伦看来，这不是“罪恶”吗？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最强大的哲学
罗家伦自许要做一个前无古人自成一派的哲学家，自不能不推倒一切，于是把霍布士、斯宾诺沙、康德、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都批评了一通。其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经济史观，也就是经济命定论。以经济条件为人类生活重要条件之一，是不可否认的，若是以此来解释人类一切活动的现象，那就陷入重大的错误。宇宙的生命不是片面的，人类的生命也不是片面的。人类的动机复杂极了，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固然要吃面包的，有面包吃了，也还要做诗、谈恋爱。”（同上书）这里仅就小市民和小知识者们说，“有面包吃了，还要做诗、谈恋爱”。罗家伦又说“大政治家”还要“以智慧来扩大他意志的自由，以意志来熔铸他人格的统一”，所举的例证就是蒋介石的坚强意志，不必琐及了。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奢侈的闹剧
罗家伦原属寒士出身，至此得意忘形，其生活穷奢极侈，比之北洋军阀时代的头号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校长公馆当然是最壮丽的洋式楼房，室中家具陈设，每月掉换；每个房间的地毯花式不同，也按时更换。古玩、书画，由琉璃厂古董商送来，任意选购，令会计处付款。宣纸、贡笺，成刀供应，除写布告、通知单外，并用作厕所的便纸。宅中备有中西厨房，蔬菜家禽等逐日由学校供给。还要吃北平缺少的鱼虾海鲜，派人到天津采购。厨师任其挑选。其时北平市商业萧条，各大菜馆中的名厨师多就业外地，特到各地访聘名厨。宅中汽车用到两辆，眷属、仆从出门，均由汽车接送。凡此各种费用，都由校长办公费项下正式开支，每月支出在万元以上，多到三四万元不等。这还是有形的消耗，尚属有数可稽，其余无形的透漏，那就无法指数了。全校师生为之侧目，至忍无可忍，最后酿成公愤，演出一场驱罗的滑稽趣剧。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我们不要你了
1930年春季，全校学生经由全体大会决议，排队到校长室，推派代表将罗家伦请出，以决议相示，限其即刻离校。他要求说几句话，希望学生稍留情面，代表拒绝不听。他又要到宅中取行李什物，只允许派人送去。大家随即唱起原有的校歌，用他自备的汽车，把他送出校门。罗家伦在清华两年，不能说没有贡献，徒以骄奢排场，狂妄无耻，加以阴谋借清党排斥异己，至于激动公愤，才落得这样的下场。以后继职的人，如吴南轩，不久即去，翁文灏代理和梅贻琦真除，只有守成而已，都没有罗家伦的胆量，也就没有他的气魄了。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梅祖彦：大楼与大师
1931年父亲在北平就清华大学校长职演说中谈到了他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他为此坚持了两项措施，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就是在这次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大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主张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此后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一时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使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实并发展。
《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
冯友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阶级性说，这是必然的。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韩咏华：没人愿意倒梅（霉）
1931年冬，月涵在留美学生监督处任监督三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李书华（原中法大学校长）请他回国主持清华大学的工作，继翁文灏代校长之后任校长，时年42岁。留美学生监督一职由赵元任先生接替。这一消息传来后，许多美国朋友都不以为然，也舍不得他离开。美国人认为做校长就是做官了，他们说：“梅先生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这里。”
由于孩子们的学校尚未放假，因此我须稍晚回国，月涵只身先回国赴任。1932年春，我才带着孩子们回来。
从此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年间月涵一直任清华大学校长。那时的清华并不设副校长，所以他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但也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以前清华的学生和教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约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所以有人说：“梅校长不爱说话，可是说起话来很幽默。”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梅贻琦公私分明
任校长期间，月涵廉洁奉公的作风仍像在监督处一样。过去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由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月涵继任后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从未要过他的小车。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巡夜的校长
月涵对学校的安全和学生的学习环境很为关切，千方百计地创造并维持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他极力设法避免外界对学生学习的任何干扰，只要是他能够做到的，他都亲自去管。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前，月涵为防备军阀骚扰教育事业，就有护校的措施。有时他亲自和陈福田、毕正宣等先生巡逻校园，直到深夜。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第三节 漫谈清华的校风与制度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汉文课程
汉文课程的光景却惨淡了。第一，课目根本不多，只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博物等三四门，有一个时期还添上练字一课。第二，时间都排在下午1时至4时，4时起是体育活动时间，午休根本谈不到，因此，学生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第三，教学方法与设备一般很差，引不起同学的兴趣。例如，在地理课上，因为没有挂图，教师讲到镇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时，就用自己脸上的耳、鼻、口做比画。又如，在历史课上，教师所讲的和教本或讲义上所印的根本没有差别，只是把文言翻成白话，又穿插上一系列的“于是乎”。历史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总有些因果或连续关系，“于是乎”当然是不错的，但总像太多了些。记得在有一堂课上，短短45分钟之内，他插上了46个“于是乎”，平均一分钟一个有零，于是乎，从那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不再听讲，而是阅读我自己想看的线装书了。由于这些原因，午后的课堂生活和午前的完全成个对比。午前是整齐、严肃、紧张，而不碍活泼。一到午后，同一批人，同一个课室，却是凌乱、浮动、松懈而死气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说的，写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点过名以后，就跳窗溜走的。有一次，一个同班同学，外号刘大汉，忘记了这次是在二楼上课，也跳窗，幸而一楼窗户的伞形布幕半中间挡了一下，挂彩了事，未酿成事故。同学大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其中顽皮和爱捣乱的不在少数，老师的学究气、口头禅、特殊的方音、个别的癖好，对他们来说，都是绝好的刺激，不容不有所反应。于是有把课室门半掩，上面安上擦粉板的刷子，让教师进门时来个晴天霹雳的；有的在讲台抽屉里放上几只小青蛙，让教师取粉笔时吃上一惊的；有一个老师喜欢看梅兰芳的戏（那时这位一代艺人已开始出名），班上同学就要求他先谈谈昨夜看演出的观感，可以纠缠上一二十分钟，才得开始讲课。奇怪的是，老先生们对此种不一而足的难堪的现象，至多只是哼上几声，恼而不能成怒；个别的同学可能为此受到过“斋务处”的申斥，被记上一个小过；此外也就无所谓了，富有喜剧性的汉文课目照常进行。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学制
这里有必要先说到当时的学制和清华高、中两科的程度。民国初年，全国的学制还没有太肯定，初高两等小学之上，大抵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清华一面要遵照这学制办事，一面又必须考虑到学生留学深造，一般要在出国五年之内，读完大学研究院，至少博得一个硕士的头衔，然后回国。高、中两科的划分，与每科各四年，表面上正符合了国内学制的要求；实际却不然，总共八年之中，前五年或六年所传授的几乎全部是中学程度的课目，后两年或三年才安排上大学的一些基本课目。所以毕业生留美，几乎全都做插班生，而一般插入大学三年级，读两年毕业后，再留三年读研究院。我在清华八九年，在最后一两年里，高等科的最高两班就索性改称大一、大二。但清华成为正式的大学，是迟到1925年才开始的，1929年，才有第一班学生毕业，那时我已经离开多年了。中学拖长到六年，大学只有最初两年，而在这几年之中，为了准备留美，必须全副精神用在英语的训练上，要求学生能阅读外，还要能听、能说、能写；因此，就知识传授说，程度是不可能太高的。大学只前二年，又不分科系，当然比不上同时的历史较久而规模更完备的大学，有如南洋、约翰；中学也比不上上海某些私立的中学。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通才教育
所谓德智体三育，德者是富兰克林的德，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德。关于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国教育是这种东西，清华实行的也是这种东西。譬如我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在美国大学有这么个办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课好，下半年就可多缺课，最多可以五个星期不上课，任你去干什么，不扣分。我就用上了这一条，自己去转图书馆，逛书库。后来转来转去，莫名其妙地就转到社会学。现在则搞民族史（少数民族的历史），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还搞些翻译。反正这种通才教育出来的人，特别是过去旧大学社会系出来的人，什么都能搞一点。清华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我当时就是如此。各种文化知识都掌握一点，到图书馆乱翻书，广泛涉猎。念点Pipecourse（烟斗课），上课时师生叼着烟斗闲谈。我原学动物，后来却搞优生、社会学。解放后又搞民族学，现在，搞翻译，什么都可干一点。
《谈留美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成绩计分制
清华当时“创用”的一种课业成绩计分制，称为“Weighted Credit System”，可译为“权衡计分制”。说“创用”，因为，据我所知道，在国内只是清华用这方法；但我又加上引号，因为这方法一定来自美国的某些大学。这计分法主要的内容是把学生成绩分成五等，超、上、中、下、劣（英文符号是E、S、N、I、F）。劣就是不及格，不得补考。在此法实行以前是容许大、小考不及格的学生补考的。更主要的是这五等的评给有着一定的比例，一班100个学生罢，“中”的当然最多，“上”、“下”次之，“超”、“劣”最少，各占5%；即一次考试，或年终考绩，一班之中，总得有几个幸运的“超”，几个倒霉的“劣”，初不问成绩好的学生真好到什么程度，和坏的学生真坏到什么程度。换言之，这种评分法认定成绩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而并无绝对的标准；因此，无论它对一般学生有多大激励的作用，对根底差而学习能力一时还难以赶上的学生是个打击，无论他如何用功，总归是个“劣”，终于要被淘汰！当年清华的课业与教师的评分，一般是紧的，中等科的汉文课尽管拖沓，学生也总得在大考时努一把力，免得陷于“劣”等。五等的计算背后当然还得写个分数，在别的学校，一般以60分为及格，即够得上一个“下”，而清华却要求一个70分的总平均，才算及格，才够得上升级与毕业出洋。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自由教育”
清华高等科的教育虽没有标榜什么，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所谓“自由教育”或“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道路。（一）课程与上课钟点不多。在美国，每学期一般是五门或六门，每周上课15—18小时；在清华，当时也不过六七门，二十几个小时；学生有着很多的自由活动时间。（二）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物，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又所谓人文科学如文、史、哲等三大类的一些入门课、基础课，虽不是每门必修，总是鼓励学生尽量地多读，每一类选上几门。（三）选修课很多，学生可以随意挑，考不及格也无关宏旨，下学期另选一二门，来凑满毕业时所要求的学分总数就行了。这种选修课在某些美国大学里有的已流为“烟斗课”，师生都可以叼着烟斗上课，清华的选修课当时还差一点，没有到此境界。（四）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自己，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不太少，当时推为国内最现代化的馆屋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了，环境更引人了，借阅更方便了，于是这种美其名曰涉猎的读书风气更趋于泛滥。（五）无目的地与缺乏指导地提倡所谓科学研究与论文写作。一到高年级，很多课上就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以我个人为例，在出国前的一两年，我就曾经乱抓一阵所谓“精神分析派”的书刊，配合上《虞初新志》里支如增所写的《小青传》，在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班上，写缴了一篇《小青的分析》，也算是“历史”，也算是做了“研究”，也算是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方法”。当时任公先生大为称赞，在奖饰的评语中勉励我“成就其一”，不要学他自己那样的“汛滥无归”，即只要汛滥而有归宿，一个人就是“专家”，而此种专家又不碍其为一个“通才”。同时，一个教德文的美国教授认为我在小青这人身上找到了上好的资料，比西洋用来证明这派学说中的同一论点的资料好得多，又向我灌上大量的米汤。任公先生所欣赏的是“方法”，而这个美国教师所赞许的是“资料”，“方法”与“资料”都对了头，岂不是前途无量！所谓“自由教育”的内容与终极，大概言之，就是这一套了。我自己就是这种教育的相当典型的产物，就自己当年的感受多说了几句，我想是可以容许的。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潘光旦：清华的值钱处
清华在用人上，后来也是公开的。如果两人中同样好，则用外校的，不用清华的。我做教务长时，安徽省主席刘振华有两个儿子要求来清华旁听，我拒绝了。我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不是也不值钱了吗？在昆明也有人想把自己的子弟，塞进联大来，我都拒绝了。
《谈留美生活》
霍启芳：创造力的消逝
学校里的管教极严。在五四运动以前，学生们对于政治是不闻不问的，更谈不上参加政治斗争。教的方面，教员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口头答问未讲的一课，每次记录成绩。因此，学生每天都要花很多的备课时间。平时成绩作为总成绩70%；而且每一学科都要取得70分才及格。如学期成绩有一科在70分以下的就要补修，两科不及格的就要留班，成绩太差的就要开除学籍。这就使学生埋头于应付学科成绩，而不可能有自觉创造的能力。管理方面更为严格。
《庚子赔款与清华学校》
冯友兰：教授治校
1928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1928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院院长及教授会所举的评议员组成。有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会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二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照理论上说，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校务会议和评议会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个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会议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所谓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冯友兰：纪律严明的军式清华
罗家伦在就校长职的时候，发表演说，提出“四化”，即“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前二“化”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别名。后二“化”是冒充“革命”精神，其实有法西斯的意味。上面所说的各项具体措施（1928年以后，不分中外教育，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等。）是前二“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表现。后二“化”只行了几个月的时期。1928年暑假后，实行所谓军事训练，校长、教务长都穿上军装。学生每晨早操，无故缺一次，记一个小过。三个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除学籍。有一个同学记到八个小过，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可是军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附清华历任校长及就职演说词
百年清华历任校长
清华大学创建于1911年，其历任校长列表如下：
清华学堂（1911年4月-1912年10月）
周自齐（1911年2月-1912年4月）
唐国安（1912年4月-1912年10月）
清华学校（1912年10月-1928年8月）
唐国安（1912年10月-1913年8月）
周诒春（1913年10月-1918年1月）
张煜全（1918年7月-1920年1月）
金邦正（1920年9月-1921年10月）
曹云祥（1922年4月-1927年12月）
温应星（1928年4月-1928年6月）
国立清华大学（1928年8月-1937年8月）
罗家伦（1928年8月-1930年5月）
吴南轩（1931年4月-1931年6月）
梅贻琦（1931年12月-1937年8月）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1938年2月）
（北大、清华、南开组合）未设校长，设立“常务委员会”，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3月-1946年5月）
（北大、清华、南开组合）
梅贻琦（1938年5月-1946年5月）
国立清华大学（1946年10月-1948年12月）
梅贻琦（1946年10月-1948年12月）
清华大学（1949年1月至今）
冯友兰（1948年12月-1949年5月）
叶企孙（1949年5月-1952年6月）
刘仙洲（1952年6月-1952年9月）
蒋南翔（1952年11月-1966年6月）
刘达（1978年6月-1983年5月）
高景德（1983年5月-1988年10月）
张孝文（1988年10月-1994年1月）
王大中（1994年1月-2003年4月）
顾秉林（2003年4月-2012年1月）
陈吉宁（2012年1月-2015年3月）
邱勇（2015年3月至今）
梅贻琦：就职演说
离开清华，已有三年多的时期。今天在场的诸位，恐怕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我吧。我今天看出诸位里面，有许多女同学，这是从前我在清华的时候所没有的。我还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负责的时候，就有许多同学向我请求，开放女禁，招收女生。我当时的回复说，招收女生这件事，在原则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在事实上，我认为尚需有待。因为男女的性别不同，有许多方面，必须有特别的准备，所以必须经过相当的筹备，方能举办。现在在我出国的三年内，当然准备齐全，所以今天有许多女同学在内，这是本人所深以为慰的。
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这些年来，在发展上可算是已有了相当的规模。本人因为出国已逾三年，最近的情形，不很熟悉，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说。现在姑且把我对于今后的清华，所抱的希望，略为说一说。
一、我先谈一谈清华的经济问题。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的幸运。如果拿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相差不知多少。但比较国内的其他大学，清华的经济，总不能算少，而且比较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力图撙节与经济罢了。
二、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拿量的发展，来估定教育费的经济与否，这是很有商量余地的。因为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我们要向高深的研究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也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但是这样的好教授，决不是一朝一夕所可罗致的。我们只有随时随地留意延揽而已。同时对于在校的教授，我们应该尊敬，这也是招致的一法。
三、我们固然地造就人材，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到利用人材。就拿清华来说吧，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材，而且还有不少杰出人材，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的，这是多么浪费——人材浪费——的一件事。我们今后对于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四、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清华从前在外间有一个贵族学校的名声，但是这是外界不明真相的结果，实际的清华，是非常俭朴的。从前清华的学生，只有少数的学生，是富家子弟，而大多数的学生，却都是非常俭朴的。平日在校，多是布衣布服，棉布鞋，毫无纨绔习气。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这种良好的校风。
五、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确实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今天所说的，就只这几点，将来对于学校进行事项日后再与诸君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