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投入爱国运动

我转到同济大学工科预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形势尚不能公开活动。有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如袁文彬、何志球、尹景伊等为了便于斗争，加入了国民党。我也成为同济校内的国民党区分部的成员。这时，我认识了上海市学联主席、中共党员梅电龙（即梅龚彬）同志。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经常在校内和市内进行种种活动，如约请来校讲演人、联系买卖进步书刊及介绍同学加入国民党等，栉风沐雨，往返淞沪。那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干事的恽代英同志经常来校讲演。他深刻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立论精辟，慷慨激昂，极富有感染力。不少同学踊跃听讲，爱国热情横溢校园。詹大悲、肖楚女、侯绍裘等共产党员也都来校作过讲演。

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同学还有何同泽、陈必贶、王季甫等十余人。在何志球的领导下，我们每周利用一个晚上开全体党员会，学习讨论国共两党发表的重要文告和报刊上登载的重要文章，批判曾琦、左舜生的国家主义派，谢持、居正等领导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及黄埔军校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等散布的种种谬论。为此，我时常到上海正中书局等处购进一些进步书刊，供国共两党党员和同学们阅读。后来同济大学国民党分部增补委员时，我和陈宝骢、尹景伊、何志球等人当选，委员人数由五人变为七人。这时，我同时又是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另外的负责人还有袁文彬、何同泽等人。

1925年5月14日，设在上海小沙渡的日本内外棉纱厂，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十余名工人的流血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于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游行示威，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潮，同济学生会马上于5月29日晚7时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决定积极参加这个斗争。

5月30日凌晨，同济大学400多名同学齐集校园，举行授旗仪式后陆续出发。我带了一小队人到当时北洋政府驻上海的交涉员办公处去请愿，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在这次游行示威中，高举大旗的尹景伊被英国巡捕头子爱活逊枪击右肺，英勇献身，年仅21岁。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中去，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这时传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和总商会对于罢市问题还在举棋未定，而上海总工会业经决定并宣布于6月1日实行总罢工。商会能否配合行动，关系大局。为了争取商界一致行动，我带领几个同学赶到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和总商会正在开会讨论的场所，极力宣传政治意义，强烈要求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在工人、学生的联合推动下，总商会终于同意从6月1日起罢市。1925年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会员店同时罢市，同济、上海、复旦、震旦、南洋等高等院校及绝大多数的中学也纷纷罢课，反帝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