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复廓阵地的构筑及守城战斗

程奎朗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抗战爆发后，我在南京警备司令部（以后改编为首都警卫军）参谋处工作，直到南京陷落为止。这期间，我参与了南京附近防卫阵地的选定和构筑，以及战场联络工作，在撤退时，又是最后从乱军危城中冲出之一员。此役也是我个人生命史上最关键性的一段，惊涛骇浪，记忆犹新。

一 东南阵地的计划和构筑

南京附近的防御工事，战前由参谋本部城塞组（主持人吴和宣）在其外围沿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汤山——龙潭之线择要构筑有钢筋混凝土永久工事，种类有轻重机枪掩体和观测所、指挥所、掩蔽部。上海战幕揭开以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毕露，它不以占领华北和上海为满足。蒋介石面临这种情况，对当时首都南京的防御问题，不得不开始考虑，于是责成南京警备司令部拟定南京防御计划，并由当时军事委员会执行部领导其事。执行部是当时主管国防工事的一个机构，由训练总监唐生智兼管这一工作，办公地点附设在百子亭唐公馆内。

南京警备司令由宪兵司令谷正伦兼任。警备区辖南京、江宁、镇江、丹阳、金坛、句容、溧水、高淳、芜湖、当涂、全椒、滁县、仪征、江浦、六合等十五个县市。司令部编制很简单，司令之下，设参谋长一人，下属机构只有一个参谋处，其他各处业务由宪兵司令部的各处兼办，不另设置。参谋处亦仅设第一科（作战）和第三科（后勤、通信），第二科业务由宪兵司令部情报机构兼办。司令部附设在道署街宪兵司令部里面右边一所旧式平房内。当时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拟定南京防守计划，是以决战防御的目的，选定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大连山、汤山、龙潭等处原城塞组既设永久工事之线为主阵地，简称东南阵地；以雨花台、紫金山、银孔山、杨坊山、红土山、幕府山、乌龙山之线为预备阵地（亦称复廓阵地），在长江北岸，以浦口镇为核心，由划子口沿点将台（浦口北面高地）到江浦县西端为主阵地，与东南阵地夹江形成一环形要塞。计划使用兵力：东南阵地为四个完整军（十二个师），第一线三个军，预备队一个军，江北岸浦口地区使用一个军，总兵力为五个军（十五个师）。

这个计划经过执行部请示大本营核定后，即由南京警备司令部制定阵地编成、火力配置及工事构筑计划。在制定计划时，发现原由城塞组构筑的既设永久工事，大部分不是按纵深配备和侧射、斜射的火网要求构筑的。工事位置未注意隐蔽，大都选在高山顶部或棱线部分，也没有一个阵地编成计划和要图，仅有一个工事位置图供参考。因此在制定阵地编成计划时，除部分工事可以作为观测、指挥所使用外，许多工事都利用不上，需要重新选定位置，另行构筑。但警备司令部从事阵地编成及火力配置时，由于参谋处编制人员太少（第一科只有科长王章、上校参谋袁滋荣和我，还有一个管事务的参谋；第三科只有上校参谋潘绪滋和少校参谋寇某），没有派出必要参谋人员到现场普遍侦察，只由主管作战的参谋袁滋荣凭五万分之一地图在图上标定。参谋长朱昌整天忙于文书处理，参谋处长苏恂和，对于防御计划，既未提出方案，也未督促进行，仅由袁滋荣在图上忙忙碌碌。到了九月下旬，上海战事日益扩大，南京日夜遭日机轰炸，警备司令部附近亦数落炮弹。

谷正伦在上海战事开始时处决了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晟父子和另外几名汉奸敌谍之后，深感战局紧张。在一次纪念周上，对宪兵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人员讲话，痛责在战争紧张期间，两部工作疲沓，“应该枪毙”！（谷发脾气时常用的口语）。特别点了军法处关着几百名犯人，为何不作处理。当天下午，由看守所押出一百二十名犯人解往雨花台枪毙。

第二天，谷正伦找参谋长朱昌了解南京防御计划进行情况，朱昌战战兢兢，不知所措。推说第一科正在拟定。谷正伦当即传王章和袁滋荣将所拟计划送去审阅。王平时不满苏恂和的作风，便乘机在谷面前说：“我们计划早已拟好，并建议派人侦察，但苏处长不作处理。”谷正伦看到防御计划进行迟缓，盛怒之下将苏恂和免职以王章接任。

由于警备司令部附近常遭敌之轰炸，谷正伦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人员迁移到雨花台地下室办公，南京防御计划才开始重视起来，派我去汤山、大连山侦察，派少将高参陈守常到淳化镇、胡熟镇等地，派宪兵学校战术教官管长治到龙潭侦察，对大胜关到牛首山地区则未派人。在这方圆数十里地区，仅派两三个参谋人员是不能做到详细侦察的，只能用地图对照现地，划定阵地概定位置要图回报。

进入十月，上海战场逐渐向西推移，大本营感到上海战场势难支持，开始重视南京防守问题。于是将南京警备司令部改编为旨都警卫军（编制相当于集团军），以谷正伦为军长，负责南京防守任务，直辖于大本营。对南京东南阵地防御计划，蒋介石还要德国顾问团派骑兵中校奈维格到警卫军司令部参加阵地侦察工阼，结果，谷正伦派我陪同奈维格到汤山和大连山一带看了看，当天下午就回南京。以后并未到其他地方去过。

首都警卫军番号虽然颁布，司令部组织依然如故，没有大的扩充，仅由军校分发来第十期毕业生数人，担任绘图、兵力登记等工作。

同时，南京虽已制定防御计划，大本营并未指派防守使用部队。至于警卫军指挥的部队，虽规定辖区十五个县市驻的部队都归该军指挥，但调来的部队一到南京，就开往上海增援，没有一支野战部队固定下来作为构筑南京防御阵地基干之用。当时一度指定驻芜湖之贵州部队第一二一师吴剑一半部及驻蚌埠滁县一带的第一六七师（北方部队）归谷正伦指挥，但第一六七师不久又他调；第一二一师虽曾受命开往句容、天王寺一带构筑工事，不几天又调赴上海。谷正伦实际指挥的部队，只有守城门、仓库之宪兵第二团（该团系前第四十四军贺耀组遗留下来的老兵）罗友胜部和担任京沪铁路（即沪宁路）沿线护路之第十团陈烈林部，此外，还有在中华门外正在训练的新兵教导团周竞仁部。这三个团的装备都是平日值勤务的轻装备，缺少应战的火力。因此，警卫军名义上是成立了，实际上还是一个空架子。

十月下旬，执行部派上校参谋任培生和我到方山、淳化镇、湖熟镇、汤山等地区再次侦察，确定东南阵地主阵地带之后，还到镇江、金坛、句容、溧水、宜兴等县侦察外围地形，并视察江苏保安处指导民工在镇江、句容一带构筑工事的情况（可能是执行部下令构筑的），以及各县备战情况。我们从镇江经长荡湖西岸到金坛、薛埠镇、大茅山、白兔镇、天王寺到溧水以南之石臼湖东岸地区进行侦察后，再折回天王寺到宜兴、张渚镇、善卷洞、桑庚洞一带侦察，并选定镇江十里长山、大茅山、野鸡山等处为南京外围前进阵地。沿途只在天王寺附近看到江苏保安处派的一个上校正在指导民工数百人挖散兵壕。看不见各县积极备战的情况。

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谷正伦派人到我住处通知我，第二天随唐生智到汤山、镇江侦察地形。我携带东南阵地防御计划要图陪同前往，同行的还有执行部上校参谋李某。唐生智在汤山附近略事观察，即驱车赴镇江向江苏保安处长项致庄了解江苏省备战情况。项致庄向唐汇报省保安团兵力配置情况和准备向苏北撤退的计划。唐听完汇报后，即乘车沿长江南岸到丹阳湖边视察江苏保安团的防御配备。项致庄没有陪唐生智去视察。唐沿江大致看了一下，即返南京。在沿途视察中唐生智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二 放弃东南阵地改守复廓阵地

上海战场撤退后，南京开始紧张，除宪兵、警察外，别无守备部队，东南阵地的构筑计划也未全面实施。大本营除令教导总队的一个工兵连由德国顾问指导，在汤水镇前端构筑野战工事外，还把宪兵学校的官兵学员分派到龙潭、大连山、淳化镇各地发动民工构筑野战工事。首先完成防战车外壕，然后构筑射击阵地。我被派到大连山协同宪兵学校高队长带一队学生指导民工构筑。官兵和民工积极性很高，当地群众还为我们烧饭送水。工作三日，即将完成外壕工程时，忽奉令停止，撤回南京。我回到警卫军司令部，问袁滋荣为何中途停工，袁说，东南阵地计划使用防御兵力，大本营认为后方没有部队可以调来，只能由上海撤退下来的部队来守，这些部队都是残破的，兵力不够，因此，决定放弃东南阵地改守复廓阵地。我看见袁滋荣正在一万分之一的航测图上标定复廓阵地工事位置。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上午，袁滋荣携带着南京防御计划和阵地工事要图随同谷正伦去参加关于南京防守问题的会议（地点记不清了）。中午袁滋荣回来很气愤地对我说，会议讨论守不守南京的问题，由蒋介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谷正伦等人。白崇禧和一个高参（可能是刘为章）认为南京背临大江，敌海军如从江面突破封锁线，陆路进取芜湖、当涂，截断我后方联络线，我军陷于包围之中，决难固守，徒遭牺牲，为保存实力，应该放弃。唐生智则认为南京是首都所在，对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不能轻易放弃，并自告奋勇承担死守南京的任务。何应钦对守与不守未发表意见，谷正伦也未发言。蒋介石没有作出决定。袁极力赞同唐生智的主张，对白崇禧的看法表示不满。过了几天，听说谷正伦因旧毛病（谷素患胃溃疡）复发，向蒋介石辞去首都警卫军军长职，随宪兵司令部撤退到湖南去医病。同时宣布宪兵司令部增设两个副司令，以宪兵司令部参谋长萧山令和前宪兵第一团团长张镇充任。张镇率宪兵司令部去湖南，萧山令则留守南京，指挥宪兵第二团、第十团守城防。

谷正伦辞去首都警卫军军长后，唐生智被任命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原警卫军司令部参谋处人员，编入卫戍司令长官部，我们便从雨花台地下室迁入唐生智公馆对面的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家中。当晚唐生智到王世杰家召集我们讲话，他说：“谷司令有病到后方休养，防守南京的任务，只好由我承担起来了。我是统帅，守土有责，决心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亦不生。你们是幕僚，和我所处地位不同，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到时还可以突围出去。我只要求你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他讲话的声音虽然很低，但语气非常沉重感人。我当时深为感动，心想，你当司令长官既有死守南京的决心，我们当幕僚的和你一道为国牺牲，也是无上光荣的。

唐生智以原执行部人员为基干成立卫戍司令长官部，同时发表罗卓英、刘兴（原江防军总司令）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佘念慈为副参谋长。司令部开始设在百子亭唐生智公馆和附近的房子内，十二月九日移到中山北路铁道部。

三 战斗经过概述和撤退时的混乱

我在南京保卫战开始至南京失守战斗中，先奉命到下关火车站负责运输第二军团至龙潭地区，继而又奉命到下关车站，执行组织列车开岔路口（南京有两个岔路口，这个岔路口在沪宁铁路线银孔山、杨坊山之间的隘路上）阻塞隘路的任务。未参与长官部参谋处作战命令制作工作。

十二月四日敌先头部队至句容附近。我奉唐生智手令到下关火车站负责调配车辆运送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到龙潭，进入防守地区。我到下关后，京沪铁路运输司令陆福廷亦由无锡撤至下关车站。此时，下关市面呈现战时紧张气氛，商店已经关门疏散，仅有邮电部门及小饭店勉强支持营业。次日，由前方撤退下来的散兵逐渐增多，秩序混乱。小饭店关门闭户，邮电部门亦撤退。

十二月八日，徐部运输完毕。京锡段铁路员工和陆福廷司令部人员即向津浦路撤退。临走前，他们劝我与其同行，我没同意，仍回到长官部向副参谋长佘念慈复命。进挹江门时，城门有两门已用沙包堵塞，仅左面城门堵了一半。经过城门时，第三十六师守城士兵打电话请示师长宋希濂后，始放我进城。这时南京城内隐约可闻炮声。

九日上午，唐生智交下蒋介石用红铅笔亲书手令一纸（是蒋介石临走时留下的），大意是：唐司令长官，岔路口至银孔山、杨坊山间隘路，应即用火车阻塞，拒止敌战车通过。唐生智在条上批“由三十六师宋希濂师长派兵协助程参谋办理”。我持蒋介石手令到挹江门内中山北路西边一所平房里找到宋希濂军长，他即批令驻下关某团（记不清番号）派兵一班协助。我出挹江门时，左面城门昨天的一半也用沙包堵塞，只留城门口大约两米空隙通行，城门外边也用沙包堆成胸墙。到了下关车站，空无一人，附近也找不到一个铁路工人。我便决定过江到浦口火车站找火车司机。到了江边，江面已经封锁，禁止船舶来往，南岸看不到一只船，据说两岸大小船只有的已调长江下游封锁江面，其余都调往上游去了。经过派兵寻找，傍晚才找到一只小划子过江，到浦口上岸，已经天黑。浦口是第一军胡宗南部防地，经该军驻车站附近部队协助，找来火车司机两人，他们激于抗敌热情，毫不迟疑地随我过江回到下关车站。到下关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司机检查后认为锅炉已经熄火多时，无法开动。我将情况立即用电话向佘念慈报告，他要我回长官部。第二天清晨，我由下关进城，回长官部复命。

傍晚，增援光华门的邓龙光部某营（记不清番号了）用农民卖菜竹篮挑来敌人首级十余个，以及缴获的日军战利品，有轻机枪两挺、左轮手枪一支、三八式步枪十余支、战刀一把，还有钢盔、呢大衣、千人缝等多件，到长官部来报捷。据来人说，他们在当日上午驰援光华门时，敌人在护城河南岸以炮火向城墙猛烈轰炸，同时派出敢死队十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冲过中和桥，企图突入城内。守城官兵非常勇敢，一面用沙包堵好城墙缺口，一面集中火力压制南岸敌人火力，同时用集束手榴弹打退敌坦克，但已经钻进城门洞里的敌人，仍顽强继续抵抗，不肯退出。于是该营组织敢死队用绳索从城墙上吊下去，用机枪和手榴弹把占据沙包洞里的敌人全部消灭。据我所知，据守光华门的战斗是南京保卫战中最壮烈的战斗。

十二月十一日敌继续向我复廓阵地猛攻，以雨花台、紫金山两个地区最为激烈。

唐生智在围城战斗中，每日傍晚在庭前散步，照常由侍从身背大温水瓶、手捧小茶壶和三炮台随侍左右，每几分钟用热毛巾拂脸，品香茗，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抽，看样子颇为镇定安详。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由镇江撤退到南京之第一〇三师残部，由副师长戴之奇率领从太平门入城，参加南京防守。长官部令该部驻于中山门附近，负责中山门至太平门间城垣守备。拂晓，敌重点向雨花台、紫金山两地区发动攻击，上午雨花台失守。敌续以炮火向中华门、水西门轰炸，我军在金陵兵工厂和中华门外利用民屋建筑抵抗。同时新街口附近的新都电影院、卧尝饭店一带马路、建筑落弹不少。孙元良在中华门城楼上看见由雨花台退下来的本师官兵，在敌战车追击下无法入城（时中华门早已堵塞），又无长梯、绳索等上城工具，只好沿护城河两岸退，在敌火力尾击下，牺牲伤亡不少。

十二日下午五时许，宪兵第二团团长罗友胜满头大汗，由水西门来到铁道部，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原警卫军的几个参谋说：该团在中华门、水西门间城防被敌强火力轰开，已有敌军突入，伤亡甚大，部队在巷战中继续抵抗。他是奉命来长官部接受命令的。说完就到周斓、佘念慈的办公室去了。罗走后，我就到食堂吃饭，饭还没有吃完，传令兵跑来对我说：“程参谋，司令长官和参谋长们都走了，你还不走！”因为我们由警卫军合并过来，参谋长周斓、佘念慈没有要我们参加参谋处办公，把我们当做联络参谋、传令军官派充临时任务。因此，唐生智当时下令各部队突围和向江北撤退，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我放下饭碗，回到参谋处办公室已空无一人。壁上地图、桌上文件也没有收捡烧毁，就撤走了。我慌忙捡了些东西出了铁道部后门，跳上三轮卡要驾驶兵开往金川门，在萨家湾遇到长官部一些官兵告知金川门已走不通，于是折回中山路，打算由挹江门出城。到了中山北路海军部门口，遇到第三十六师部队在马路上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不准由南来的部队通过。这时天已黄昏，只见城南火光冲天，炮声震耳，尤以紫金山方向枪炮声最烈。中山北路上，车辆、部队、黑压压的如潮水般地向挹江门涌来，出城的人们争先恐后，前推后拥，挤做一团，有的被踩倒在地上喊爷叫娘，第三十六师的哨兵在城门口胸墙上架起机枪，大声喊着“不要挤，再挤，就开枪打！”人们依然挤着。我艰难地出了挹江门。在中山桥遇到罗卓英和他的随从参谋王大钧。第三十六师一个姓熊的团长看到罗卓英来了，于是命令通信排拆电话，特务排随罗卓英到中山码头。当我们和熊团长走近码头时，码头上铁栏门已经关闭，由江防司令部派兵把守，不许进入，经和守兵交涉，才允许我们通过。到了趸船，江边停有小火轮一只，已经挤满了人，因听说是罗卓英，未加阻拦。上船后，船即开动。靠拢浦口时，受到胡宗南部队的阻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朱昌和他的卫士带的枪也被缴了。

后来我随长官部人员到了临淮关，听唐生智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司令部人员愿到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就随到长沙，不愿去长沙的就到第三战区工作；两处都不愿去的，就听候资遣。我则和警卫军的几个参谋，在当天夜里搭火车经徐州到汉口另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