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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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壁山守备战

马骥作者当时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八军第一九三师第三八五旅旅长。

一个加强旅的组成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任第九十八军第一九三师第三八五旅旅长,辖王博丞、徐佛观两个团,集中在江西修水整训。一九三八年夏,日军沿长江西岸向武汉进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命令第九十八军派部开赴湖北阳新境内的半壁山担任守备。军长张刚令我旅执行守备任务,并由军部增拨补充兵一个营,第三八六旅调拨杨昆源团,另配属高射机枪两个连,机械化炮兵第十团第二营(该营有克虏伯一五榴弹炮六门,七五口径的高射炮四门),总兵力七千二百人,超过了当时的一个师,所以称为“加强旅”。

在部队开拔之前,由于经过近一年的整训,士兵的体质强壮,操作武器熟练,善于领会上级的命令和意图,善于选择地形和进行各种攻守战。各级军官对各种战争实例、图解、野外演习、战术作业等作过深入的学习和研究,特别对防守有着更多的体会。(作者曾任北洋军守信阳的蒋世杰和守武昌的刘玉春两人的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各部队长经常对士兵宣讲历代亡国痛史,强调不当亡国奴,鼓励马革裹尸,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为榜样,政工人员同士兵朝夕谈天,讲述爱国英雄故事,痛斥日军侵华暴行,教唱抗战歌曲。当官兵们得知被调赴抗日前线时,热情激荡,士气高昂。行前,旅部集中随军眷属,派人护送至湖南宁乡后方,减除了官兵的后顾之忧。

开赴半壁山接防

南京沦陷后,不但安徽境内长江北岸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而且安徽、江西两省长江南岸各地,亦呈现紧张状态。在日军尚未接近九江、英山、宿松以前,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就注意到广济、阳新境内的田家镇、半壁山两处要塞的守备,同时也加强了对武穴以南、网湖以东一线山地的防务。田家镇、半壁山两处要塞,隔江对峙,形同锁钥,且江面狭窄,是鄂东长江入口的咽喉,也是武汉的东大门。但是田家镇、半壁山两要塞的结构均嫌陈旧,不够坚固,除利用当地石块筑成的各个石垒外,连一座水泥堡垒也没有,目标又嫌显露。直到南京政府迁移武汉以后,才注意加固整备,在两要塞江面敷设了几道水雷封锁线。要想改建要塞为现代化设施,因战争全面爆发而不及实现。不过,要塞江面的窄狭与悬崖陡壁的形势,可用以纵射来犯之敌舰。要塞对阻滞和打击入侵之敌,仍具有重大的价值。

一九三八年夏季,第二军两个师,配以榴弹重炮和高射机枪担任田家镇的守备,另派第十八师附山炮及小口径高射机枪守备半壁山。鄂东黄梅、广济各县相继沦陷后,日军以陆、海、空三军的火力,集中猛攻田家镇——半壁山要塞,又向武穴山地进犯。

这时,我加强旅奉命从江西修水出发,经过瑞昌以西网湖、间桥之线,兼程奔赴半壁山接替守备任务,守备范围东起富池河,西至半壁山以西五公里一带网湖地区。第九十八军军部及第一九三师率第三八六旅一团即日开赴大冶所属的石灰窑,另指令第八十二师沿半壁山西长江南岸之线布防。

要塞阵地的兵力部署

半壁山北临长江,东距富池河约六七里,南面有一道堤与网湖相接(网湖南北长二十余里,南临富池河)而达间桥。因为守备半壁山是“挨打战”,就不能不对阵地部署作出周密的计划。以王博丞团一个营专门监视富池河东岸之敌,阻止其偷渡富池河。由富池口到半壁山,堤长不到七里,堤宽不到一百米,以步兵两个连构成散兵式的班(或半班)防御阵地。因江堤平坦,地面与工事等齐,免不了受炮弹与炸弹的轰击。因而被派遣的部队白天只好栖息于网湖之中,遇敌舰艇强迫登陆时,则出而歼灭之。半壁山对面,派步兵两个连,阻止敌舰破坏水雷线及敌兵登陆。王团第三营作为预备队,使他有应付缓急的余地。重炮布置于沿半壁山以西的长江南岸,以四门火炮利用半壁山的峭壁纵射敌舰,以两门火炮向田家镇直射。高射机枪两个连散置于重炮阵地,对付敌机低空攻击。并由徐佛观团派步兵一个营布防江边,掩护重炮阵地的安全。距江岸约六百米处有大小熊山,由徐团派两个营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作为纵深配备,万一敌人强行登陆,可聚歼之。高射炮则布置于大小熊山后。杨昆源团以步兵第五连分布于网湖西岸至间桥之线,以步兵第七连作预备队,以备日夜轮班值勤。旅的预备队,只剩补充兵一个营。后来,富池河东岸之敌,在其海空军配合下,多次强攻,战斗激烈,我军伤亡惨重,为适应战斗需要,阵地部署不断加以变动。

第九十八军的第八十二师(师长罗启疆),由三个步兵团组成,师以下没有设旅。从湖南长沙附近移防石灰窑以东、半壁山以西,负担沿江守备任务,是同我旅先后到达接防的。第八十二师对阵地部署的要点,在于严密监视长江北岸敌之强渡,尤其在月光之夜更须注意监视,提高警惕,至于遭受敌舰轰击的顾虑则较少,临时也配备山炮四门,高射机枪四挺。当江北敌人渡江时,进行炮击,阻止其渡江。

战斗经过

九月中旬以前,每当天明,江中敌舰联成一线,最多时达十三艘之多,敌机也临空助战,舰上炮弹与敌机炸弹密如雨注,终日不停。我重炮为隐蔽目标,不加还击,高射炮对敌重磅炸弹无法抵御,也只好暂时不发射。无论多粗的条石和石柱,全被敌人的五百磅以上炸弹炸得粉碎,步兵的地下堡垒经常被炸毁,人员不是活埋在壕内,便是血肉横飞。日暮敌舰和敌机的攻击停止,我军才能将被活埋的人员清出,工事才能整理。白昼身体不敢暴露,连午饭也吃不到口,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为之心悸。经过政工人员不断宣传鼓动,讲述抗日战争赋予每个士兵的神圣使命,士气为之大振。王博丞团的第六连全体士兵发起“与半壁山要塞共存亡”的宣誓签字,其他各团营的士兵们同声响应,都举行了与半壁山共存亡的宣誓签字仪式,以前的惧怕心理一扫而空。

我作为一个加强旅的指挥官,既敢于承担守备半壁山要塞的重任,就有信心来对付日军,任敌如何强暴,依仗我全旅官兵决心不做亡国奴的高昂斗志,固守半壁山要塞就有了把握。

守备要塞的主要兵器是机械化重炮与七五高射炮,当炮兵掩体遇到破坏时,即不分昼夜与晴雨,不顾敌炮火力的危害,立即予以修复,确保掩体的完整和安全。在阵地上,掘了许多交通壕,形成蛛网式工事。对富池河与江中之敌只派必要的监视兵力,部队则尽量分散掩护,当监视哨发现敌乘汽艇来袭或企图破坏水雷线时,部队即利用交通网纷纷奔赴前沿阵地,集中火力予以歼灭。战事进入僵持局面。

一个棘手的任务

九月中,日军加紧了对武穴南面山地的进攻,企图突破一点进攻咸宁、通山,威胁武长铁路交通,进而包围武汉。守备部队经过长时间的苦战,渐渐抵挡不住。一个深夜,守备部队沿长江南岸富池口通半壁山的堤防溃退,我驻守富池口的部队也无法加以制止。军委会和武汉卫戍总司令电令第九十八军对溃兵堵截缴械。军部令我旅执行这一任务。我思想矛盾,无所适从,如违命不从,将受军法处分;如奉命执行,则会引起内讧,尤恐田家镇之敌乘夜偷渡,乱我阵容。况且溃退部队是中央军嫡系,对其动手,会对我的前程带来诸多不便。反复考虑后,决定任其溃退。事后,我并未受任何处分。

烈火的考验

在这次守备战中,全旅上下一心,从我和团长一直到炊事兵、饲养兵,无论是在抵御敌人进攻、清理战场(掩埋死者、救护伤员、护理病号)方面,或者修复工事方面,都是分工合作,竭尽全力。有时军需到连上去做宣传鼓动工作,军医待在战壕内救护伤员,炊事兵就帮助搬动伤兵到后方医院,饲养兵帮助连上修复工事,填补破坏后必走的通路。不用说这些人都乐于多做分外的工作。每天把战场上的工作处理完毕后,深夜十二点钟必须开一次会(时间半小时),判断翌日的敌情,预测我军将出现的新的情况。旅、团、营各部门都是这样办,如有意见,大家研究,如有疑问,随时解决。

重炮和高射炮掩体被敌弹命中,炮件遭到损毁,官兵伤亡很重。各个指挥所也时被炸塌,电话线被炸断,官兵被炸死炸伤者时有所闻,我的左膀下节亦被弹片炸伤。但为了确保半壁山要塞,大家信心十足,毫不气馁。徐佛观团长胆量太小,每当敌炮与飞机交织轰炸时,他就潜赴团部后方,找不着人。因此,我报请张军长予以惩处,军长下令撤职查办,改派胡庸继任团长。后来报请汤恩伯总部查办徐佛观时,总部副参谋长荀吉堂与徐系日本士官同期同学,经其徇情,免予追究。

我旅全体官兵固守半壁山颇有战绩,第二兵团总部特传令嘉奖,并予物质奖励达十余次。一次,不分官兵一律奖洋十元,其余各次都奖给牛羊猪肉等以资犒劳,不分官兵,每次每人一斤。并许诺在部队停位整补时,为伤者增加营养费,为阵亡官兵开隆重的追悼大会。

固守要塞期间,我军官兵阵亡八百二十六人,负伤二百七十八人。

撤到梁子湖西岸

九月下旬,接到张刚军长转武汉卫戍总部的电话,令我旅准备转移阵地,转移前,先为重炮营及高射炮连仔细准备向鄂城转移道路。全体官兵闻悉后一致表示,我旅虽伤亡官兵千余名,但战斗力依然坚强,士气旺盛,不必另派其他部队接防,我旅可以确保半壁山的安全,请张刚军长转报武汉。随后因统帅部准备放弃武汉,命令我旅转移到梁子湖西岸,掩护武汉撤退。

一个深夜,我旅遵令撤离半壁山,次日清晨上午八时到达梁子湖西岸指定地点,利用前守备部队的既成工事,稍加修理后即布防完毕。驻防不久,又奉令开往湖南宁乡、益阳之线,开始补充兵员。十月初的一天,胡团的迫击炮连还派了一排兵力,回到大、小熊山去搬运遗留在那里的弹药。据当地居民说:“你们的部队开走了几天,日军还未占领半壁山,可能是日军不知道你们开走,怕中埋伏,不敢轻进,仅不时向大、小熊山阵地发射几枪,试探试探罢了。”后来听说日军一直到十月四日以后,才进入半壁山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