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良师张西曼

陶大镛

张西曼教授是革命前辈，也是我的良师。在大学时代，我与一批追求进步和理想的同学除了参加一些抗日救亡运动，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中苏问题研究会”。当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苏联还不了解，朦胧地把它称为“北方之熊”，但对十月革命、对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的建设成就，都十分关心和向往。我们正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探索，从那时唯一介绍苏联的杂志——《中苏文化》上发现了张西曼教授的名字，就到杂志编辑部走访他。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表示愿为研究会尽可能提供各种资料。他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博学深思、平易近人，关心青年一代的成长。这次初访，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并且燃起了希望之光。这样，我就认识了张西曼先生，记得那是1938年仲夏。

为了开展研究会的工作，我经常去找他，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亲自接见，全力赞助，可说是有求必应。他把介绍苏联的各种书刊一批批地送给我们，曾多次带我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去商借苏联影片，周末还派专人到中央大学来放映，每次都受到广大同学的热烈欢迎。可是，当时校内反动党团的爪牙却经常捣乱。记得有一次正在放映时，那伙坏蛋突然将电影胶片弄断，还烧毁了一盘菲林（胶片），事后我们感到十分为难，因无力赔偿苏联使馆，给西曼教授添了麻烦。当我向他汇报情况以后，他非但没有责备我们，还义愤填膺，有力地挥动右臂，勉励我们跟三青团分子继续进行斗争。在归途中，大家欢欣鼓舞，感受到一股革命的温暖。

为了了解苏联，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成就，我们研究会还在校内举办过一次规模较大的“苏联生活图片展览会”，前后历时三天，各方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轰动了重庆沙坪坝。在筹备过程中，西曼教授又不辞辛劳，为我们奔走联系，还亲自赶到中大来向我们祝贺。

1941年秋，我离渝赴港，彼此还有书信来往，可惜这些函件都在珍珠港事件后散失了。“湘桂撤退”后，我回到重庆，在九龙坡交通大学教书，有时从远郊搭船进城，时间虽紧，也常去访问他，总喜欢听听他对时局的一些看法。1945年初，西曼教授在重庆创办了《民主与科学》杂志，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大后方，他呼吁民主，反对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要求进步，反对落后；歌颂光明，揭露黑暗；打破了当时文化界的沉闷空气，博得了有识之士的好评。作为一名编委，我跟他接触的机会不少，有时找他商量事情，总看到他埋头在小书斋里写作，桌上堆满了书刊，内侧横一张床，床边也摆有各种出版物，他生活那么俭朴，工作又那么紧张。好几次，他留我吃便饭，一同上附近的小馆子，往往点两菜一汤，其中必有一盘炒回锅肉。吃到最后，他总把肉盘往我的饭上一倒，十分亲切感人。回想大学时代，他知道我经常步行进城，临走怕我车费不够，有时还要给我买票。他一贯严于律己，乐于助人，能以身作则，确实令人景仰。

1945年冬，在他的发起和努力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于1946年2月在重庆宣告成立，对鼓吹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起过推动的作用。在初创阶段，他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理事会由他亲自主持，在会上每每慷慨陈辞，痛斥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断。1945年暑期，我转到成都四川大学任教，次年曾受总会的委托，成立了民主宪政促进会成都分会，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响应总会的号召，为反迫害、反独裁、保障人权、争取民主，联合文教界的进步力量，共同开展斗争。

1946年盛夏，我离开四川赴英进修，从此就与西曼先生失去了联系。1949年初秋，我绕道东北来到祖国的心脏，才得知西曼教授已与世长辞，感到十分沉痛，曾与吴藻溪、李世璋等同志聚商过几次，处理民主宪政促进会的一些未了事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正在为建设一个高度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阔步前进，西曼同志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必将成为事实，这就可作为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1985年6月12日于太湖之滨）

（1985年6月29日由夫人牛平青在纪念座谈会上代读）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总一〇九）2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