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曼教授支持救国会的斗争
我和张西曼教授的合作共事、比较密切地过往是在1935、1936这两年。当时我们都在南京，由于王昆仑先生、曹孟君先生，还有别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发起，由南京读书会酝酿筹备成立南京各界救国会。这是由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职工界救国会联合组成的，人数相当众多。当时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心脏地区，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城，叫人喘不过气来。我们每天都看到报上，听到大家传闻，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一步一步地紧逼进来，亡我之心就完全暴露了，侵略的行动也愈来愈厉害，甚至在南京都制造事变。日本大使馆的一个叫张本的职员失踪了，于是乎全城大检查，停在江上的南京附近的日本炮舰的炮衣都脱下来了，欲对中国实行讹诈。张本那个家伙跑到紫金山以后，躲在紫金山里，也没被狼吃掉，肚子饿得受不了，跑出来找东西吃。当他进一个茶馆时被人发现了，这样日本人讹诈的阴谋未能得逞。这种猖狂的侵略和欺负中国人民的行径，实在令人忍无可忍。而蒋介石政府对日本进逼表示软弱的退让，人民是十分愤慨的。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下面，只能组织地下爱国救亡活动。当时我们很盼望国民党内部有一些有识之士来支持我们。我们的发起人王昆仑先生当然是很积极的了，他当时是立法委员。此外，张西曼教授也是当时支持我们救国会活动的很重要的一个人，他也是立法委员。从国民党政府来讲，立法委员有比较高的地位。张西曼教授不顾他的地位官职，对我们救国会的工作多方支持。我们有所请托，他从不推辞，而且不断地提供我们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情，让我们了解国民党政府怎么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想来想去，感到总没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冲破当时那种沉闷的政治空气。到了1936年11月，绥远军民奋起抗战。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其他地方已经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援绥运动。我们就跟张西曼教授，还有王昆仑、许宝驹等国民党内部的有关人士商量，认为这一次一定要发起一个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让进步的呼声能够在南京的上空喊出来。对这件事情，他们几位，特别是张西曼教授，那是很出力的。对召开这么一个大会，我们说，不干则已，要干就在南京中央饭店大厅里召开，名称就是：“首都各界支援绥远抗日大会”。张西曼教授说：“关于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方面由我去动员，希望他们有很多的人到会。”我们还商量，通过王昆仑、张西曼、许宝驹他们邀请一位国民党内部元老辈的人。他们就请到了张继——张溥泉。那一天，大约是11月中旬，就在南京的中央饭店召开了这个大会，由张继主持，到了许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还有其他的政府方面比较重要的人士。国民党左派柳亚子、经亨颐、何香凝等先生和女士也到会签名。尽管也有特务来参加，但是这个会开得很好，张西曼同志也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这下子把南京的那种沉闷的政治空气给冲破了。事后，我们商量继续组织募捐，张西曼教授提了很好的意见。事后了解到，这个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我们救国会来讲，那是最大的一次帮助。
在援绥运动以后不久，我和曹孟君先生被捕了，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因为我们救国会组织发展到蒋介石的军事机关，发展到兵工学校、陆军部的陆地测量局等单位。蒋介石从洛阳派人来，以“赤匪嫌疑”四个字的帽子把曹孟君跟我逮捕起来。逮捕以后就关在宪兵司令部的大礼堂两边的两个会客室里边：一边关的是我，一边关的是曹孟君。第二天早晨，我们关在那里不能自由，就探头探脑地往外看，看到两个穿长袍马褂的人，一个就是张西曼教授，一个是许宝驹先生，他们是去找谷正伦要保我们出狱的。虽然保释没有成功，但在那种年月，我们今天被捕，他们第二天就敢于到宪兵司令部找谷正伦讲理、说情，要保释我们，表现了可贵的大无畏精神。我觉得，张西曼教授是一位爱国老人，他一生坚持真理、追求进步、向往光明，不断地对自己提高要求，而且是不畏强暴，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5年6月29日）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总一〇九）2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