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新发掘王夫之
据认识邓显鹤的曾国藩所述，邓显鹤搜罗、刊布家乡湖南的文献，其搜讨之勤“如饥渴之于食饮”。而当邓显鹤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这份工作时，没什么文献可供他搜罗。因为明清数百年间，湖南产生的著名学者甚少，从当地通过科考成为举人和更上层楼成为进士的士子人数来看，湖南在诸省中也几乎是敬陪末座。他省人喜称湖南人为“骡子”，借以形容他们吃苦耐劳且固执的个性，但这种个性的人里面几乎出不了一流学者或领导人。
但在一八一○年代，邓显鹤从某文献里读到一本明朝佚书《楚宝》，书中宣称这本书收录了他家乡所在地区历来出过的诸多大儒、名臣的传记，年代从公元前四世纪湖南地区为楚国南部之时起，经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灭亡，再经历诸多朝代，直到公元十四世纪明初为止。那是本不折不扣的地区性历史著作，完全不受省、国、帝国之疆界变动的影响。邓显鹤花了十余年时间寻找该书，最后终于在湖南商业城市湘潭的某处私人藏书里找到一孤本。为这一发现欣喜若狂的他，校订此书，重新刊行，并增添新词条以将后来的湖南先贤也纳入其中。经他增辑的新《楚宝》于一八二九年刊行，列出从楚国至十七世纪明末这两千年间湖南的历代贤人。
《楚宝·文苑》开头介绍楚国著名大夫屈原的生平。邓显鹤说明道，屈原的著名诗篇《离骚》是第一首“振南国之风”的诗作。屈原在朝中遭谗，遭出卖，被贬至楚国南方（长沙附近），在那里成为后代无数人心目中忠君爱国、孤单寥落的浪漫象征。《楚宝》介绍屈原时引用了他的诗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然后说道，当秦国大军入侵他所挚爱的楚国时，屈原投汨罗江（湘江支流）自尽。
《离骚》以如下的著名诗句结尾：
乱曰：已矣哉！
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彭咸是个巫师，也是楚国南部地区的象征，这一节诗描述屈原以不屈服的心态拥抱被流放到未开化的南方荒野的人生。楚国被灭后，此国以荒蛮之地、巫师与巫术之地、浪漫文化之地（此浪漫文化已佚失，只有在诗歌中还可窥见，而屈原为其悲剧缪斯），为后世中国人所缅怀。屈原自尽一个世纪后，汉朝大臣贾谊，因宫廷阴谋，一如屈原被贬到湘江流域。有感于屈原的遭遇，他写下《吊屈原赋》回应《离骚》，赋中他发出同样的感叹：“已矣，国其莫我知兮。”邓显鹤《楚宝》中论屈原的部分，以对贾谊的一段描述作结：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文苑》门一章以屈原为始，以将近二千年后另一位同样悲剧性的人物作结。此人就是忠于明朝的学者王夫之。被邓显鹤称为“我师”的王夫之，二十五岁遭逢明亡清兴之变（一六四四年）。邓显鹤写道：“北京陷，夫之涕泣不食者数日。”邓显鹤详细描述了明朝甫亡之时王夫之的生活：游历华南寻找尚存的明朝皇族，找到皇族，在西南与之共同抗清，然后满腔希望禁不住现实摧折而破灭。诚如邓显鹤所述，流亡朝廷的内斗和出卖，最终使王夫之决定隐迹江湖。
王夫之回到故乡湖南，回到深山中的老家“续梦庵”。他将在此度过余生，过着与屈原、贾谊有诸多相似之处的幽居流放生活。王夫之本人也体认到这相似的遭遇，曾写道：“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王夫之未如屈原自杀明志，而是在湖南中部山中度过了四十年隐士生活，钻研中国传统典籍（史书、哲学著作、儒家经籍），追索明亡之因和天下拨乱反正之道。
在《楚宝》中，邓显鹤引用了王夫之自撰的墓志铭：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
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但邓显鹤于一八二九年哀叹道，王夫之的著作（他“衔恤”——永久之悲——的体现）已佚失。他写道：“先生家故贫，著书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家。书成，因以授之，不自收拾，藏于家者盖无几焉。”邓显鹤指出，他能看到的王夫之著作不多，于是以如下的恳求，作为王夫之这一词条和论楚地文人这一章的结尾：“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为审校开雕，嘉惠后学，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
一八三九年，即《楚宝》刊行十年后，邓显鹤的愿望成真。那时他已把注意力转向湖南较晚近的历史，正在编辑、扩增另一部明朝诗文集，即以贯穿湖南的两条主要河川之名命名的《沅湘耆旧集》，书中收录一千余首七十岁以上的湖南人所写的诗。那时邓显鹤已六十二岁，也几乎要步入古稀之年。有一天，当他正在他位于长沙城南书院的书房里编纂《沅湘耆旧集》时，两名男子登门拜访。一人是来自湘潭的商人王世全，另一人是王世全的友人欧阳兆熊。欧阳兆熊是年轻文人，也是湘潭人，两年前已通过乡试成为举人。王世全是王夫之的六世孙。
王世全与欧阳兆熊呈上一份不为人知的王夫之诗作手稿，供其放入《沅湘耆旧集》中，且说这些诗只是开端。王夫之另一位六世孙王承佺，近几年在湘潭收藏了一批书籍，其藏书正符合邓显鹤十年前购求王夫之全书的心愿。这批藏书中包含绝无仅有的王夫之儒家经籍评注手稿，他论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他的文学创作草稿和政治论文，以及其他多种著作。他们询问邓显鹤是否愿意将它们刊布于世，可想而知，邓显鹤“大喜过望”。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项发现。王夫之的六部儒家经籍注解（包含论《尚书》《春秋》《诗经》《易经》的著作），已在一七七三年被湖南巡抚选中，进呈并被编入朝廷官修丛书《四库全书》，为湖南人难得之殊荣。但除了这些注解性作品，王夫之的著作——自一六九一年他去世后——只有少量传世。所有已为人知的出版物，就和《四库全书》收录的这些著作一样，全是注解儒家典籍的著作。因此，王世全和欧阳兆熊带给邓显鹤的这些未刊布的诗作，乃是全新的资料。而凭借这些诗作，加上同样不为人知的历史、哲学论著和个人创作，将大有可能使这位当地大学者的思想首度完整呈现于世人眼前。
但这些著作此前一直未曾刊布有其充分理由。王夫之隐居山野，因他忠于明朝，所以不肯顺服于篡夺大位的满人，且瞧不起在清朝当官的汉人。王夫之这一不肯顺服和蔑视当道的性格，深深嵌入了他的学问里。但当时的征服者，到了邓显鹤的时代，已是地位稳固且受人民认可的统治者。而争议就在这里。收录于《四库全书》的儒家典籍注解，只是王夫之全部著作里的一小部分，而且其中凡是表明其仇满倾向的字句都已遭移除。此外，编纂《四库全书》这个庞大计划，也成了必须找出反满著作并予以销毁的文字狱。王夫之著作名列《四库全书》的殊荣，掩盖了他有九部著作被斥为异端然后惨遭烧毁的事实。但受朝廷肯定和烧毁的著作，只有十五部，不及此时王夫之后人承诺给予邓显鹤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王夫之手稿的守护者费尽苦心，使他的大部分著作免于官方审查。因此，这严格来讲不是个“发现”，而是王夫之后人对他们已用心保守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秘密的刻意披露。
王氏宗族决定把这些宝贵手稿交给邓显鹤刊行，代表了多年来一直未定案的一个家族计划终于有了结果。乾隆帝时期清朝统治的巩固，使一扇门在十八世纪晚期首次开启。《四库全书》的编纂于乾隆帝在位期间大功告成，它代表了官方认可的中国正统学术著作的集大成。它在清廷主持下编成，为清朝从败亡的明朝继承了天命一事提供不容辩驳的明证，把清朝打造为中国道统的真正守护者。在这一昂扬自信的气氛下，宫廷史家回顾一百五十年前满人入主中原之事以从明人的忠君爱国精神里汲取新的教训，为此甚至批评未反抗的明朝官员（迅即背弃明朝、归顺满人的那些官员）为带有二心的“贰臣”（仕二朝的大臣），而那些忠于明朝者（至少是那些未拿起武器反抗者），则被试探性地捧为儒家忠贞不贰精神的典范。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这三位最重要、最具争议性的忠于明朝的学者，已被迎入官修的《国史儒林传》。
《国史儒林传》中的王夫之传，只强调他的儒家忠孝价值观，只字未提他未见于《四库全书》的那些著作。对于他在山中度过的后半生，这篇传记简短带过：“吴逆在衡湘，夫之又逃入深山。吴逆平，巡抚嘉之，馈粟帛请见，夫之辞帛受粟。未几卒。”虽然行文造作，这则传记给了他重要的官方认可，至少他的名字不再是不能提的禁忌。在王夫之名列《国史儒林传》之后，其家乡衡阳县一文人刊刻了他论古典典籍的著作十种，但刊印数量不多。这批书是自《四库全书》之后王夫之新著作的首度刊行，它们（尽管数量不多）未遭没收或烧毁意味着十九世纪初期出版王夫之的未刊行著作，已较无安全疑虑。
从王夫之名列《国史儒林传》到一八三九年王世全登门拜访邓显鹤，这中间数十年代表了一个世代的过去。据某份王氏族谱，首次感受到先人召唤、“以复先业自任”者是王承佺。根据同一份史料，最早开始搜集王夫之散落手稿者也是他。他似乎也经商极有成，因为他重建了王夫之最早的山中书斋续梦庵，也翻修了祠庙。一八三九年时王承佺已是湘潭该家族的族长，有财力且有威信支持他完成刊印王夫之著作的大愿。至于时机方面，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王承佺和王世全都是在乾隆朝大兴文字狱之后成年。他们的父亲对那段危险时期记忆犹新，大概没什么意愿冒着让家族抬不起头的风险刊行这些佚失的著作。
第一次刊行
邓显鹤欣然接下这一工程。他仔细翻查得自王承佺藏书的索引和书信，确认王夫之写了五十二部作品（如今则被认为有百部左右），包括二十二部注解古典经籍的著作，三部历史著作，十七部论哲学家的著作，十部“集”——包括王夫之本人的诗、剧作和政治性文章选集。在这五十二部已知著作中，邓显鹤能找到其中四十二部的手抄本。他组织一编辑小组抄写手稿，为出版做准备。一八四二年这一计划完工时，该小组有五名审阅兼编纂、八名主编、八名文字编辑和一名督导印刷事宜者。这批工作人员中，属较低阶层者，大部分是王夫之的直系后裔（五名文字编辑和那位印刷事务主管）；属于最高阶层的审阅兼编纂全是资深学者，主编则是年轻有为的学者，其中有数人不久前才通过乡试成为举人。参与这项计划者全是湖南人。
编辑群由不同层次人士组成一事，间接表明这一计划所具有的多重意义。王夫之后代的大量投入，表明这是家族之事，王氏家族有意借此传扬他们著作甚丰的先人的名声，进而光宗耀祖。他们搜罗手稿，借此启动这一工程，并且提供资金。总编自称“受聘”于王家；王氏族谱也提到，王世全个人捐了一小笔钱给这个计划。
对于那些由邓显鹤领导、担任审稿或主编的那些湖南籍资深学者来说，这是和《楚宝》或方志之类的编纂工程一样光耀本省门楣的大事。他们是深受崇敬的一群人，以名列其中的何绍基为例，他于一八三五年得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后出任翰林院编修（清朝最高的学术性官职）。他的父亲是户部尚书。身为湖南人，这些素孚众望的学者大有可能从他们的同乡先贤处得到威望，就和王家大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来光宗耀祖差不多。有鉴于他们都已在仕途上颇有所成，其投入这份工作大概只是为了保存本省历史和提升本省学术水准。
角色最吃重的主编群，乃是较年轻的学者，三十岁出头。对他们来说，与资深学者搞好关系，攸关日后前途；参与这项工程等于实习当学徒。受魏源（湖南杰出的地理学家，当时在北京工作）之类学者的启发，经世之学（又称实学）盛行于湖南的岳麓、城南两书院，而这些年轻主编正是此领域的佼佼者。编辑群的年轻主管（亦被视为实际促成此编纂工程付梓之人）邹汉勋，受聘于一八四一年，彼时手稿初步收集完成。时年三十五岁的邹汉勋尚未通过乡试（一八五一年他才乡试中举），但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方面钻研甚勤。他是邓显鹤的门生，常在家书中提到邓。他本身的学问反映了邓显鹤在方法、题材两方面对他的影响。例如，他早期曾写了篇文章，试图比较来自地理学、历史学、诗学、天文学方面的原始资料，以断定屈原的确切生卒年。他写道，是邓显鹤要他从事这一考证工作。
邹汉勋底下有一八三七年乡试中举的欧阳兆熊，一八三二年乡试第一的左宗植和他一八三三年乡试中举的弟弟左宗棠。这些人全是讲究经世之学的学者，他们的兴趣涵盖从医学到地理学、军事策略再到洪水控制、天文学、农学等多种实用学科。欧阳兆熊尤其精于医学，左宗植则专注于天文学。左宗棠对军事史、农学最感兴趣，以“湘上农人”之化名出版过数篇谈农业的论文。
留存至今的书信证实这些主编彼此交情甚笃（其中大部分人应邹汉勋之邀加入这团队），且彼此支持、关注对方其他的事业。有封邹汉勋写给左宗棠的信，提到左宗棠所编的一本军事策略地图集。一如他一心提升楚文化地位的恩师对他寄予厚望，邹汉勋也对左宗棠的著作寄予厚望：“皇舆图当速成，以张吾大国楚，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在于草莽中也。”在这赞誉背后，邹汉勋把湖南的知识界称作“草莽”，正透露了一种普遍的担心，担心湖南文化落后于中国其他地方。邹汉勋确信左宗棠的地理学著作将“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而这份笃定指出了当地学者的一种防御性心态。这种心态在年轻一辈身上尤其强烈，表现在欲使湖南看起来默默无闻的杰出之处为世人所知的意向里。这一动机推动了邓显鹤先前那些出版品的问世，此刻则在背后推动王夫之著作的出版。
这一出版行动的另一个重要背景乃是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爆发于编辑作业开始的那年，结束于付印那一年。在一八四一年夏写给左宗棠的某封信中，邹汉勋把王夫之注解《礼记》的著作（《礼记章句》）送去给他校对，并询问战争情况：“续寄上《礼记章句》一部望拨冗校之。英夷自（阴历）七月陷厦门以后不知又作何情形？”他在信中既提到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也询问英“夷”的动向，其实有其深意，并非随兴之举。邹汉勋刚校正过王夫之的自序，此刻送去给左宗棠过目，而这篇自序对这类华夷争斗有非常具体的看法：“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仁而已矣；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仁而已矣。”换句话说，中国人之于蛮夷，就如人之于禽兽，两者间的差异在于仁。此外，王夫之解释道，“仁之经纬斯为礼”，因此，了解人兽或华夷之区别的关键，就包含在此书中。通过此序的阐发，《礼记》成为说明中国人优于外人的文献。
著述于明亡之时的王夫之，其所关注的“夷”，不同于此时邹汉勋所关注的“夷”。王夫之的夷是满人，邹汉勋的夷是英国人。但两人用的是同一词，而一八三九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自满人入主中原以来，首度有满人以外的“夷”人作势欲入侵中国。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王夫之关于夷的陈述，用在西方人身上，比用在满族统治者身上更为适切。邹汉勋写信时当然读过这篇序，但这篇序让担心时局的他生起何等戚戚焉的感受，他未留下只字片语的说明（但他的确在写给左宗植的某封信中引述了给左宗棠信中的这部分段落，同样把《礼记章句》和英夷动向之事摆在一块，此举倒也间接表露了他的心思）。最后，只有这些主编看过这篇具有煽动性的序，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那年）将《礼记章句》付印时，他们把此序拿掉了。
一八四二年这部书以《船山遗书》之名付印时，被拿掉的不只那篇序。诚如先前所提过的，邓显鹤亲自看过王夫之的四十二部著作，共三百多卷。但最后他只出版了十八部一百五十卷，而且一如此前所出版的王夫之著作，全是注解经籍的著作。他按下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和王夫之所有个人创作未出版，甚至未出版王世全最初拿来给他的诗作。
主要原因似乎是政治考虑，尤以《读通鉴论》《宋论》这两部历史著作最有这方面的顾忌。《读通鉴论》是王夫之读司马光的历史名著《资治通鉴》后发表的议论，《宋论》则是王夫之论外患频仍之宋朝的著作。诚如邓显鹤在某篇索引文里说明的，这两部著作，编辑们可完整取得。邹汉勋曾致函左宗植，说《读通鉴论》和《宋论》合计“约五六万字”，这表示编辑已在计算字数以便出版。
邹汉勋在那封信中指出，最早向邓显鹤提出书计划的那两人意见不合。他写道：“晓岑（欧阳兆熊）怂恿半溪（王世全）欲其陆续付梓，勋恐其不能为力，又在局中，不便赞成，如何如何？”这封信间接指出了几件事：首先，不愿照计划出版的是王家，这说明他们担心引发轩然大波，自身可能遭殃。其次，这也说明邹汉勋很担心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挂上他的名字会危害他的仕途。总而言之，这些争议意味着这两部著作可能惹祸，致使它们最终未付梓刊行。
欧阳兆熊本人有志于经世之学，力促《读通鉴论》与《宋论》出版也就不难理解。它们严格来讲不属经世之学的范畴，但它们切实剖析中国历史，且特别着墨于秩序的建立和击退入侵外敌，而这两者在一八四一年正切合时势所需，因而还有经世致用的价值。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末尾所写，审视历史的用意在于以古为“鉴”，用之于当下：
“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顾衣冠之整，瞻视之尊，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
对于一八四一年时忧心于如何控制中国口岸之英国人的经世派年轻学者来说，王夫之论历史的著作极有借鉴的价值，但王夫之在其历史鉴镜里想识出的“失”，却是明朝的灭亡和满人的入主中原，而这一点在当下却可能招致祸端。
读者如何看待这样的著作至为关键；它既可以被解读为支持中国对抗西方入侵者的著作，也可以被解读为谴责中国当前统治者的著作，端视所处的时空环境与指涉对象。因此，王家会担心中国现状还不适于它们的出版，邹汉勋会担心自己前途受累，这也是极能理解的事。邹汉勋虽是总编辑，却还不是举人，他名下任何看似羞辱清廷的举动，都可能会葬送他的仕途。但从他的顾虑（“如何如何？”）中可察觉到，他与欧阳兆熊同样对这两部著作感兴趣，且认识到它们所具有的深意。在他讨论这两部著作的那封信中，他列出手上其他较具争议性的王夫之著作，指出它们的副本已誊抄完毕，随时可刻版，但坦承其问世还有待来日（“容后日褎稾面质”）。
邓显鹤最后只刊行了十八部著作，且全是注解经籍的著作。但重要的是，这十八部著作中指出王夫之的著作不止于此的字句未遭抹除。邓显鹤写了篇《船山遗书目录序》，放在这批出版著作的第一卷里，其中列出了他所确信出自王夫之之手的所有著作，包括他已读过但未刊印的那些著作。因此，邓显鹤在出版物里证实，王夫之的著作比正在刊印的著作还多一倍，此次印行的并非王夫之著作全集。他甚至承认其他著作具有争议性，在文章里写道：“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因此，邓显鹤所刻印的《船山遗书》，强调了出版者的自我审查，把王夫之非经学类的学术著作自行剔除出出版之列。它也首度告知读者，王夫之写过不少政治立场鲜明的著作，而且那些著作其实并未佚失。
《船山遗书》也描述了王夫之的隐居生活，且内容大不同于《国史儒林传》所述。长沙岳麓书院山长暨湖南经世运动开创者之一的唐鉴，为《船山遗书》的出版写了篇序，云：“夫人之不得于时，以幽忧隐怨抒其不平之情……先生不屈于外，不挫于内，探天人之精蕴，契性道之流行，知其所以然，而言其所同然。举凡所遇之艰，所履之险，所守之穷，皆若固然而无足怪者。”相较于《国史儒林传》对王夫之逃居山中之事的草草带过，唐鉴将王夫之这一阶段的人生誉为他忠贞与愿意忍受孤贫以坚守其节操的明证。
最后，唐鉴表示，其实王夫之本就希望保存他的著作以供后人之用，说“先生发义理之真传，皆不得于时而欲传之于后世者也”。唐鉴最后论道，王夫之的愿望终于实现。他写道：“其性之冲和，理之纯粹，流露于楮墨间者，令人不能置也。”总的来看，唐鉴的序强调这些著作切合时代需求，它们不只是来自过去的学术著作，还是意在供人“致用”、供用于当下之作。
但邓刻版的《船山遗书》存世甚短，从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只十余年时间。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天军摧毁湘潭城时，找到《船山遗书》的雕版，将其烧掉，并毁掉了为此出书计划所辛苦投入的所有编辑、刻版成果。这时，邓显鹤已离世，负责校刊的邹汉勋也在那年打太平军时战死。
郭嵩焘的发现
一八五二年九月，太平军进攻长沙时，一位名叫郭嵩焘的三十四岁学者与其邻居左宗植、左宗棠逃到山中。左氏两兄弟曾任《船山遗书》主编，这时带着一套《船山遗书》离家逃难。郭嵩焘在近半年前下葬了父母，此刻人生已没什么牵挂。在避难山中、远离下方山谷战祸时，郭嵩焘开始读王夫之的《礼记章句》，且在将近四十年后写了《礼记质疑》一书。在此书的自序中，他写道：“咸丰壬子（一八五二）避难山中，有终焉之志，读船山《礼记章句》，寻其意恉。”在避居湖南崎岖山中，乡人在山下平原遭太平军屠杀之际，郭嵩焘看到了自己往后的人生道路。在《船山遗书》的序中，他大概会读到唐鉴对王夫之山中生活的描述，而那和他自己此时此刻的遭遇何其相似。
以王夫之为指引，郭嵩焘开始研究《礼记》，且终生不辍。这本书号称最古老的儒家典籍，书里详细论述了多种人际互动所应遵循的礼仪：该如何坐立、饮食或接待宾客，睡觉时该如何躺，肉该摆在盘中何处，如何举行婚丧礼，典礼和其他场合中得体的头手姿势、鞠躬，大臣的得体举止，君王的得体行为——也就是孔子认为最为重要，作为他的和谐社会观之基础的所有礼仪。
王夫之和他之后的郭嵩焘都认同孔子的观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衰落，只能通过检讨该社会是否恪守得体的礼仪来寻得衰落的原因。礼仪决定人类行为的所有层面，因而是和谐社会运作的张本。要了解何为“得体”的礼仪，进而了解当今之世所应循的张本，学者得在经后人之手流传下来的不完整的文本中寻索埋藏其中的真义。此外，《礼记》的文本沿革史比大部分中国古典典籍更为含糊不明：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焚烧儒家典籍之后，据说含有夏商周三代礼仪的《仪礼》原本从此佚失。汉朝时编纂的三种较新的文本，都自称是以《仪礼》为本，而公元前一世纪编成的《礼记》只是其中之一。但对王夫之和郭嵩焘两人来说，仔细研读此书，乃是了解他们所处之社会有何弊病的法门。
这一做法切近孔子的教诲，但到了明清时期，那已是专业人士的领域，而非主流的领域。宋朝学者朱熹对儒家典籍的诠释，后来被奉为儒学正宗，但他未注解《礼记》全本，只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视为自成一体的典籍，予以注解。于是，为了参加科考而读《礼记》的学生，只读过其余内容的基本正文。那些正文既未附上后人的注解，也就不会有儒家文人传统所极为看重的经文训诂、考证或注疏。老师要学生为考试选定一部儒家典籍来专攻时，《礼记》常敬陪末座。
《礼记》所提出的良方，有多处对避居山中的王夫之和郭嵩焘来说别具深意，其中包含了文人处乱世之道。《儒行》篇写道：“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这就是郭嵩焘与王夫之关系的基本样貌。以王夫之这位古人为师，这一关系始于一八五二年，终郭嵩焘一生都是如此。郭嵩焘知道王夫之于明亡后隐居山中，就此度过余生。而此刻威胁清廷存亡的太平天国之乱，情势似乎和明亡时一样严峻，因而郭嵩焘认定他将“终焉”山中。他对王夫之著作的研读超越了他本身的时代框限，以这位先哲作为此刻人生的榜样。他以王夫之为师，一时成为隐士。
《儒行》篇接着写道：“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王夫之在此处加上注解，说这里的“忧思谓忧世思治”。也就是说，尽管身处险境（如他和郭嵩焘那般），学者的职责仍是专注于世事，通过其学问找出拨乱反正之道。王夫之的微妙区分，道出避居山中空谈哲理和在避难时寻找切实可行之治道两者的差别。
《儒行》篇也论及文人隐居这主题，写道：“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此前对这一行经文的注解将其解读为文人独居应杜绝离经叛道或不道德的念头，文人当上高官则能善尽其职责，行事不受拘束（大概是因为他有官员身份）。爱隐居更甚于当朝臣的王夫之，在自己的注解里指出，《礼记》的文本在传写过程中出错，这一行经文应该倒转过来：“幽居当云不困，上通当云不淫。”也就是说，对放逐山林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德行，而是他能有何成就。经过王夫之的诠释性修正，首先，这一文本成为针对朝廷之腐败发出的道德性陈述——学者出仕必须念兹在兹避免淫行，暗示朝廷本身是不道德行为的根源。其次，最重要的一点，这一文本被赋予以下意旨：学者即使幽居——或更贴切地说，因为幽居所以——不该失去其潜能。王夫之在前一段里认为学者应将使天下拨乱反正视为己任，因此他的注解最起码间接表示，隐士即使独居，也不该失去为时弊找出针砭之道的能力，甚至认为隐士正因为幽居，才能找到时弊的针砭之道。否定世界的隐士和一心匡正世界的隐士，其差别在此。根据王夫之对《礼记》的解读，避难而隐居山中的学者，如写下《礼记章句》的王夫之或读到《礼记章句》的郭嵩焘，乃是最能献身于拨乱反正之事且发挥实质影响力的人。
逃至山中不到一个月，左宗棠就被召回长沙协防该城。在郭嵩焘的鼓励下，他下山重新投入纷乱的世局。但郭嵩焘留在了山中。一八五二年隆冬，太平军弃围长沙、北移湖北之后，郭嵩焘去了一趟长沙西南边的湘乡，参加其老友兼同学曾国藩的母亲的丧礼。这时曾国藩刚接到要他帮办团练攻打太平军的命令，但他原则上不愿接此职务，因为按照儒家礼制，父母丧，子必须守孝三年，而曾国藩极守礼法。郭嵩焘请曾国藩父亲出面劝说曾国藩，告以社稷有危，不应拘守礼法。两人合力说服曾国藩接下此任务，湘军于焉诞生。曾国藩和左宗棠，此前均没有带兵打仗经验，后来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位最杰出的将领。但郭嵩焘却回到了山中，回到他的书堆里，继续与王夫之神交。湘军每次邀其出山协助平乱，均遭他拒绝。后来，次年春天，他才终于软化，下山参与平乱。
湘军与王夫之著作的重新刊行
曾国藩组建湘军攻打太平军，而湘军的基本骨干乃是为因应清廷正规军战力日益低落而在中国各地兴起的乡团（保护村、镇，乃至有钱乡绅家宅的小型自卫民兵队）。曾国藩将这些零散的民兵组织正规化，在多处设立训练中心和招兵局，最后将它们串联在一块，放进一个从全省汲取资源的组织里。他这样做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军队，从最低阶到最高阶，都建立在对个人的效忠上。高阶军官自择下属，士官挑自己的兵。建立在人与地区上的同乡情谊将这支军队从将领到步卒牢牢团结在一块。湘军这一建军方法，在帝国体制里是前所未见的。帝国体制必然把对地区的效忠视为帝国效忠的敌人，因为对地区的效忠乃是对帝国完整性的潜在威胁。大体来讲，曾国藩接纳了来自村子的农民和来自书院的学者既有的效忠，将其扩大到涵盖整个湖南省的程度，再把这股效忠心态导入这一战斗力奇高的军事组织里。
参与一八四二年《船山遗书》刊印之事的学者，全与湘军诸领袖关系密切。为《船山遗书》写下赞序的唐鉴是曾国藩的恩师。郭嵩焘和左宗棠在一八三○年代一起受业于长沙的城南书院。郭嵩焘也曾在岳麓书院受业，在那里与刘蓉结为莫逆，并通过刘蓉的关系，在一八三六年与曾国藩结交。这三人求学时曾同住一处达数月之久。左宗棠、郭嵩焘和曾国藩三人还一起待在京城，参加了一八三八年的会试（但那一年只有曾国藩通过会试成为进士）。郭嵩焘于一八三七年通过乡试中举，与欧阳兆熊和湘军将领江忠源为同年。主编《船山遗书》的邹汉勋，在江忠源幕下当军官攻打太平军，一八五四年战死；左宗棠为邹汉勋写了挽联，强调邹与他和曾国藩交情甚笃。欧阳兆熊在医学上的钻研，使他能够在一八四○年曾国藩在北京卧病一月时救他一命，结下终生不渝的友谊。因此，出版《船山遗书》的那群讲究经世之学的文人最终都进入湘军，成为其核心骨干。王夫之的著作在他们的部队里流传甚广，因而一八九○年代有位学者在著述中说，王夫之论拨乱反正之道的历史著作为湘军将领提供了意识形态。
一八六○年五月之前，湘军在战场上的角色主要是作为清廷八旗部队的辅助兵力，但在攻打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的长达七年的战事在该月以官军的惨败画下句点之后，湘军成为平乱主力。此后，曾国藩和其湘军，在李鸿章的淮军支援下，主导了平乱。李鸿章是曾国藩门生，仿湘军之制建立了自己的地区性武装。一八六○年五月湘军开始围攻战略要地安庆城，十六个月后于一八六一年九月攻下该城。经短暂休兵后，次年春天，由湘军主导的进攻南京之役开战。在这场处处让人瞠目结舌的平乱战争里，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骁勇善战少有人能及。一八六二年五月，曾国荃率领三万湘军攻打南京城里据称达三十万兵力的太平天国守军——不久后城中守军还将得到从苏州召回的二十多万部队增援，为此役揭开了序幕。
那年八月，当弟弟在南京被五十万太平军包围时，曾国藩写了封信给欧阳兆熊，转达曾国荃想重刊王夫之著作之意，且曾国荃已请曾国藩总揽这一出书工程。重刊《船山遗书》的想法，出现于正全力以赴打一场战争时（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战争之一，最终夺走了三千万人性命），出现于这场战争的胜负还混沌未明、官军撤退而兵力大大居于劣势的湘军刚要攻打遭叛军盘踞九年的南京之时，这正戏剧性地说明了在湘军军官心目中，王夫之的学问会对他们匡正社稷的任务有多大影响（或更贴切地说，有多大用处）。曾国荃等湖南人承诺资助出书，欧阳兆熊代曾国藩拟了封信给仍在湖南的王夫之后代，请他们再次凑齐原始手稿，送到位于安庆的湘军司令部以供刊行。
一八四二年，欧阳兆熊是第一版编辑群里较年轻浮躁的一员，这时他已五十三岁，担任新版《船山遗书》的资深主编。情况已不同于一八四二年，特别是这次刊行由王家以外的人出资，从而使王家较无权置喙刊印书目。一八四一年时邹汉勋担心欧阳兆熊的分量不足以让所有著作刊印，而这一次，重新刊行的工程由曾国藩挂名主持。一八六二年时，整个大清帝国没有哪个官员比曾国藩权力更大。这一次，欧阳兆熊的想法将主导出书事宜。
欧阳兆熊讲述了一八六二年在王氏宗祠发生的一件怪事，证明这次重刊有前兆可寻。他说：“守祠者闻飨堂有声，开门视之，则先生神位自龛中跃至案上，植立不堕。”隔天（据欧阳兆熊所述），曾国藩的信送达，请他们集好手稿送到安庆以供刊印。欧阳兆熊把这视为王夫之本人欣然乐见重刊的明兆，指出王夫之“先生尝言 ‘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令子孙藏弆甚谨”。欧阳兆熊严正表示，它们重见天日的时刻已到，新刊的《船山遗书》正实现了王夫之本人的遗志，他的亡魂证实此事不假。王承佺已死，他儿子把手稿送到安庆。
重刊工作几乎是立即启动。曾国藩的日记记载道，一八六二年十二月，他已在帐中读此前未刊布的王夫之《读通鉴论》，每晚读数页。攻打太平军时，他用了一个月时间读完此书。该年结束前，他就在安庆设立了书局；选在安庆乃是妥协后的结果，因为曾国藩原更中意在湖南完成此事。但诚如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所说，湖南缺乏技术纯熟的雕版工匠，安庆则有许多这种人才。攻打南京之役打了两年多，重刊的编辑工作也耗时两年多。在左宗棠部、李鸿章淮军以及一支以上海为基地的常胜军的协同下，曾国藩策划了对南京的最后进攻，终于在一八六四年七月攻下该城。不久后，他将印刷总部移入满目疮痍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
一八六六年六月，雕版这一主要工作已完成，曾国藩用了四个月时间精读王夫之著作，然后为新版《船山遗书》写了序，概括说明这批终于要问世的著作之身世的坎坷。他在序里写到王夫之，说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一八六七年一月上旬，整批著作已准备付印，曾国藩写了封信给郭嵩焘，表达了其对王夫之的钦敬之情。曾国藩，一如郭嵩焘，主张《礼记章句》是王夫之最重要的著作。在致郭嵩焘的信中，他也特别挑出《宋论》来谈，写道：“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这段话出自刚平定清朝史上最严重的叛乱且此刻面临重建中国失灵的治理体制之艰巨工作的将领之口，的确是极高的赞誉。
新版王夫之著作于一八六七年付印，同样取名《船山遗书》。在新版中，曾国藩和欧阳兆熊修正了多处地方以规避王夫之仇满的敏感议题，以原始手稿有缺陷为借口，删掉了原文中对清朝统治者不敬的字眼。诚如欧阳兆熊在其序里所写：“书中传写讹误，可以意会者，略为校正，其有日久漫漶者，不敢臆断，悉留空格，以示阙疑。”其实手稿状况极佳，那些空白之处正是王夫之谈华夷之辨的部分。
但编辑以空格取代冒犯当道的字眼，而非更动那些字眼乃至删除整个句子，其实反倒完整地保留了原意。于是，在《读通鉴论》中，读者能找到如下一段文字：“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于□，即以绝禽于人（空格处分别为夷、夏）。”在同一本书中，读者能读到王夫之谴责南北朝时期的司马国璠和其弟率先投奔夷狄之举的言论，“国之将亡，惧内逼而逃之夷，自司马国璠兄弟始”，并指出此举所带来的长远影响，乃是使“中夏之士相率而不以事□为羞”，然后问道：“罪可胜诛乎？”在《噩梦》一文中，读者可发现，“宋之所以拱手而授天下于□□”。而在《宋论》中，读者能读到在帝国北部遭入侵的女真游牧民族（满人的先祖）占领后，创立南宋朝的高宗，“积渐以糜天下之生气，举皇帝王霸慭留之宇宙而授之□□，自此始矣”。（空格处为“异族”）有意猜测空格中为何字者，应轻易就能发觉王夫之的反满心态，尽管有此倾向的读者要再过一个世代才会大量出现。
湖南人的兴起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许多人认为曾国藩可趁机夺取大位，但他本人并无此意。他的女儿忆及工人替曾家房子立屋梁时，边干活边唱道：“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但他几乎是平乱之后就立即解散湘军，而此举当然有其影响。步卒解甲归田，军官重拾书本。但尽管军队解散，这场漫长平乱战役期间所建立的层层效忠的关系并未立即被遗忘。湘军的成功，留下一张涵盖湖南乡间、深植在集体记忆里、盘根交错的关系网，将来自不同村子的农民结为同袍，且使他们与地位更高的本地学者和邻近城镇的士绅领袖连在一块。事实上，湘军把湖南省团结为一，使该省境内再怎么偏远地区的居民，都有了把彼此视为湖南人的凭借。共同经验所产生的宏大且深远的影响，创造出一省的集体认同感。此外，这不只是一支胜利之师，还是一支以儒家正统的捍卫者和帝国拯救者自居的正义之师。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见而无比高昂的地区自豪感。
打赢太平天国，为湖南人入朝为官开辟了新通道，湖南的复兴于焉展开。朝廷惊觉国势日蹙、重建渺茫，于是按照军功，而非根据传统科考，授予官职和决定升迁。湘军将领迅速跻身官场最高层，且安排自己的军官旧部充任他们下面的职务。以新宁县这个位于湖南偏僻南部、地近广西边界的地区来看，就可清楚地看出此变化。一八五○年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即使是该县最杰出的子弟，官职也不过是县令（清朝最低阶文官）。但在太平天国之乱后的几十年里，新宁县产生了多达一百七十四位文官，包括三名统辖两省或三省之军政经事务的总督、一名巡抚与七十三名司道府县长官。新宁县还产生了一百六十七名统兵官，包括五十三名提督、五十八名总兵、五十六名副将和参将。这种情形并非新宁所独有；中国七个总督，“湖南骡子”一度占了六个。这时期有六千多名军官来自湖南，文官数目之多在各省中居第二位，其中大部分未取得进士资格。湖南省内平民家庭地位的上升，反映了该省人士在朝为官人数的增加。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湖南士绅，将近三分之二是平民背景出身的“新进”，比例之高居各省之冠。
太平天国之乱后湖南人地位的上升，在华洋人士心里都留下了强烈且久远的印象。有位外国观察家在这场战争结束数十年后写道：“湖南人是个刚毅且独立的种族……尚武、急躁、顽强，同时又自尊心强、保守、倨傲。天生的冲劲使他们放弃了更平和的人生目标，从而使中华帝国的军队成员大概过半数是湖南人。许多文职也由这些人把持，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头角峥嵘，成为国家自然而然的领导人。”固执与顽强，他人眼中湖南人的“特质”，过去使他们有了“骡子”的封号，这时则反过来使他们成为“国家自然而然的领导人”。
一些习过经世之学的精英人士，包括曾国藩和左宗棠，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继续发光发热，协助引领中国进入一段充满生气的帝国重建期。朝中一小群最高阶官员，试图运用洋人科技使国家“富强”，成为自强运动的核心人物，而曾、左就位列其中。他们从国外购买昂贵设备，开设现代兵工厂和造船厂，且雇请外国专家掌理。在教育方面，他们在北京创设同文馆。那是教授外国科目的学校，以外国人为师资，学生则是经过挑选、准备将来从事外交工作的一群满族人。
郭嵩焘最初极支持这些改革。一八六三年，他署理广东巡抚，任上得到洋务历练，上书请派聪敏的南方年轻官员到同文馆习外语。郭嵩焘对外国人在华活动极感兴趣，特别是最早成立的中文新闻机构。主持同文馆的美籍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发行杂志《中西闻见录》（Peking Magazine），除了刊出以文言文写成的科学、技术文章，还刊布中国境外的新闻。郭嵩焘为此杂志写了篇序，序中赞扬丁韪良将“西学”带到中国的贡献，把他与明朝时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利马窦相提并论。
湖南未受到这些改革影响，出于数个原因。首先，湖南与北京朝廷以及沿海通商口岸的中西接触地相隔遥远，而这时改革主要发生于沿海，其次是北京。重建也集中在受太平天国破坏最剧的地区（亦即华东），因此，湖南成功赶走叛乱势力一事，意味着该省在战后初期几乎得不到朝廷的关注。最后，施行已久的“回避本籍”任官政策，禁止官员在家乡省份任官，乃是帝国行政组织得以持久不坠的支柱之一。根据这一政策，新近得意于官场的湖南人，这时须在别的省份任职。因此，湖南人的崛起，意味着该省最有才华的人不能服务乡梓。曾国藩把此后的人生岁月投注于重建华东诸省。他与家人通信频繁，留下著名的《曾国藩家书》，但客死异乡，未返回湖南。左宗棠的军旅生涯绵延三十余年。他领军赴新疆平定作乱的穆斯林，然后把全部心力放在其收复地区的发展上。自号“湘上农人”的左宗棠将棉花种植和其他新农业引进西北。但一如曾国藩，他的奋斗事业对家乡湖南几无影响。力倡改革的三个主要湖南人中，只有郭嵩焘因职业之故回湖南。
郭嵩焘与船山祠
战后，郭嵩焘与曾国藩仍很亲近，一八六六年结为亲家，31他的儿子娶了曾国藩的女儿。但郭嵩焘与日益穷兵黩武的左宗棠失和，导致他遭纠弹，一八六六年被革去广东巡抚之职，于是早早就退休回到湖南。太平天国之乱后，长沙的书院文化已根本瓦解。即使叛军打过湖南时未毁掉书院，书院也已遭到弃置，因为该省主要学者先是离乡参与漫长的平乱，继而受朝廷指派赴他省任官职。一八六六至一八七○年，郭嵩焘主持重建长沙古老的城南书院，将毁损的老建筑翻修后，又进一步在该书院内建了一座新祠，以纪念湖南先贤王夫之。在这座船山祠中，他立碑表达他的愿景：王夫之所立下的榜样将为湖南知识界的复兴揭开序幕。曾国藩和欧阳兆熊使中国的学者得以读到王夫之的著作，但眼下乃是郭嵩焘将王夫之带回了故乡。
郭嵩焘的《船山祠碑记》，先是哀叹自十二世纪南宋以迄现在，“两庑之祀，相望于学，独吾楚无之”。书院格局遵循孔庙设计，两道平行的长廊（东西庑）从大成殿延伸出去，廊上供奉有历代大儒牌位。过去六百年里“独”湖南未有儒者跻身两庑，乃是对该省历来学问落后的另一个证明。
他接着说道：“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学之士无能讲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显于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岂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国朝，抗节不仕，躬涉乱离，易简以知险阻，通德达情，既诚以明，而其学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相较于唐鉴为一八四二年版《船山遗书》所写的序，郭嵩焘更强调王夫之所处世界的破毁和他生在“乱离”之世这一事实——比起唐鉴所经历的世事，郭嵩焘的晚近经历，更贴近于“乱离”之世。
郭嵩焘也为王夫之的不仕新朝赋予新且不同的解释。唐鉴委婉地表示王夫之的孤与贫合于道，因而“皆若固然而无足怪者”。但郭嵩焘表示，王夫之的孤独与苦难，其实正是他得以“通德达情”透彻理解人类社会的原因，也是他的学问“一出于刚严，闳深肃括，纪纲秩然”的原因。此见解饶富深意，与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对隐士的看法若合符节。唐鉴绝未把王夫之的隐士生活当典范来提倡，但郭嵩焘几乎让人觉得就在做这样的事。这一见解里既含有郭嵩焘对自己无缘参与朝政的孤独感，也含有他对湖南在帝国里被孤立的类似感受。一八七○年仍是战后重建时期，因而此碑记的读者会非常清楚什么叫作置身于乱世。郭嵩焘未明言的主张，即暗示与这样的世界直接接触有碍于对真学问的追求，与不完美社会往来，本身就是污染根源。因而，败毁的世界不是研究主题（subject），而是研究对象（object）。
郭嵩焘以这一主旨为本，继续铺陈这一碑记。他写道：“先生伏处穷山，无朋友之讨论，无门弟子之推崇……慨然以斯道自任，无所求知于人。”郭嵩焘强调王夫之“无门弟子”,“无所求知于人”（两者皆属夸大之语），借此再度表明王夫之的伟大与他的隐居密不可分，离群索居乃是使王夫之得以成为历代圣贤的“真正”承继者和延续者的原因。顺着这思路推断，王夫之若从他人那儿取得知识，不会悟到这真理，由此观之，郭嵩焘也暗暗批评了王夫之那一代和此后数代的其他学者偏离了此道。王夫之的避世独居和他的拒斥学界，在郭嵩焘眼中，正是他得以独一无二地窥见儒家道统之真理的原因。
最后，郭嵩焘透露了他的最大使命：建此祠“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默契于心，又将有人焉光大先生之业……确然有以知先生之学非元明以后诸儒所能及也，傥亦先生之遗意也与”！因此，船山祠要作为号召湖南人奋起的工具，成为郭嵩焘所挚爱之“楚”地受污蔑的学者重振声威的触媒。
郭嵩焘建造船山祠，借此延续并进一步阐发四十年前邓显鹤所抱持，重刊王夫之的著作“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的梦想。这是他们两人表达他们希望王夫之的著作能对湖南人产生冲击时都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就是他们只针对湖南人而发，而非对所有中国人而发。在他们眼中，王夫之是湖南人的，且是为湖南人的，因此与中国其他地方截然不同。到了一八七○年，他的著作已全部付印，湖南人在清朝所掌有的权力高于此前任何时期，梦想已久的该省精神复兴所需的物质条件终于完备。借由船山祠，郭嵩焘给了湖南人一个重新发掘出的先贤（湖南本土的先贤之一），而且是能在现在启迪他们、为他们指引未来方向的先贤。郭嵩焘以此祠表彰王夫之的伟大，并打算扩而大之将此祠作为湖南学问重现光彩的开端，在楚地“草莽”中辟出的花园。而郭嵩焘通过王夫之为湖南提倡的治学模式，也没有局限于此祠所在的书院。这种治学模式，诚如湘军诸领袖所认知的，乃是一种最终寻求投入、改造世界并赋予世界以秩序的模式。诚如郭嵩焘后来所说明的：“臣在籍时，主讲城南书院……为夫之建立私祠，率诸生习礼其中，群怀感激兴奋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