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无辜的中国人
第一章 一场罕见的胜仗
1945年年初，一场胜仗给已经进行到第八个年头的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了一个开门红。这是一场难得的胜仗，特别振奋人心，因为此时的中国，也许还并不习惯战胜，但已经十分熟悉，也饱尝了战败所带来的悲惨命运。
这场胜仗发生在云南西部与缅甸交界处，一个名叫畹町的地方，此地是一处亚热带关口，通常情况下，不为外人所知晓。和现在一样，当时这个小镇也是由架设在怒江支流上的一座仅容一辆车通过的小木桥与缅甸连接。小商品市场、海关关卡和边检站分布在一片壮观的地带上：层层梯田，湍急浑浊的溪流，团团雾霭飘浮在绵绵不断、无边无际的峡谷中。然而，这里并不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1945年1月3日，就在这里，两支人数甚多的中国军队，一支从东边穿过云南，另一支从西边穿过缅甸，与大约2000名虽然疲惫不堪、忍饥挨饿，但久经战场且工事坚固的日军遭遇了。
正因为畹町位于缅甸瑞丽江流域的东北出口处，其重要性瞬间便凸显了出来。三年前，一支日军强行军穿越丛林，配合空袭，发动地面攻击，夺取了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整个缅甸，从而实现了日本试图占领整个亚洲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目标。其中一个目标是把英国人从缅甸驱逐出去，从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完全根除欧洲白人殖民主义。日本已经把英国人逐出了他们所占有的香港、马来亚和新加坡，还把美国人从他们在亚洲唯一的殖民地菲律宾赶了出去。（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则因与纳粹德国结盟，名义上仍然控制着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但很大程度上日本可以在那儿颐指气使。）
日本的另一个目标便是封锁中国，实际上是围困中国，防止它从外界获得补给，从而迫使其投降。当日本于1937年开始全面入侵中国时，其远征军便夺取了中国漫长的太平洋沿岸所有港口的控制权——东北的大连、旅顺、营口、葫芦岛和秦皇岛
；华中地区的天津、芝罘（现烟台）、青岛、宁波和上海；南方的厦门、汕头、广州和被英国占据的香港。日本还诱使法国维希政府关闭了中国西南地区从越南首都河内到昆明的一条旧铁路，从而阻断了原先的陆路通道。抗日战争最初几年里，苏联曾提供大量武器装备给中国，但从1941年起停止了供给，彼时苏联开始忙于同纳粹德国作战，自顾不暇，无力再运送任何作战物资给中国。
结果便是有着4.25亿人口，领土有如一个大洲规模的中国，陷入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几乎完全被隔绝于世，从而也被切断了一切军用物资来源。作为回应，中国政府派遣了2万名劳工去修建一条双车道、全天候、从云南到缅甸的公路。这条公路作为通向中国的漫长供应线的最后一段，发挥了整整五年时间的作用。从旧金山起运的货物由货轮运到缅英共有的仰光港，然后经陆路用火车运到500英里外的缅甸东部掸邦的腊戍镇；从那里开始，又用卡车载着这些货物翻越缅甸边疆部落地带的陡坡，并通过畹町桥运入中国内地。这条路继续向东北延伸，穿过云南乡村连绵起伏的绿野，跨过架在怒江深邃、陡峭的河岸上的栈桥，蜿蜒曲折又一个500英里后，到达云南省会昆明，结束全程。
随着日本攻陷缅甸，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唯一通道就只剩下从印度东北部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十分危险的高海拔空中航线了。飞行员们一提起这条“驼峰航线”，无不色变。就这样一条往往伴随着致命危险的供应线，给中国提供了所能得到的所有武器、弹药和燃料，使之能够拼死作战，抵御装备精良的日军。当然，仅靠这条供给线，物资供应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重新打开滇缅公路是一个持续不断、令人执着追求的目标，尤其是在只有一个指挥官的情况下。这将是给中国提供物资，从而帮助中国在亚洲这场战争中做出更大贡献的一种方式，这场战争的最主要和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打败日本。
对缅甸始终耿耿于怀的指挥官是陆军中将约瑟夫·W．史迪威，当时是众人笔下争相报道的一个传奇人物，后来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参谋长，以及整个中-缅-印战区所有美军的指挥官。唯一发生在这后一项头衔上的问题是，除了顾问团、一些卓有成效的空军部队单位，以及一支被称为麦瑞尔突击队的著名游击大队等这些重要的例外，在这个战区内几乎没有任何美国作战部队。尽管史迪威几乎可以指挥蒋介石所勉强部署的全部中国军队，但由于蒋要对付众多军事和政治上的挑战，相对而言，缅甸在其中的重要性较小。1942年，当日本第一次入侵缅甸时，史迪威已经离开了他所指挥的中国军队的主体，还九死一生地摆脱了日本人的追杀，步行逃到了印度。在那里，他对所见到的记者直言不讳地发出了感叹。“我们被打得一败涂地，”他说道，“我们不得不逃离缅甸，这是极大的屈辱。我想我们应该找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打回去，重新占领缅甸。”
此刻，在1945年年初，美国和中国正在重新夺回缅甸。尽管史迪威在蒋介石的坚持下，已经于四个月前就被解除了指挥职务，也不再出现在现场，但这两支会合在畹町的部队，基本上是由他所创立并训练的，而且也正在执行他的战术计划。钳形攻势中的一支臂膀，是由12个中国师组成的Y部队（滇西远征军简称Y），根据被誉为“常胜将军”的国民党将军卫立煌的命令，已经从昆明穿过云南省向缅甸长途进军500英里。但每推进一英里，都是在分配到每个较大国军单位的美国联络官敦促之下，浴血奋战赢得的成果。在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的责令下，卫立煌于1944年4月开始在云南境内杀出一条血路。怒江从北到南横断滇中地区，江水滔滔，湍急险要；借助月光，他用渡船将麾下7.2万人，以及驮畜和武器成功运送到对岸。云贵高原上骤雨季风，浓雾弥漫，时而转变成雨夹雪，皆挡不住部队的滚滚铁流。部队架桥铺路，越过了无数山涧溪流。凭飞机空投，接收了所需物资供应。一路上，日军始终处于守势。卫将军从美国第14航空队得到的帮助至关重要，由克莱尔·陈纳德将军率领的这支享有盛名的飞虎队，在整个怒江战役期间对日军实施了无情的扫射和猛烈的轰炸。不过，面对随时准备战斗、宁死不屈的敌人，卫将军的部队还是遭受了惨重伤亡。约翰·H．斯托特上校，一名与Y部队联系的联络员，回忆起中国军人在战场上的行为时说，他们试图“在机枪火力交织扫射中爬上去”，这种“全然不顾一切的勇气”，似乎“浪费得令人心痛”。
史迪威钳型攻势的另一只臂膀是X部队（中国驻印军），由中国军队5个师组成，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美国人丹尼尔· I．苏尔坦中将，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从印度经缅甸，翻越无数峡谷峻岭，一路打向中国。1944年11月，卫立煌部队占领了滇西小镇芒市，从而拥有了一个可供空运的机场，再不用依赖空投来获取物资了。12月1日，遮放被收复了。在边境的另一侧，X部队攻克了伊洛瓦底江畔的八莫镇，离畹町的直线距离仅为50英里。
卫立煌部于1945年1月3日向畹町发起了进攻。第二支中国军队的突击队伍纷纷攀上了名为回龙山的山顶制高点，由此控制了通向畹町的所有道路。《时代》杂志驻中国的战时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像斯托特上校一样，从一个观察哨清楚地观看了战场行动的全过程，他把战斗的展开描述为“如同给转折点打上标记的插曲之一”。
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这是一个漫长而炎热的登山日子，这天一开始，美国飞机就在顶峰上空盘旋：大炮发射出的三颗烟幕弹形成的图案，标示出了山顶日军的位置，接着美军轰炸机不断追踪轰炸，凝固汽油弹、杀伤弹、重磅炸弹一个接一个落下来。
每小时持续8分钟的火炮齐射，炸毁了日军的阵地，“每一阵炮火齐射之后，中国步兵便穿过被弹壳切碎的树林朝下一个高度冲去；然后又一阵齐鸣，可以看到身着蓝灰色军装的中国军人跳入战壕或环绕在日本碉堡周围，并从顶部往下扔手榴弹”。随后，一群群秃鹰飞过山坡，在中国和日本军人的死尸上采食。
白修德宣称已经实现了一个转折点，这看来似乎有点儿夸张，然而，怒江战役的圆满结束确实让深陷在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中的人们看到了前景和希望。日军的坦克、飞机、炮舰和快速步兵相互配合，协同攻击，以其强大的机动性和火力，在中国已经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中国的领土十分辽阔，日本的补给线被拉得太长，并且中国的抵抗也足够顽强，使得日本谋求获得全面胜利的希望无法实现。尽管他们没有征服中国全境，但他们已经屠杀了数十万中国军队，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在美国军界或世界其他地方极少能够为他们自己赢得些许尊重或敬仰。
在中国的这幅军事画卷中最可悲可怜的成分是中国士兵本身，对他们来说，在战场上受伤或者被杀结局是同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死得快或死得慢而已。外国采访者报道了他们对所见所闻的震惊：成群的伤兵躺在路边，眼神因绝望而呆滞，伤口无人照料，仿佛街头乞丐般被路人忽视。一群群被强拉来的壮丁，面黄肌瘦，有时还被用绳索串着，驱离家园，去取代死亡和受伤的士兵。
中国在战争开始前十年就在努力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并大量聘用德国顾问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其军队仍然装备不足，缺乏食物，士兵则通常体虚羸弱，用一份美国陆军报告中的文字来表述的话，他们的皮肤只是“一层劣质覆盖物包裹着瘦弱的身子，除了把粮食转变为粪便之外别无他用”。军方领导层中充斥着腐败和无能的官员。大多数高级指挥官实际上都是些半军阀，对中央政府的效忠也是三心二意，还沿袭陋习，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这就是他们虚报名额吃空饷的动机。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效率低下，士气低落，各自为政，风气不正。而日本则在各方面都表现为是一个现代的二十世纪强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损失是如此惨重。
尽管战绩不佳，中国仍然继续战斗着，并且，就如我们后来所见，外国观察家们往往有一种倾向，只强调中国军队的缺陷而全然忽视它的优点。最起码的事实是中国经八年抗战而依然未败，且困住了百万日军，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虽然如此，中国赢得的胜利还是太少了，而决定性的胜利则更少，这就更加给怒江战役增添了特殊的光芒。根据美国官方军事史，这场战役标志着“中日关系史上中国军队第一次将日军从他们想占据的地区驱逐出去”。当他们结束了日军对他们国家的三年封锁之后，中国人也收复了云南省内被日本人侵占的2.4万平方英里领土。《纽约时报》报道了这场在“世界上最艰难的战场上，云南省内的峡谷、云雾笼罩着的关卡和高耸入云的山峰”间发生的“野蛮的、毫不留情的战斗”，并把这个胜利称作“中国在战争期间第一个真正的攻势中的杰出高潮”。
畹町收复后第九天，一队飘扬着美国和中国国旗的美国卡车车队飞驶过瑞丽江流域，途经河两岸山区民族村庄那如画般梯田，朝着中国方向爬上了陡峭的山坡。伴随着X部队的美国记者们停下吉普车与中国士兵交谈，在无线电天线上悬挂起两国的国旗，然后加速向畹町驶去，在那里他们用电讯文稿通告了整个世界，滇缅公路上最后一个日军阵地已经被“消灭或驱除了”。为了庆祝胜利，一群名副其实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美国顾问抵达畹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即蒋介石那受过美国教育的内兄，亲率一个强大和有影响力的代表团从战时首都重庆飞来此地。接替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阿尔伯特·C．魏德迈将军，也从重庆赶到这里。苏尔坦将军和第14航空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也莅临现场。陈纳德将军在美国正式参战前就对日本占领军实施了空袭，当时他的空军中队被称为美国志愿队。陈纳德的一些飞机现在也正嗡嗡盘旋在畹町上空，以防日军的突然进攻。
前一天，在对美国的广播演说中，蒋介石宣称，打破对中国的封锁将“极大地鼓励我军和我国人民的精神”，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失败的预兆”。蒋介石接着说道，三年来，日本曾断言封锁中国将迫使中国陷入崩溃，使它别无选择，只能投降，但是，“现在这支大军的到来向敌人证明，无论是中国还是盟邦，他们赢得战争的意志力都绝不会动摇”。总司令将这条从印度到中国的新公路正式命名为“史迪威公路”，并以一个明显的手势，向成功背后的这位将军的杰出工作、独到眼光和运筹帷幄表示感激和敬佩。蒋介石宣布，以此路来纪念史迪威将军的“独特贡献，以及盟军和中国军队在他的指导下在缅甸战役和滇缅公路建设中所起到的显著作用”。
从近七十年后的有利角度来看，盟军在缅甸的成就、鲜血、牺牲、残酷艰巨的任务，以及现在看来战争的徒劳无功，都是那么可歌可泣。考虑到那一年的结束是多么糟糕，对于蒋介石政府和美国在华的雄心来说，那些给1945年年初的胜利留下标记的夸张的华丽辞藻，现在看来都是那么虚假、徒具形式。尽管为夺取领土和修建公路做出了巨大牺牲，从印度东北部利多到中国西南部昆明的公路实际上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温斯顿·丘吉尔曾长期反对把缅甸作为盟国主要战争努力的一个重点，并形象地比喻成为了吃豪猪而一根刺接一根刺地去拔。他认为，重建滇缅公路将是“一个巨大的、艰苦的任务，不可能在派上用场之前完工”。他是对的。到了公路重新开放时，美国航空运输司令部已经配备了道格拉斯和团结飞机公司生产的大型四引擎飞机，借助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航线运输了44万吨物资，几乎十倍于几年前的空运量，也是1942年年初，当滇缅公路还没落入日军之手前，用卡车所运输的物资最多数量的两倍。现在，飞机每天每夜每隔两分半钟就飞越600英里航线上的驼峰，就如《纽约时报》的迪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也被称为窦奠安）所说的那样：“就空运中国的军事物资而言，这使得利多-缅甸公路几乎被废弃了。”最终，尽管丘吉尔这位地位最高的殖民主义者对缅甸战役持反对意见，中国军队所完成的主要功绩恰好是为英国收复了失去的殖民地。对中国自身来说，他们却并没有做出太多骄人业绩。
当然，随着迎接车队到来的鞭炮声在畹町响起，没有人会不明智地去说那么多。没有人会去提到这么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即蒋介石和史迪威互相憎恨，或是在他离开之前几个月，中国政府和被派往全国各地帮助抗战的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彼此猜忌。用美国将军的名字来命名滇缅公路，肯定在这位中国领袖的嘴里留下了酸楚的味道。但是，在赢得这条公路的战斗中，中国人已经证实了史迪威所长期持有的信念。在美国领导人中，史迪威有时候几乎是唯一一个仍然坚信中国军队能够打出其威风来的人，只要他们能够得到适当的补给、扎实的训练和良好的领导。现在，一项代号为“阿尔法”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正付诸实施。在云南，配备美国教官的训练营正在设立并运行中，中国军队中最好的39个师在接受训练，准备迎接今后的抗战。
魏德迈把一切都计划好了。下一步，在结束“阿尔法”训练计划后，将针对中国境内的日军据点发动攻势，向沿海进军，确保一个接近广州或香港的主要港口，并为美国军队的登陆做好准备。“可以相信，”魏德迈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在7月展开，我们的部队就能打日本人一个措手不及，也许可以阻止日军计划中的重新部署。”换句话说，日本人将没有时间重新部署防御工事，以防美军的进攻。在夺取了一个港口后，魏德迈认为，“不断增加的物资供应加上战斗胜利的经验，可以激发信心，创造条件，使中国军队有能力直接将日军消灭在亚洲大陆上，美军则不必大规模登陆参战了”。
简言之，比起多年来的战事，中国的形势一片大好。美国的政策已开始产生红利。日本肯定会被打败，唯一的问题是打败它还将花费多少时间、如何具体实施，以及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美国在中国的长期目标——把中国从日本的铁蹄下解救出来，一旦实现后，要促使中国成为一个团结、民主、友好的大国——似乎伸手可及。
另一大主题——在畹町的庆祝典礼上是不会有人认为提及它是明智之举的——就是中国严峻的政治局势。如果不是被日本人占领，整个国家会被分为两个地理区域，各自由互相敌对的武装政党所治理。其中之一，也是迄今为止较大的地域，涵盖了日本战线西部的大部分中国，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资源丰富、人口密集的省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所控制，世界各国公认蒋为中国的合法领袖。国民党将重庆定为战时陪都，在重庆可见到全部的、庞大的战时国家机器：外国驻华使馆，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几所中国大学，从远处东边的家园迁移至此；中国政府的官僚机构；报道抗日战争的国际记者中心；以及成千上万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流离失所、苦苦挣扎的难民。
重庆以北，千里之外，存在着中国另一支主要军队，中国共产党及其足智多谋、富有魅力的领袖毛泽东。共产党人利用战时的混乱招募大量的新战士，加入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地区里保有的部队中，这些地区大多在北方，人口更为稀疏，特别是在陕西省，他们的总部坐落在名为延安的一个有着古老城墙的小城内。在日本必然的战败实现之后，尽管不是板上钉钉，但极有可能的是，在中国这两大党派和两个领导人之间，即将爆发新的冲突，他们相互为敌已达二十年之久。此外，一旦冲突发生，很有可能重新爆发的中国内战将是一场生死决斗，胜者将赢得全部奖赏，那就是中国本身。
美国太专注于与日本的战争以及结束在欧洲的战争，因这个正在进行中的任务十分巨大，以至于对中国政治的未来难以进行深入思考。站在1945年1月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内战似乎只是可能的前景之一。美国人已设法在政治上安排有关事宜，以适应他们自己对赢得对日战争的专注。
从全球政治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美国与苏联这个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自身的最强大国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另一个主要的未来胜利者之间的关系，是热忱的、互相信任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视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为朋友、正在进行的战争中的盟友，以及罗斯福打算在战后创立和平与稳定的新秩序的合作伙伴，这种新秩序将通过创建一个强大的新组织即联合国而得到保证。毕竟，难道美国没有通过大规模的租借法案实质上给了俄国人抗击纳粹德国所需要的装备吗？难道双方已经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在战争结束后不能够持续下去吗？当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于1942年访问华盛顿时，他曾被邀请在白宫就寝。“我认为，”罗斯福在1942年谈到斯大林时对丘吉尔说，“如果我尽我所能给他一切而不问他要任何回报，出于神圣的道义，他不会试图吞并任何东西，他将同我一起为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而努力工作。”直到他于1945年4月逝世，这位美国总统一直坚持这种幻想。
区别于同斯大林所打的交道，尽管蒋介石强烈反对，美国和毛泽东及其在延安的军队也保持了友好关系。当蒋介石的军队在缅甸和云南逼近日本军队时，美国的代表也在烛光下同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畅谈可能出现在双方对日作战中的各种合作形式。双方热烈探讨了情报共享，给共产党部队提供美国武器和训练，共产党在北方帮助美国伞兵和在中国沿海帮助美军实施诺曼底式登陆等问题，这将需要与在敌后建立了根据地的共产党游击队密切配合。最重要的是，双方立下了神圣誓言，避免未来的内战，共同努力促进一个统一和民主的中国，而这正是美国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梦想。
“我们将在一位美国将军的领导下全心全意地提供服务，”1944年秋天毛泽东对一个美国特使热情洋溢地说道，他曾多次表述有关共产党对美国的牢固的友好情谊，这只是其中一次，“这就是我们对你们的感觉。”
然而，就在这一年中，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到1945年年底时，几乎所有现实的希望——避免打内战，打造一个团结并亲西方的中国，与融入正常运作的政府中的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等——实际上已经彻底破灭。尽管美国形式上仍在追求其理想，但很明显，这是一个徒劳的追求，一种痴心妄想；当然，这是现在的回想，可是在当时也不乏明智人士。日本被光荣地打败了，但是在太平洋赢得的这个胜利终究只是走向巨大且前所未有的失败途中的一个中转站，即一个对美国完全封闭的中国兴起了，在价值观上与其完全相左，在利益上与其极度敌对，却与苏联这个最险恶的对手紧密结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有关中国的美国梦在相互指控和谴责中烟消云散，随风而去。
这种事态，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在畹町的战斗，是真正的转折点。从敌人手中拯救中国的战争胜利了，但随后中国又很快地丢掉了。随着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目标被一一揭开，中国却渐渐落入了与一个新的敌人结盟的人手中，这个敌人的理想、价值观和行动方式与美国的截然相反。这种状况将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它将导致美国在其防止历史重演的努力中，打上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一场是在朝鲜，另一场是在越南，后者是二十世纪美国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冲突。这两场战争都是紧随畹町大捷之后发生在十二个多月中的那些事件的长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