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选项

虽然波兰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撰写本书，但他对未来却充满乐观。他认为国际冲突的恶性循环可被打破，第一步就是推翻社会生活必须服膺于市场机制的信念。一旦我们摆脱这种“陈腐的市场心态”，我们就可将各国经济体与全球经济都置于民主政治之下。波兰尼认为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1882～1945年）的新政，即是将来的一个可能模式。罗斯福的改革意指美国经济仍将按市场规律运转，但建立了一套新的管控机制，使得人与自然免于市场的直接压力。在民主体制下，人民可以决定借助社会保险制（Social Security）来照顾老人。同样的民主政治也扩大了劳工的权利，通过《全国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以组织工会。波兰尼视这些创举为一项新启程之开端，即社会可用民主方式来保障个人与自然免于经济危机。

波兰尼也预期，全球会有更高层次的国际经济秩序，来调节国际贸易与合作。他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蓝图，但明确指出其原则：

然而，由于金本位制这个自动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可放下最具干扰性的绝对主权面向，即拒绝在国际经济上合作。同时，这也可让各国按其特色建构国内经济体制。如此就可以超脱19世纪虚假的教条，即在全球经济中，各国都需遵循统一的标准。

换言之，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会产生各种协议来推动国际贸易，但各社会也会发展出各种策略，来减轻全球经济的压力。此外，由于单一经济模式的终结，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个观点也假定会发展出一套全球管控机制，来约束市场的运作。

波兰尼的看法是扩大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的角色。他挑战现时流行的观点，即过多的政府只会带来低效率的经济后果，及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涉。对他来说，国家在处理虚拟商品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如此，我们可以抛弃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必定无能的僵化看法。波兰尼也明确驳斥政府扩张必然会导致压迫人民的说法。他辩称：“市场经济的隐退，可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时代的开端。法制与实际的自由能更扩大及普及化，管制与调控不但给少数人带来自由，且泽被群众。”但他此处所讨论的自由，超越一般学者所关心的减少经济或社会的不公平。他呼吁扩张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强调：“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个人不服从社会的权利（nonconformity）必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个人应能自由追随其良知行事，而不必担心在社会生活中会面临某种行政管理制度的干预力量。”

波兰尼最后以优美的文句总结本书：“只要人们仍忠于其为全人类创造更多自由的任务，他就无须担心权力或计划会变成自由的障碍，并因其工具性而摧毁他所建构的自由。这就是在复杂社会中自由的意义，它赋予我们渴望的安定感。”当然，波兰尼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乐观看法，事后证明并非完全正确。冷战的来临意味着美国的新政成为社会改革的终点，而非起点。全球经济合作很快就让步给扩大全球市场的动力。欧洲的社会民主政府，尤其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显著成就，证明波兰尼的观点不止有力，而且可行。但在较大的国家中，波兰尼的观点则被排斥，与其对立的市场自由主义观点，如哈耶克等论者，却逐渐得势，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成为主流。

然而，现在冷战已成为历史，波兰尼原先的乐观也可能付诸实现。由市场自由主义的非永续性所造成的经济危机，以及专制和侵略政权的再现，此时应可取而代之。替代品即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以民主政治驾驭经济，并借国际合作来重建全球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我们已见到明确征兆显示，利用这种跨国社会运动以重建全球经济并非纸上谈兵。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活跃分子都组织各种战斗性的抗议活动，以对抗推动新自由主义规范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世界各地的草根团体也开始展开对话，讨论如何重建全球金融体制。

这些萌芽中的运动必然面临诸多挑战。南半球人民的需求与北半球常有冲突，也因此难以化解并建立长久的联盟。此外，当这种运动越成功时，它所面临的策略性挑战也就越大。我们无法确定国际秩序的改革是否能由下而上，而不致将全球经济因投资者恐慌而带入危机。不论如何，这是首次在人类历史上，跨国社会运动将全球经济管控机制作为其对抗的目标，确有重大意义。

这种跨国运动证明波兰尼观点的持续活力与实用性。对波兰尼而言，市场自由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其将人类的需求，放置在非人性的市场机制逻辑下。他坚持我们应使用民主政治的机制，来控制及指引经济发展，以满足个人及群体的需求。他告诉了我们20世纪因无法应对此挑战而造成的巨大伤害。他对21世纪的真知灼见，无比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