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内容特点多出因袭
曾见评论《论语义疏》思想内容者数篇，唯张恒寿先生《六朝儒经注疏中之佛学影响》一文最富启发。该文题云“六朝儒经注疏”，但儒经唯《论语》《周易》《礼记》三书最易与佛说相比附，而其六朝旧说流传很少，除《论语义疏》外，散见《周易集解》《周易正义》《礼记正义》而已，且其间比附佛理者已多被刊落。故文中举例凡十七条，除四条出《周易正义》《周易集解》《礼记正义》外，十三条均出《论语义疏》。是以欲读《论语义疏》者亦不得不参考此文。
张先生论此等旧说受佛学影响，大别为五类：一、佛典名词之引用，二、佛典论证语句之模仿，三、佛经疏解方法之采用，四、佛教教义传说与儒书之牵合，五、佛教学理与儒家学说之杂糅。张先生熟悉佛典，思考有力，所以论述精辟。虽谓少年习作，未成体系，所论各条均具灼识，自可珍重。然今论《论语义疏》之经术，不得专赖张先生文者，张先生意在总论“六朝儒经注疏”，所举《论语义疏》十三条事例，其中出皇侃引前儒旧说者居半，如王弼、庾翼、顾欢、太史叔明、殷仲堪、江熙，是则所论佛学影响，亦不可径视为皇侃学术之特点。反言之，此等内容颇疑是当时习俗，皇侃熏染世风，自然因袭而已，犹不足为皇侃或梁朝一代义疏学之特点。盖皇疏表面之特点，实多前儒成规，皇侃因袭而已。欲知皇侃经术之大概，必须辨别何为皇侃因袭前儒，何为皇侃自为之者。
例如张先生第六条举《先进》“子畏于匡”节皇疏引庾翼云：“贤不遭圣，运否则必隐；圣不值贤，微言不显。是以夫子因畏匡而发问，颜子体其旨而仰酬；称入室为指南，启门徒以出处。岂非圣贤之诚言，互相与为起予者也？”张先生说此乃师徒相与起予之方便，亦或受《维摩经》述佛众弟子因问疾维摩而辩难启发之暗示。然而孔子为圣，弟子为贤，师徒相与起予之方便者，皇疏屡见不鲜，又非庾翼一人之说。如：
（引文1）（凡本书引文序号各章自为起讫）
《为政》“十有五而志于学”章皇疏引李充云：“圣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接世轨物者，曷尝不诱之以形器乎？黜独化之迹，同盈虚之质，勉夫童蒙而志乎学。……为教之例，其在兹矣。”
《为政》“子夏问孝”章皇疏引江熙称或曰：“此四人问孝是同，而夫子答异者，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也。”
《公冶长》“宰予昼寝”章皇疏：“一家云：与孔子为教，故托迹受责也。故珊琳公曰：宰予见时后学之徒，将有懈废之心生，故假昼寝以发夫子切磋之教，所谓互为影响者也。范宁曰：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岂不免乎昼寝之咎，以贻朽粪之讥乎。时无师徒共明劝诱之教，故托夫弊迹以为发起也。”
《子罕》“主忠信”章皇疏引范宁云：“圣人应于物作教，一事时或再言。”
《宪问》“君子道者三”章皇疏引江熙云：“圣人体是极于冲虚。是以忘其神武，遗其灵智，遂与众人齐其能否，故曰‘我无能焉’。子贡识其天真，故曰‘夫子自道’也。”
《季氏》首章皇疏引蔡谟云：“冉有、季路并以王佐之资，处彼相之任，岂有不谏季孙以成其恶？所以同其谋者，……实欲致大圣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发明大义以酬来感，弘举治体，自救时难。……虽文讥二子，而旨在季孙，……斯乃圣贤同符，相为表里者也。然守文者众，达微者寡也。睹其见轨，而昧其玄致；但释其辞，不释所以辞。惧二子之见幽，将长沦于腐学，是以正之，以莅来旨也。”
《阳货》“宰我问三年”章皇疏引缪播云：“尔时礼坏乐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惧其往，以为圣人无微旨以戒将来，故假时人之谓，咎愤于夫子。义在屈己以明道也。”
又引李充云：“孔子目四科，则宰我冠言语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发违情犯礼之问乎？将以丧礼渐衰，孝道弥薄，故起斯问以发其责，则所益者弘多也。”
此等晋人之说，全书中不胜枚举。然则如皇氏《发题》，是出皇侃自己手笔，固不容疑义，而其间内容，如云：
（引文2）
“夫圣人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或负扆御众，服龙衮于庙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缝掖于黉校之中。”
又云：“夫子平生，应机作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其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
一往观之，似富特色。其实就思想内容言，则只见皆承前人成说，可谓绝无新意。其言“或负扆御众，服龙衮于庙堂之上”，或嫌唐突，但书中亦见孔子素王之说，如：
（引文3）
《公冶长》“瑚琏”章皇疏云：“或通者曰：夫子近舍当时而远称二代者，亦微有旨焉。谓汤武圣德，伊吕贤才；圣德则与孔子不殊，贤才与颜闵岂异。而汤武飞龙，伊吕为阿衡之任；而孔子布衣洙泗，颜回箪瓢陋巷。论其人则不殊，但是用舍之不同耳。”
《子罕》“凤凰不至”章皇疏引孙绰云：“孔子所以乃发此言者，以体大圣之德，弟子皆禀绝异之质，垒落殊才英伟命士之才。盖王德光于上，将相备乎下。”
若然，所言之理之意，均已见于前人，皇氏修饰其辞，对仗艳文，即可成《发题》之文。故云此等内容不可径视为皇侃经术之特点。
其实，不论何时何代，经学著作多以继承为主，创新者少。是以卫湜说：“历考诸家训解，发明经旨者固不为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实多。欧阳公曰：‘学者迹前世之所传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见先儒中间之说，欲特立一家之学，吾未之信。’可谓至论。”《论语义疏》明标前儒名而称引者自不少，加以“一云”“或曰”之类，则疏文大半出于前人。且有皇侃自己为文，而可以考其有所本者，如《发题》“但圣人虽异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即袭用王弼之著名命题。又如《雍也》“弟子孰为好学”章皇疏云：“云‘不幸短命死矣’者，凡应死而生曰幸，应生而死曰不幸。若颜子之德，非应死而今死，故曰不幸也。”“人生也直”章皇疏亦云：“应死而生曰幸。”案《先进》“季康子问弟子”章皇疏云：“孙绰曰：‘不应生而生为幸，不应死而死曰不幸。’侃谓此与哀公……”“侃谓”以下自是皇侃说，则称引孙绰，专为引“不应生而生为幸，不应死而死曰不幸”二句。又检《经籍纂诂》，“幸”字训诂如此义者，即此皇疏中三处，其他经注皆所不见。是可推知《雍也》疏言“应死而生曰幸，应生而死曰不幸”者，皇侃实本孙绰也。可见细微至命题之句、训诂之言，或即因仍前人，此等内容断不可视为皇侃自说。若不加分辨，径据此等内容而评论皇侃之学术，则未免太混。因袭犹即肯定，皇侃亦持其说，固然矣。但因袭前人成说之与自创一说，其于撰者自己，意义判然有别，此又今之学者莫不皆有深刻体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