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刘学术推论

上节评述刘文淇分析《左传正义》辨识刘炫旧文之法，有显然可见初无疑义者，有可知大概不可的知者。今就《毛诗正义》《尚书正义》案之，更有一事可以辨识文出旧疏者：

（引文12）

《书·武成》题疏：“此篇‘无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辞不结，文义不成，非述作之体。案《左传》……欲征则殷勤誓众，既克则空话祷神，圣人有作，理必不尔。窃谓‘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简编断绝，经失其本，所以辞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坏壁得之，始有脱漏，故孔称五十八篇以外，‘错乱磨灭，不可复知’。明是见在诸篇亦容脱错。但孔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为之作传，耻云有所失落，不复言其事耳。”（183下─184上）

《诗·灵台》疏：“诸儒皆以庙、学、明堂、灵台为一，郑必知皆异处者，袁准《正论》云：‘……（引袁氏文一千一百余字）……’窃以准之此论可以申明郑意……”（524中下）

《左传》成三年疏：“《史记·齐世家》曰：‘……’《晋世家》云：‘……’然此时天子……准时度势，理必不然。窃原马迁之意，所以有此说者，当读此传‘将授玉’以为‘将授王’……”（1901上）

案：此等称“窃”，语气与“今删定”之等迥异，可知非出奉敕官撰之笔也。刘氏《旧疏考正》无《毛诗》，刘毓崧《尚书旧疏考正》举此疏而专以其言孔传缺陷为非出唐人之证，《左传旧疏考正》不言此疏，故今更补为一例。

但《左传》刘炫好为规杜之说，每为孔颖达等讥正，故其可以确知刘炫说者犹不为少。至《诗》《书》则《正义》不常言刘炫，考索唯难。因其可以确知者少，今欲考二刘学术，亦不得不宽缓范围，不求其确，而求其大概。案刘文淇说，《诗》《书》《左传》三疏同文，可疑其文出刘炫；《左传正义》大致沿袭刘炫旧疏，非特为论证者，均可疑为旧疏说。今依其说而更广之，凡《诗》《书》《左传》三疏内容，自非有明证知为唐人手笔，则暂可以为出二刘旧疏。此举二事为例：其一，“甲，铠；胄，兜鍪也”，为书传常训。就此训诂，观诸经义疏如何为释。

（引文13）

《书·说命中》“惟甲胄起戎”传“甲，铠；胄，兜鍪也”，孔疏：“经传之文，无铠与兜鍪。盖秦汉已来始有此名，传以今晓古也。古之甲胄，皆用犀兕，未有用铁者。而鍪铠之字皆从金，盖后世始用铁耳。”（175上）

《书·费誓》“善敹乃弓矢”传“言当善简汝甲铠、胄兜鍪”，孔疏：“《说文》云：‘胄，兜鍪也。兜鍪，首铠也。’经典皆言甲胄，秦世已来始有铠、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汉已来用铁。铠鍪二字皆从金，盖用铁为之，而因以作名也。”（255上）

《夏官·序官》“司甲”注“甲，今之铠也”，贾疏：“今古用物不同，其名亦异。古用皮，谓之甲；今用金，谓之铠，从金为字也。”（832上）

《仪礼·既夕》“甲胄干笮”注“甲，铠；胄，兜鍪”，贾疏：“古者用皮，故名甲胄；后代用金，故名铠、兜鍪。随世为名故也。”（1149中）

《礼记·曲礼上》“献甲者执胄”，孔疏：“甲，铠也。谓铠为甲者，言如龟龞之有甲也。胄，兜鍪也。”郑注：“甲，铠；胄，兜鍪也。”（1244上中）

《礼记·少仪》“甲，若有以前之，则执以将命；无以前之，则袒櫜奉胄”，孔疏：“甲，铠也。有以前之，谓他物也。谓……。袒，开也。櫜，弢铠衣也。胄，兜鍪也。若无他物，……”郑注：“甲，铠也。有以前之，谓他挚币也。櫜，弢铠衣也。胄，兜鍪也。”（1514中下）

《礼记·儒行》“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孔疏：“注云：‘甲，铠；胄，兜鍪也。干橹，小楯大楯也。’甲胄干橹，所以御其患难。儒者以忠信礼义，亦御其患难，谓有忠信礼义则人不敢侵侮也。”郑注如孔疏所引。（1669下—1670上）

《左传》僖二十二年“邾人获公胄”，杜注“胄，兜鍪”，孔疏：“《说文》云：‘胄，兜鍪。首铠也。’书传皆云胄，无兜鍪之文。言兜鍪，举今以晓古。盖秦汉以来语。”（1813下）

案《考工记》云“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云云，是甲胄古用犀兕之皮，自有明文。故《周礼》《仪礼》贾疏皆言古用皮，今用铁。《书》《左传》孔疏更据《说文》证汉有“兜鍪”之文，遂谓古用皮谓甲胄，秦汉以来用铁称铠、兜鍪，传注用铠、兜鍪释甲胄，是以今晓古之法。引《说文》而考兜鍪之起于秦汉以来，全非解释经注所需，是自为之说。是以贾疏不言，而不可以谓贾疏疏失。既非释经注所必需，而《书》疏重见，亦见《左传》疏，则当为孔颖达稍得意之说，特好言之者。然《礼记正义》于《少仪》《儒行》皆仅引述注文，更无说，于《曲礼》乃云：“谓铠为甲者，言如龟龞之有甲也”，与《书》《左传》疏全不相类。若然，则彼说殆非出孔颖达，而当出二刘，可以推知也。事例之二，为南岳名实之论：

（引文14）

《诗·崧高》“崧高维岳”传“岳，四岳也，东岳岱，南岳衡，西岳华，北岳恒”，孔疏：“传言四岳之名，东岳岱，南岳衡，《尔雅》及诸经传多云泰山为东岳，霍山为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风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衡山，一名霍，言万物霍然大也……’是解衡之与霍，泰之与岱，皆一山有二名也。

“若然，《尔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在长沙湘南县’。张揖《广雅》云‘天柱谓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庐江灊县’，则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故汉魏以来衡霍别耳。郭璞《尔雅》注云：‘霍山，今在庐江灊县西南，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为武帝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窃以璞言为然。何则？孙炎以霍山为误，当作衡山。案书传，《虞夏传》及《白虎通》《风俗通》《广雅》并云霍山为南岳，岂诸文皆误？明是衡山一名霍也。”（566上中）

《左传》昭四年“四岳”，孔疏：“《释山》云：‘河南华，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曰……《释山》又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岱泰、衡霍二文不同者，此二岳者皆一山而二名也。……《白虎通》云……应劭《风俗通》云……《风俗通》又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衡山，一名霍山，言万物霍然大也……’是解衡之与霍，泰之与岱，皆一山有二名也。

“张揖云‘天柱谓之霍山’，《汉书·地理志》云‘天柱在庐江灊县’，《风俗通》亦云‘霍山庙在庐江灊县’。如彼所云，则霍山在江北，而得与‘江南衡山’为一者，本江南衡山一名霍山。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为霍山，故汉魏以来衡霍别耳。郭璞注《尔雅》云：‘霍山，今庐江灊县，灊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来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云从汉武帝来始有名。即如此言，为武帝在《尔雅》之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

“书传多云五岳，此传云四岳者，中岳嵩高即大室是也，下别言之，故此云四岳。”（2033上中）

《书·舜典》“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传“南岳，衡山”，孔疏：“《释山》云：‘河南华，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李巡曰……《释山》又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岱之与泰，衡之与霍，皆一山有两名也。

“张揖云‘天柱谓之霍山’，《汉书·地理志》云‘天柱在庐江灊县’，则霍山在江北，而与‘江南衡’为一者，郭璞《尔雅》注云：‘霍山，今在庐江灊县，灊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来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云从汉武帝来始乃名之。即如此言，谓武帝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

“书传多云五岳，以嵩高为中岳。此云四岳者，明巡守至于四岳故也。《风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衡山，一名霍山，言万物霍然大也……’”（128中）

《周礼·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注“五岳，东曰岱宗，南曰衡山……”，贾疏：“此南岳衡。案《尔雅》‘霍山为南岳’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扬州霍山为南岳者，山今在庐江。彼霍山与冀州霍山在崧华者别。”（758中）

《周礼·大司乐》“四镇五岳崩”，注“五岳，岱在兖州，衡在荆州……”，贾疏：“案《尔雅》:‘霍山为南岳。’案《尚书》及《王制》注皆以衡山为南岳不同者，案郭璞注云：‘霍山，今在庐江灊县西南，灊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武帝以衡山辽远，因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故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谓之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来。’如郭此言，即南岳衡山自有两名。若其不然，则武帝在《尔雅》前乎？明不然也。

“案：灊县霍山，一名衡阳山，则与衡岳异名实同也。或曰：荆州之衡山。亦与庐江灊县者别也。”（791中）

《礼记·王制》“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孔疏：“按《尔雅·释山》云‘霍山为南岳’，郭注：‘山在衡阳湘南县南。’郭又云：‘今在庐江灊县西。汉武帝以说衡山辽旷，因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故移其神于此，其土俗人皆呼为南岳。南岳本自两山为名，非从近也。’如郭此言，则南岳衡山自有两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汉武帝以来，始徙南岳之神于庐江霍山耳。”（1329上）

此即刘文淇言“昭四年疏与《崧高》疏同三百余字”者（见上节p.54）。今案：《诗》《书》《左传》三疏大同小异，《书》疏且可疑是删简移用《左传》疏文。其说主据郭璞《尔雅》注，要谓荆州衡山，在汉长沙湘南，古自有衡霍二名；扬州霍山本名天柱，在汉庐江灊县，后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为霍山。《尔雅》言南岳，或称衡山，或称霍山，均指荆州衡山，非扬州霍山，因《尔雅》在武帝之前，不得谓扬州霍山为南岳故也。贾公彦《大宗伯》疏以为霍山即衡山，二名一实，并以扬州霍山在庐江者当之，更不言荆州衡山。至其云冀州霍山，虽见《职方氏》，乃在河东，南北悬隔，今古未有与南岳相嫌者。今考若据郭璞及孔颖达说，扬州霍山至汉武帝后始有南岳之名，贾公彦以扬州霍山释《大宗伯》，说颠倒耳。盖旧时义疏为专门学术，分析经注语文为主，不若史学家考订之实事求是。是以二名一实之说足以解释，并据书传言霍山在何地而已，初不思其实两地相隔不啻千里也。《大司乐》疏则引郭璞注，其说当与孔颖达同，而其言“灊县霍山，一名衡阳山，则与衡岳异名实同”，是仍以扬州霍山一地二名当南岳衡山，与《大宗伯》疏同。至末后谓“或曰荆州之衡山，亦与庐江灊县者别也”，始与孔颖达说同。但郭璞明言武帝始移岳神于庐江灊县之霍山，则《周礼》南岳自不可以为灊县霍山。贾公彦明引郭璞为说，而其说则显乖郭旨，且以推郭之说为或说附后。是疑贾公彦所据旧说当如《大宗伯》疏，后见据郭璞注以为武帝不当在《尔雅》前之说，颇新异且有力，遂采其说，加入疏中，而未得折中，故其说一右一左，错综互见也。《王制》孔疏以引郭注为主，最为简明。但亦可见其与《诗》《书》《左传》三疏之不同。同出孔颖达等编订，三疏行文极相类似，而唯独《王制》疏不同，何也？三疏引郭注后，必为“为武帝在《尔雅》前乎”之说，甚至《大司乐》疏引郭注本非其旧说，亦仍有此句，而唯《王制》疏独无之，何也？《王制》疏引郭注“山在衡阳湘南县南”，一语破的，明说南岳为荆州衡山今在长沙湘南者，非扬州霍山今在庐江灊县者，《诗》《书》《左传》三疏不曾引以为证，何也？《王制》孔疏及《大司乐》贾疏引郭注均有“因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一句，而《诗》《书》《左传》三疏皆不见。不但不见矣，《诗》《左传》疏更言“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又名天柱亦为霍山”，一似汉武以后天柱始有霍山之称，与“因谶纬皆以霍山为南岳”以为因其既有霍山之名，武帝始移神于此者不合。然则，《诗》《书》《左传》三疏之与《王制》疏，虽其同出孔颖达等编订，内容绝不相干，孔颖达等未尝为之互勘，求其统一。反言之，则大抵《诗》《书》《左传》三疏之内容，不可即以为孔颖达等所为，而当谓多出二刘手笔也。

今更以《诗》《书》《左传》三疏与皇侃《论语疏》、贾公彦《周礼疏》《仪礼疏》相较，则其间学术方法及态度全然不同。皇侃自为梁朝学术，固无与于二刘以后之新风。贾公彦撰疏与孔颖达同时或稍后，而其专门礼学，渊源北朝，方法态度与孔疏大异。《礼记正义》性质特别，以皇侃旧疏为本，而经孔颖达等编订。孔颖达等学术又受之于二刘，故与《诗》《书》《左传》疏相较，有同有异，错综复杂，考辨较难。本节讨论《诗》《书》《左传》三疏与《论语》《周礼》《仪礼》三疏全然不同，又与《礼记正义》有同有异之特点，且目为二刘学术特点。不言刘炫而言二刘者，《诗》《书》二疏孔序皆并言刘焯、刘炫，与《左传》疏序独举刘炫为本者不同，故泛称二刘也。

或曰：为孔为刘，辨析唯难。本节例证，亦多未有确证可知出二刘者，则何不姑仍旧称，概以孔颖达目之？为何必言二刘耶？曰：刘文淇已发其端，辨别刘孔，并已论定疏文实多刘氏之旧。若言其实，则概称为孔犹不如概目为刘之近是，此一也。孔氏等所为，主为加工删订，况多讥评旧疏之说，自不宜混言，此二也。三经《正义》所见学术态度，与皇侃、贾公彦有截然不同而高明卓绝者。史传多极言二刘学术之卓绝，而不言孔颖达等多所创义。则此等学术特点自当归之二刘，不可归孔颖达等，此三也。本节例证亦有可证其出二刘，非出孔颖达等者，则二刘确有此等特点。至其余例证即或实出孔颖达等手，又不得谓二刘即无此等特点，而反可谓孔颖达等仿二刘之学术，此四也。贾公彦、孔颖达等，于二刘为后辈。今欲讨论孔、贾之学术，自以辨别刘孔为便。既可推溯至二刘，则当为其说，不必避难而因仍旧名，此五也。若谓此等特点可归二刘，则孔颖达等编订《正义》之大概，稍可以言。大抵《诗》《书》二疏以因袭二刘为主，《左传》疏缘刘炫专难杜注，孔颖达等反驳辩论者较多，至《礼记》则因袭皇侃旧疏与孔颖达等改编者相半。知此则读诸经义疏更为便利，此六也。以此六事，本节且据三经《正义》推论二刘学术特点。读者若觉不便，则本节所述“二刘”字眼径改“三经《正义》”读之，未尝不可也。

大概论之，二刘学术与旧学不同之特点，可以谓之现实、合理、文献主义。

（引文15）

襄二十四年疏：“正义曰：《汉书·律历志》载刘歆《三统》之术，以为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为一交。以为交在望前，朔则日食，望则月食；交在望后，望则月食，后月朔则日食；交正在朔，则日食既，前后望不食；交正在望，则月食既，前后朔不食。而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频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频月日食。……今七月日食既而八月又食，于推步之术，必无此理。盖古书磨灭，致有错误。

“刘炫云：汉末以来八百余载，考其注记，莫不皆尔，都无频月日食之事。计天道转运，古今一也。后世既无其事，前世理亦当然，而今有频食，于术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月共尽一体，日食少则月食多，日食多则月食少。日食尽则前后望月不食，月食尽则前后朔日不食。以其交道既，不复相掩故也。

“此与二十一年，频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纸以代缣；多历时代，年数遥远，丧乱或转写误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敢改易；执文求义，理必不通。后之学者，宜知此意也。”（1978下—1979上）

刘文淇说“刘炫云”以上亦皆刘炫旧文，盖然也。案：刘炫此说，所以非杜预。杜预《长历》云：“自古已来，诸论《春秋》者多违谬。或造家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得谐合。……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运其舍，皆动物也。物动则不一，虽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为月，累月为岁，以新故相考，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频月而食者，有旷岁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恒数，故历无有不差失也。……学者固当曲循经传日月食，以考晦朔也。以推时验，而见皆不然，各据其学，以非《春秋》，此无异度己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今为评论：两家论说，均深得理，以其逻辑性言，殊不可以优劣断。今述杜预意谓自然现象甚为复杂，人类智慧本不可尽知一切。算术可言天象之大概，而不足以知其一切运动，其实从未有一历法推得一切准确。然则与其拘泥算术小慧，毋宁固信经典记载。伟哉，君子之言也。刘炫自知直言“推步之术，必无此理”，不足以破杜说。于是更立两说：一谓近八百年来竟无其事，则春秋古时亦当无其事，以其天象运动古今一故也。此据近事推论古事，是为现实主义。今既如此，古亦当然，并无保证，但人多信之。又一说谓日月共尽一体。此则自造模式，演说道理。亦绝不足证其真实，但因其说形象，人多信之。盖刘炫邃于历术，此说当为其所深信，非专为攻杜而发者也。然世之经师非皆通历术，不通历术则杜说实胜，是以“先儒因循，莫敢改易，执文求义”。刘炫破之，非误也，且言之有理，不易反驳。但若不通历术者，或仍固执杜说，亦不可谓误也，又是情理之自然，不可厚非。于是乎刘炫多为世人所仇恨，亦自然之势也。

（引文16）

《诗·公刘序》笺下疏：“案《谱》以公刘当太康之时，韦昭之注《国语》以不窋当太康之时。不窋乃公刘之祖，不应共当一世。

“太康，禹之孙；不窋，后稷子。计不窋宜当太康，公刘应在其后。《豳谱》欲言迁豳之由，远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时失稷官，至公刘而窜豳，其迁豳之时不必当太康也。

“又《外传》称后稷勤周十五世而兴，《周本纪》亦以稷至文王为十五世。计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许年乃可充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若使此言必非虚诞，则不窋之与公刘，弥是不共世……”（541中）

此论周先世，而引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之说。依其说，周先世每代在位必在八十年之久，公刘为不窋之孙，中间必经百余年，自不可共当太康之世也。其实千二百年仅十五世，自不可信，是以谯周谓《国语》“世后稷”不过言世为稷官，非指弃其人言。此疏自知不可信，但仍欲据以为说，故只言“难据信”，不便明言不可信耳。而其论不可信，则言“命之短长，古今一也”，与上例“天道转运，古今一也”语意全同。

（引文17）

昭二十一年：“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疏：“日月之行，交则相食，自然之理。但日为君象，月为臣象；阴既侵阳，如臣掩君。圣人因之设教，制为轻重：以夏之四月纯阳之月，时阳极盛，阴气未作。正当阳盛之时，不宜为弱阴所侵，以为大忌，此月日食，灾最重也。余非阳盛之月，为灾稍轻……

“刘炫云：此皆假其事以为等差，其实灾之大小不如此也。且《诗》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先儒以为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秋分之月也，而甚可丑恶。……明此是先贤寓言，非实事也。”

注下疏曰：“日之行天，一日一周；月之行天，二十九日有余已得一周。日月异道，互相交错，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里，从外而入内也；半在日道表，从内而出外也。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与日一会，历家谓之交道。通而计之，一百七十三日有余而有一交。交在望前，朔则日食，望则月食；交在望后，望则月食，后月朔则日食。此自然之常数也。交数满则相过，非二至乃相过也。传之所言，……皆假托以为言也。”（2098上）

依刘文淇说推之，此疏亦或全出刘炫旧文。此疏依据历学，言其“自然之理”“自然之常数”。杜预则以“物动不一，不得不差”为“自然之理”，故讥言“算守恒数，故历无有不差失”。两说欲据“自然之理”是同，唯结论正相反。

（引文18）

《诗·十月之交》疏：“日者太阳之精，至尊之物，不宜有所侵，侵则为异。但圣贤因事设教，以为等级耳。……计古今之天，度数一也。日月之食，本无常时，故历象为日月交会之术，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为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虽至朔相逢，而道有表里。若月先在里，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虽依限而食者少。杜预见其参差，乃云：‘日月动物，虽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缩，故有虽交会而不食者，或有频交而食者。’……然日月之食，于算可推而知，则是虽数自当然，而云为异者，人君者，位贵居尊，恐其志移心易。圣人假之灵神，作为鉴戒耳。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土，忽尔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皆所以重天变，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远，有时而验，或亦人之祸衅，偶与相逢。故圣人得因其变常，假为劝戒，使智达之士，识先圣之深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惧。（2013年补注：此句‘圣人’以下三十二字，袭用僖十五年《左传》杜注语，唯‘知达之主’改作‘智达之士’为小异。）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为教。神之则惑众，去之则害宜。故其言若有若无，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矣。经典之文，不明言咎恶，而《公》家董仲舒、何休及刘歆等以为发无不应，是知言征祥之义，未悟劝沮之方。杜预论之当矣。

“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襄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于法算，前月之日食既，则后月不得食，而《春秋》有之。”（446上）

上节引刘文淇说，此疏与昭七年传“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疏同百余字，疑当为刘炫旧文（pp.54—55）。案彼疏云：“此传彼记，皆是劝戒辞耳。日月之会，自有常数。每于一百七十三日有余，则日月之道一交，交则日月必食。虽千岁之日食，皆豫算而尽知，宁复有教不修而政不善也。……人君者，位贵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欲，坏乱天下。圣人假之神灵，作为鉴戒。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土，忽尔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鸣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从，啬夫驰骋以告众；降物辟寝以哀之，祝币史辞以礼之；立贬食去乐之数，制入门废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修德之法：所以重天变，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远，有时而验，或亦人之祸衅，偶与相逢。故圣人得因其变常，假为劝戒，知达之士，识先圣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惧。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专以为教。神之则惑众，去之则害宜。故其言若有若无，其事若信若不信，期于大通而已矣。世之学者，宜知其趣焉。”（2048下—2049上）“人君者，位贵居尊”以下，几乎全同，而“鸣之以鼓柝”以下十句，《诗》疏简为“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二句，则昭七年疏文更近原始，可疑《诗》疏据而删简。又案庄公二十五年疏：“古之历书亡矣。汉兴以来，草创其术。《三统》以为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月交食；近世为历者，皆以为一百七十三日有余而日一食：是日食者，历之常也。古之圣王，因事设戒。夫以昭昭大明，照临下土，忽尔歼亡，俾昼作夜，其为怪异，莫斯之甚。故立求神请救之礼、责躬罪己之法。正阳之月，阳气尤盛……”（1780中）“昭昭大明”六句全同，而其下“故立求神请救之礼、责躬罪己之法”则又与“故有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不同。三疏几同文，而改文自如，不留斧凿痕迹，自可疑出刘炫手笔。

就内容言，《诗》疏引杜预“有频交而食”之说，并无驳议，后又谓襄二十四年频月日食为不依交限而食者，与襄二十四年疏必言传文有误者不同，若谓均出刘炫，似为矛盾。今案：前段引杜预语，其上云“古今之天，度数一也”，固为刘炫语气；“交会之术，百七十三日有奇为限”，亦《左传》疏常见之说。“而日月行天”以下，乃所以解释每当交会之时，食有多少不同之理。而其解释用“道有表里”之说，即与昭二十一年疏所述正同。依此说，虽则每当交会时日食有多少之异，而非交会之时则必不容有日食，自不当有频月日食。后乃引杜预，文称“杜预见其参差，乃云”，是知引杜说主为证食有多少不同之事，非谓杜说尽得其理。然则此疏引杜预，其上文皆似刘炫语，即引杜预语，亦未必非出刘炫笔，不足深疑也。至后段“日月之食”以下，则可以疑出唐人手笔。上文先述日月行天之理、推算之术，中间称“然日月之食，于算可推而知”，承前启后，次述圣贤假日食鉴戒之义，大段文章无间断矣。至此反言“日月之食，大率可推步而知，亦有不依交限而食者”，重论前提问题，不成文章之体。且襄二十四年疏（引文15）云“天道转运，古今一也”，“频月日食，理必不然”，刘炫之言也。则此言“有不依交限而食者”，并谓《春秋》有频月日食者，必非刘炫之意，当出唐人手笔。然而据此补笔，反更可证上文之出刘炫。

综观诸文，二刘所重在古今不易之事实，深信历术原理，而极知天谴灾异为圣贤设教之方，并非事实也。

（引文19）

昭三年晏子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杜注：“四人皆舜后，陈氏之先。胡公，四人之后，周始封陈之祖。大姬，其妃也。言陈氏虽为人臣，然将有国，其先祖鬼神已与胡公共在齐。”

疏曰：“言箕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灵已在齐矣。神之在否，不可测度，而晏子为此言者，以陈氏必兴，姜姓必灭，示已审见其事，故言先神归之。其实神归以否，非晏子所能知也。”（2031中）

此疏明言鬼神不可知，释说晏子之言非言其实，而借喻为言而已。与上（引文18）等所见天谴灾异为圣贤设教之方，并云“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为教。神之则惑众，去之则害宜”等说，甚相符合。

二刘亦不信纬书怪异之说，可见其合理主义精神一贯。

（引文20）

《书·咸有一德》“受天明命”，传“所征无敌，谓之受天命”，《正义》:“天道远而人道近。天之命人，非有言辞文话，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无敌，谓之受天命也。纬候之书，乃称有黄龙、玄龟、白鱼、赤雀，负图衔书，以授圣人。正典无其事也。汉自哀平之间，纬候始起，假托鬼神，妄称祥瑞。孔时未有其说，纵使时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165下）

《书·泰誓上》序“惟十有一年”，《正义》:“纬候之书言受命者，谓有黄龙、玄龟、白鱼、赤雀，负图衔书，以命人主。其言起于汉哀平之世，经典无文焉。孔时未有此说，《咸有一德》传云‘所征无敌，谓之受天命’，此传云‘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为言，无瑞应也。”（179下）

此盖可见二刘喜好《伪孔书》之意以及现实合理主义之态度，不必以为出唐人也。又如“筮短龟长”之论，可见二刘之合理主义与贾公彦等态度迥别。

（引文21）

僖四年“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杜注：“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龟象筮数，故象长数短。”孔疏：“‘筮数’以上皆十五年传文。……龟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故为长；筮以末数七、八、九、六之策以示人，故为短。《周礼·占人》‘掌占龟’，郑玄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龟”者，筮短龟长，主于长者’，亦用此传为说。案《易·系辞》云：‘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然则知来藏往是为极妙，虽龟之长，无以加此。圣人演筮以为《易》，所知岂短于卜。卜人欲令公舍筮从卜，故云筮短龟长，非是龟能实长。杜欲成筮短龟长之意，故引传文以证之。若至理而言，卜筮实无长短。”（1793中）

《书·洪范》“龟从筮逆”，孔传“龟筮相违”，孔疏：“此经龟从筮逆，其筮从龟逆，为吉亦同，故传言龟筮相违，见龟筮之智等也。若龟筮智等，而僖四年《左传》云‘筮短龟长’者，于时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既不吉而更令筮之，神灵不以实告，筮而得吉，必欲用之。卜人欲令公舍筮从卜，故曰‘筮短龟长’，非是龟实长也。《易·系辞》云：‘筮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然则知来藏往是为极妙，虽龟之长，无以加此。圣人演筮为《易》，所知岂是短乎。明彼长短之说乃是有为言耳。”（191下）

《曲礼上》“凡卜筮日”，孔疏：“案《易·系辞》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又云：‘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又《说卦》云：‘昔者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据此诸文，蓍龟知灵相似，无长短也。所以僖四年《左传》云‘筮短龟长，不如从长’者，时晋献公卜娶骊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太史史苏欲止公之意，托云‘筮短龟长’耳，实无优劣也。若杜预、郑玄，因‘筮短龟长’之言，以为实有长短。故杜预注传云‘……’是也。象所以长者，……故为长；数短者，……故以为短也。又郑康成注《占人》云‘……’是郑及杜预皆以为龟长筮短。”（1251下）

《月令·孟春》“命太史衅龟、、占兆，审卦吉凶”，注“筮短，贱于兆也”，孔疏：“《左传》僖四年：‘……’杜元凯注云：‘……’是筮短龟长之事也。”（1381上）

《春官·占人》“掌占龟”，注“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龟’者，筮短龟长，主于长者”，贾疏：“按《左氏》僖四年传云：‘……’是龟长筮短之事。龟长者，以其龟知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数，知本；《易》知七八九六之成数，知末。是以僖十五年传‘……’如《易》历三圣而穷理尽性，云短者，以其《易》虽穷理尽性，仍六经并列；龟之繇辞，譬若谶纬图书，不见不可测量：故为长短。马融曰云‘筮史短，龟史长’者，非郑义也。”（805中）

僖四年疏与《洪范》疏，论旨无异，且中间五十余字全然同文，盖出二刘也。其说虽引《系辞》为证，其实据常情为本，以为《易》筮圣人所作，《周易》为经典；龟卜则已失其传，并无其书，当无《易》筮短于龟卜之理。然则“筮短龟长”自是卜人有为而言，非筮实短于龟。杜注只欲证成传文，不可以为得实之说。《礼记》疏不同于此。《月令》郑注既明称“筮短”，故其疏直述“筮短龟长之事”而已。《五经正义》以不破注为例，不得不尔，不可据此以论《礼记》疏之与《左传》《书》疏之间学术有不同。但《曲礼》疏则因经有卜筮之事，于解释经注之外，广论有关卜筮问题，可谓卜筮之综说，于经注无所拘束，最可考见《正义》所持学说。案此《曲礼》疏，上半说“筮短龟长”为假托之辞，实无优劣，与僖四年、《洪范》二疏同旨。但下半又言杜预、郑玄说则以为实有长短，斯乃与二疏异趣。此亦可证僖四年、《洪范》二疏非孔颖达等创说，而原出于二刘。至若贾公彦，乃专述郑注之言，郑云“筮短龟长”，故述其说。但因已有“圣人演筮以为《易》，所知岂短于卜”之疑义，故强为解释，谓《易》虽出圣人而为经典，仍与五经并列，不若龟之繇辞，不可测量也。疑者以为《周易》圣经，筮不当短于龟；释者反谓《周易》不过经典，不若谶纬图书之神秘难测。贾公彦必为此牵强之说者，既有疑义，并有“实无优劣”之说，不得不为之也。贾公彦之学术，则以郑注为根本，探讨郑注说之体系化，即试图使郑玄学说体系更为完整、更少矛盾。是以《大卜》贾疏云：“大卜所掌，先《三兆》、后《三易》、次《三梦》者，筮短龟长，梦以叶卜筮，故以先后为次。”（802中）为释经《三兆》《三易》《三梦》之次序，援引“筮短龟长”为说。《占人》注明据“筮短龟长”为说，贾公彦无须更论其说得实与否；《大卜》卜筮之次序可用“筮短龟长”解释，更可证“筮短龟长”说之有道理：故《大卜》疏即引据“筮短龟长”为说。与此相较，则二刘以现实、常情为根本，必先自己考论事实当如何，据其结论反观先儒之说。若先儒之说与己不合，则为之解释或评析，如此云“筮短龟长”为卜人假托之辞，又云杜预证“筮短龟长”之言，并非其实，皆是也。可见二刘最重事实，绝不拘泥先儒说，更不为专门郑学，若就其本质而言，与贾公彦之学术全然不同。

摒弃附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亦可谓合理主义精神之一端。

（引文22）

《书·顾命》“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疏：“此西序、东序各陈四物，皆是临时处置，未必别有他义。下二房各有二物，亦应无别意也。”（239下）

又“大辂在宾阶，面；辍辂在阼阶，面”，传“大辂，玉；辍辂，金”，疏：“地道尊右，故玉辂在西，金辂在东。”（240上）

《礼》有玉辂、金辂，玉贵于金，既有明文，等差显白。玉辂在西阶，金辂在东阶，则玉辂在右，是地道尊右，可以为说，初无嫌疑。至于东西序房四物、三物，则或东或西，无条理可言，故疏云“无别意”。当时义疏家有无为之附会，说或东或西之理者？今未考得，但自容有其事。疏言“别无意”，所以杜绝附会之说也。此与皇侃《论语疏》之每见附会，不可同日而语。

（引文23）

《诗·大明》笺“问名之后，卜而得吉，则文王以礼定其吉祥，谓使纳币也”，疏：“此笺上有‘问名’，‘卜而得吉’即纳吉也，‘定其吉祥’为纳币也，下有‘亲迎’，是四礼见矣。无纳采与请期者，诗人之作，举其大纲，非如记注能备言其事。上笺云‘求昏’者，即纳采也。唯请期之文不见耳。既亲迎，明请之可知也。

“六礼，纳采、纳吉、纳征三礼言‘纳’，余不言‘纳’者，以‘问名’‘请期’‘亲迎’皆须复名而后可言。其名既复，不须以‘纳’配之。采也，吉也，征也，三者皆单。是夫氏于女之礼，故加‘纳’，见行之于彼也。”（507下）

此疏“六礼”以下，解释传笺之外，自发一问。其实《昏礼》六礼之名目，此诗只见“亲迎”，笺始言“问名”“纳币”，六礼仅见其三，则三言“纳”，三不言“纳”，与传笺全无关系，牵连涉之而已。牵连而别发此论，当是特所欲言。此亦所以摒弃附会之说。案《士昏礼》疏云：“纳采言‘纳’者，以其始相采择，恐女家不许，故言‘纳’。问名不言‘纳’者，女氏已许，故不言‘纳’也。纳吉言‘纳’者，男家卜吉，往与女氏，复恐女家翻悔不受，故更言‘纳’也。纳征言‘纳’者，纳币帛则昏礼成，复恐女家不受，故更云‘纳’也。请期、亲迎不言‘纳’者，纳币则昏礼已成，女家不得移改，故皆不言‘纳’也。”（961中）可见贾公彦《仪礼疏》一一凭据礼节意义而说其言“纳”之与不言，与《诗》疏之意正相反。虽未可断言《诗》疏既知《仪礼疏》之说，而欲为箴砭，但其必有意排斥类此附会之说，则可以无疑矣。然《诗疏》说，“采”“吉”“征”单言不成词，故须配一“纳”字；“问名”“请期”“亲迎”须两言始可言，自然已成词，不须更配“纳”字。语词之自然，别无意义可言。是排除附会义理，代之以语言之自然。此则又为《诗》《书》《左传》三疏常见之说，所以疑为二刘之说也。如：

（引文24）

《书》“仲虺之诰”，疏：“《康诰》《召诰》之类，二字足以为文，‘仲虺诰’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毕命》《冏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与此同。犹《周礼·司服》言‘大裘而冕’，亦足句也。”（161上）

此言诸“之”字、“而”字，初无义意，专为成文足句而配者也。[2013年补注：又如《吕刑》“墨罚之属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疏（250中下）]单字配字之说，自非二刘首创，如《尧典》“瞽子”孔传云：“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配字曰瞍。”意谓时人称舜父为瞽，故称舜为“瞽子”，若独言舜父，则通常配瞍字为“瞽瞍”。但二刘特好为此说，与当时诸义疏家不同。又常见有言“文势”者：

（引文25）

《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传：“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疏：“经传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平章与百姓，其文非九族之事。传以此经之事，文势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谓九族与百官，皆须导之以德义，平理之，使之协和；教之以礼法，章显之，使之明著。”（119中）

《召南·羔羊》序：“《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疏：“经先言羔羊，以服乃行事，故先说其皮；序后言羔羊，举其成功，乃可以化物：各自为文势之便也。”（289上）

此外如《皇皇者华》疏每言“为文之势”“观其文势”“上下文势”（407上中下），又如或言“立文之势”（510上）、“作文之常势”（535上）等莫不皆据文法自然以释经注文辞之参差不同，亦所以摒绝附会穿凿也。又如《行苇》疏言“经直言‘莫远’而笺言‘无远无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远近并言，举远则近可知矣”（534中）等，亦据立文之势而释经言远不言近之由，虽不见“文势”等字，方法态度固无不同。据事情自然而摒绝附会穿凿，是《诗》《书》《左传》疏所常见之学术态度，而为皇侃《论语疏》、贾公彦《二礼疏》所不见，《礼记正义》偶见一二而已，故疑其出二刘也。

二刘读书精敏，于古书语例颇多心得，疏中偶言，欲以启世人之蒙，亦可见睥睨世人之意。

（引文26）

宣十二年“可胜既乎”，疏：“重物不可举者谓之不胜，用之不可尽者亦言不胜。史传多有其事，今人无复此语，故少难解耳。”（1882中）

成十一年疏：“世人多疑娣姒之名，皆以为兄妻呼弟妻为娣，弟妻呼兄妻为姒，因即惑于传文，不知何以为说。今谓……”（1909中）

襄公二年“马牛皆百匹”，疏：“《司马法》‘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则牛当称头，而亦云匹者，因马而名牛曰匹，并言之耳。经传之文，此类多矣。《易·系辞》云‘润之以风雨’，《论语》云‘沽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车马’，皆从一而省文也。”（1929上）

《诗·葛覃》传“中谷，谷中也”，疏：“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语皆然，诗文多此类也。”（276中）

《书·大诰》疏：“此经云‘猷大’，传云‘大道’。古人之语多倒，犹《诗》称‘中谷’，谷中也。”（198中）

二刘思考不拘于经文传注，综考诸多古文事例，其间规律自可见，此可视为历史语言学之态度，与专作义疏之学者固不相同。是以其论古音亦具卓识。

（引文27）

《书·太甲上》“阿衡”，孔传“阿，倚”，疏：“古人所读，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164上）

襄二十九年疏：“‘多见疏’，犹《论语》云‘多见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只见疏’，解云‘只，适也’，晋宋杜本皆作‘多’。古人‘多’‘只’同音。张衡《西京赋》云：‘炙炮伙，清酤多；皇恩溥，洪德施’，‘施’与‘多’为韵，此类众矣。”（2005上）

襄十年疏：“古人读‘雄’与‘陵’为韵，《诗·无羊、正月》皆以‘雄’韵‘蒸’，韵‘陵’，是其事也。”（1948上）

昭七年疏：“张升《皮论》云：‘宾爵下革，田鼠上腾；牛哀虎变，鲧化为熊；久血为磷，积灰生蝇。’傅玄《潜通赋》云：‘声伯忌琼瑰而弗古兮，昼言诸而暮终；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穷；黄母化而为鼋兮，鲧殛变而成熊。’二者所韵不同，或疑张升为‘能’。著作郎王劭云：‘古人读“雄”与“熊”者，皆于陵反。张升用旧音，傅玄用新音。张升亦作“熊”也。’案《诗·无羊》与《正月》及襄十年卫卜御寇之繇，皆以‘雄’韵‘陵’，劭言是也。”（2049中）

案：《太甲》及襄二十九年疏所言，“施”“只”“倚”支韵字与“多”“阿”歌韵字相通，是顾炎武古音第六部“‘五支’之半”与“七歌”同属，段玉裁所谓“古弟十七部之字，多转入于支韵中”者。襄十年疏说出昭七年疏引王劭说，一也。刘文淇言昭七疏引王劭者，非孔颖达等始引之，而为刘炫所引，其说盖是。王劭说“雄”“熊”东韵字，古音当读于陵反，读蒸韵。或谓傅玄赋以“终”“穷”“熊”为韵，皆东韵；张升乃以“腾”“熊”“蝇”为韵，“腾”“蝇”登蒸韵字，无乃登韵“能”字讹为东韵“熊”字乎？王劭答谓古人读“雄”“熊”字皆读于陵反，读蒸韵。张升东汉人，所据古音，故“熊”与“腾”“蝇”登蒸韵字为韵；傅玄晋人，所据新音，故“熊”与“终”“穷”东韵字为韵。此说精辟至极，自应为之特笔大书。今之言古音学史者，必言陆德明“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以及沈重“协韵”之说，以为南北朝末期，学者多方探讨，不限一途，勤则勤矣，而因不具历史观点，不知古今音有不同，终不得摆脱当时语音体系而考索古音真相。“韵缓”“协韵”二说，诚为当时通论，故昭十二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刘炫以为“淮坻非韵，淮当作潍”，《正义》驳刘曰：“古之为韵，不甚要切，故《诗》云‘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又云‘为为绤，服之无’，仪河、绤尚得为韵，淮坻相韵，何故不可。”（2062上）坻、潍，脂韵；淮，皆韵。脂、皆二韵同属顾炎武古音第二部，段玉裁古音弟十五部，“淮”字实不烦改。但陆德明、孔颖达等以为古人韵缓，则亦未为得，非知古音而云尔。然则王劭、二刘之古音说，据不同时代韵文实事，归纳而立体例，方法科学，历史观点十分突出，与当时通行之“韵缓”“协韵”等说，非同日而可言者。今之言古音学史者，又谓吴棫、陈第为清代古音学之先驱。实则王劭、二刘之音学，未成体系，未见著书，有让于吴、陈，至见识之精审，则可许在其上也。陈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备受学者重视，脍炙人口，岂不见王劭不仅辨别古今，且已知后汉为古音、晋为今音，与今日学者上古音、中古音之大概界限，若合符节，何精辟之至也。顾炎武《唐韵正》备录襄十年疏、昭七年疏，而《音论》未及王劭、刘炫一字，后之学者皆以《音论》为古音学史之纲要，而多不习《唐韵正》，遂不知隋代即有王、刘之音学。王劭论古音，虽复未成体系，自非一时即兴之说，故《史记·周本纪》“赧王延立”，索隐曰：“《尚书中候》以赧为然，郑玄云：‘然读曰赧。’王劭案：‘古音人扇反，今音奴板反。’”此王劭语，亦分古音今音为说。盖王劭与刘炫自当有切磋讨论之宜，而其学术态度亦颇相通。传统义疏学家，不通诗文，必不得博考汉以后诗文用韵，又囿于讨论经传文字之范围，不得超出韵缓、协韵两说之外，自然也。王劭以博通文献著，史传所称，亦不拘旧学传统，敢于创说。《曲礼》正义云：“隋秘书监王劭，勘晋宋古本，皆无‘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证，以为无此一句为是。……王劭既背《尔雅》之说，又不见郑玄之言，苟信错书，妄生同异，改乱经籍，深可哀哉。”（1269中）多勘书本，条列诸多疑事实证，敢为改经，以致孔颖达等攻驳，颇与二刘类似。当知二刘学术亦与时代应运而兴，颜之推、王劭等人之与二刘之间，不可否认有共同趣向也。（2013年补注：隋代风气请参拙著《北京读经说记》所收《〈毛诗正义〉的历程》。又，刘知几以刘炫为己宗，赞赏王劭，思想立场相近。2017年补注：请参三联书店即刊拙著《学术史读书记》。）

上面所述可见，二刘论说常以罗列各类实事为证，而其范围又甚广泛，故亦常见引汉以来史事为说者。此亦皇侃、贾公彦等旧义疏家所不为。如《舜典》疏论浑天仪而云：“江南宋元嘉年，……太史丞钱乐铸铜作浑天仪，传于齐梁。周平江陵，迁其器于长安，今在太史台矣。”（127上）又昭二十一年疏云：“此无射之钟在王城铸之，敬王居洛阳，盖移就之也。秦灭周，其钟徙于长安，历汉、魏、晋，常在长安。刘裕灭姚泓，又移于江东，历宋、齐、梁、陈，其钟犹在。东魏使魏收聘梁，收作《聘游赋》云‘珍是淫器，无射高县’是也。及开皇九年平陈，又迁于西京，置太常寺，世人悉共见之。至十五年敕毁之。”（2097上）又如襄二十九年“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疏：“昔有当涂贵邳国公苏威尝问曰：‘知人是善，然后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择人？’有曰：‘好善，仁；择人，鉴。虽有仁心，鉴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择也。’刘炫以此言亦有所切于彼。”（2006上）后见刘炫评语，则苏威问答是刘炫所记可知。此等俨然为史家杂记之笔，皇侃、贾公彦等疏绝不可见。又如《诗·韩奕》序笺“梁山，今左冯翊夏阳西北”，疏云：“汉于长安畿内立三郡，谓之三辅：京兆在中，冯翊在东，扶风在西。外郡之长谓之太守，此三辅者谓之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左’‘右’犹外郡之名‘太守’也。计此止须言冯翊耳，不须言左，但《汉书》称冯翊、扶风之人，皆并言左右，故郑亦连言左。范晔《后汉书》始于冯翊、扶风之人不言左右耳，以前皆并言左右，服虔《左传解赞》云‘右扶风贾君’是也。”（570中）有无“左”“右”字，与经注文义全不相干，而《正义》详考史书言不言左右之例，论谓范晔《后汉书》始不言左右，其前皆并言左右。是考历代史书语言习惯，皇侃、贾公彦等义疏家无意为之，恐亦无力为之者。又若上节（引文4），二刘欲论繇辞当韵而云：“郭璞撰自所卜事，谓之《辞林》，其辞皆韵，习于古也。”是据后世俗事以证经典文字。又如襄十九年：“齐侯围高唐。见卫在城上，号之，乃下。问守备焉，以无备告。揖之，乃登。”贾逵、杜预以为齐侯以夙沙卫告诚，揖而礼之，欲生之；卫志于战死，故不顺齐侯之揖而还登城。服虔引彭汪疑贾说，云：“齐欲诛卫，呼而下与之言，固可取之。无为揖之，复令登城。”孔疏为之解释曰：“卫已下城，齐侯不即执取者，或有所隔碍，不得取之。汉末曹操与马超对语，徐晃与关羽对语，皆雠敌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古之人乎。”（1969上中）是引三国故事，以证春秋之事，亦可谓据后世俗事证经典之法。又如襄二十四年“其次有立言”，疏：“老、庄、荀、孟、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扬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1979中）累举古今作者，不厌其烦，以共实证，亦非皇侃、贾公彦等义疏之体。

网罗各类事例，分析条理，而谓其无义例者，亦可以为二刘学术之重要特点。

（引文28）

《诗·螽斯》疏：“传言‘兴也’，笺言‘兴者喻……’，言传所兴者欲以喻此事也。兴、喻名异而实同。或与传兴同而义异，亦云‘兴者喻……’，《摽有梅》之类也。亦有兴也不言兴者，或郑不为兴，若‘厌浥行露’之类。或便文径喻，若《绿衣》之类。或同兴，笺略不言喻者，若《邶风》‘习习谷风’之类也。或叠传之文，若《葛覃》笺云‘兴焉’之类是也。然有‘兴也’不必要有兴者，而有兴者必有‘兴也’。亦有毛不言兴，自言兴者，若《四月》笺云‘兴人为恶有渐’是也。或兴喻并不言，直云犹、亦、若者。虽大局有准，而应机无定。郑云喻者，喻犹晓也。取事比方以晓人，故谓之为喻也。”（279上中）

此疏综合诸例，分析归纳传笺说兴之例：计有传言兴笺言喻而实同者，传言兴笺言喻而义异者，传言兴笺不言即不以为兴者，传言兴笺不言而径喻者，传言兴笺略而不言者，传不言兴而笺自言兴者，皆不言兴、喻而言犹、亦、若者，共七例。而其结论，则谓“大局有准，而应机无定”，意谓不可以例论。欲言其无义例，而先分类罗列各类事例，以此实事为据，反谓实无义例。诸事毕见，则余人无可再论其有义例也。

（引文29）

《诗·灵台》“蒙瞍奏公”，传“有眸子而无见曰蒙，无眸子曰瞍”，疏：“蒙瞍皆无目之名，就无目之中以为等级。蒙者言其蒙蒙然无所见，故知有眸子而无见曰蒙，即今之青盲者也。蒙有眸子，则瞍当无，故云无眸子曰瞍。

“其瞽亦有眸子，蒙之小别也。故《春官》‘瞽蒙’注郑司农云‘无目眹谓之瞽，有目眹而无见谓之蒙，有目而无眸子谓之瞍’，亦与此传同也。此则对而为名。其总则皆谓之瞽：《尚书》谓舜为瞽子，《外传》云‘吾非瞽史’，《周颂》有《有瞽》之篇，《周礼》有《瞽蒙》之职，是瞽为总也。《周礼》‘瞽蒙’二字已是为官名，故文不及瞍；此言瞍，不言瞽，各从文之所便。《外传》称‘蒙诵瞽赋’，亦此类也。《周礼》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为等级，不以目为次第矣。”（525中）

瞽有泛言无见者，非释此经注所须也。此疏不厌繁重，罗列《尧典》《周语》《周颂》《周礼》诸文例。对照《周礼》疏，其间差异显然。案《春官·序官》疏：“案《诗》有‘蒙瞍’，案《尚书》有‘瞽瞍’，于此文有‘瞽蒙’。据此三文皆文不具，司农参取三处而为三等解之。诸文皆瞽在上而蒙瞍在下，先郑即以瞽为无目眹，当第一。‘无目眹’谓无目之眹脉，谓之瞽。‘有目眹而无见谓之蒙’，谓蒙蒙然有眹脉而无见也。云‘有目无眸子谓之瞍’者，谓目精黑白分明而无眸子人者，谓之瞍。”（754上中）贾疏仅举《诗》“蒙瞍”、《尚书》“瞽瞍”及此《周礼》“瞽蒙”共六字之文，以为《周礼》《尚书》皆上言“瞽”，下言“瞍”“蒙”，《诗》则“蒙瞍”并列，“瞽”终不在下，是故先郑注以瞽为第一。执只文片语，强为其说，虽则巧为立说，言之有条理，奈其理不通达，不免稍嫌牵强，终不如《诗》疏说之具体现实且详备。唯此则学风之不同，不可遽议其间优劣者也。

（引文30）

《诗·天保》“于公先王”，笺“公，先公，谓后稷至诸盩”，疏：“‘先公谓后稷至诸盩’，俗本皆然，定本云‘诸盩至不窋’，疑定本误。《中庸》注云‘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也’，《司服》注云‘先公，不窋至诸盩’，《天作》笺云‘诸盩至不窋’，所以同是先公而注异者，以周之所追王，大王以下；其太王之前皆为先公。而后稷，周之始祖，其为先公，书传分明，故或通数之，或不数之。

“此笺‘后稷至诸盩’，《中庸》注‘组绀以上至后稷也’，组绀即诸盩，大王父也。一上一下，同数后稷也；《司服》注‘不窋至诸盩’，《天作》笺‘诸盩至不窋’，亦一上一下，不数后稷。皆取便通，无义例也。何者？以此及《天作》俱为祭诗，同有先王先公，义同而注异，无例明矣。”（412下）

郑注四经“先公”，或数后稷，或不数后稷，或先古后新，或先新后古，不同。案皇侃《论语疏》、贾公彦《二礼疏》等为疏之体，以经注语言为议论前提，见经注有互不相同者，必欲解释所以不同之理。故《司服》注“先公，谓后稷之后，大王之前，不窋至诸盩”，疏云：“后稷虽是公，不谥为王，……特尊之，与先王同……是以郑云‘后稷之后，大王之前’，不数后稷。……经皆云先公，注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者，《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后稷既不追王，故注先公中有后稷也。《天保》诗云‘禴祠烝尝’，是四时常祭，故注先公中有后稷。《天作》诗是祫之祭，礼在后稷庙中，不嫌不及后稷，故注不言后稷。各有所据，故注不同也。”（781下）是贾公彦《周礼疏》一一就四处经注解说其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之理。又案《中庸》注“先公，组绀以上至后稷也”，孔疏：“此经云‘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则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组绀以上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则衮冕，先公则鷩冕’，以后稷为周之始祖，祫祭于庙，当同先王用衮，则先公无后稷也，故郑注《司服》云‘先公，不窋至诸盩’。若四时常祀，唯后稷及大王、王季之等，不得广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是四时常祀，但有后稷、诸盩以下，故郑注《天保》云‘先公，谓后稷至诸盩’。此皆尽望经上下释义，故不同。”（1628下—1629上）《礼记正义》虽不言及《天作》，但就《中庸》《司服》《天保》三处经注，一一释其或言后稷或不言后稷之义，其说与《司服》疏略同，可以知矣。《礼记正义》与《诗》疏同出孔颖达等编订，而其说不与《诗》疏同，反与《周礼》疏同，当作何解？且观《天作》之疏。彼序“祀先王、先公也”，笺：“先公，诸盩至不窋。”疏：“诸盩至不窋，于时并为毁庙，唯祫乃及之。此言祀者，乃是时祭，其祭不及此等先公，而笺言之者，因以‘先公’之言，广解先公之义，不谓时祭皆及也。时祭先公，唯后稷耳。若直言‘先公谓后稷’，嫌此等不为先公。欲明此皆为先公，非独后稷，故除去后稷而指此先公也。或缘郑此言，谓此篇本为祫祭。案《玄鸟》笺云‘祀当为祫’，若郑以为祫，亦当破此祀字。今不破祀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彼举时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时祭，何故不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尽及先公，而笺广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广解先公也？且此诗若是祫祭，作序者言‘祫于太祖’，则辞要理当；何须烦文言‘先王、先公’也？以此知所言祀者，正是时祭。”（585下）此疏“或缘郑此言，谓此篇本为祫祭”，正谓《司服》疏所述之说。“案《玄鸟》”以下，乃驳难之说。“或”说仅止二句，简之又简，至其驳说则有声有色，接连为反诘之语，大段议论，亦不惜篇幅，何也？是则可疑《周礼》疏所述，实义疏家旧说，旧说《毛诗》者皆为其说，而二刘始破之。《周礼》疏、《礼记正义》皆因袭旧说，未改据二刘说，故《正义》同出孔颖达等删订，而《诗》疏与《礼记》疏不同也。今更评析新旧二说，可谓：旧说以经注文字为前提，专力探讨此等不同文字之间有何条理可言；至二刘则先知其事当无不同，反观其文字差异，遂谓实无义例可言。换言之，旧说探讨文字，二刘探讨事情。又换言之，旧说之理在文字之间，二刘之理在文字之外。以此为旧义疏学与二刘学术之根本差异，盖不甚远。此亦所以谓二刘学术为现实合理主义也。

就经注文之间差异，审核诸例，摒除附会穿凿而判为“无义例”之说，《诗》《书》二疏最为常见，而亦不可谓二疏所特有。上第一章（引文33）皇侃《论语疏》言“随语便，无别义也”，语意颇相似，但《论语疏》一书不排斥附会，不可以此一例概其全书耳。《周礼》《仪礼》疏“无义例”之说绝少见，其仅见者如《周礼·大宰》“大丧，赞赠玉、含玉”，疏：“含玉，始死用之；赠玉，于葬乃用。此文后云含玉者，用之则有先后，此作文先后，无义例。”（650下）案《典瑞》云“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778下），是先言含玉，后言赠玉。然则先后之间无义例，自可知也。其《周礼》“郑氏注”疏云：“或云注，或云传，不同者，立意有异，无义例也。”（639上）此正所以破旧说穿凿，而有所本。皇侃以为“自汉以前为传，自汉以后为注”，见《礼记正义》（1229下），而《礼记正义》及《仪礼·丧服》疏（1096下）皆非之，《尚书序》疏（116中）说之尤为详尽。然则此说虽见《周礼疏》，不得谓出贾公彦创义。依其皇侃仍为旧说，且《尚书疏》论之最详备，《周礼》《丧服》《礼记》疏皆甚简略，则此新说或出二刘，又未可知也。至若《礼记·祭法》疏云：“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单，故以‘有’字配之，无义例也。……此并熊氏之说也。”（1587中）是则熊安生说“有虞氏”所以有“有”字者，言“虞”单字不便，故配“有”字，实无义例。此说不仅见“无义例”语，且逻辑方法，正与上（引文29、30）《诗》《书》正义无异，而其说确出熊氏无疑，不可谓至二刘始有“无义例”之说。其实“无义例”之说，用之最多，言之最有力者，则杜预《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是也。杜预之意，见《经传集解序》云：“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断。”《释例·公即位例》云：“刘、贾、颍又欲为传文生例，云……博据传词，殊多不通。案……此皆同意而别文之验也。传本意在解经，非由文以生例也。若当尽错综传辞以生义类，则不可通。”又《大夫卒例》云：“丘明之传，月无征文，日之为例者二事而已，其余详略皆无义例，而诸儒溺于《公羊》《谷梁》之说，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又《氏族例》云：“寻案《春秋》诸氏族之称，甚多参差，而先儒皆以为例。”又《侵伐袭例》云：“言左氏不明义例，不以为义例，则异同详略皆本史也。而诸君区区溺意于乱文，欲于无意之中求义。”类似之言，多不胜举，当知《释例》每讥先儒附会穿凿，无义例处求义例。今不敢论杜氏学术，但“释例”之学，不论作者意之所在，若言其实际意义，则在杜绝附会穿凿。譬若凌廷堪《礼经释例》不为其师翁方纲所重，因其罗列诸例，不足为著作也；而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则因诸例毕见，后之为说者不可违此诸例而自立体例也。杜预于刘、贾、许、颍诸儒之后，而遍列诸例，则先儒之附会穿凿，不辨自显矣。刘炫治杜注《左传》而专为规杜之说，为唐人所诟病。但唯研究之深刻，始可为攻驳之论，所谓“操吾戈以伐我”者也。《左传》疏少见其自为“无义例”之说者，正因杜预注及《释例》已多言之故。是以或有述杜预说而称“无义例”者，如：

（引文31）

襄公十四年疏：“《释例》云：‘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传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名在诸侯之策，此以臣名赴告之文也。仲尼之经，更没逐者之名，主以自奔为文，责其君不能自安自固，所犯非徒所逐之臣也。卫赴不以名，而燕赴以名，各随赴而书之。义在于彼，不在此也。’杜言在彼不在此者，义在自出为罪，不在名与不名。以其失国已足罪，贱不假复以名责，故史记随赴而书，仲尼依旧为定也。《曲礼》云：‘诸侯失地，名；灭同姓，名。’记之所言，当据《春秋》为义。灭同姓名，《春秋》既依用之，则失地书名亦是大例，而杜云名与不名无义例者，案……”（1955下）

此杜说以为或名或不名实无义例，而未用“无义例”语，正义述其说乃言“无义例”。又或有《释例》言无义例，而注言似以为有例，刘炫遂驳其注者：

（引文32）

桓二年“冬，公至自唐”，疏：“僖二十八年公会诸侯于温，遂围许，经书‘公至自围许’；襄十年公会诸侯于柤，遂灭偪阳，经书‘公至自会’：二文不同。《释例》曰‘诸若此类，事势相接，或以始至，或以终致，盖时史之异耳’，无他义也。”（1743下）

襄公十一年经“公至自会”，注“以会至者观兵，而不果侵伐”，疏：“刘炫云：‘杜《释例》自言“事势相接，或以始至，或以终致，是时史异辞”，何为此注而云不果侵伐？’今知刘说非者……”（1949中）

刘炫见襄十一年注谓“不果侵伐”，似据经只言“自会”不言侵伐而知。是则与《释例》以为经书“公至自会”等实无义例者自相矛盾，故立说攻杜注。是用杜预《释例》无义例之说而攻驳杜预注之自作体例。[2013年补注：有补注说者，襄二十九年“公至自伐齐”疏：“往年围齐，今以伐致，传既不说，杜亦不解。……史异辞，无义例。”（1967下）]“无义例”之说，实为杜预论述之关键，为杜注《左传》作疏，无论赞述与驳难，都不得须臾离此。至于他经，则未必皆有此说，而《诗》《书》正义最常见“无义例”之说。若《禹贡》正义云：“青州‘潍、淄其道’与此‘恒、卫既从’，同是从故道也；荆州‘云土梦作乂’与此‘大陆既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异辞耳，无义例也。”（147上）较之（引文32）桓二、襄十一《正义》述《释例》，其意其言岂或稍异。意者二刘研习杜预之学，学术方法多所取资焉。但此乃出臆测，非有明证，不便妄说。今可言者，二刘常法，列举实事以破弃先儒附会穿凿之说，斯乃与杜预同，而与皇侃《论语疏》、贾公彦《二礼疏》不同，是可无疑义也。

二刘引书，范围广博。《诗》《书》《左传》疏引诗赋颇多，皇侃《论语疏》、贾公彦《二礼疏》及《礼记正义》绝少引用。上（引文27）亦见引张衡《西京赋》等例，他如《禹贡》扬州“岛夷卉服”孔传“南海岛夷草服，葛越”，疏：“葛越，南方布名，用葛为之。左思《吴都赋》云‘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是也。”（148下）《王风》郑谱“杀幽王于戏”，疏：“《史记》云‘丽山’，《国语》言‘于戏’，则是丽山之下有地名戏。……潘岳《西征赋》述幽王之乱灭，云‘军败戏水之上，身死丽山之北’，则戏亦水名。韦昭云‘戏，山名’，非也。”（330上）以左思赋证孔传，引潘岳以驳韦昭，是专门义疏学者无力为之，亦无意为之者。又如襄公十年“亲受矢石”，孔疏：“《周礼·职金》‘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郑玄云：‘用金石者，作枪雷之属。’雷即礧也。兵法，守城用礧石以击攻者，陈思王《征蜀论》云‘下礧成雷，榛残木碎’是也。”（1947中）历引《周礼》、“兵法”、曹植文以考“矢石”当为何物。较之《职金》贾疏则曰：“云‘金石者，作枪雷椎椁之属’者，皆谓守城御捍之具。”（882上）仅此一句为疏解。是知贾公彦等旧义疏学，旨在通理，知其为守城御捍之用足矣，既不求其实为何物，又不为广征文献，为之考证；又知二刘之学，与旧时义疏学，为截然不同之学术也。但二刘亦限于引据著名诗文，印证其事——晋人潘岳所作文学作品，何得以为周王史实？二刘广征著名诗赋，欲与经传互相印证而已——未能遍考文籍，考证其实。是以孙诒让等之精博又在二刘之上。贾《职金》疏、襄十年疏、孙《职金》正义，三者相较，其间学术之差异显然矣。至于昭二十六年“咸黜不端”疏：“诸本‘咸’或作‘减’。傅咸为《七经诗》，其《左传诗》有此句，王羲之写亦作‘咸’。杜本当然。”（2114下）不仅能引傅咸诗，且以其王羲之书本为据，引书证文之功，可谓至矣。《论语义疏》《仪礼疏》《礼记正义》不引汉以来诗赋，《周礼疏》偶引之，而疑或据类书等转引，是以《考工记》序先郑注“迤读为‘倚移从风’之移”，疏引司马相如《上林赋》为释（907上），而《轮人》先郑注“揱读为‘纷容揱参’之揱”，疏乃称：“此盖有文，今检未得。”（907下）其实《上林赋》“纷容揱参，倚移从风”，两句相连。是知旧时义疏家以至贾公彦之等，实不谙诵汉赋，偶见引文，亦未尝一检原文，固不可谓彼辈娴习其文也。哈佛燕京《引得》系列中有《诗》《三礼》《左传》注疏引书引得，虽复错误极多，尚约略可见各书引书范围之大概，《诗》《左传》二疏引汉以来诗文较多，《仪礼》《礼记》疏所绝无，《周礼》疏偶见一二耳。

引录史书，情形亦同诗文。上言二刘常引汉以来史事为说，并引《书》《左传》疏叙述南北朝至隋时重器移地之说。其余《诗》《书》《左传》三疏引汉以来史书史事者亦常见。（2013年补注：《大雅·召旻》疏有一大段论奄者之害，其文实出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舜典》疏云“大隋造《律》”云云（129上），又云“汉及后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合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129中）等。又如《诗》《书》《左传》疏皆引《晋书》等，其例多矣。《论语义疏》不引史书，《三礼疏》偶引《汉书》及其注等，余不多见。如《秋官·职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注引《书》曰“金作赎刑”，贾疏云：“古者言金，金有两义。若相对而言，则有金、银、铜、铁为异；若散而言之，总谓之金。……但古出金赎罪，皆据铜为金。”（882上）郑注引《书》即伪孔本《舜典》，其疏自可引汉以来史事为证，如上引孔疏，而贾疏不引，可见孔贾之异。至《礼记正义》于《郊特牲》言“今礼及隋礼”云云（1455中），《昏义》言“今唐礼母见子，但起立，不拜也”（1680上），二言唐礼者，自非皇侃、熊安生之言，若非后人补笔，则当为孔颖达等所述也。

二刘引书范围广博，但引文亦必当有转引者，固不得谓皆出二刘自引。例如《尚书序》疏：“顾氏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母曰女登，……（此间今省一百一十九字）……十四月而生尧。’又云：‘舜母曰握登，见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谓之三坟’‘谓之五典’者……”（113下）案：“此言”以下论事既异，当非顾氏语。然则此引顾氏，专为引《帝王世纪》，是此疏引《帝王世纪》而转据顾氏也。又如《武成》“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疏：“《周本纪》云：‘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宫括散鹿台之钱，发巨桥之粟，以赈贫弱也。’《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其高千里’，则容物多矣。此言鹿台之财，则非一物也。《史记》作‘钱’，后世追论以钱为主耳。”（185中）案今本《史记》，《周本纪》作“鹿台之财”，《殷本纪》《齐世家》作“鹿台之钱”。不知二刘所见本如何？但《殷本纪》集解曰：“如淳曰：‘《新序》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检《诗、左传引书引得》，亦不见有引《新序》，颇疑二刘据《殷本纪》注转引《新序》者。又《小雅·小弁》“弁彼鸒斯”，疏：“此鸟名鸒而云斯者，语辞，犹蓼彼、萧斯、菀彼、柳斯。以刘孝标之博学而《类苑·鸟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452中）罗列单字配语辞之事证，固是二刘常法。此言虽轻鄙刘孝标，亦二刘参用类书之确证也。若襄四年疏：“《说文》云：‘羿，帝喾射官也。’贾逵云：‘羿之先祖，世为先王射官，故帝喾赐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辞·天问》云：‘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归藏易》亦云‘羿彃十日’也。言虽不经，难以取信，要言喾时有羿，尧时亦有羿，则羿是善射之号，非复人之名字。”（1933上）《五子之歌》疏（156下）略同。其称“言虽不经，难以取信”，固据尧使羿射日，事属怪诞，二刘不信神异，故谓不经。但襄九年疏自称“世有《归藏易》者，伪妄之书，非殷易也”（1942上），而此引《归藏易》者，岂谓事既不经，不嫌据伪妄之书也？今案《海外东经》郭璞传正引《淮南子》《楚辞》《归藏易》，疑疏文或本此。但今本郭璞传“天问”称“离骚”，“乌焉解羽”作“乌焉落羽”，又不合此二疏，则或据其他类书等，亦不可知也。又如《司马法》传本残缺，而《左传》《诗》疏得引逸文者，实据服虔注等转引，互勘诸疏可以见也。诸如此类，皆不得径视为疏家自引之文。

二刘引书不仅广博，且为精审。伪孔《书序》疏云：“案今《世本》《帝系》及《大戴礼·五帝德》并《家语·宰我问》《太史公·武帝本纪》，皆以黄帝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从之者，孟轲曰：‘信书不如其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书以渐染之滥也。孟轲已然，况后之说者乎。”（114上）一一遍列文籍之与孔序不合者，而引《孟子》为说，既见其博极文献，又见不拘文献之态度。二刘常考各类文献之不同性质，心有成见，绝不一视同仁。如《舜典》疏：“王者所为巡守者，《孟子》称晏子对齐景公云：‘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白虎通》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子循牧养人。’彼因名以附说，不如晏子之言得其本也。”（127下）《白虎通》说解固以声训为本，此疏言“因名以附说”，正得其要。而谓其不如晏子言之得本，则汉儒所尚重声训，二刘乃嫌其附会牵强，未得其实也。《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孔疏专引《白虎通》，以为“巡守”义解（1328中），与《舜典》疏全然乖异。是知不取《白虎通》即出二刘之见。是以《白虎通》云“公者通也，公正无私之意也”，昭七疏乃引环济《要略》云“自营为厶，八厶为公，言公正无私也”（2048上），不引《白虎通》为说；《王制》疏引《白虎通》“三皇禅于绎绎之山，……绎绎者无穷之意，……三王禅于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辅也……”，而称“所禅之山，与《管子》不同者，异人之说，未知孰是”（1329中），不以《白虎通》因名附说为不信。《尚书》《左传》疏与《礼记》疏之间，差异显然。又如襄十四年，尹公佗射公孙丁，与《离娄》尹公之佗称“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者，其事正相反。孔疏谓：“孟子辨士之说，或当假为之辞。此传应是实也。”（1957中）是以《孟子》所载，多权宜之言，非皆实事。二刘于《大戴礼》亦持审慎之见，谓：“《大戴礼》遗逸之书，文多假托，不立学官，世无传者。”（524下）唯因如此，《曲礼》“大夫士去国”疏引《大戴礼·王度记》“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环乃还，得玦乃去”为说（1258下），《桧风·羔裘》笺“得玦乃去”，疏乃专引《荀卿书》《谷梁》注而不引《大戴礼》（381中）。《公羊传》亦以为汉儒所为，不可轻信：《泰誓》疏“《公羊传》，汉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180上），《顾命》疏“《公羊传》，汉世之书”（237下）等言皆是也。《郑志》今不知是否出后人假托，但义疏家皆以为是郑玄真说。但《崧高》疏乃曰：“或以为《杂问志》有云‘……’……《杂问》之志，首尾无次。此言或有或无，不可信也。”（566上）是信《郑志》而不信其中《杂问志》一篇，谨慎且审辨。《陈风·东门之杨》孔疏云：“毛以秋冬为昏之正时。秋冬为昏，无正文也。《荀卿书》云：‘霜降逆女，冰泮杀止。’……荀在焚书之前，必当有所凭据。毛公亲事荀卿，故亦以为秋冬。《家语》云：‘……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家语》出自孔家，毛氏或见其事，故依用焉。”又云：“郑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郑不见《家语》，不信《荀卿》，以《周礼》指言‘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故以仲春为昏月。”（377下）又，伪孔《书序》疏：“《尚书纬》及《孝经纬》皆云三皇无文字，……与此说不同，何也？……纬文鄙近，不出圣人。前贤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伪起哀平。则孔君之时，未有此纬，何可引以为难乎。”（113中）又，《伊训》序疏：“刘歆、班固不见古文，谬从《史记》。皇甫谧既得此经，作《帝王世纪》乃述马迁之语，是其疏也。”（162下）且不论说之得否，而其必欲讨论不同时期作者与当时文献条件之关系，当称精审。他如“《六韬》之书，后人所作”，见《泰誓》疏（181下），“《世本》传写多误”，见宣二年疏（1867中）等，辨别真伪之说，所在多见。《史记》与《诗》《书》《左传》往往不符，所以三疏言马迁之妄者最为常见，不更举例。

鉴别文献性质，本为读书考古之先务，古人自多论说，固非至二刘始为之。仍就注疏所引为例，则如哀十三年疏引郑玄云“不可以《国语》乱周公所定法”，又引傅玄云“《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2171下）。又如《渐渐之石》疏引《驳异义》云“《尔雅》者，孔子门人作以释六艺之文言，盖不误矣”（500中），《凫鹥》疏引《郑志》云“《尔雅》之文杂，非一家之注，不可尽据以难《周礼》”（538中），《乐记》疏引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郑言未用”（1534上）等，汉魏以来儒者多所探讨。而大体情势，南北朝末期，义疏学一则偏重义理，如皇侃《论语义疏》，二则自成专门，如《颜氏家训》所讥，是以不能广泛讨论文籍，精辨文献性质，如贾氏《二礼疏》是也。《伪古文尚书》问题显著，《周礼》《仪礼》疏自亦有论述。《大司乐》先郑注“九德之歌，《春秋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贾疏：“此文七年赵宣子曰：‘劝之以九歌，……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注云：‘正德，人德；利用，地德；厚生，天德。’此本《尚书·大禹谟》之言。贾服与先郑并不见《古文尚书》，故引《春秋》也。”（790下）《大射》注：“诸公，大国有孤卿一人，与君论道，亦不典职，如公矣。”贾疏：“《成王周官》云‘立大师、大傅、大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是三公论道，无职。此大国立孤一人论道，与公同，亦无职，故云‘不典职如公’也。纵郑不见《周官》，于《周礼》三公亦无职，《考工记》云‘或坐而论道’，亦通及三公矣。”（1029下）此等说汉人未见《古文尚书》，言之犹如口头禅，未经亲身探讨。何以知之？则《地官·序官》“保氏”，贾疏引《郑志》:“赵商问：案《成王周官》‘立大师、大傅、大保，兹惟三公’，……《成王周官》是周公摄政三年事，……郑答曰：……”（698中）贾公彦自引《郑志》，又不曾谓《郑志》为伪作，则郑玄见《周官》，最有明证。而言“纵郑不见《周官》”，何也。是知贾公彦言汉人未见《古文尚书》，不过贩卖之说，不得视为贾氏研究之心得。又如夷狄名目，《职方氏》云“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明堂位》有“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尔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三者不同。而郑玄笺《小雅·蓼萧》序与《尔雅》同文，《夏官·职方氏》及《秋官·布宪》注引《尔雅》乃作“九夷、八蛮、六戎、五狄”，既与今本《尔雅》不同，又与《诗》笺不同。《职方氏》贾疏引《郑志》调和《职方氏》与《明堂位》之说，而不检《尔雅》，径以《职方氏》注所引《尔雅》为《尔雅》原文，遂谓《蓼萧》序笺不合《尔雅》者，或后人传写者误（862中）。《蓼萧》孔疏则广考郑注诸书，言《雒师谋》《我应》注与《蓼萧》笺同，《职方氏》《布宪》注引《尔雅》相同而与《蓼萧》笺等不同，遂谓《尔雅》本有两本。并云：“今李巡所注，‘谓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蛮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孙炎、郭璞诸本皆无也。李巡与郑同时，郑读《尔雅》盖与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420上）意谓郑玄与李巡同时，郑玄所据《尔雅》当如李巡本，作：“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八蛮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雒师谋》《我应》注及《蓼萧》笺取其上文，故作“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职方氏》《布宪》注九夷之外皆取下文，故作“九夷、八蛮、六戎、五狄”。当知二刘考证文献之博且精，贾公彦等不得望其项背也。

二刘自以博极文献自负，故《诗》《书》《春秋》三疏中，“遍检书传”之说最为常见。如《尧典》疏：“遍检今之书传，无尧即位之年。孔氏此传言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必当有所案据，未知出何书。”（123中）《皇皇者华》疏：“遍检书传，不见训‘怀’为‘和’。”（407下）僖三十年注“昌歜，昌蒲菹”疏：“遍检书传，昌蒲之草，无此别名，未知其所由也。”（1831上）案：遍检书传，自非皇侃、贾公彦等所可得而言，《论语义疏》《二礼疏》不见此说。《礼记正义》乃见一二。如《文王世子》“梦帝与我九龄”，疏：“皇氏云以‘九龄谓铃铎。谓天以九个铃铎而与武王’。遍验书本，‘龄’皆从齿。解为铃铎，于理有疑，亦得为一义。”（1404中）“遍验书本”以下评论皇说，当出孔颖达等手笔。而此“遍验书本”专谓检查此经各种抄本文字异同，非广搜文献之谓也。

二刘学术超绝，亦不免轻慢之失。《毛诗正义序》云“焯、炫等负恃才气，轻鄙先达，同其所异，异其所同”，则其有更改经文之事，不足为怪。昭十二年“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刘炫欲改“淮”为“潍”，见上文（p.94）。又如成公十年“居肓之上，膏之下”，刘炫以“释者为膏，连心之脂，不得称膏，以为膏当为鬲，改易传文”（1906下）。二刘所作，义疏也，非订写经本，且义疏之为书，不具经文。则所谓改易，无非言其改易之意而已，自不容有径改原文者。此与孔颖达等讥王劭“妄生同异，改乱经籍”，而王劭只为当无“稷曰明粢”之论说，亦无不同。《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传：“乔，上竦也。思，辞也。汉上游女，无求思者。”《正义》:“经‘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传解‘乔木’之下先言‘思辞’，然后始言‘汉上’。疑经‘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则？《诗》之大体，韵在辞上。疑‘休’‘求’字为韵，二字俱作思。但未见如此之本，不敢辄改也。”（282上）此《汉广》疏疑经文字误，而“不敢辄改”，稍见谨慎耳。此更有一疑案，可疑二刘改文，事迹恶劣者。

（引文33）

《大宗伯》“五命赐则”，注：“则，地未成国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赐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为成国。”贾疏：“但成国之赋有三：若以出军言之，《春秋》襄公传云‘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谓据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为次国二军故也。若以执圭为成国而言，可及伯，即下经‘七命赐国’者是也。若以千乘为成国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三百里，不得出千乘，故郑注《论语》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761中）

《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注“兵车千乘，成国之赋也”，孔疏：“案《左传》云：‘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案《论语》‘千乘之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国也。公则五百里，侯四百里，计地余有千乘，故谓之成国。”（1488下）

《坊记》注“成国之赋千乘”，孔疏：“襄十四年《左传》‘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谓满千乘则为成国，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赋……”（1618下）

《大雅·板》“大邦维屏”，笺“大邦，成国诸侯也”，孔疏：“以言大邦则不兼小国，故知为成国诸侯也。《大宗伯》云‘五命赐则’，注云‘则，未成国之名’，又云‘七命赐国’，则伯以上为成国也。襄十四年《左传》‘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明堂位》注‘成国之赋千乘’，则侯地四百里以上始为成国，其伯未成国也。”（550中）

《左传》襄公十四年“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杜注“成国，大国”，孔疏：“《周礼·大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五命赐则，七命赐国’，郑玄云：‘则，地未成国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赐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地者。方四百里以上为成国。’如郑之言，成国者唯公与侯耳。伯虽与侯同命，地方三百里，未得为成国也。成国乃得半天子之军，未成则不得也。《夏官》序云‘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当以公侯为大国，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也。诸侯五等，唯有三等之命，伯之命数可以同于侯，其军则计地大小，故伯国之军不得同于侯也。”（1957下—1958上）

成国之说，《大宗伯》疏最明晰，可分三种。《夏官序》言“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虽不明说于公侯伯子男五等为如何，但经学通说固以为周法公为大国、侯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若以公侯为大国、伯为次国、子男为小国则夏法也。是以《鲁颂·宫》孔疏亦谓周公受七百里之封，从上公之制，故有三军，其后僖公之等皆二军，从鲁侯国之制（617中），说与《夏官序》贾疏同。今《明堂位》、《坊记》、《板》、襄十四年四疏皆混同大国三军与千乘之赋，径以公侯二等为成国，是忽视或曲解《夏官序》文。大国三军与千乘之赋已见混同，则三种减其一，故《板》疏一则据《大宗伯》为伯以上，二则据三军及千乘为公侯，是二种也。至襄十四年疏，明引《夏官序》而为之曲解，又引《大宗伯》注而窜改其文，于是三种变一种，成国即公侯之制，大功告成，万事大吉。《大宗伯》注文绝不得如襄十四年疏所引，可参孙氏《正义》。窜入“三百里”并改“方三百里”为“方四百里”，又非字误声误之类，则彼所引必出引者有意窜改，不可以为无意之讹误。考之刘炫“聪惠辩博”，“经注易者必具饰以文辞”等特点，又案孔颖达等无须故为此说，致与《诗》疏不合，此疏亦不见唐人改编之痕迹，则颇疑此一窜改亦出刘炫，唯不可得证而定案耳。

二刘自恃才气，漫骂前儒，疏杜注而专为规杜之说，只其一端而已。襄七年疏：“何休《膏肓》执彼难此，追而想之，亦可以叹息也。”（1938中）批评何休，而言“可以叹息”，是犹孔颖达等批评王劭而言“深可哀哉”（见p.95）之比。至成十八年疏：“霸者把也，把持王政。其数无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过五，不许悼公为霸。以乡曲之学，足以忿人。”（1924中）此则语气讽刺，是属漫骂之类。上引《小弁》疏讥评刘孝标《类苑》（见pp.110—111），自非解释经传所需，直因刘孝标世称博学，二刘自负，不甘居人后，故必为贬低之言。意谓世人盛称刘孝标之博学，其实彼犹不如我也。隐五年疏：“汉代古学不行，章帝集诸学士作《白虎通义》，因《谷梁》之文为之生说，曰：‘……’案：苗非怀任之名，何云择去怀任？秋兽尽皆不瘦，何云搜索取肥？虽名《通义》，义不通也。”（1726下）据《通义》书名，嘲笑其“义”不“通”，亦所谓自恃才气，蔑视前儒也。皇侃博引前儒议论，为之评析，从无漫骂之言。贾公彦《二礼疏》不明引前儒之说，自无讥评之语。管见只有一处讥讽之说。《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郑司农云“五祀，五色之帝，于王者宫中，曰五祀”，郑玄云“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时迎气于四郊，亦食此神焉”，贾疏：“先郑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后郑不从者，案《司服》云‘祀昊天与五帝，皆用大裘’，当在圜丘与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于王者宫中’，失之远矣。且五帝天神，当在上经阳祀之中，退在阴祀之内，一何陋也。”（758中）读之仍不免奇异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