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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初，电视剧热，而且时兴改编现成的长篇小说。有个导演朋友想起路翎的名著《财主底儿女们》，得知他和我住邻居，托我代为联络改编版权事宜。

近年来少年写作被人追捧，好像二十岁出头的俊男靓女，能写长篇小说很了不起。其实再早的唐宋元明清不必说了，六十多年前，十七岁的路翎就已经写了《财主底儿女们》。后来书稿遭战火焚毁，又重写。1945年正式出版后，胡风曾作如此评价：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

英雄相惜，可能也正因此，后来路翎成了所谓“胡风集团”的铁杆儿。早年胡风集团与他人论战，常被对方指责只有苍白的理论，拿不出一本像样的创作。自从有了路翎，胡风集团再也不怵这一软肋。五十年代中期，路翎被划在“胡风反革命集团”名下，在单人牢房过了很多年。重见天日，头发全白。

白头发的路翎在甲十五号很特别，独来独往，与所有人从不打招呼。住在楼里的，远近都算同事，见了面，至少会点头示意。当然也有迎面假装不见的，那是因为文人相轻，抑或左中右观点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假装不见也是一种打招呼，各自相遇那一刹那，心电图上都会起些涟漪。路翎则不然，是真的不理人，紧埋着头，想来即使与人擦肩而过，内心也是死寂一片。别人倒也不在意，一是因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散乱的白发稀疏柔弱，衣衫陈旧且有些破烂，走路略有点跛，动作也不协调，偶尔抬头时，可见目光呆滞。大家从这呆滞，很容易联想起他受过的苦，明白他精神上所受刺激尚未彻底恢复。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那天晚上，我敲响路翎家的门。可能家里太久没来过外人，他老伴儿神色颇显惊讶地出现在门口。听明来意和邻居的身份，当即放松许多，将我迎进书房。

他们家太黑了。黑乎乎的墙，黑乎乎的地，灯光很暗，家具极少，且很破旧。暖水瓶还是那种竹制的外壳，在当时也要算文物了。所谓书房，不过比其他屋子多了一张书桌，基本看不到什么书。在这座楼里，见惯了别人家的精美装修、敞敞亮亮、满屋子的名人字画、满柜子的文艺图书，所以乍一见这情景，我有点被惊着了。

老太太半身不遂好多年，但在他们家，显然还是当家的身份，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我和路翎谈话的时候，老太太寸步不离，服侍老头儿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翻译——路翎说话非常难懂，不是口音的问题，而是发音方法奇特，乌里乌突一大堆声音在口腔、鼻腔、胸腔里乱转，到头来只是些字词往外蹦，联不成句，所以老是听不清他要讲什么。

跟老人说明来访目的，并大略介绍影视剧的现状，老人目光空洞地盯着我，看似基本没听懂，或者说根本就没在听。老太太在一旁不时重复我的某些关键话头，比如版权费之类，老人的表情仍是没有丝毫变化，我一时有点绝望。老太太大概看出我的内心活动，有些无奈地望着我，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厨房烧的水开了，老太太一瘸一拐地去灌水。正在此时，老人好像突然从沉睡中醒来，一抹亮光从眼中迅速升起，一把揪着我的手问：你，出版社工作？我说是啊。老人立即起身，从桌上捧来一堆稿纸搁我手里说：新写的，你看。老太太拎着暖水瓶进了门，见状赶紧说道：哦，是他新写的小说，你看看吧。

再看老人，目光炯炯，和刚才判若两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只能开始翻看。首先发现，稿纸是商店里买的，四百字一码的那种。这座老楼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翻出几摞全中国最权威的文艺报刊专门订制的大大小小的稿纸，路翎的稿纸，却是来自文化用品商店。

翻看那些稿纸令我分外痛苦。我读过《财主底儿女们》，真叫才华横溢，激情飞扬；可我眼前这堆稿纸上的句子，磕磕绊绊，比中学生作文好不到哪里去。最可怕的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大跃进”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惯有气息，全是概念，空洞乏味。我慢腾腾地一页页翻着，心思早不在上头，只想着如何抬起头来面对老人期待的目光。我能感觉到它射在我的额头，一分一秒也未间断。

最终硬着头皮抬起头，向老人微笑，我说：挺好的，我带回去仔细看。

我看到老人眼里流出极端的失望，完全颓了，本来紧紧抓在我额头上的两道光，一下子溃退得无影无踪。尽管我已经竭力掩饰，但是老人什么都看明白了。我有点不知所措，发愁如何结束这场拜访。就在这一刻，老人本来已经溃遁的目光，再次凝聚起力量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不是期待，也不是失望，而是一万分的委屈。他突然呼吸急促，神情激动，嘴里比先前更加含混不清地乌里乌突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问他想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还是没听清。这时老太太在一旁翻译道：他说，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

路翎逝于1994年。他去世后好久，楼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