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萨河畔

我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吹笛手”，

当我的笛音响起，小朋友们就会尾随成一列上学去了。

我怀念那间河畔的高脚屋。

在巴萨河（Bassac River）畔，二层木板建造的高脚屋，楼上有个小房间，地板缝隙很大会进光，往下望能看见小管家Imm在扫地、小孩跑来跑去，那间原是加盖给管家住的房间，我在那里住了近一年。选择那个房间，是因为河边的晨光夕阳都进得来，我喜欢光亮。只是，每天换衣服时，都得低头留心有没有人正好从地板下经过，偶尔一只鸡溜达觅食路过，也会让我吓一跳。

每天清晨，我揭开隔离疟蚊、登革热蚊的挂帐，借着晃动的烛光，拉开客厅地板上一块防盗木板，然后走下通往厨房的楼梯，打开栓上的双扇木门，迎着河面吹来的晨风，打个哆嗦，开始费力地从沉重的饮用水罐中倒出足够水量，走出屋后，站在木板搭建的小阳台上，对着河面刷牙。

这里是距金边南方五十七公里远的干丹省Koh Thom县，Koh Thom意为大岛，是由巴萨河围出的一块行政区。巴萨河是湄公河（Mekong River）和洞里萨湖（Tonle Sap）汇集后再分出的支流，是条深绿色的大河，从我屋后看有几十公尺宽。刷完牙，再从水缸中舀出一盆水洗脸，水面上漂着昆虫和树枝浮叶，都是从河里打水上来时一并挑起的杂物，为避免把这些浮游物泼到脸上的拨水过程，就会让我不得不清醒了。

通常Imm这时也起来了，然后我们各自开始准备早餐。我们的习惯不同，我最爱水煮鸭蛋和马铃薯，再加一粒总是酸得让我皱眉的柳橙。乡下买不到鸡蛋，因为都被搜购到金边市里去了。城里人不吃鸭蛋，真是可惜，沾上粗盐椒粒的鸭蛋黄，特别有滋味。Imm的早餐很奇怪，她常一早就吃邻居大院树上掉下来的土芭乐，我吃过一次，涩得无法入口，但Imm总是边吃边笑，我真不懂这个当年只有十八岁的女孩。

第一次见到Imm，是我初到这乡下工作站的第一天，车子进入乡间烂泥小径没多久，我就看到她站在这间高脚木屋楼上前台，领路的当地工作人员介绍说是从村里找来帮忙的小管家。白白秀气的Imm看来有华人血统，穿了条橘色与咖啡色的大花纱笼裙，不笑，噘着一张嘴，眼睛顽固地不知在看什么，我觉得她看起来挺有意思的，不像我接触过的其他柬埔寨女子，总是对外国人笑盈盈，那些笑容中掺杂了讨好。所以第一眼，我就对Imm有好感。只不过，她的倔强还真是贯彻始终。后来发现，我其实是找了个看家的而非管家，她不会煮饭，成天在泥土地上扫那永远不会无尘可扫的地，第一次透过身形矮小的男助理Kosal翻译，拜托她把丢弃在河边的各式垃圾清理干净，并停止把塑料袋丢到河里时，被她白了一眼，回嘴说村里人都这样做，不丢河里丢哪里？待我受不了自己下河去捡垃圾时，邻人围观，她才来帮我清理。

我工作的地点涵盖Koh Thom地区的所有小学，工作基本上是担任服务团与柬埔寨教育部、国际组织及学校之间针对计划相关事务的协调工作，有时也担任培训训练员（the trainer of trainers）的工作，主要的计划内容包括：提供当地六个资源学区共三十五所小学的校舍整建、规划教材及教具工作坊、培训师资及教育行政人员。战后学校教育重建的重要性，可从师资贫乏的严重性看出。根据联合国1991年的统计，波尔布特（Pol Pot）统治期间，焚书坑儒，学校教育终止，1979年红色高棉（Khmer Rouge）时代终结时，全柬埔寨各地仅剩不到三百名的合格教师。

Koh Thom地区的学龄儿童有二万六千多名，但为数不少的小孩家境困难无法就学，因此，我的工作计划还包括赞助该区四百名六至十五岁因家贫而无法读书的孩童上学。很多朋友都以为我是去柬埔寨当小学老师，真是美妙的误会。即使我后来陆续学会了柬埔寨话，但对那源于印度梵文、舞动优美的柬埔寨文字我是全然没辙，我才需要去柬埔寨上小学学习说听读写哩！不过因为我的计划也包括赞助失学的小朋友读书，所以我曾开玩笑地和朋友们形容，我就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吹笛手”，当我的笛音响起，小朋友们就会尾随成一列上学去了。

Koh Thom最穷的区域在巴萨河的东岸，我所居住的村子在河西岸，交通较方便，以柬埔寨的标准而言并不算穷，但还是有不少穷人。和当地教育局官员商讨如何选择赞助失学儿童时，我们判断贫穷与否的标准，不是问有多少收入，在农村，现金收入不多。一般而言，Koh Thom穷人家的月收入在六万柬币（约合十五美元）以下，平均皆为三四万柬币，即不到十美元。我们采用的判断贫穷的标准包括：茅屋屋顶、没有耕牛、少于半亩农地、没有拖拉机、月收入低于三千柬币（不到一美元）等。最后从东岸二十一个村落中找出了四百名特别困难的小朋友作为资助对象。

我的房东是柬埔寨教育部高官的亲戚，四周邻居也都是木屋，有些是平房，有些也是高脚屋，但都没有我这间高脚屋大。村落边区则有不少茅屋。村里人家都在屋外养鸡，有些也养猪，猪不是关在圈里，而是像小狗小猫一般，白天都在村里散步吃草，粉红色的小猪，热了就在水洼里打滚，看来日子挺逍遥。村里的公鸡很尽责，天亮之前肯定大鸣大放。不过，女人家起得比公鸡还早。

我的高脚屋非常靠近入村的烂泥路口，路旁左侧有间约两个榻榻米大的半高脚小屋盖在田边，离地面仅一米高，屋高则不到两米。说是小屋，其实只是一间鸽舍般大小的房间，一位自波尔布特时期便守寡的老婆婆独居在此，屋里挂满了拾荒而来的各式瓶罐器皿，村人有时会接济一些食物给她。每回走路经过这间小屋，都会闻到食物腐败的气味。周五回金边前，我会把未被老鼠啃尽的肥皂、食物清一清拿去给老婆婆。她没有门，只有一块破旧脏臭的大布帘遮着，每回掀开布帘，总见她蹲坐屋里喃喃念经。柬埔寨是个小乘佛教国家，念经礼佛先于乐善布施，再穷的乡间都有佛寺、宝塔，有钱人在庙里广建浮屠，却不见出钱造桥铺路兴学。老婆婆总说菩萨会保佑我的好心。我不知道，她成天念佛，菩萨有保佑她吗？

村里没有自来水，都是接引或挑汲巴萨河水来用，洗澡、洗衣、饮水、戏水全靠这条大河。我大约两星期请人抽引一次河水，装在几个大水缸中，洒入明矾沉淀水质，再把水舀入狭小卫浴空间里的储水池，由于水池并不隐闭，所有的昆虫树叶都落得进来。每天傍晚前，我就是舀着一瓢瓢掺了杂物的河水，往晒得滚烫的身躯灌下冲凉。听说曾有个台湾义工不敢使用这漂浮着昆虫尸身的河水洗澡，到达的当晚便将所有的饮用水拿去洗澡用光，气得工作人员只好隔日便将她送走。

村里接有电线，但并非人人负担得起电费，多数人仍是用蜡烛、油灯。有钱人家可自用马达发电，马达动起来时可真是震天嘎响，全村都听得见。除了爱喝酒打屁的男人们偶而迟睡外，村民多早睡，夜间七时后便陆续熄灯熄火。初来乍到的当晚，我还不熟悉这间高脚屋，在入夜后的全然黑暗中踩空了最后一节木梯，扭伤了脚踝，第二天清晨，一拐一拐地在村里行走，在早市里和村民比手划脚为我的早餐做起买卖来了。我的名声很快传遍村里。也难怪，一个跛脚的外国人在农村，想隐姓埋名可不容易。

在路上遇到的老人家喜欢停下来和我说话，但我没一句听得懂，可他们总说得特别起劲，男人家多不和我说话，可能忌讳我的女子身份，女人家见着我总是吃吃笑着。我喜欢小朋友，尤其是那些成天盯着我看的小孩。我对门邻居院内有几株巨大的芭乐树，我常和小朋友一起打芭乐，只是打下来的芭乐我可不爱吃。

那个才刚会跑的小鬼头，自从我住进了这间高脚屋，他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在院里玩耍、盯着我的屋子看，只要见着我在看他，他就笑。我总是远远地和他打招呼，几天后，我想我们该是朋友了吧！就走进他家，谁料他惊恐地哭号了起来，冲进屋里。他母亲半拖半哄地提着他出来，说了一些似乎对我颇为友善的话，但没有用，他继续哭。我耸耸肩，只好苦笑着离开。后来和友人提起这段挫折经历，他说你们亚洲人还好哩！他一个白人朋友在非洲工作时，还不用靠近，远远就可以把当地黑人小朋友吓得屁滚尿流。亚洲人外形上的相对不恐怖，我后来在马拉维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时，的确领教到了，和白人比起来，黑人小朋友好像比较不怕我。

我自己煮饭，洗衣服，上乡间小路的早市买菜。我就是在这乡间变成素食者的。因为没有电冰箱，我早晨上市场买的肉，大热天的，傍晚回来后就发臭了，那味道令人作呕，把肉丢掉，然后Imm又捡起来煮了吃。不是Imm太俭省，而是她觉得我太浪费，当地人就是吃这样的肉。一两个星期下来，我就不再买肉了，后来吃菜就变成了习惯。我成天吃马铃薯、红萝卜和空心菜，吃到有一阵子红色素太多而皮肤发黄。

因为人力非常便宜，外国人甚少自己打点三餐，总会雇用管家煮饭。没多久，我的邻居开始觊觎那月薪四十美元的管家一职。我那依仗外国组织威风的助理Kosal，一有闲就到村民家吃香喝辣，吃人嘴软，终于某天来替对门邻居说项了。他说，Imm没用，不能替我煮饭、洗衣，而且手脚不干净，如果是我的邻居来做管家，会把我伺候得很好。我听了，心里大怒，但装作没事。我说，不是Imm不勤快，而是我喜欢吃自己煮的饭。还有，我都不知道Imm手脚不干净，他们不住这屋子怎么会知道？而且，Imm是个小姑娘，还没出嫁哩！把她辞了，以后她在村里怎么做人。我反问，在柬埔寨乡下，一个人的名声是不是很重要啊？说得Kosal不得不在嘴上也替Imm说说话，尽管他难以掩饰未尽其功的不悦脸色。

这些传言不知如何传到Imm耳中。某天一早，我正对着大河刷牙吃饭，她气呼呼地说了一堆话，我完全搞不清状况，只好敲Kosal的房门把他叫起翻译，他显然前夜又是和村里的男人混在一起喝到很晚才回来，酒气浓重。通过翻译，我才知Imm是在抗议说自己没有手脚不干净，我不知Kosal翻译是否尽实，但在我说了我没相信别人的话后，Imm笑了。这个小姑娘，有个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当晚，我拿着柬文课本和字典，拼凑着字眼问她想不想继续读书。她在家里也没事做，如果有兴趣，我帮她出学费让她再去村里唯一的小学读书写字，我们也不用总是比手画脚、画图沟通，还是分不清指的是鹅还是鸭。她回说才不要去学校和小鬼头混在一起。Imm的反应，让我日后在Neak Leoung开办村里非正式教学时，意识到得把十四岁以上的大女孩和小女孩分开授课。她们觉得自己是女人了。

柬埔寨的女子，从小就穿裙、爱美，和很多所谓落后地区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一样，再穷的女孩和女人也会带着耳环或其他饰物。我常常在一贫如洗的乡村看到光着上身、下着长裙的小小女孩，挂着鼻涕，脏兮兮的耳上吊着漂亮坠子。柬埔寨汇合了吉蔑（高棉人之古称）、中国、南洋、暹罗、印度等区域的血统与文化影响，各方交集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个国家的崛起与衰落，佛教和印度教在此折冲，创造出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吴哥窟（Angkor Wat）。印度教的影响尤其表现在艺术、舞蹈方面，柬埔寨女子跳起舞来就像印度教画中的婀娜仙女。但在崇尚美白的亚洲世界里，一般而言，肤色较深的柬埔寨女子，在亚洲的性（别）交易上可不讨好。

金边北方边陲地带有一块极其破败、供当地男人消费的红灯区，一条荒废的铁轨隔离出柬埔寨区和越南区。同样处于社会底层，柬埔寨区的收费更低一些，1999年时的价钱，一次性交易不到台币十元，原因就是柬埔寨女子较越南女子黝黑。在亚洲新娘输出的市场上，柬埔寨新娘的收费也最低。在台湾大量引入越南和中国大陆新娘之前，柬埔寨新娘一度涌入台湾，只是很多被人口贩子骗入地下性产业。这种现象，导致柬埔寨强人首相洪森（Hun Sen）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公开禁止柬埔寨新娘嫁到台湾，并抨击台湾的人口贩卖行为。因为洪森的禁止，加上台湾婚姻中介业者也将重心转移到越南、中国大陆等地，柬埔寨新娘人数在台湾的确锐减。

只是我从没料到，Imm居然也被卷入嫁到台湾的风潮中。对于此事的无能为力，是我在柬埔寨经历的第一次伤痛。

在柬埔寨待了半年多后，年过九旬的奶奶跌倒住进加护病房，状况危急，我接到电话后当即赶回台湾。半个月后，我回到Koh Thom乡下，愕然发现高脚屋上锁，一开门，屋内的积尘告诉我许久未有人住了。终于找到Imm的家中，Imm的母亲说她嫁到台湾去了。晴天霹雳！问Imm嫁到台湾哪里？有没有电话？她母亲拿出一张皱巴巴的、撕了一半的纸张，说上面写了Imm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拿过一看，心凉了大半截。乡下人没打过电话，不知道那所谓的电话号码根本就是金边的区域号码。我后来试着找当地人帮我打过去问，对方全然否认有在办理婚姻中介，一问三不知。我又回到乡下找Imm的母亲，她交给我一张模糊不清的台湾男子身份证复印件，只能辨认出该男子的长相和居住市区。那名男子，吊着眼，看起来有些身心障碍，住在高雄楠梓区，除此之外，我全然找不到其他信息了。Imm的母亲说她们收了五百美元的聘金。不知她说的是否属实，但我至此已全然心死。

一想到像Imm那样个性的女孩嫁到台湾，就让我很难再继续待在那间高脚屋里。后来陆陆续续发生的一些事件，让我开始调整在Koh Thom的计划，我终于不再回到那间高脚屋。

Imm离开后某天，Kosal告诉我河里捞出一具尸体，原来是河对岸的村中，某寡妇人家住在法国的亲戚寄来一笔钱，听说不过一两百美元，但在贫穷的乡间可是一笔大财，寡妇情夫为此杀人，还把尸体装在麻袋中并绑上大石头沉入河底，没想到尸体在河底漂流了几天，居然还是浮上水面，就在我的厨房可看见之处被人发现。我不记得该寡妇的小女儿怎么了，只是从此，我对着河面刷牙吃饭的兴致蒙上了一层阴影。

1998—1999年的雨季特别冷，冷到只有二十几摄氏度，报上说低于二十五摄氏度时就有可能冻死人。在这一年四季如夏的热带国家，乡下人成天打赤膊，很少有外套、厚毯，住在破败的茅屋中，二十五度冻死人不无可能。我也没有保暖衣物。某晚河面刮上来的飕飕冷风，从地板缝隙中吹上我只铺着一张草席的床板，又想到那被扔到河里的寡妇尸体，我冷得背脊发凉，一夜无眠。第二天回到金边，连发了四天高烧，这是我这辈子发烧最高最久的一次。

又隔了一阵子我才回到乡下，没料到房东自作主张在高脚屋四周筑起水泥高墙与铁门，他的理由是这样对外国人比较安全。我气急败坏，简直不愿再跨进那屋里了。我不想在村中如此招摇，但是不少当地人总是把外国人捧得高高在上，主动讨好，而多数的外国人，尤其是法国人，的确要求或接受这种讨好。我住在这间围墙立起的高脚屋，相较于河对岸的贫穷状况，我的心里越来越不舒服。

就在我渐渐难以忍受发生在高脚屋周遭的事情时，服务团战后资源学区发展的三年计划正好告一段落。柬埔寨全国小学教育重建的做法，主要采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于拉丁美洲发展出的资源学区（Cluster）概念，由五六间小学组成一个资源学区，然后以中心点的小学为核心学校，主要的资源集中在此间学校，与其他卫星学校共享。这套制度原意是在邻近的学校与社区范围内，让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效益。但在腐败的国家里执行此一概念，无疑是在已够繁复的官僚体制中再加上一级。绝大多数的国际援助资源由中央开始分配，再到省、市、村落、核心学校、卫星学校、教师，最后才是学生。层层筛网的结果就是老师与学生能享受的资源已所剩无几。

我考量该村实际上虽已能自给自足，但腐败官员已收惯好处，越来越不成事，于是决定撤出这座村庄，在协助对该村有兴趣的其他外国组织抵达并开始调查后，我便开始寻找其他合宜且能施力的地点展开新计划。

就这样，我离开了Koh Thom的这间高脚屋，体验深刻。来到柬埔寨这个前法国殖民地，面对的不止牧歌式的异国情调，这里有深到历史骨里的悲苦落后。我不曾后悔离开那个村子，但我真的怀念那间高脚屋，那巴萨河畔的夕阳，还有那机关枪一般的蜥蜴叫声，曾伴我烛光下写家书的形单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