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历史、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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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妇女组织参与民间外交的历程

(一)改革开放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政治“两极格局”的影响,中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妇联经常与苏联、东欧、亚非拉国家的妇女和妇女组织开展友好互访,并参加了国际民主妇联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活动,如举办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参加第三至五届国际妇女代表大会等。罗琼主编《当代中国妇女》,第677~685页。“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妇联受到冲击,外交活动急剧减少。由于和苏联、东欧国家关系的变化,全国妇联和国际民主妇联断绝联系。此后,妇女组织民间外交活动几乎陷入停顿状态。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妇女重新回到国际舞台。这时全国妇联还未恢复工作,出于外交工作的需要,妇女外事工作被纳入中联部妇女组,由原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干部担任负责人。耿化敏:《简论“文革”时期的妇女外交》,《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此后,妇女民间外交有了一定的突破。1974年,中国首次当选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成员国,由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吴担任中国代表。由此可以看出,全国妇联在民间外交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改革开放之后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战略。这一总体战略使中国的外交实践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对经济利益重视程度的提高和意识形态限制的减少。同年,全国妇联恢复了工作。根据国家总体外交政策的调整,全国妇联确立了“为中国整体外交服务、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中国妇女儿童事业服务”的民间外交方针。张迪:《改革开放30年中国妇女民间外交回顾》,《当代世界》2009年第2期。全国妇联一方面与日本、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妇女组织增加友好往来,另一方面,开始寻求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开展项目合作的机会。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等国际机构开始了最初的项目合作。此外,全国妇联还参加了联合国机构举办的一系列以农村妇女、家庭变革、社会福利和改善妇女地位等为主题的专家研讨会和研训班。从1976年至1985年,以全国妇联主席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三次世界妇女大会,1975年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年世界妇女会议,倡议1976~1985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1980年,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妇女十年”中期世界会议。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联合国妇女十年”终期世界会议。这三次会议也被称为第一、二、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参与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内罗毕战略》等一系列涉及妇女发展的国际文件的制定。这些国际交往活动对妇女组织研究中国妇女问题和了解世界妇女运动状况起到了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妇女组织的民间外交经历了曲折和破冰阶段。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一些西方妇女组织与中国断绝了联系。为了消除误解和疑虑,全国妇联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写信、寄材料等方式,做了大量解释和争取工作。1990年,全国妇联与美国环球交流公司在北京共同举办了首届中美妇女问题研讨会,邀请了250余名美国妇女问题专家和政府官员参会,打破了官方外交的坚冰。此后,又先后召开中苏、中欧、中日妇女问题研讨会,恢复了和这些国家妇女的对话。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新的妇女问题和妇女群体利益的分化,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以行业、职业乃至兴趣划分的互益性妇女联谊组织纷纷成立,如女工程师联谊会、女企业家联谊会、女摄影师联谊会等;同时,一些对妇女问题感兴趣的女知识分子也聚集起来,成立公益性的妇女组织,如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1994年更名为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这些民间妇女组织开始通过研讨会的形式与国际同行进行最初的接触。1991年,在联合国的资助下,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举办了“中外女领导人、女企业家研讨会”,吸引了中外100多位女领导人、女企业家参加。叶林、李根鲜:《中外女领导人女企业家会聚三门峡 研讨交流妇女参与社会发展的经验》,1991年9月16日《中国妇女报》。1994年,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受日本财团2001年委员会邀请参加“'94亚洲女企业家时代研讨会”。这些专业性的研讨活动促进了民间妇女组织的成长壮大,为她们走向世界搭建了桥梁。

1995年以来,随着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调整,妇女组织的民间外交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大大推进了中国民间妇女组织的发展,也拓展了妇女组织对外交流的渠道。一批行业性妇女组织,如中国女法官学会、中国女检察官协会、首都女教授联谊会、北京女建筑师协会、中国化工女科技工作者联谊会等先后建立;在高校和社科院系统新成立了30余个妇女研究机构,如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等。刘伯红:《中国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浙江学刊》2000年第4期。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除妇联系统的16个全国性团体会员之外,已有数以万计的公益性、互助性妇女组织。肖扬:《对妇联组织变革动因及其途径的探索》,《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4期。

对于国内的妇女组织来说,世妇会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一方面,全国妇联等妇女组织在筹备世妇会的过程中参加了一系列有关妇女与人权的国际会议,提高了认识,在人权领域逐步建立起与国际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许多国内妇女组织与国际机构特别是一些资助型机构建立了联系。这对这些妇女组织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机构纷纷寻求与中国妇女组织建立密切的、机制性的联系与合作。妇女组织民间外交的重点由友好互访逐渐转向务实交流与合作。妇女组织的国际合作项目数量和资金增多,合作领域扩大,合作伙伴增加。项目内容从过去的“为了生存”转变为“促进发展”,从过去的接受物质援助转变为赋权妇女和政策推动。同时,参与国际项目合作的妇女组织越来越多,如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等,都纷纷开始与国际组织进行项目合作。据统计,到2008年,中国妇女已与世界17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700个妇女儿童组织、机构以及联合国系统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友好联系。邹晓巧:《改革开放30年,妇女民间外交书写新篇章》,2008年12月22日《中国妇女报》。